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走后的第二天，我漫无目的地上网浏览关于他的一切，发现大部分来自台湾的实时评论与报道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他和蔡琴的那段婚姻。有的标题耸动，例如“蔡琴：你怎么这样就走了”和“杨德昌蔡琴的十年无性婚姻”，有的干脆说“杨德昌是负心汉，网友毁誉参半”，就算正派大报也在第一时间的快讯里用去大半篇幅谈他的感情生活。一路看下来，你几乎全忘记死了的不是第一位为台湾得到戛纳影展最佳导演奖的艺术家，而是一个娱乐圈中的多情种。
认识杨德昌，是整整十年前的事。那年是“九七”，香港当代文化中心策划了“中国旅程”剧展，以一桌两椅的舞台布置为主题，请来几位大陆和港台的名导演各自创作一出短剧。事前大家都没想到，杨德昌的《九哥与老七》竟然是一众作品中最有“话剧”感的作品，整出戏就是两个黑社会的对话，无论剧本还是舞台调度都精准得无懈可击，与杨德昌的电影一样。
当时身任总策划的荣念曾分身不暇，于是叫我排演他自己的作品《这是一张椅子》，挂个执行导演的头衔，因此我就有机会天天和杨德昌聊天了。杨德昌的作品虽以冷峻疏离著称，他本人却相当和蔼，尽管话不多，但只要说到感兴趣的题目，就会非常投入。记得有一回我们在地铁上谈起村上春树与王家卫，过了好几个站才发现大家都忘了下车。
那时我还是个小鬼，冲动反叛，大概杨德昌对这样的年轻人特别宽容友善。有一次上他家聊天，几个大朋友都喝软饮，只有我要喝酒，于是他放下了茶杯，拿出啤酒对我说：“那我也陪你喝酒吧。来！干一杯！”直到今天，我还深深记得他握着酒杯双眼眯成一线的笑容。看见现在媒体上关于他的那些新闻，想起他的笑容，我就特别特别难过。
如今你走进台北随便一家DVD出租店，要找全他的作品是很困难的；即便是一些比较大型的激光视盘专卖店，也不容易发现他的电影。再看一些网友的留言，居然有人说他“还不是那帮四五年级的老鬼，有什么了不起？”更多的意见则是“他的东西太沉闷，根本看不懂”。
台湾不欣赏杨德昌，看来杨德昌也不见得喜欢台湾。他生前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很多人心目中他一生的巅峰之作《一一》，除了一场特别放映，就从未在台湾正式发行过，连DVD都没有，原因是杨德昌自己不愿意。他不喜欢台湾的电影产业体制，也不满意政府对电影的冷淡，更讨厌所谓的娱乐圈。
早年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两根标杆分别是杨德昌与侯孝贤，观众也分成了拥杨派与拥侯派。喜欢侯孝贤的会说杨太过冷酷，不如侯的悲天悯人拥抱乡土，喜欢杨的则称他好就好在拍出了现代都市生活的无情与疏离。事后看来，这种区分显然是太粗糙了，侯孝贤并非“乡土”二字可以概括，而杨德昌也不尽是冰冷抽离。
但是杨德昌对于台湾式的“乡土”又的确是有距离的。很多年前，他曾经介绍我看一篇论文，谈的是纳粹反犹意识的根源，那篇论文的作者把问题追溯到纳粹支持者的“乡土情结”上，指出他们特别执迷地崇拜大地与浪漫化的农村图像，觉得乡土代表了有根、踏实和传统，是值得大家热爱甚至牺牲生命的。与此相反，寄居城市的犹太人则被视为无根、漂泊、狡诈而多变的他者。
当时台湾文化上的乡土情结开始被纳入了政治措辞的范畴，我们目睹市面上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本土论述：饮食是台湾的好，艺术是台湾的妙，连哲学也有人提倡“台湾哲学”的说法了。终于到了一个地步，只要谁不喜欢台湾本土自生的东西，只要谁否定台湾乡土的纯朴不变、肯定台北都会的驳杂不纯，谁就是不爱台湾，而谁不爱台湾，谁就是台湾人民的公敌了。终于，前国民党主席连战也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地上亲吻土地，仿佛这才证明了国民党不是“外来政权”，这才表示他真是爱台湾的。
爱台湾爱得泛滥之后，就连“爱”也变得虚无可疑。几年之间，台湾成了一个落花流水皆有情的小天堂。每个政客都像琼瑶小说里的角色，人人爱不离口，总是充满激情，偶尔还要泪洒庙堂。打开那些厚得像本小书的CD封套，你会发现许多歌星录每一首歌都有说不尽的心事；为了表示这是真的，他们还要用笔亲自写出那些感人的心情。至于媒体，八卦的盛行就最能说明这种近乎农村乡愿的滥情风气。没人关心杨德昌的运镜方式，大家只知道他抛弃了蔡琴。杨德昌也真不识相，用《麻将》狠狠刺穿了这一切，告诉大家所谓的爱无非尽是计算，而城市的功利无情早已吞噬了大家天天挂在嘴上的乡土淳美。
台湾文化的感觉结构越是直白粗浅，杨德昌的作品就越是显得低沉晦涩。我想他很不喜欢台湾电影工业的产销模式。新片上映，男女主角一定要有绯闻吗？导演一定要去接受那些低智的电视采访，甚至满嘴“胡哥”、“吴哥”地和主持人玩一些辱人的游戏吗？
曾经，他以为放弃电影、改行漫画，就是一条出路——到底漫画是门手工业吧，何况这是他自幼就有的兴趣（他还藏有手冢治虫的全集）。可惜连漫画，台湾人也接受不了杨德昌口味的漫画。
除了内行，一般观众都不大喜欢杨德昌。侯孝贤的电影固然也是票房毒药，可至少大家还会带着刻板的印象，觉得他是“我们台湾人的导演”。而杨德昌，他镜头下的台湾几乎从未美化过；对于台湾的一切，他总是批判。不爱台湾，你就不是台湾人。
杨德昌真的不爱台湾吗？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猫王去探视狱中的小四，留下了一卷录音带，里头录了他们最喜欢的猫王歌曲《更明亮的一个夏日》。小猫王还在带里告诉小四，猫王终于回信给他们这帮小粉丝了，说他“很高兴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人喜欢他的歌”。要有多深的情感，才写得出这么一句沉重而荒谬的句子？更令人绝望的是，小四根本不知道小猫王来过，也不知道这卷录音带的存在，因为狱卒挡住了小猫王，还随手把他留下来的带子丢进了垃圾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