又届深秋，黄叶在飘落。我坐在门前有阳光的地方。邻居老李下班回来，望了望我。想说什么，又走过去。但终于转回来，告诉我：一位老朋友，死在马路上了。很久才有人认出来，送到医院，已经没法抢救了。我听了很难过。这位朋友，是老熟人，老同事。一九四六年，我在河间认识他。他原是一个乡村教师，爱好文学，在《大公报》文艺版发表过小说。抗战后，先在冀中七分区办油印小报，负责通讯工作。敌人“五一”大扫荡以后，转入地下。白天钻进地道里，点着小油灯，给通讯员写信，夜晚，背上稿件转移。他长得高大、白净，作风温文，谈吐谨慎。在河间，我们常到野外散步。进城后，在一家报社共事多年。他喜欢散步。当乡村教师时，黄昏放学以后，他好到田野里散步。抗日期间，夜晚行军，也算是散步吧。现在年老退休，他好到马路上散步，终于跌了一跤，死在马路上。马路上车水马龙，行人熙熙攘攘，但没有人认识他。不知他来自何方，家在何处。
躺了很久，才有一个认识他的人。那条马路上树木很多，黄叶也在飘落，落在他的身边，落在他的脸上。他走的路，可以说是很多很长了，他终于死在走路上。这里的路好走呢，还是夜晚行军时的路好走呢？当然是前者。这里既平坦又光明，但他终于跌了一跤。如果他是一个舞场名花，或是时装模特，早就被人认出来了。可惜他只是一个离休老人，普普通通，已经很少有人认识他了。我很难过。除去悼念他的死，我对他还有一点遗憾。他当过报社的总编，当过市委的宣传部长，但到老来，他愿意出一本小书——文艺作品。老年人，总是愿意留下一本书。一天黄昏，他带着稿子到我家里，从纸袋里取出一封原已写好的，给我的信。然后慢慢地说：“我看，还是亲自来一趟。”这是表示郑重。他要我给他的书，写一篇序言。我拒绝了。这很出乎他的意料，他的脸沉了下来。我向他解释说：我正在为写序的事苦恼，也可以说是正在生气。前不久，给一位诗人，也是老朋友，写了一篇序。结果，我那篇序，从已经铸版的刊物上，硬挖下来。而这家刊物，远在福州，是我连夜打电报，请人家这样办的。因为那位诗人，无论如何不要这篇序。其实，我只是说了说，他写的诗过于雕琢。因此，我已经写了文章声明，不再给人写序了。对面的老朋友，好像并不理解我的话，拿起书稿，告辞走了。并从此没有来过。而我那篇声明文章，在上海一家报社，放了很长时间，又把小样，转给了南方一家报社，也放了很久。终于要了回来，在自家报纸发表了。这已经在老朋友告辞之后，所以还是不能挽回这一点点遗憾。不久，出版那本书的地方，就传出我不近人情，连老朋友的情面都不顾的话。给人写序，不好。不给人写序，也不好。我心里很别扭。我总觉是对不起老朋友的。对于他的死，我倍觉难过。北风很紧，树上的黄叶，已经所剩无几了。太阳转了过去，外面很冷，我掩门回到屋里。（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