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赞美一个人纯真时，我总想起一个比喻，“他就像一滴水一样”。
在我眼里，高华老师“就像一滴水一样”。有很多人认为高华是出于社会责任感而研究党史，对此我当然毫不怀疑。但是我私下认为，对于高华老师，与社会责任感同样重要的，是他对历史真相孩童般的好奇心。在其著作的后记中提到，他9岁时就对《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10岁时就开始关注中苏论战，12岁就无师自通学会了“领导排名学”……想想大多数人以及自己10来岁时的兴趣所在，我不禁感慨：高华是个天生的历史学家。是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帮助他克服恐惧、清贫、孤单，写出了那么多拨云见日的史论。也是因为这种好奇心，57岁的他身上依然有9岁儿童的纯真。
我只见过高老师一次。2010年12月，我从一个好友那得知他重病，于是邀约了几个好友同去南京看他。
那次见到高华老师，他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谦和、笑容灿烂、谈起党史时神采飞扬。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在疾病面前的尊严感。我们去看他时，他已经被诊断肝癌三年，穿着病号服躺在病床上，身体极其虚弱，甚至在我们与他交谈的过程中，需要时不时用手微微顶住腹部，似乎是在扛住突袭的疼痛。但是他脸上完全没有一个重症病人的期期艾艾感，好像我们不是在一个病房里，而是在一个咖啡馆里，一群年轻人围着一个长辈谈笑风生。由于他的病情，我们没有久留，但短短半个小时的交谈，话题却很快跳到苏斯洛夫、王鼎钧的回忆录、“文革”史……讲到这些高老师如数家珍，又似一个博物馆长在领着一群孩子参观他心爱的博物馆。
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看望一个陌生人，这在我的人生中迄今是唯一一次。之前我和高华老师没有任何私交，我甚至从未去过南京，鲁莽地跑去看望他，纯粹是出于一个读者对一个作者的敬仰之心。更确切地说，是义务。
2003年左右，我逐步确立了博士论文的主题：“毛时代的群众路线”。之前我对毛时代的各种史料虽然略有所知，但有限的知识七零八落、散乱无章，没有一根可以把它们串联起来的线索。虽然也在师友的引导下读了一些中外学术作品，但始终有云山雾罩感。正是此时，我读到了高华老师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这对于当时的我，有如在一个神秘洞穴里摸黑前行时，突然手里被塞进一把手电筒，一下子看到了洞穴里的来路和去路，岩壁与潜流。说看望高华老师对我是义务，是因为一个黑暗中迷路的人，应当感谢那个往她手里塞进一把手电筒的人。
很多人认为高华关于延安整风的研究已经成为历史经典，我认为这个说法毫不夸张。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高华能够接触到的史料极其有限，所以若干年后，随着更多档案解密，也许其论述中的某些史料细节会过时，但我相信其价值却不会因之动摇，因此这些论述的价值不在于史料方面什么惊天动地的“发现”，而在于它敏锐的问题意识——通过剖析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高华揭示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秘密”：中国式思想改造的缘起与模式。
哪怕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极其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在政治动员的规模、程度与可持续上，其他国家都与中国无法相比，而这种空前绝后的政治动员又与共产党“思想改造”的能力密切相关。正是人们的“灵魂”被改造了，才使得革命的血雨腥风得以狂飙突进。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最独特的地方，在其思想改造之成功——如此成功，以至于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不需要秘密警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视以及人的自我监督已经足以支撑这个制度的运转。
在高华的文字里，我们读到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配方”：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与观念灌输＋在群体中孤立个体＋强力威胁；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这一套“配方”与“程序”，在以后历次整风运动中屡试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文革”的悲剧。
很多人认为高华的分析解构了毛主席个人崇拜的神话。不错，高华的确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分析呈现了“红太阳”的统治术。在高华笔下，毛主席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君主，同时有着狐狸的机敏与狮子的威猛，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军事策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避实击虚……但是，高华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甚至不仅仅关于一场运动，在最深的层面上，他的分析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描。在其论述中，领袖的每一次胜利，都由“围观者们”的冷漠、嫉妒甚至贪婪推波助澜。那个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当他打AB团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B团；当他打王明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明；当他打王实味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实味……”从这个意义上，高华的兴趣不仅仅是剖析“王道”，而是直面人性之幽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对于20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各种隔靴搔痒的看法：有的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华之前，极少有人去碰触“延安”这个主题。美国学者Mark Selden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对“延安模式”也做了浪漫主义的诠释。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只代表着理想主义、官民平等和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因此，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说很多人的研究是将一个神话的枝节剪去，他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不少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进一步倒推，如果没有“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成功。再推，如果没有“土改”“镇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在这个倒推的过程中，高华则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若干年后的“万岁万万岁”。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沦丧”，但对延安时期的“理想主义”赞赏有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华的研究显示，整风中的人人过关“向党交心”，与“文革”中万众一心挥舞红宝书的场景，其实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与最后一张的关系而已。
然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只是高华老师的一面。勇气与严谨的结合，才是高华写出经典的原因。因为追溯个人崇拜的根源，自然冒犯了诸多神话信徒，一些恼羞成怒的信徒至今仍在攻击高华老师，但事实上真正仔细阅读高华的书与文章，就会发现高华绝不是一个偏激的“愤青”。他持重温和，细密精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评价历史人物总是引导读者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这是为什么分析一个问题，高华老师需要精耕细作十多年。在档案不解密、资料来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高华老师的写作无异于一个巨型的“填字游戏”——他需要不断从已知的信息中推导未知的信息，而这种推导最终依赖于他对浩渺史料的掌握、比照、揣摩和衔接。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和另一个人回忆录中不经意的某句话，叠加来看，也许就否证了第三个人回忆录中的不经意的另一句话。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出现暗示了某个信息，而另一份电报上某个名字的缺席则指向另一个信息……正是对史料精细的把握和分析，将高华锻炼成了一个党史知识方面的“福尔摩斯”。有朋友告诉我，一位有机会接触绝密档案的学者曾感叹，高华没有读过档案情况下所推理出来的历史图景，竟与他看到的档案所揭示的图景惊人一致。这个故事的可信度我不清楚，但数十年苦心研读已使高华老师成为党史方面的百科全书式人物，却是有目共睹。
《一九八四》中，历史是不断被改写的——不断变化的现实需要不同的历史，于是历史就像橡皮泥一样不断被揉捏、被塑造成“政治正确”的形状服务于现实政治。从整风开始，思想改造的成功恰恰依赖于对党史的“重塑”——纷繁复杂的党史被归结为“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史，而“正确路线”的卓越代表永远是“红太阳”本人。今天，权力的巩固仍然借助于对历史的改写与屏蔽。历史一层层被擦掉，或者被涂抹，失忆的人群也因此成为价值的木偶。
高华这样“不识时务”的历史学家则是在带领人们出走，突破对记忆的封锁。据说高华的很多文字，是在深夜的厨房里，就着昏暗灯光写出来的。我想象那个画面，觉得异常动人，仿佛看见一个地质学家在翻山越岭，搜寻过去留下的遗迹，试图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湖泊，那里曾经有一个冰川。《一九八四》里，男主角温斯顿发现一个和自己一样怀疑伪造历史的“同类”时无比惊喜，他举杯对那个人说：“为了过去”。不知道高华老师是否读过这本书，如果读过，读到这里他也许会心有戚戚。是的，不是为了“美好的未来”，不是为了“欣欣向荣的今天”，他的努力仅仅是“为了过去”，为了一就是一、而不是零或者二、不多不少正好是一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