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严亭亭 Ⅱ

亭亭:你好!

早就说把春节写的这封信写完寄给你,可拖来拖去一直到今天。

那天电话里,X兄简单谈到了对信仰(或神性)的理解。他似乎仍很看重神迹(绩),强调:唯对那功法祈信专一方可获其效力。电话仓促,不及多说。其实我也并不否认神秘事物的确有,只是不以为那是信仰的要点。我想,他所以如此看重神迹,最可能的原因是,他对“神”的理解或认信多在治病的角度——始于治病的期待,终于治病的落实;这便容易使信仰囿于实际。其实,仅从治病角度看——无论是医身(生理)还是医心(心理),他的那些理解其实我也都同意。比如他说:打坐、练功,是心与身的对话;心对身的引领作用很久以来就被现代医学所忽视,而其根治病患的效力,远非西医的局部施治可比。——这类见解我真的都很赞成。不久前读到一篇报道,说是科学家们已经根据量子力学原理,证明了意念移物是可能的。是呀,意念也具能量,何以不可做功于实际?但问题在于:科学不能等同于信仰,功法就能吗?尤其,种种功法明显是指向“身”的,唯着眼于生理的强健与心理的安康。这当然没什么不好。不仅没什么不好,而且我们每个人在劝慰自己的情绪,调整自己的心理时,有意无意都接近运用着这类方法。但要说这便是信仰,便是神在的证明,我就怀疑。神的关怀仅在于身吗?神的作为,仅在于生理强健与心理安康吗?现代医学更是治愈了多少身疾呀,科学更是创造了多少奇迹,难道能以此证明神在?信仰或神性,不是更要指向人的精神和灵魂吗?

但“精神和灵魂”会不会是两个空洞的词?会不会是“心”的同意反复?“精神和灵魂”如果不是“心”(或者还有智,汉语中“心智”二字经常连用),那又是什么?“精神和灵魂”的关怀,若不落实在“心”的安康或明智,又将脚踏何处?我无能考据这几个词的源头差异,我只能据其流用来界定它们的不同:“身”的需要是强健,正如“心”的归宿在安康与明智,而“精神”——却因其不拘一身一心的关怀与落实,和立于有限而向无限的探问,所以注定是无法怡然自在的。唯不期逃避地面对人之“命定的残缺”(刘小枫称为“人的在体性欠然”),“精神”方才诞生。当人面对从理论上说都无从解除的生命困境或谜团时,神才出面,神的存在才可证明。看家护院的是警卫,救死扶伤的(不管所用何法)是医生,减灾灭祸的有保险公司,明确可行的事理属于科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能力当算做准科学或潜科学,唯在人智、人力无望解除的困苦(残缺、欠然、原罪)面前才有信仰的生成。这信仰于是不能在强舰安康和明智面前止步。危困中的精神所以才要倚仗爱愿。牵牵连连或生生不息的灵魂所以一向都在祈祷爱。

但是“爱”,是否又一个空洞的词呢?设若人人都能——如各类偶像所许诺的那样——身体强舰心理安康,怡然自乐,岂不就是爱愿的实现吗?但这差不多是废话,这话等于说:如若灭尽人间苦难,岂不就实现了爱愿?但是但是!清醒的人(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这不可能。正因这“不可能”所以才有信仰的诞生。这“不可能”甚至不是由于社会的不够公正,或法律的不够健全,而是因为人智、人力、人性的生就“残缺”或“欠然”。但凡存在(不论天堂、地狱、人间),则必是两极对立——有限与无限。人以其有限处于无限之中,即是说:人无论走去何处、思向何方,都必陷入迷茫。而这才是神迹(绩)的根本,是神的创造而非人的臆想,是神为人设下的一条无从逃避的恒途——人唯对此说“是”,对人之一厢情愿的臆想说“不”,才可能理解“爱上帝”、“爱人生”,以及人间的互爱。这本无意义的恒途,唯爱可以拯救,可使其精彩、升华,以别于它类物种终生莫名的存活。

但是,爱,为什么就一定是好的(善)?怎样证明这一点?在人诸多的愿望中,凭什么单单认为爱是上帝的要求?换句话:人是怎样听见上帝的爱的命令的?或者:人为什么越来越难于听见那命令了?就因为人离开生命的起点——或最初的眺望、写作的零度——越来越远了。(就好像戏剧,道具愈益丰富多彩,灯光愈益五光十色,角色却更易迷失其中,更易淡忘戏剧原本的意义——目前国内的戏剧、影视就正是这样,导演们纷纷宣称:只要好看!)而只要你回到生命的起点——回到有限面对无限的清醒位置,回到枯寂渴望着精彩、孤独渴望着团聚的时候,你就会重新发现:那渴望压根儿就是爱愿。或者说:唯有爱,可能救你于寂寞与孤独,可以筑起精彩恒途与团聚的归路;相反,恨唯加重那原初的危困。所以神命虽非人说,却又可由人传。数千年的文化缠缠绕绕,立言者越多歧途越多,任何主义都可能是一眼陷阱。我非常钦佩刘小枫所做的工作,我想他是要把那些缠缠绕绕的嘈杂理清,理回到人可以听清上帝声音的地方;唯不知能否做到。

但是,好吧,就算爱的命令可以听清,终于又能怎样呢?——中国人喜欢这样问,隐含的意思是:终于是死呢,还是真能上天堂?若到底还是一个死,就不如先享些此世福乐;若真有天堂可上,倒还值得投些“良善”之资,以期来世去享那利滚了利的福。这类贿赂性的心理姑且不说,单说中国人似乎更关心人的“中断性”或“结束性”处位;就像通常的神话故事,非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尾不可,否则就冒犯了实用传统。但信仰的故事既是在无限中诞生,便注定没有结尾,而是永远的过程,或道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其实才更美妙,是神之无与伦比的创意,是人最要感恩的神迹(绩)。

对苦难说“是”的,才可能铸成爱愿;对福乐说“是”的,就怕要潜移默化地造就贪图。对苦难说“是”的,不会以实际的效用来作信仰的引诱,而期待福乐的信仰常被现实效用所迷惑。两种信仰之不同的期求,大约就是“精神”与“心”之不同的源头。这点上我觉得X兄没想明白。我常纳闷儿:他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为什么不在这根节上看看究竟?我所以后来常想这类问题,实在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我不相信一个深陷歧途的人或族,其信仰的源头没有问题;我相信一切结果都必与其初始条件紧密相关。X兄的血从不平静,对善有着充盈的爱,对恶有着切齿的恨,且其诚实、善思亦少有人能比。所以我有时想,信仰不能仅仅出于善好的初衷,不厌其烦的思辨与言说我看更是重要——信仰的逻辑,非听听那些大师的说道而不能清楚。我相信,理性的尽头才有好的信仰,理性和信仰绝非火与水的关系,而是互补关系,相得益彰的关系。

当然,有可能都是我想错了,或误解了,或听得不全因而理解得片面了。

写多了。因为这些事常常还是我的谜团,与其说是给你写信,不如说是昨晚的电话之后,我觉得又需要把自己理理清楚了。但是真的清楚了吗?常常怀疑。所以写给你,看看有哪儿错了。信仰之事,看似简单,却常混乱,倒应了那句偈:“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我常想这会不会是魔鬼为人设下的最根本的迷局,以便在与上帝的赌博中取胜?如今再想《浮士德》才觉歌德之伟大,才想到他可能是说:这浮世之德,太可能去投在糜菲斯特麾下。

此信所言,勿与X兄说。他正一心练功,不可打扰,把病治好是当务之急,信仰之事暂可不论。那天他还说:信此就要拒彼,否则彼长此消,反为其乱。我觉得这里面又有问题:功若为信(仰),医为(技)术,二者就不可比,怎会彼长此消?信者,都不坐汽车吗?只有信仰可与信仰比,只有信仰当言持一;且信仰的持一恰是相对偶像而言,唯偶像可以破坏信仰、把信仰引向歧途——比如造人(或物)为神。信仰与科学大可兼容并蓄,否则倒合了无神论者的逻辑:信仰是反科学的。如若“功”与“医”可相互抵消,足见那功还是术,不过潜医学而已。我真是不信,医而药之,就能动摇信仰,就能使人对信仰持疑?(可能是我病得太多,太相信医药。可是我没觉得那对我的信心有什么妨碍。)若那“信仰”依赖的只是术,或医治的只是身,我又看它未必是信仰了。总之,就像要修你该修的车,同时行你要行的路,一样——治你当治的病,信你真心的信。我看不出治病的手段为什么会影响信仰,就像修车的方法不会决定你走什么路。不过此时还是不要与他过多地讨论信仰问题的好,要劝也只反复证明:车与路,两回事;卖车的若要求你必须去哪儿,那倒可疑。不过我想,任何疗法,无论兼容还是独尊,都需心平气定,单就治病而言,X兄可能已经研究透了。我实在是不敢跟他胡言乱语。你离着近,可酌情言其一二。

不写了。再祝全家:年年好运!岁岁平安!

铁生

2003/1/26

以上是前回写的。再写几句:我又想,放开信仰不说,那功若为术,说不定也有与现代医学相冲的可能——不同思路的疗法相互干扰,倒是说得通的。不过那功的一些说道,真是左右逢源:病好了是此功有效,病重了是此功排毒,终于治坏了便说是圆满去了。这实在强词夺理,典型的无理性。超越理性的是神启,删除理性的必定是为着人说了算。

前几天有人拿来几张Y讲道的光盘,其中两个观点我也想不通。第一个是老问题:世界既然是上帝创造,他为何不使人类都向良善?Y回答的大意是:上帝相信给人自由是好的,否则人皆一律,上帝觉得枯燥、无趣。Y认为,不会再有比这更刁钻的悬问,也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透辟的回答。也曾窃自有过如上的问与答,但发现,如此之答若仅用于说明宇宙的无中生有,倒不妨算得一种机智或浪漫,若以此来证明神的全能全善就不免捉襟见肘。因为明显地至少还有一问:全能全善的上帝就是为了自己开心,便让人间充斥邪恶与不义吗?我想,Y的毛病出在:他把自然的神和启示的神弄混了。在我想,单就创世而言,神的概念与“大爆炸”之类的学说无大不同,宇宙初始之因总归神秘。但是“大爆炸”等等只不过是一种陈述,一种猜想,而上帝之在则是对生命意义的启示,或者说,唯当意义成为悬问,上帝方才临在,一种神圣的指引方才可能。当造物主显现其为救世主的一面时,一向寂寞的生命方才美丽、精彩,一向无缘无故的存活方才有了投奔,一向没有光彩、没有爱愿、没有诗意的感知,方才可能生气勃勃地享其天恩。

第二个观点,Y说,他自信仰了基督,便懂得了爱,爱一切,再没有恨,甚至连某些恶事也不痛恨了。恨的心理所以不好,依我看,主要在其既无理性,也无智慧,因而会酿制更多的错误与不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价值标准。爱,不意味着没有善恶之分。一味地使自己圆融于怡乐,这不像耶稣的足迹,倒像遁世者的逍遥。放弃价值,大约也就不会有拯救,只可能有顾自的逍遥。恨着恶事,其实是爱。什么都不恨,等于什么都不爱,只顾着自己的心理平静和生理舒适。说实在的,Y的这种态度着实令我惊讶,继觉悲哀。在自由中这种怡乐是可能做到的,但不是人人都能处在他那样的自由中。Y若听我这么说,可能会对其恨与爱的概念做出种种界定,那当然好。

我一直以为“爱”和“喜欢”殊有不同,但人们最容易把这两种感受搞混。说实在的,中国的很多事真让我不喜欢,甚至是厌恶,但却不能说我不爱他。喜欢多指向占有,爱则意味着建设。喜欢是当下的,爱则期待得久远。但是对某些恶行,不言恨,只说不喜欢和讨厌就显得太轻佻。想来,某种恨——这需要细细界定——也是期待得久远,愿那恶行从此灭绝。两种久远的期待,料必有着相同的根。

又写了不少。写到这儿我忽然想,要是你有兴趣,咱们可以不定期地通通信。胡言乱语能让人更自由,因而常能有美妙的思想闪现。这样你也就能开始动笔了。林达那本书就是书信体。我曾想与希米假装通信,但一是假装必假,二是互相太熟悉,说了上句便知对方下句,就没了动力。

好了,再聊。

祝全家好!

铁生

2003/2/28

《信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