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邪，骨子正
哥也“不惑”了
不惑中的收获，是曾经最荒芜的心底萌出的那一抹亮色。只要不停下脚步，那抹亮色就永远在前方等着你。
从我懂事开始，就知道像自己这样嘻嘻哈哈粗粗拉拉活着的人，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太高的追求和造诣，索性给自己编了一条座右铭：“如果人生实在没法拓展长度和宽度，那就努力提高它的密度吧。”
“高密度”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说得多，想得多，操心多，琐事多；也体现在工作上，尝试多，转型多，想法多，跟头多。掐指一算，混迹于电视这个行当，也有十五六年了。十五六年间，始终愿意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小人物”，说起来，也没啥惊天动地，都是点点滴滴。
“小人物”最初的记忆，要从刚进湖南卫视说起。
二十五岁那年，结束了悲催的北漂岁月，怀着很臭的心情，顶着很臭的运气，接手了湖南卫视一档很“臭”的节目，叫《晚间新闻》。恰好办公室门口又对着厕所。
谢涤葵，现在《爸爸去哪儿》的总导演，当时是《晚间新闻》执行制片人。我总是热情洋溢地请他吃饭，买单时再说没带钱，这哥们儿一直耿耿于怀念叨到现在，幸好不是真记仇。
第一天坐上主播台，就因为播报汛情时语气不够沉重，被领导批评“心中没有人民群众”。想创新接地气说新闻，又因为很多人习惯了字正腔圆的方式，差点儿把观众吓出心脏病，还给准岳父岳母留下个“油嘴滑舌”的印象。
出师不利，四面楚歌。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在这个团队扎下根来，和兄弟姐妹们一混就是十几年。混出了感情，混出了理念，混出了志向，混出了小名堂。
虽然今天，外界对我们的称呼多是“谢涤葵团队”或“爸爸团队”，我们却始终自称“晚间团队”。一路走来，所有的酸甜苦辣、跌宕起伏，都是从《晚间新闻》开始的。
2000年，《晚间新闻》走出一条标新立异的路线，在同类节目中收视第一，广告第一，被称为“行业奇观”“中国最流行电视台的怪味豆”。
朱镕基总理致电湖南省委专门提出表扬，大意是“湖南卫视不错，《晚间新闻》不错，主持《晚间新闻》的小伙子不错”。
因这表扬，台里给我涨了工资，岳父母欣然纳我为婿。我的名字还被写进了广播学院的教材，蓦然回首，值得得瑟。
2006年，《晚间新闻》开播整整八周年之际，遭遇瓶颈，无奈停播。随后又主持了《勇往直前》《智勇大冲关》《大家一起上》等很多节目，最忙时每周五六档，但观众印象最深的还是《晚间新闻》。
一位大叔，看面相能有六十多岁了，握着我手激动地说“锐哥，我是看着你节目长大的。”暴汗！我是有多老啊！
汶川地震现场，一位大姐在灾民棚里边做饭边对我说：“生活还好，就是看不到你的《晚间新闻》了，什么时候再播啊？”
直到在浙江建德古镇拍《爸爸去哪儿》，依然有人念叨，足可见《晚间新闻》跟老百姓的感情有多深。
湖南卫视的节目团队都很有特点。在办公大楼里溜达一圈，不用看门牌，基本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
低头沉思、有基层干部范儿，一定是《新闻联播》的。浑身上下时尚前卫又嗨又潮，是《快乐大本营》或者《天天向上》的。面部表情忧郁、偏文艺青年气质，是《我是歌手》音乐团队的。衣着素朴每天无忧无虑傻笑的，基本上就是我们团队了。
老实说，在整个湖南卫视都在拼青春、拼娱乐那几年，我们真心拼不过。首先这一脸褶子就暴露了年龄，不像人家，还“逆生长”。其次天生动作不协调，往舞台上一站，让我像幼儿园老师哄小朋友一样——“耶！你们开心吗？”——绝对能拧巴出内伤。
眼看着全台都在走青春活力路线，我们这些“老男人”真心着急。
也曾经做过很多年轻态的尝试。《好好生活》《全力以赴》《一座为王》《全家一起上》，这些收视率徘徊在中游的节目，在“除了第一，别无意义”的湖南卫视，只能算“好死不如赖活着”。
所以那时的确有些痛苦。经营多年的节目，说没就没；接下来往哪儿走，都有点儿茫然。忽然有种“对人生无法交代”的迷失感。
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优势和坚持。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亦正亦邪”。邪，是表面邪。正，是骨子正。
即使在最低谷的日子里，我们也不曾丢掉乐天派精神。即使是面对不得不完成的摊派任务，我们也要干点儿和别人不一样的事，顺便从中找些乐子。
记得在《晚间新闻》时，“上头”交给我们一个任务一报道“送戏下乡”。选题着实无聊，按常规路数，无非拍一拍舞台上的三流剧团，拍一拍村口的大标语，再采访采访村支书或村民。很多同行媒体都觉得没意思，机器一支跑旁边聊天去了。
但我们把镜头反过来，透过舞台拍观众，这下精彩来了。
秃顶的没牙老大爷，肩扛小孙子来看戏，只顾自己乐得拍巴掌，被小孙子尿了一身也浑然不觉。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带着一只小鸭子，一前一后，摇摇摆摆到处找空隙往台上瞧，老太太走它也走，老太太停它也停。
有观众评价：“《晚间新闻》团队能用镜头语汇把土新闻处理成悬疑剧。”在我们眼里，台下的戏，永远比台上的戏好看。
2009年，在宁夏海原县一个干旱贫困的小山村拍摄《真情》。
环境艰苦的地方，我们不是没去过。湘西大山里的孩子，寒冬腊月，脚上只穿一双塑料拖鞋。那天的午餐，慈善人士出钱给孩子打牙祭，有个女孩只吃米饭，把肉埋在饭下面，一口也舍不得吃。问她为什么，她低头说要留给弟弟妹妹。盛饭的大姐眼圈红了，训斥她“赶紧吃了！我再给他们盛！”小女孩吃了一口，眼泪下来了，“肉真香！”
可是到了宁夏海原土谷村，才知道什么叫绝望。一个生活着二十万人口的地区，四五年没有下过一滴雨。这意味着四五岁的孩子可能从来没见过树，没见过草，水彩画里的绿色让他们吃惊和好奇。空气中永远飘浮着呛人的尘土，到老乡家里，轻易不敢落座，动作大了满屋都是浮尘，甚至不得不用沾水的T恤把头缠起来才能出门。
一位乡村教师的工资是每月320元，其中260元要用来买水。他的孩子是个脑瘫患儿，平时软塌塌地瘫倒在妈妈怀里，可是当你用矿泉水的瓶盖装一点水放到他的嘴边，他竟然会像一个见了血的狼崽一样，“腾”一下弹起来，一口把瓶盖叼住。
很多孩子长期见不到父母，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他们的父母大多数在广东打工，为了省路费，很少回来。村里最困难的那一家，有两个孩子。哥哥每年趁假期去新疆摘棉花换点生活费，妹妹每年冬天要翻过好多座山头，摔无数跟头，用小背篓背积雪回来，那是一家人的生活用水。
看到这些，心能疼出血来。掏光了身上的钱和吃的，还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给他们上堂课吧。
老师听说“城里来的明星”要讲课，很紧张，马上怯生生地退到教室门口。我信心满满地站在黑板前面，写下几个词，用普通话说：“来，同学们跟我读，小树苗，下雨了。”
怪了，孩子们相互交头接耳，不但不读，还用一种很疑惑的眼神看着我。
“小树苗，下雨了。”我再次字正腔圆地带读。他们还是愣愣地看着我。
我走到老师身边小声问：“这是什么情况？”
这回老师不紧张了，很有把握地从门口走向讲台，拿起小树棍指着黑板，用宁夏方言大声读：“小鼠喵，下玉料。”
孩子们提起胸脯，用地方话喊：“小鼠喵，下玉料。”
这位穿着开花的棉大衣、双腿沾满泥巴的乡村教师，此刻脸上绽放出神圣的光彩和自信的光芒。
上课虽然不行，课外还是有优势的。我们带着孩子们升国旗、放风筝、踢球，教他们用彩笔画大江大河，画山外的世界。长这么大，他们从没经历过这些事，灿烂的笑脸，欢乐的叫喊，让我们知道，无论生活多苦，有孩子的地方，就有天堂。
离开山村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把孩子们都叫起来，带他们爬上村外最高的那座山，等待日出。凌晨的天气极冷，大家缩成一团，紧紧靠在一起取暧。忽然天边出现一抹亮色，太阳露出了边缘。
我对孩子们大声说：“虽然大多数时候，生活总让我们失望，但是大家看太阳，它从来不让我们失望，每天都会照常升起！”话虽然显得矫情，但道理总是没错。主要是这里连年无雨，太阳确实每天都会出现。
“让我们对着太阳，大声说出自己的心愿吧！”
很傻很幼稚的桥段，孩子们却信以为真。
一个六岁的女孩儿叫马花，向着远方喊“爸爸妈妈，我长大了，我会照顾好奶奶的，你们放心吧！别着急回来！”可是很快又低下头，流着泪小声说：“爸爸妈妈，我还是想你们……”
还有一个孩子，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想看看他的书包，他说什么也不肯，死死用胸口抵着课桌。后来我才知道，他没有书包，书本都放在一个“尿素袋子”里。他对着太阳大喊：“我……我想要个新书包！”
孩子们小小的心愿，让我这辈子也忘不了。
那天晚上，我们摄制组要离开了，在村口和孩子们道别，开车启程。汽车绕着山梁开，坐在最后一排的化妆师忽然大喊“停车”，司机一脚急刹。
“快看！”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所有人都扑到窗边。
只见黑夜里，孩子们举着小小的火把，从远处追了过来。我们的汽车一停，他们也立刻停下，蹲在地上猛喘。好不容易倒过气儿来，冲我们声嘶力竭地喊：“叔叔阿姨，你们要记得回来看我们！”
车上车下哭成一片。
他们无法也不能离开这里，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家。
这些年来，我们用镜头记录下的故事，十天十夜也讲不完。
这些难忘的经历提醒着我，永远要美好，永远要真诚。无论大环境提出怎样的要求，节目形式怎样改变，这颗真心，不能变。
每当看到原野上那些无人照料也一样茂盛的无名花草，我就会想起这些孩子，也会想起自己。我没有显赫家境，长得不帅，没有天生的幽默机灵，但我生命力还算顽强。
在竞争激烈的电视圈，我还活着。
笑中带泪才是最好的
曾经与地方台合作，做一档慈善节目时，和制片团队发生了激烈争执。
主人公是个小男孩。现场先播放他简陋不堪的家，再播他残疾的父亲和精神恍惚的妈、玩泥巴的弟弟妹妹。那一刻，小男孩在舞台上羞愧得不肯抬头。我愤怒了，比起贫穷，这些对他伤害更大！停止录制！
我希望做的节目，是能在快乐的体验过程中让孩子自己领悟：“笑一下，这些只是暂时的，只要有梦想，在哪儿都能飞起来！”
这样的机会来了，就是《勇往直前》。
有一个河南新乡的女孩，叫青果，豆蔻年华，才华横溢，却因车祸而高位截瘫，从此卧床不起。妈妈照顾了她五年，她却时常觉得生活没意义，没指望，给家人徒增烦恼。她总对妈妈说：“让我死吧，不想再拖累你了。”
偶尔也有让她感到快乐的事，其中之一是每周末的《勇往直前》有一次她看到电视里的明星蹦极，对妈妈说“你肯定不敢！”妈妈说：“只要不放弃希望，什么都有可能。”
后来我们收到了这位母亲的来信，说“我要为女儿蹦一回极！”
那一期节目是在桂林录制的。年过半百的母亲站上七十多米高的跳台，吓得抖作一团。见惯了明星们开跳之前，哭得眼泪鼻涕一把抓，这位大姐的表现已算很勇敢了。
“大姐，我跟你说个事儿。”我故作轻松，准备给她戴眼罩。
“锐哥，你放心，为了青果我能行。”她紧紧抓住我的手，眼神很坚定。
“我放心，放心，我就想跟您说，跳的时候千万别拽着我不撒手……”
无论生活中还是镜头前，我总是习惯于在别人陷入悲情的时刻，冷不丁打个岔。我奶奶教会我改变人生，首先要改变人生态度，她老人家就是用微笑化解了大半个世纪的各种磨难。
大姐果然乐了，蒙着眼罩，底气十足地喊了一句：“青果，你要幸福地活下去！勇往直前，不后悔！”
这一刻，现场所有的人，编导、摄像、化妆师……无不泪飞如雨。
而我在给她戴眼罩的时候，偷偷做了个手脚，把她的身体扳到了相反的方向。她鼓足勇气往后一倒，径直倒在了提前备好的海绵垫子上。
这把年纪，不敢让她真跳啊。
替她往下跳的，是台湾艺人王仁甫和几个小伙子。一帮大老爷们儿，站了足足几个小时，从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愣是不敢往下跳。
我和海涛都等饿了，蹲在寒风中吃方便面。突然听仁甫大叫一声：“我跳了！”全速向跳板跑去。我和海涛扔下饭盒同时跳起来紧紧压住他，好险！他腿上没拴保险绳！紧张得全忘了！
感谢所有参加过《勇往直前》的朋友。你们用行动创造了希望工程“捐款额第一”的成绩，更让孩子们懂得，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苦难和困惑。
记忆里有这样一幕与你们分享。汶川地震中，有个小女孩失去了双腿和所有亲人，但当我和杨乐乐、谭维维在成都医院看望她时，她满面阳光地喊出了我们挑战时常喊的那句话：“勇往直前，我做主！”喊得我们仨当面对她笑，却在走廊里抱头痛哭。
直到今天，还是有些公益节目仍然绕在悲悲戚戚的套路里，“看我家多惨，看我多惨”。但我们更愿意坚持“快乐慈善”。我们已经证明了笑中带泪才是强者的人生，阳光和欢乐也可以成就善举。
我看不起那些舞台上泪流满面煽情的人，摄像机一停就变了模样，对弱势群体冷若冰霜；也瞧不上灯红酒绿的名流慈善夜，百万钻戒豪车却只从手指缝里捐出一点点。
对于慈善，有一颗真心足矣。
蒙上眼睛，才能打出好球
有一次去日本录《勇往直前》，和杨千嬅、金晶在镜头前打高尔夫球。
我们平常打球还可以，但一旦有摄像机对着，连球都挨不着了。
焦虑中，只听旁边接连几声“砰、砰、砰”，清脆利落，个个都是好球。偏头一看，是位戴墨镜的日本老人，年纪大约在八十上下，身手却一点不差。
我请翻译跟他说，能不能教教我。他答应了，随后把墨镜摘下来，我才知道他竟然是个盲人。
老人说，教可以，但要像他一样，先用布把眼睛蒙上。我心想，睁着眼都打不着，还蒙上眼睛？哪知闭上眼睛之后，轻轻一挥杆，“啪”，球触杆的瞬间，手感极好，声音也格外动听。迫不及待把眼罩掀开，看到自己刚刚打出去的球，划出一条漂亮的弧线。
其他人也一样，个个都是好球！
大家兴奋得扔下球杆，问老人家怎么会这样。
老人淡淡一笑：“当你睁着眼睛打球，会对自己要求很高。要求越高，压力越大，越打不好。而当你蒙上眼睛，要求就降到最低，感觉能碰到球就已经很好了。恰恰因为我们放低了要求，甚至根本没有要求，反倒能发挥出最好的状态。”
醍醐灌顶！我们有多少时候在全力奔跑，却没发现已经错了方向？
不禁回想起我得过且过、无甚追求的青年时代。上大学的时候，和央视的赵普同班同宿舍，他的自律一度令我望尘莫及，作息时刻表详细到几点几分，而且一板一眼，对照执行。他当我是最好的哥们儿，才把他的时刻表拿给我看，可我刚看了一眼就开始头疼，心里冒出一句话：自虐至此，毋宁死。
普哥为了自我激励，在租住的破院子门口挂了个牌子“赵公馆”，后来被我偷偷改成了“赵公公”，同学们狂笑。普哥摇头叹息：这小子没一点儿正经。
殊途同归吧？他去了最严谨的央视，我去了最自由的湖南卫视，这是不是也证明了蒙着眼睛打球的道理？只要不走邪路，死耗子多得是！老天爷饿不着瞎猫和瞎麻雀！
我也有过对自己特别苛求的时候，但是除了痛苦，并没带来其他什么。
有那么一年多的时间，由于台里整体大调整，很多主持人，包括我，节目都停了，处于半休息状态。每天的任务就是接送跳跳，陪她玩儿。她上幼儿园了，我就自己坐在院里发呆。
记忆中，从出道那天开始，永远都在忙忙碌碌，东跑西颠，追求人生密度嘛。在湖南卫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数我节目做得多，同时应付五六个栏目几乎是工作常态。所以，忽然清闲下来，找不到存在感了，相当迷茫痛苦。
我相信这只是一个过渡，等到大的方向明确下来，一切都会重新步入正轨。但是对我自己，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未来是否还有机会，是个未知数。
电视人，无论在哪儿，无论在干什么，心里最爱的，永远是电视。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看看自己身边，何炅和汪涵是中国电视主持界的标杆，我一直都想向他们学习。可是我既比不得老何的青春活泼，永远一张岁月无痕的娃娃脸，带着一群孩子在舞台上蹦蹦跳跳；也比不上老汪的深沉底蕴，既不玩微博也不玩微信，平时交往的多是七十岁以上的老艺术家、老学者，熏染得满身都是学问；更比不了那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说打滚就打滚说下腰就下腰，欢乐无极限，紧跟时代大潮。
如果说我身上还有点儿《晚间新闻》造就出的风格，也得被时势淘汰了吗？
那时我甚至羡慕台里最普通的实习生，每天打卡上班，从早上八点忙到晚上八点。开车从湖南卫视大楼前路过，也会失落得湿了眼睛。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愁善感的一面，因为实在不是我的风格。
后来我决定从精神上给自己松绑，放下所谓的自尊和期待。
不是想做事吗？那就去做，别再患得患失。
有一家公司，用极低的价格从各个电视台收购“垃圾节目”，买节目的成本大约100多万，经改装后再打包卖给电视台，一年365期，一家电视台25万，一百家电视台就是2000多万。
他们想请一个主持人把这些节目重新组织、讲述一遍，当新节目卖。这活儿的要领，我当年在《晚间新闻》就已经摸索透了，干起来得心应手。
尽管时不时地，也会冒出一些“虎落平阳”的哀怨，但我会告诉自己，就当是职业生涯中一个新的开始吧。此刻的我，不图名，不图利，图的只是做事而已。人生自古谁无低谷，认真做事，凭本事赚钱，起码不会空虚难过得用吸毒、赌博的方式麻醉自己，或者像很多闲极无聊的人那样闷在家里玩电脑打麻将。要相信老天，给你机会就努力工作，没给你机会那是让你享受生活！
也正是那段低谷，让我有机会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我想每个人都不应该只被一种生活方式套牢，而要去了解和追求更广阔的世界。
我开始尽己所能做更多事情，调动力所能及的资源，做一个新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引领人们走出家门，看看外面的风景。当我们站在高山之巅和白云对话，当我们潜入大海和鱼群一起畅游，当我们静静地在古城中穿越，骑着机车、骏马在草原飞驰，我们还会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纠结吗？
当然啦，会有人问：“没钱怎么办？”
呵呵，锐哥的回答是“出了家门即风景啊！”
诸事不顺的日子里，湖南又总是下雨见不到太阳，心情极差。
乘飞机穿越云层时，突然一缕强光射入，瞬间开朗起来：“原来太阳一直都在那儿，只是被云层阻隔而已。如果眼中都是乌云，那说明我们飞得不够高。”
“兄弟，咱终于咸鱼翻身了！”
“兄弟，咱终于咸鱼翻身了！”
这句话，是《爸爸去哪儿》一炮打响之后，我们团队老大谢涤葵的肺腑之言。
老谢是我在湖南卫视认识的第一个同事，也是“晚间团队”的精神领袖。十几年来，我们哥儿俩相互了解，相互照应，常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
他见证了我单枪匹马来长沙闯荡的历程。从骑一辆破摩托车、租一间小房子、没朋友没亲戚的单身汉，到成家立业、一步一步在这个城市扎根。
一个制作人和一个主持人，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合作了十几档节目，外部的因缘际会始终没把我们拆开。如此强悍的存在，在这个行业里并不多见。
我们俩都属牛，一同迈入不惑之年。老谢的女儿比我女儿小一岁。他的心思多半都在工作上，养女儿的风格和我很不一样。我是“女儿控”，他是“大撒把”。
几年前，第一次去他家看孩子。只见夫人在厨房做饭，他在客厅看电视，俩脚翘得老高，很是悠闲。
“宝贝在家吗？叔叔给她带礼物了！”我兴高采烈地问。
“在家，在家。”
“哪儿呢？”我往小床里一看，空的。
“啊？等着啊，我给你找找去。”
老谢这才站起来，满地找孩子，终于把小姑娘从桌子底下拎出来了。天可怜见，一岁多点儿的丫头，像小猫似的，正自己趴瓷砖地板上玩儿呢。
寒冬腊月啊，长沙室内是没有暖气的，给娃冻得手脚冰凉。
我这当叔叔的都看不下去了，说了句没过大脑的话：“你这是养孩子还是养小狗啊？”
老谢满不在乎地说：“孩子就得这么养，不生病，皮实。”
2013年初，台里从韩国MBC电视台买下《爸爸去哪儿》的版权。交给谁做？理论上需要各个团队竞标，但是谢涤葵团队尚未竞标，就因为多年的户外项目经验、团队的默契、共同的价值观，成为大家心目中默认的不二之选。
湖南卫视这个平台，永远鼓励你去做与众不同的事情。
过去我在其他一些电视台学习交流，看到很多人做决策时，思维方式是“排除法”：这件事其他电视台做没做过？如果都做过，那么我们也做。
跟风策略往往很保险，别人当老大，自己争取当老二。
但湖南卫视的决策思路完全相反：这件事，如果其他人做过，我们就不做了。
我们的理念是：干别人干过的事，先输五成；干别人没干过的事，先赢一半。
湖南卫视的人，不惜豁出命来干活。很多前来取经的同行，来的时候怀着各种好奇，走的时候都是同一个反馈：“湖南卫视真学不了，这儿的人都不睡觉！”一年365天，机房夜夜无休，灯火通明。制片主任可能凌晨两点被叫来开会。所有保障部门都跟随节目进度走，时刻准备着为一线服务。
所以在这个平台上打磨多年，我们自有一套独特的生存方式。
韩国的模式，我们学习借鉴，但不是照搬。
在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方面，中韩两国有近似之处，比如父亲赚钱养家，和孩子相处机会较少，而且大多数父亲不善表达情感，这种“夹生”状态容易碰撞出火花。
但两国文化也存在很大差异。比如韩国父亲在家中的地位很高，说一不二，孩子对父亲多有敬畏心，这在中国家庭中并不典型。韩国家庭通常有两个或更多孩子，在教养模式上，和独生子女家庭有着天壤之别。此外韩国已算发达国家，生活节奏不像中国这么快，节目节奏相应也慢。镜头前，父亲优哉游哉地喝着茶，跟孩子聊家常，还没看出什么亮点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所以节目移植过来，需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这时候就发现，真的没有无源之水，也没有无本之木，一切看似偶然的事件，冥冥中都是注定的必然。我们这个团队，过去吃苦受累磨出来的那些经验、教训、技术、风格，统统派上了用场。
与最后一名嘉宾签署合约，距离正式开拍只有几天时间。这么短的磨合时间，对于其他团队或许实在太仓促，对于我们这个团队，却是绰绰有余。
《晚间新闻》的生动平实，《变形记》的戏剧化冲突，《勇往直前》的竞技设置……纪实、综艺、户外，再加上细节的判断、分寸的拿捏，以及对普世情感和价值的呈现，共同形成了《爸爸去哪儿》的超强爆发力。
曾经以为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晚间新闻》就是顶点了。后来《晚间新闻》停播，又以为《勇往直前》《智勇大冲关》就是顶点了。谁也没想到过了四十岁，沉寂了一年多，还能收获《爸爸去哪儿》这样一个奇迹。
尽管奇迹被创造出来之前，谁也不知道有多艰难。特别是老谢。工作夜以继日就不说了，父亲又突发脑溢血，昏迷不醒。上有老下有小，最煎熬就是这人到中年。实在扛不下去的时候，他会突然搭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兄弟，我已经心力交瘁了。”说完再接着扛。
是啊，我们湖南有最可爱最可敬的电视人！《爸爸去哪儿》的后期机房是从不关灯的，那些被誉为“神剪辑”“神字幕”的兄弟姐妹们，带着牙刷来上班。好节目都是拼出来的。
《爸爸去哪儿》有上百台摄像机，每个爸爸和孩子都有若干台机器24小时跟拍。整个活动空间里，上天入地，甚至水中，都有镜头。即使夜里睡觉，每间卧室旁边都会安置一个机房，各种各样的设备照常运转，有专人彻夜值守。没有这样的现代化生产流程，就做不出感同身受的真人秀节目。
如果爸爸和孩子们是早上6点起床出门，摄像们从凌晨3点多开始，就得在各自的机位做好准备。在雪乡，摄像要扛着很重的机器，坐在摩托雪橇上拍摄。天冷，雪橇跑起来就更冷。为了防寒，每个人都配一个面罩，但是哈气会影响看镜头。于是大家就把面罩拉到头顶上。
南方人不懂北方的冷。没过一会儿，我就发现他们个个笑容都很“诡异”，立刻喊停。所有人关闭摄像机，我教他们双手捧雪使劲搓脸，千万不能碰热水，东北的冻伤可不是开玩笑。好在大家都听否则保不齐第二天集体“面瘫”。
人生常是起起伏伏的。节目“风光”了，村长的人生又充实起来了，每天的日程满满当当。仿徨和摸索中，《爸爸去哪儿》给了我“卷土重来”的机会。
看看大火的几位老爸，张亮、郭涛、岳伦、田亮、小志，谁是一直一帆风顺的？我悟到：人生在世，只要努力，总可能有机会。
在我心里，收视率第一，口碑第一，当然都很好。但还有比这些更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付出的努力，真的给人带去了久违的欢乐。
在威海鸡鸣岛录节目，那里有一群老兵。我带着孩子们陪老人聊天、吃饭，帮他们修补房子，给他们表演节目。那天晚上，节目录完了，摄像机也都撤了，突然有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拉着我的手，颤颤巍巍对我敬了一个礼，说：“谢谢村长！”
别人叫我“村长”，都是轻松玩笑的口吻，只有这位老人是认认真真的，仿佛这是一个很像样的头衔。他说：“我上一次这么开心，还是二十年前，解放军上岛慰问的时候。”
他嘱咐说，冒着大雨给我们捉的螃蟹，一定趁新鲜吃！我们走了很远，老人家还站在原地向我们挥手。
在零下二十几摄氐度的牡丹江，那么多人顶风冒雪，合伙租了三辆大巴追来，就是为了亲眼看看这些可爱的宝贝。虽然不能进拍摄场地，但远远地站着瞄上一眼，也值得在严寒中等上一天。这就是观众的爱。
还记得录制节目的第一天，几个爸爸都不约而同地动了念头，想当逃兵。到了最后一天，无论大人还是孩子，大家都因为不舍而流下眼泪。
《爸爸去哪儿》还会继续，如同我们的事业还会继续，生活还会继续。也许第二季、第三季还会更好，但我们永远感激第一季，带给我们的鼓舞和感动。如同初恋并不完美，但不会被任何情感所取代。
每一个节目都是一座山头，翻过去的山头，就是生命中的里程碑。“咸鱼翻身”只是玩笑。不惑中的收获，是曾经最荒芜的心底萌出的那一抹亮色。只要自己不放弃希望，不停下脚步，那抹亮色就永远在前方等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