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

万荷堂堂主

“你来了?好,好,我派司机来接你。”黄永玉先生的语气是高兴的。

上一次到北京,已是六七年前的事。现在机场是新的,很有气派。街道两旁的大厦和商店林立,比以前多。黄先生住的“万荷堂”离市区要一个小时的车程,车子约好在下午两点,我刚吃过午餐,上车就睡。

一醒来已经到达,简直不敢相信在茫茫的农地上有座那么大的古堡式的建筑,经过的人还以为是什么电视片集搭的外景呢。

车子进入一城门。只听到一阵犬吠,接着就是几条大狗想往我身上扑来,但给黄先生喝了下去。

“地方到底有多大?”是我第一个问题。

黄先生笑着:“不多,一百亩。”

我想中国画家之中,除了张大千在巴西的田园之外,就是黄永玉先生拥有最大的一块地了。

“先带你四处走走。”黄先生说。

入眼的是一片长方形的池塘。现在晚春,荷叶枯干。种上一万株荷花绝对不是问题,十万也种得下。若在夏天盛开,当然是奇景。

围绕着荷池的是很多间建筑,都是二层楼的客房,里面摆设着黄先生自己设计的家私和他一生在外国收集的艺术品。

“我说过,你要是来住,就给你一间。”他笑着说:“到了荷花开的时候,请歌舞团在台上表演,你可以从阁楼观赏。”

没经历过,只有靠想象。黄先生一定会约好他的老友,一家人住一间,效古人之风雅。

“我最想看你的画室。”我说。

“这边,这边。”黄先生指着,门上的横额写着“老子居”。好一间“我的画室。”奇大无比,铁板入墙,让磁石吸着宣纸边缘,画巨大的作品。桌子上的画笔和颜色零乱摆着,要些什么,只有黄先生一个才找得到。

“今天早上画了两幅,还没题字。”黄先生说完拿起毛笔。

整张画上一下子题满了跋,题跋是中国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但从来未见过一位画家像黄先生那么爱题跋的。他的跋就像诗人的短章,或是一篇很精简的散文,也是他的语录。时常很有哲学味道,多数诙谐幽默,坦荡胸襟。意味深长的有:“世上写历史的永远是两个人:秦始皇写一部,孟姜女写一部。”或者轻松地说:“郑板桥提倡难得糊涂。其实,真糊涂是天生的,学也学不会。假装的糊涂却是很费神,还不如别学为好。”

犀利的是,跋在画的空白处一下笔挥之,随想随写,不打稿,也不修改,写到最后刚刚好填满。不松懈,也不过密。最重要的是没有破坏整张画的构图,只增加神采,是“胸有成竹”这四个字的活生生例子。

惹祸的猫头鹰就不必题跋了。他说过:“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在一九五三年他和齐白石合拍过一张照片,老人身旁那位大眼睛的少年一看就知道是位聪明绝顶的人物。黄先生是位生存者,在任何逆境之下都能优哉游哉地生存下去。“文革”难不了他。主人轻描淡写地说:“我的八字好。”

何止天生?后来的努力也可以从他画的白描树藤见到。那种复杂错综的线条一根搭一根,比神经线还要精密,又看不出任何的败笔,要下多少功夫才能完成!

我们在客厅坐下,湘西来的姑娘捧上茶来。我问她:“这么大的地方,要用多少人?”

“就是我们四五个人。”她回答:“还有十几条狗。有人进来先要过狗这一关,然后……”

黄先生从门后拿出一根木棒,要我试试它的重量,木棍双头镶着铜,棒心填满铁沙,重得不得了。他示范着:“这种棍不是用来打人,是对着人家的心脏捅。”

接着他问:“你知道打架的艺术吗?”

什么,打架也有艺术?黄先生接着告诉我一个故事:“‘文革’时期周恩来先生带着我们一群艺术工作者到处避难,有一个出卖过我们的坏蛋专门与我们作对,我们去到哪里他跟到哪里,用小册子记录行踪,看有什么行差踏错,准备把报告写给江青。‘四人帮’消除后我找上他住的旅馆,见人就打。打架的艺术,是在把自己豁了出去,不怕被人打,只是打人。”

个子小小的黄先生,打起人来,也够呛的。

其他客人陆续来到,有黄苗子和郁风夫妇,都是老友了,他们大部分时间住澳洲儿子家里,在那边也看我的鬼故事,说像在床上写得那么轻松,我很想解释是挨夜逐个字写的,但也只笑着不开口。

接着来的还有作家李辉先生夫妇,六个人一块吃黄先生烧的湘西菜,喝他设计酒壶的“鬼酒”牌白酒,乐融融。想起了有一回带了苏美璐去黄先生香港的画室,可惜这一回少了她。

“荷花开的时候你再来。”临走时黄先生叮咛。

我打定主意,不但去北京,还要跟他去他的家乡湘西凤凰县走一趟。

《江湖老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