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印象主义

胡适真是个老小孩。晚年时有人去看他,谈话间引用古人名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回应道:“为天地立心”是什么意思?你能给说清楚吗?你祖父还是个天文学家,以后这种说不清楚意思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想象他说这话时候的神情,一脸的孩子气,有点不耐烦。一辈子死不悔改的实证主义者,最看不惯的就是含糊其辞。

回想我自己的经历,也常常这样不解风情。比如,读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荡气回肠的千古名句时,我就忍不住困惑:这里的一、二、三后面的量词以及量词后面的名词是什么呢?以及,为什么是三生万物,而不是四生万物、五生万物、十生万物呢?又比如,儒学大师朱熹讨论先有理还是先有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需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搭挂处。”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又会不识趣地想:朱博导啊,能否定义一下什么是“理”什么是“气”?

实证精神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缺乏根基的传统之一。据说中国人崇尚的是“意境美”,不屑于西方人把鼻子画成鼻子、眼睛画成眼睛的透视观;又据说中国人精于“整体主义”观,看不上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认识论,于是在意境美和整体主义的感召下,在中国大多学问都被搞成了文学。伦理学、政治学、哲学就不说了,连医学也是如此,“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修辞真工整,意境真优美,可以直接入选《古代优秀诗歌选集》。

这种语义含糊、逻辑不详、论据朦胧的“印象主义”在今天中国的知识界仍然大行其道。比如,这样的观点往往随处可见:“中国人只注重现世稳定,西方人才注重抽象权利”;“中国的小农文化根深蒂固,所以搞不了民主”;又比如,有一回我在美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听见一位中国学者掷地有声地说:没错,“文革”的确带来很大的混乱,但是,我们中国人不怕乱!我们中国人就是热爱乱!台下的国际友人被感染得啪啪鼓掌。

而实证是什么呢?实证无非就是“推敲”二字,就是多问个“此话怎讲”以及“何以见得”。用科学的语言来讲,就是一讲逻辑,二讲论据。在讲求意境美的文化里追究逻辑和论据是讨人嫌的,主要是破坏气氛。人家在那翩翩起舞如痴如醉呢,你咳嗽一声说:这个这个,您的裤子拉链没有拉紧。

但是印象主义论断真的不需要推敲吗?学者Inglehart多年致力于各国观念调查,结果早在2001年就有数据显示,对于“民主太优柔寡断,太多口水仗”这个判断,中国1000个随机受访者里有65%不同意,美国才61%;对于“有民主经济就会变糟”这个判断,中国人里74%不同意,与美国78%的数据相差无几。可见奥黛丽·赫本在美国算个美人,在中国也算个美人。当然中国人很可能对民主的含义有误解,很多人以为多出几个包青天就是民主,但是从未见过鸭子跑听过鸭子叫,对鸭子到底长啥样有所误解也未必令人费解。何况又有研究显示,越来越多中国人从“程序和权利”的角度而不是“吃饱穿暖”的角度来理解民主的意义——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经济条件好的人越理解民主之普世含义,随着中国人教育、经济水平越来高,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文化不是司母戊大方鼎,两千年前长什么样,两千年后挖出来还是那样。

再说“小农意识”。又有不识趣的学者通过对江苏12县的调查发现,这12个县的抽样农民里,82%认为村支书应由选举产生,近60%认为最高领导人也应选举产生。多数被访者甚至坚持,即使选举带来混乱也不应放弃。至于市场经济,就调查当年来说(2000年),大多数农民支持市场经济,支持率比北京市民还高,可见这些小农真小农,急需长衫飘飘的知识分子们从天而降去启蒙。

当然印象主义者很可能要说:这些研究可靠吗?不可能。好吧,走街串巷得来的数据还不如一拍脑袋的感想靠谱,看来以后要比谁的学问更权威太简单了,就比谁的眉头更紧锁,或者比谁的风衣更飘逸。另外总有人说,论据论据,社会现象靠数据事例说得清吗?你这是科学主义。我想,现在要打倒一种思想真容易,在它后面加上“主义”二字即可。“主义”前再加上“帝国”,打击就更有力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逻辑和论据当然不可能说清所有的社会现象,而且同一组数据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同一个问题也可能找到不同的数据,但是有逻辑和论据总比没有更好一些。中国近当代知识分子里我最爱的还是胡适和顾准,因为在一个几千年陶醉于“意境美”的文化里,他俩一个讲实证精神,一个讲经验主义。不狐假虎威,不故弄玄虚,倾心于“此话怎讲”和“何以见得”这样朴素的思维方式。当然他们因此也分外孤独,在其所处年代里,简直可以说是孤鸿哀鸣。今天的知识界是否好些了呢?我放眼望去,一堆人在玩前现代,另一堆人在玩后现代,独独中间那一望无际的空地上,仍然人迹罕至。

《观念的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