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中，统治者的地位，是在人神之间的。《左传》中记师旷说：“夫君，神之主也，而民之望也。”这就是说，统治者的身份是承上启下的。就因为这种承上启下，所以要“忠于民而信于神”（《左传》季梁的话）。如果做不好，就“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传》曹刿的话）。闹到最后，就“弃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左传》刘定公的话）。这样的统治者就要垮台了。
不怕“人怨”怕“天怒”
但是，对统治者而言，所谓“神怒民叛”，他怕的是前者而非后者。民的“叛”，是很难的。一叛就即惩治叛乱条例一下，所谓叛，就不成其叛了，最后就只好化为“怨”而已。于是“神怒民叛”，就演变为“天怒人怨”了。
但是，“人怨”是小事，“天怒”又怎么办呢？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公元前662年），“有神降于莘”，《国语》中记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其君齐明衷正，精洁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飨而民听，民神无怨，故明神降之，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之将亡，其君贪冒辟邪，淫佚荒怠。……民神怨痛，无所依怀。故神亦往焉，观其苛慝，而降之祸。
这就是说，当统治者无道的时候，作为神的，就不再施福了，而要跑去看热闹，然后降祸了。神的降祸，可以使统治者垮台。这种“天怒”比“人怨”厉害得多了，统治者自然不得不小生怕怕了。
灾异
表现“天怒”的解释，到了汉朝人手里，变得细腻起来了，就是所谓“灾异说”。董仲舒是这种思想的掌门人，他说：
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曰：“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入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这是说天是很仁慈的，它不立刻惩罚人，而是先警告一下；警告无效，再吓唬一下；吓唬无效，“其殃咎乃至”。天惩罚人是分梯次进行的，是给人缓冲时间的。
天人相感
从因果观点看，灾异的来源，是恶性循环的，这叫“天人相感”。董仲舒说：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己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董仲舒是绝对尊重统治者的。他明说“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明说“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是怎么“屈君”呢？“屈君”的力量，只有来自天。统治者无道，是“天夺之”的，天又怎么“夺”之呢？
如此制衡
后来研究思想史的人，都犯了一个错误，以为董仲舒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的目的，是向专制帝王制造“精神威胁”“把权源纳入正轨”。认为董仲舒抬出天来制造制衡，其实这是给古人戴高帽了。对一个满脑“罢黜”什么、“独尊”什么的专断论者，对一个满口“以人〔民〕随君”“屈民而伸君”的拍马大王的人，我们是不能这样溢美的。
董仲舒的王牌理论是提倡“春秋大义”。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立场是尊王攘夷，提倡《春秋》就是提倡君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董仲舒明明是主张一切“一统乎天子”的，“一统乎天子”就是一人专权、中央集权，结果就是“君者，权也”的。汉初的统治者并不喜欢儒家，汉高帝轻视儒生，甚至要“溺儒冠”（朝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但是得到天下后，发现儒家思想最便于作为统治的“润饰”，所以外儒内法就势在必行。于是，从汉高帝到汉武帝，从叔孙通到董仲舒，便很自然地花对花、柳对柳起来。董仲舒是“以经术润饰吏治”（《汉书·循吏传》）的，这完全是投统治者所好的。至于他强调灾异，强调天人相感，也只是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而已。希望统治者做贤君，这是古往今来人人的希望，这算不得政治上的制衡。制衡君权要有像样的办法，灾异又叫什么办法呢？
有一次，汉朝祖庙着了火。董仲舒写了稿子，发了议论。主父偃偷了这篇稿子，上奏汉武帝。汉武帝拿给大家看。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不知道这是他老师的作品，大发议论，说这篇东西“大愚”。于是汉武帝把董仲舒给关起来，论以死刑。后来虽给特赦了，但是他再也不敢谈灾异了。
董仲舒打着儒家的招牌，耍着阴阳家的把戏，用阴阳四时五行种种迷信怪说逢迎主上，以期得君行道，结果却变成了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帮凶，成了助长专制政治的第一罪人。这真是跟统治者与虎谋皮的知识分子的迷梦，在梦醒时分，除了落得虎口余生外，什么都与春秋代谢了！
三结合
所以，这种制衡关系纵使有，在董仲舒的思想里也是很可怜的。因为所谓制衡，说来说去，只不过是一点灾异而已。用灾异来制衡统治者，岂不太空洞了吗？
董仲舒不但在灾异说上面无法造成制衡，相反的，真正“一统乎天子”的思想大建构，竟还出自此公之手。他是真正把“同级迷信”同“高段统治”结合的人。我们试看他的立论：
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
这是以“阴阳”“五行”“四时”三结合来立论的。
在阴阳方面，董仲舒明说纲常之道“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所以旱灾来了，表示阳对阴的一种讨厌表示；日食来了，表示阴对阳的一种犯上表示。
一切阴阳都是天人相感的，自然一点也不自然，是大有文章的。
在五行方面，“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所以，要“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大小、广狭，所以观天道也”。“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
在四时方面，是五行中除土以外的四行，各主四时中四分之一的气。木主春气、火主夏气、金主秋气、水主冬气，土什么也不主，它是头头。“土者，天之肱股也”！“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谓大忠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虽居中央……然而弗名者，皆并功于火，火得以盛。不敢与父分功美，孝之至也。是故孝子之行、忠臣之义，皆法于地也”。
因为五行的关系都是相生的关系，所以火生土，土变成了火的儿子。“为人子者，视土之事火也。”儿子替爸爸做事，是只尽其义、不计其利的、“不与火分功名”的、“不敢与父分功美”的，这种单向会，正好代换成臣子对统治者的无条件效忠。所以“忠臣之义、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是故圣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
“贬天子”吗？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写董仲舒论《春秋》，曾有“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话。但是如何贬得了天子，自古以来就没有成功过，也没有在政治理论上建构过。结果呢，以“贬天子”为素志的知识分子，反倒一个个吃起荤来，一个个变成了帮助统治者有效统治的鹰犬，不但不能建构有效的制衡体制，反倒一再向统治者认同、共识，共同建构起临时条款式的体制。知识分子不能坚守原则，沦落至此，真可谓“自作孽，不可活”了！
1983年4月6日病中写完
注释
董仲舒（公元前176—前104），号桂岩子，河北冀县人，是汉武帝时代的博士。他上课时候要“下帷讲诵”，他的学生甚至要“传此见次相授业”（间接教来教去），“或莫见其面”。早年时候，他的专心，可以“三年不窥园”；晚年时候，他“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述为事”，很受人尊敬。
“三纲”之说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原意是君臣、父子、夫妇各尽其分，后来由《纬书含文嘉》和《白虎通》演绎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大教条，董仲舒变成了始作俑者。
《史记》原文是：“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这些话，到了《汉书·司马迁传》里，就被窜改为“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其中“贬天子”的字眼竟不见了。知识分子与虎谋皮，下场一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