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死亡问题在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地位
叔本华曾经说，死亡的困扰是每一种哲学的源头。这句话至少对于海德格尔哲学是适用的。
当然，每一种试图对人生做总体思考的哲学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既然人生的必然结局是死亡，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呢？事实上古往今来许多哲学家都在试图寻找一个答案。但是，以往的哲学家大多是在伦理学范围内思考死亡问题的。海德格尔的特点是，死亡问题对于他具有了一种本体论的意义。
“真正的存在之本体论的结构，须待把先行到死中去之具体结构找出来了，才弄得明白。”（《存在与时间》第53节，以下凡属此节引文均不再注明）“先行到死中去”，或叫“为死而在”，其含义将在后面分析。海德格尔哲学的宗旨是要通过“此在”（Dasein，意指具体个人的真正的存在）的存在状态的分析，来建立一种“其他一切本体论所从出的基本本体论”。（《存在与时间》第4节）这里又说得很清楚：对死亡问题的分析乃是建立基本本体论的先决条件，毋宁说，本身即基本本体论的重要环节。
海德格尔认为，死作为一种可能性，一方面是“存在之根本不可能的可能性”，它不给个人以任何可以实现的东西，随时会使个人一切想要从事的行为变得根本不可能；另一方面又是“最本己的、无关涉的、不可超过的、虽确实而又不确定的可能性”，任何个人都不能逃脱一死，而“死总只是自己的死”。这样，死就向个人启示了它的存在的根基——虚无。以虚无为根基，也就是毫无根基。
在晚于《存在与时间》两年写的《形而上学是什么？》（1929）一文中，海德格尔直截了当地把“虚无”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说，虚无“原始地属于本质本身”，有限的“有”只有嵌入“无”中的境界才能显示自身。如果说形而上学就是超出存在物之上的追问，以求对存在物整体获得理解，那么，追问“无”的问题就属于这种情况。虚无是一切存在物背后的真正本体。所以，“我们追问无的问题是要把形而上学本身展示于我们之前”。个人通过“嵌入‘无’中的境界”（与“先行到死中去”同义）而达到对一切存在物的超越，从而显示其真正的存在——此在。“超越存在者之上的活动发生在此在的本质中。此在超越活动就是形而上学本身。由此可见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
死比生更根本，无比有更根本，只有以死亡和虚无为根本的背景，才能阐明人生的哲学问题。这一主导思想支配着海德格尔，决定了他的哲学具有至深的悲观主义性质。但是，悲观不等于颓废，海德格尔试图赋予他的悲观哲学一种严肃的格调，从死亡问题的思考中发掘出一种积极的意义。他提出了“为死而在”的中心命题。
二、“为死而在”
海德格尔把人的存在方式区分为非真正的存在与真正的存在。非真正的存在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存在，其基本样式是“沉沦”（Verfallen），这是一种异化状态，个人消散于琐碎事务和芸芸众生之中，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彼此保持一种普遍的平均状态。真正的存在则是个人真正地作为他自身而存在，即此在。与此相对应，对待死亡的态度也有相反的两种，即“非真正的为死而在”与“真正的为死而在”。“非真正的为死而在”表现为对死的担忧，总是思量着死的可能性“究竟要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变为现实”，忧心忡忡地“退避此不可超过的境界”。这样就是“停留在死的可能性中的末端”，把死的积极意义完全给抹杀了。在海德格尔的术语中，我们可以用“惧怕”（Furcht）这个概念来表示这一对死亡的态度。愈是怕死的人，就愈是执着于日常生活中的在，愈是沉沦于世俗的人事之中，愈是失去自我。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态度。
可是，在海德格尔看来，死还是一种有独特启示意义的积极力量。关键在于，“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正因为死使个人的存在变得根本不可能，才促使个人要来认真考虑一下他的存在究竟包含一些怎样的可能性。一个人平时庸庸碌碌、浑浑噩噩，被日常生活消磨得毫无个性，可是，当他在片刻之间忽然领会到自己的死、死后的虚无，他就会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价值，从而渴望在有生之年实现自身所特有的那些可能性。你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和他人相互共在，可是“死总只是自己的死”。你试图体验旁人的死，而你体验到的东西却正是你自己的死。你死了，世界照旧存在，人们照旧活动，你却永远地完结了，死使你失去的东西恰恰是你的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存在。念及这一点，你就会发现，你沉沦在世界和人们之中有多么无稽，而你本应当成为唯你所能是的那样一个人。所以，“真正的为死而在”就是要“先行到死中去”，通过在先行中所领会的你的死与世界、与他人无关涉的状态，把你的真正的存在个别化到你身上来。所以，对自身的死的真实领会以“揭露出实际上已丧失在普通人本身的日常生活中了的情况”，把个人从沉沦的异化状态拯救出来，从而积极地自我设计，开展出“最本己的能在”，成为唯这个人所能是的真实的个人。
死是不可超越的可能性。“非真正的为死而在”怯懦地逃避死，“真正的为死而在”却勇敢地“先行到死中去”，这里就有消极与积极、被动与主动之分。死是逃避不了的。可是，在此不可超越的可能性之前，却延伸着种种可以实现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正是先行到死中去的真实体验使人从凡人琐事中解脱了出来，“打断了每一种坚持于所已达到的存在上的情况”，从而获得自由，开始对向着自己的死延伸过去的那些可能性进行选择。所以他说：真正的为死而在就是“使自身自由地去为此（不可超过的）境界而先行”，又说“没有‘无’所启示出来的原始境界，就没有自我存在，就没有自由”。（《形而上学是什么？》）
一般来说，个人在社会中的异化状态、个人的真实存在、个人的自由是存在主义哲学所关心的课题。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先行到死中去”这一“真正的为死而在”的方式正是摆脱“沉沦”（异化）、恢复个人的真实存在、赢得个人的自由的途径。这样，“先行到死中去”就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关键性命题了。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先行到死中去”呢？海德格尔的回答是：依靠一种“焦虑”（Angst）的情绪体验。
三、“惧怕”和“焦虑”
正如把非真正的存在、非真正的为死而在与真正的存在、真正的为死而在加以区分一样，海德格尔把“惧怕”与“焦虑”加以区分。在这些概念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惧怕”是一种属于非真正的存在的情绪。表现在死亡问题上，就是对死的惧怕，是一种非真正的为死而在的方式。而因为怕死，就更加执着于日常生活中的在，更加沉沦于非真正的存在。惧怕总是指向某种确定的对象，为这对象所局限住，“所以恐惧与怯懦的人是被他现身于其中的东西执着住的。这种人在努力回避此确定的东西时，对其他东西也变得惶惶不安，也就是说，整个变得‘昏头没脑’的了”。（《形而上学是什么？》）既然怕死，就并非真正领会到死的本质即虚无，而仅仅关注着死的现象，诸如临终的痛苦啦、遗产的处置啦、身后家室的安排啦。总之，死仍然被当作人世间的一个不幸事件来对待，失去了对人的真正存在的启示意义。
焦虑却不然。“焦虑与惧怕根本不同”，它是一种真正的为死而在并且启示着真正的存在的“基本情绪”。焦虑无确定的对象，当焦虑的情绪袭来时，人只是感到茫然失措。“我们说不出我对什么感到茫然失措。我就是感到整个是这样。”在焦虑中，周围的一切存在物都变得与己毫不相干了，消隐不见了。这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无家可归的感觉。我们平时与万物、与他人打交道，以为这纷纷扰扰的身外世界就是自己的家。可是这时，突然升起一种隔膜之感，意识到这并非自己的家。那么，我们的家在哪里呢？根本就没有家。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存是毫无根基的，我们从虚无中来，又要回到虚无中去。虚无才是我们的家，可是以虚无为家，不正是无家可归吗？于是，通过这种突然袭来的不知伊于胡底的焦虑之感，我们就在刹那瞥见了虚无本身。所以，海德格尔说：“焦虑启示着虚无。”“体会到焦虑的基本情绪，我们就体会到此在的遭际了；在此在的遭际中，虚无就可被揭示出来，而且虚无必须从此在遭际中才可得而追问。”（《形而上学是什么？》）
与惧怕相反，焦虑所领会的正是死亡的本质即虚无。在焦虑中个人的真正存在直接面对虚无，从而大彻大悟，不再执着于日常生活中的在，个别化到自身上来。所以，“为死而在，在基本上就是焦虑”。
海德格尔认为，虚无是一切存在物的本质，可是，唯有人这种存在物能够领会此种本质，从而优越于一切存在物。反过来说，倘若人不去领会此种本质，那么他实际上就丧失了自己的优越之处，把自己混同于其他存在物了。这就是沉沦。可是超越于存在物之上的倾向包含在人的本性之中，既然这种超越只能通过焦虑的情绪体验来实现，那么，人的心理中就必然包含着一种“原始的焦虑”。不过，“这原始的焦虑在存在中多半是被压制住的。焦虑就在此，不过它睡着了。”（《形而上学是什么？》）“真正的焦虑在沉沦与公众意见占主导地位时候是罕有的。”（《存在与时间》第40节）当然，被压制住不等于消失了。人尽管不自觉地试图靠沉沦于日常生活来逃避虚无，逃避深藏在他本质之中的无家可归状态，但是虚无和无家可归之感常常暗中紧随着、威胁着他。“焦虑可以在最无痛痒的境况中上升。”（《存在与时间》第40节）“原始的焦虑任何时刻都可以在此在中苏醒。它无须靠非常事件来唤醒。它浸透得非常之深，但可能发作的机缘则微乎其微。它经常如箭在弦，但真正发动而使我们动荡不安，则是极其稀少之事。”（《形而上学是什么？》）在人的一生中，真正被焦虑之感震动，窥见虚无之本体，不过是“若干瞬间”。受此震动的机缘，与其说来自外界，不如说发自内心。这是一种貌似无来由的突发的感触，其来由实际上深藏在人的本性之中。而且，在海德格尔看来，焦虑体验之多少、早晚和强弱，简直取决于个人的优秀程度，反过来也成了衡量个人的优秀程度的标准。这种体验愈多、愈早、愈强烈，就表明个人的存在愈为真实，他愈是保住了真实的自我。与此同时，焦虑取得了超凡入化之功，它向个人启示虚无之本体从而把个人“从其消散于‘世界’的沉沦中抽回来了”。
四、存在的悲剧
海德格尔自命要通过“真正的为死而在”来为个人谋划一种真正有意义的存在状态，他获得了什么结果？让我们来清点一下：
死表明存在的真正根基是虚无，我们被虚无抛出，又将被虚无吞没；
我们平时囿于日常生活，对存在的这种毫无根基的状况视而不见，只在某些突如其来的焦虑的瞬间，才对此有所领悟；
一旦有所领悟，我们就先行到死中去，把自己嵌入虚无中，从而发现平时沉沦于日常生活之无稽，力求超越日常生活，实现自己独特的自我。
可是，究竟怎样实现自己独特的自我，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怎样“真正地领会选择向着不可超越的可能性延伸过去的那些可能性”呢？在这方面我们得不到任何指示。我们只听说，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把自己从沉沦中抽出来，也就是摆脱物质世界和社会生活领域，靠焦虑的神秘情绪体验聚精会神于自身存在的意义。可是一则焦虑的体验不是招之即来的，人一生中只在某些预料不到的瞬间才有此种莫名的体验；二则当这种体验袭来时，物质世界和社会领域都隐去了，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自我直接面对绝对的虚无。此情此景，还有什么可能性可供选择，存在的意义何在？
问题出在哪里呢？
至少可以指出两点：
第一，当海德格尔把虚无视为存在的根基时，他已经事先认定了存在的悲剧性质。毋庸讳言，对能够意识到无限的有限存在物来说，人生的确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质。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人生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在人生的范围之外，即在虚无中）肯定人生，讴歌人生，为人生寻求一种意义。海德格尔也许是试图这样做的。他似乎想说，在虚无的背景下，就格外需要为人生寻求一种意义。可是，他把立足点放在虚无，而不是放在人生，因而为人生寻求意义的努力注定会失败。
第二，有限的个体生命要为自身的存在寻求一种意义，除了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寻找之外，还能从哪儿寻找呢？毫无疑问，个人需要的满足、个人能力的发展，本身有自足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只有在社会生活中才能够实现。而且，个体生命是易逝的，类却是永存的，因而个人存在的意义归根到底还要从个体与类的统一中去寻求。海德格尔把社会生活领域完全视为一个异化的领域，把个人从类中完全孤立出来，这样，既抽去了个人自我实现的内容和条件，又使既然个人必死其生存的意义何在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了着落，难怪他只能从个人稍纵即逝的神秘的情绪体验中去发现存在的意义了。
海德格尔的死亡观归结起来就是：对死的领会把人从人生中拔出来，投入虚无之中；把人从社会中拔出来，返回孤独的自我。孤独的自我在绝对的虚无中寻找着自己，这就是他对死亡问题的抽象思辨的形象图解。我们终于发现他试图从死亡中发掘的积极意义是虚假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悲观主义哲学。
五、死亡观种种
乘此机会，不妨对哲学史上的死亡观做一简略的回顾。
哲学和诗不同。诗人往往直抒死之悲哀，发出“浮生若梦”“人生几何”的感叹。哲学家却不能满足于悲叹一番，对他来说，要排除死亡的困扰，不能靠抒情，而要靠智慧。所以，凡是对死亡问题进行思考的哲学家，无不试图规划出一种足以排除此种困扰的理智态度。
大体而论，有以下几种死亡观：
一、功利主义的入世论。这是一种最明智的态度：死亡既然是不可避免的，就不必去考虑，重要的是好好地活着，实现人生在世的价值。例如，伊壁鸠鲁说：“死对于我们无干，因为凡是消散了的都没有感觉，而凡无感觉的就是与我们无干的。”“贤者既不厌恶生存，也不畏惧死亡，既不把生存看成坏事，也不把死亡看成灾难。”应当从对不死的渴望中解放出来，以求避免痛苦和恐惧，享受人生的欢乐——肉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平静。斯宾诺莎说，“自由人，亦即纯依理性的指导而生活的人，他不受畏死的恐惧情绪所支配，而直接地要求善，换言之，他要求根据寻求自己的利益的原则，去行动、生活，并保持自己的存在。所以他绝少想到死，而他的智慧乃是生的沉思”，而“不是死的默念”。中国儒家尽人事而听天命的态度亦属此种类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教导人只需关心生，不必考虑死。总之，重生轻死，乐生安死，这种现实的理智的态度为多数哲学家所倡导，并为一般人所易于接受。
二、自然主义的超脱论。这种观点以中国的庄子为典型代表，他主张：“齐生死”“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生死都是自然变化，一个人只要把自己和自然融为一体，超越人世古今之变，就可以齐生死，不再恋生患死了。超脱论与入世论都主张安死，但根据不同。入世论之安死出于一种理智的态度：死是不可避免的，想也没用，所以不必去想，把心思用在现实的人生上。它教人安于人生的有限。超脱论之安死则出于一种豁达的态度：人与自然本是一体，出于自然，又归于自然，无所谓生死。它教人看破人生的有限，把小我化入宇宙的大我，达于无限。所以，超脱论安死而不乐生，对人生持一种淡泊无为的立场。
三、神秘主义的不朽论。从柏拉图到基督教，都主张灵魂不死。这种观念的形成和传播，除了认识论上和社会关系上的原因外，不能不说还有情感上的原因，即试图在幻想中排除死亡的困扰，满足不死的愿望。这一派人往往把肉体看作灵魂的牢狱，把死亡看作灵魂摆脱肉体牢狱而回归永生，于是，死亡不足惧怕反而值得欢迎了。
四、犬儒主义的宿命论。以古希腊的犬儒学派（昔尼克派）和罗马斯多亚派表现得最为典型，提倡顺从命运。“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牵着走。”（塞涅卡）“人死犹如果子熟落，应当谢谢生出你的那棵树；又如演员演完一出戏，应当心平气和地退出舞台。”（奥勒留）
五、悲观主义的寂灭论。佛教认为，人生即苦难，苦难的根源是欲望，即生命欲望（生了就不想死）、占有欲望（得了就不想失）。脱离苦海的唯一途径是灭绝欲望，进入涅槃境界。“贪欲永尽，嗔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诸烦恼永尽，是名涅槃。”（《杂阿含经》卷十八）叔本华也以生命意志为苦恼之源，而提倡灭绝生命意志，显然受到佛教的影响。
一般来说，种种死亡观都主张接受死亡，但理由各不相同：或作为一个无须多加考虑的事实来接受（入世论），或作为对自然的复归来接受（超脱论），或作为灵魂升天来接受（不朽论），或作为命运来接受（宿命论），或作为脱离人生苦海来接受（寂灭论）。就对人生的态度来说，入世论肯定人生，主张生命的价值即在其自身，不受死亡的影响，乐观色彩最浓；超脱论齐生死，把生命与死亡等量齐观，达观中蕴含悲观；不朽论鼓吹灵魂不死，实则否定人生，是一种虚假的乐观主义；宿命论、寂灭论都否定人生，悲观色彩最浓。
从哲学上解决死亡问题，关键是寻求有限与无限、小我与大我的某种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儒家从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庄子从个人与自然的统一中，西方基督教从个人与上帝的统一中，都发现了不同意义上的个人之不朽，即个体生命在死后的某种延续。佛教有轮回之说，但佛教的本意却在断轮回，永远摆脱生命的苦难，它是承认并且向往绝对的虚无的。佛教是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哲学。
与上述种种死亡观比较，海德格尔既否定人生（人生在世是非真正的存在），又否认人死后有任何依托（他否认个体与类的统一，也不信神），他的哲学同样是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哲学。
个人存在的意义无疑是哲学研究的一个严肃课题。但是，一方面把个人从存在的主要领域社会隔离出来，另一方面又把他置于死亡即虚无的背景之下，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悲观主义的深渊。这就是海德格尔的死亡观给我们的教训。
六、从叔本华到海德格尔
在黑格尔之后，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中出现了一种极值得注意的趋向，便是悲观主义抬头，人生虚无的哀音不绝于耳。这是欧洲精神文明的危机拨动了德国人深沉敏感的思想之弦。从叔本华经尼采到海德格尔，德国现代哲学的这三个关键人物在骨子里都是悲观主义者，当然，他们之间又有着一些重要的区别。对他们做一番比较，无疑会有助于理解海德格尔死亡观的实质。
叔本华是一个直言不讳的悲观主义哲学家，甚至可以说，他是近二百年来西方最大的理论上的悲观主义者。叔本华把生命意志视为自在之物，即世界的本质，然而，他对这生命意志是持彻底否定的态度的。理由有二。第一，意志包含着内在矛盾，它意味着欲求，而欲求的基础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意志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没有目标、没有止境的挣扎”，一切生命在本质上即痛苦，作为意志最完善的客体化的人则痛苦最甚。第二，意志在本质上又是虚无的，它的种种现象，包括人的个体生命在内，均是幻影。人的个体生存一开始就是一种“慢性的死亡”，“到了最后还是死亡战胜”。死亡好比猫戏老鼠，在吞噬我们之前先逗着我们玩耍一阵。人生好比吹肥皂泡，明知一定破灭，仍然要尽可能吹大些。生命是满布暗礁和漩涡的海洋，人在力图避开这些暗礁和漩涡的同时，却一步一步走向那最后的不可避免的船沉海底。叔本华由此得出结论：一旦我们认识到意志的内在矛盾及其本质上的虚无性，便可自愿地否定生命意志，从而欢迎作为意志之现象的肉体的解体，即死亡。在这个意义上，他推崇禁欲为最高美德，甚至赞扬由极端禁欲而致的自杀。他认为，虚无，即印度教的“归入梵天”、佛教的“涅槃”，是“悬在一切美德和神圣性后面的最后鹄的”。
尼采是从叔本华出发开始其哲学活动的，他事实上接受了叔本华悲观主义的两个基本论点，即生命在本质上是痛苦，必死的个体生命在本质上是虚无。不过，他不满意叔本华赤裸裸否定人生的消极结论，而试图为人生提供一种意义，指出一条自救之路。为此他诉诸艺术。尼采早期提出艺术起源于日神（梦）和酒神（醉）二元冲动说，便是立意要说明艺术对于人生的本体论意义。后来他又提倡强力意志说。强力意志说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说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在叔本华那里，生命意志是一种盲目的冲动和挣扎，是全然没有意义的、必须加以否定的；在尼采那里，意志获得了一个目标，即强力。这里强力的本义是生命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扩张。而在尼采看来，强力意志最生动直观的体现仍然是艺术。不过，尼采以艺术肯定人生，本身是以默认人生的悲剧性质为前提的，而这种肯定说到底也只是靠艺术幻觉（梦）和艺术陶醉（醉）来忘却个体生命的痛苦和虚无罢了。尼采还曾经试图用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说来抵制虚无的观念，足见虚无问题是如何折磨着他的心灵。
我们看到，叔本华直截了当地渲染人生的痛苦和虚无，主张立足于虚无而否定、“解脱”这痛苦的无意义的人生；尼采主张用艺术肯定人生，立足于人生而对抗人生的痛苦和虚无。与他们相比，海德格尔的悲观主义有所不同。他和叔本华一样主张立足于虚无，但不是要否定人生，反而是要肯定人生。他和尼采一样主张肯定人生，但不是立足于人生，反而是立足于虚无。叔本华想说明：人生既然在本质上是虚无，就应该自觉地皈依这虚无，摒弃人生一切虚幻的痛苦和欢乐。尼采想说明：人生尽管在本质上是虚无，却仍然可借艺术的美化作用而获得其价值。海德格尔想说明：人生唯其在本质上是虚无，个人才理当无牵无挂，有设计自己的存在方式的自由，可以从非真正的存在向真正的存在“超越”。对叔本华来说，虚无彻头彻尾是消极的，并且决定了人生是消极的。对尼采来说，虚无同样是消极的，但是不能因此抹杀人生有某种积极意义。唯独在海德格尔那里，虚无似乎获得了一种积极的性质。他不去议论虚无本身的可悲，仅限于挖掘它启示个人返回自身的作用。然而，我们已经指出，这并不能掩盖海德格尔哲学的悲观主义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