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一文里，曾经谈到国民党和它同路人为了阻止自由思想的流传，而借刀杀人，由胡适的未亡人出面，要求“销毁”自己丈夫的著作。胡适的未亡人是江冬秀，她在1966年12月25日按铃申告，要求用法律手法解决政治背景的问题。这一国民党和它同路人一贯作业的杰作，我曾简略说明如下：
一、违反胡适遗嘱，由台湾大学把权利转赠中央研究院后，再化公为私，由中央研究院转赠给胡夫人，使胡夫人有了证明书；
二、胡夫人凭这证明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权；
三、再由内政部违反不得申请注册的规定，硬在1967年2月23日，发给胡夫人二十五年的权利执照；
四、最后由胡夫人拿执照告人。
所以，胡夫人取得告人的资格与证据，都是《胡适选集》出版后才高速赶造成的，这些资格和证据，都是违反法律上基本常识与原则的。但是，国民党不管，国民党的法院也不管，无知而糊涂的乡下妇人胡老太也不管，在胡夫人吵着“要见总统”的配合下，国民党和胡夫人终于借着所谓法律，达到了封杀《胡适选集》的目的。
为了给上面这些话留下千秋文证，我再公布一些一般人不能知道的“内幕”资料，使大家领教一下国民党是怎样整人的！
告人的资格是后补的
江冬秀在1966年12月25日按铃申告后，她就大模大样待在家里，迫使司法人员要到她的“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胡公馆”去问话。1967年1月19日上午9时，台北地院检察官朱石炎亲自驾临，做笔录如下：
问：著作权执照之原件有否？
答：已送内政部办理移转登记了。又内政部通知及胡适遗嘱原件均存放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未在家中。
问：你何时知道文星出书窃印《胡适选集》之事呢？
答：就是在五十五年（1966）12月9日我写日记那天。
问：“中央研究院”将胡适著作权何时移转给你呢？
答：转让证明书是五十五年（1966）12月30日给我的。
这一笔录，清楚说明了“中央研究院将胡适著作权”移转给江冬秀的证明书，日期是“‘五十五年’12月30日”，是江冬秀按铃申告后第五天的事。换句话说，在江冬秀按铃申告当时，她本人根本毫无告人的法律上资格。这种资格，是国民党和它同路人快马加鞭补给她的，是“先上车，后买票”的！但是，一切应依法律办事的法院，总不是公共汽车吧？把法院当公共汽车，总是一种亵渎吧？
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怎样化公为私？
再看1967年1月21日所谓证人王志维的笔录：
问：胡适遗嘱第四条所指之书集，何时交与台大呢？
答：事实上并未将该书集交与台大的。因为胡适立遗嘱时该等书集均在美国。其后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带了部分回来，其太太回国时将余书全部带回，均放于研究院内。后来胡适之纪念馆落成，其遗嘱执行人刘锴在台代理人陈雪屏与台大接洽后，由台大来函表示该书集等转赠本院（提出台大校长函一件及陈雪屏函二件阅后影本附卷）。
问：遗嘱执行人有何人在台呢？
答：有游建文九人在台。
问：中央研究院何时又将该书集等转给胡江冬秀呢？
答：关于该等书集本身是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提出胡适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二份附卷）。
问：中央研究院有否取得著作权呢？
答：没有。台大亦未取得该著作权。
问：中央研究院既未取得著作权，何以要公证转让呢？
答：因胡夫人到内政部办登记时，内政部主办人以为根据胡适之遗嘱，台大才有该权利。如胡夫人要办登记，必须提出取得该权利之证明文件，因此才办公证的。
这一笔录，清楚说明了刘锴、陈雪屏、钱思亮（台大校长）等如何改变胡适遗嘱，硬将权利“转赠”给“中央研究院”；而“中央研究院”王世杰等，又如何再度改变，硬将权利在江冬秀按铃申告后转给她，以完成封杀《胡适选集》的一贯作业。
所谓证人王志维笔录中，妙事有四：第一，他明说那是“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是公产又何能无条件“转赠”给私人？这是哪一国的逻辑与法理呢？第二，他“提出胡适遗著整理编辑委员会会议记录二份”，以证明“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中央研究院”附设的委员会，又哪来权利化公为私呢？这不是笑话吗？第三，他公然表示第一手台湾大学和第二手“中央研究院”都没取得著作权，第一手第二手既无此一权利，第三手江冬秀又何能转手取得而告人呢？第四，“内政部”明知江冬秀依法不能登记，因为“根据胡适之遗嘱，台大才有该权利”，并明知江冬秀取得的证明书，是化公产为私产的行为，又何能帮着做手脚呢？
法律细节上的笑话
现在，先抛开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化公为私的大前提不谈，单就化公为私的法律细节上，我们来看看笑话：
胡适1957年7月4日所立的遗嘱第四条中，明白表示将他的手稿（manu-scripts）和文件（papers）以及全部印行的书籍（printedbooks）遗赠给台湾大学，并且“请求杨（联陞）毛（子水）两教授，代为安排这些手稿文件的保管、编辑和出版”。
根据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胡适纪念馆单位下的记载，这一“遗赠”，业经台湾大学转让给“中央研究院”，是项“转让”及“遗赠”，均先后经过台大校长钱思亮及遗产受遗人江冬秀签字同意，完成法律手续。这一经过，在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中，已写得明明白白：
九、胡适纪念馆
依照胡故院长1957年6月4日所立遗嘱第四条的规定，他的前存纽约，后移台湾的藏书，及其他文稿、文件，原系赠给台湾大学的，但因本馆正式成立，台大钱思亮校长已将胡故院长遗嘱第四条所载书籍文稿等件的权利、所有权及利益，转让给中央研究院，并已于1963年5月8日，在此转让证明书上签字，又照上项遗嘱第五条的规定，胡夫人江冬秀女士为遗产的受遗人，胡夫人也已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至此胡故院长遗存住宅内的一切遗著、书籍、文物，归于胡适纪念馆的法律手续，业已完成。
由此可见，江冬秀既然已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那么权利——如果有的话——就完全不属于她了，她既然没权利，当然就无法告人，于是国民党官方遂在她按铃申告后，促成以下四步骤：
一、由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与江冬秀在1967年年初，签立赠与契约，将胡适著作物的著作权赠与江冬秀。
二、由赠与人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与受赠人江冬秀、各委代理人，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同台北地方法院办理“赠与”公证。
三、由江冬秀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11日”凭同前项公证书，向“内政部”申请著作物继承注册。
四、江冬秀凭前项申请注册的收据，向台北地检处为侵害著作权的告诉。
于是，国民党拍拍彼拉多式的双手，大功告成了！
能抛弃吗？
现在，我们就算台湾大学转赠“中央研究院”可以有效，但“中央研究院”化公为私，把“‘中央研究院’之公产”私赠他人，在法律细节上也是站不住的。为什么呢？
按照法律规定，对于死者的“遗赠”本可表示“承认”或“抛弃”（“民法”继承编第三章第三节），但是照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的记载，“中央研究院”既已接受台大校长在“转让证明书”上的签字，既已接受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即表示“中央研究院”对于胡适遗嘱第四条所为之“遗赠”，是“承认”而非“抛弃”。
何以说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即足以证明“中央研究院”对于胡适的“遗赠”为“承认”呢？因为江冬秀的签字，在法律上是本于受遗赠人（“中央研究院”）的请求而签字的，在法律上，江冬秀虽一方面是“遗产”的权利人，在另一方面却是“遗赠”的义务人，就“遗产”权利人而言，为“受遗赠人”的“中央研究院”，非取得“遗产”权利人的承诺，不能取得“遗赠”的权利；就“遗赠”义务人而言，江冬秀只有签字承认“受遗赠人”的请求，而为“遗赠”的交付，始足以表示对胡适遗言的实践。
关于“受遗赠人”就“遗赠物”得向“继承人”为交付的请求权，史尚宽《继承法论》第四章第七节“遗赠”有这样的论述：
遗赠分为“包括遗赠”“包括名义之遗赠”及“特定遗赠”三种：
……
（二）包括名义之遗赠，谓遗嘱人就法律许其任意处分之财产，给予其一部分之“遗赠”（民法第1010条第1项。）包括名义之受遗赠人，应对于有法定特留分之继承人，请求财产之交付。
由此可见，1963年度“中央研究院概况”所载江冬秀于“1963年4月16日”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的签字仪式，原是本于“受遗赠人”“中央研究院”的请求而举行的，“中央研究院”既以“受遗赠人”的身份，本于法律上对“遗赠义务人”亦即“遗产权利人”的江冬秀，为履行“遗赠”的请求，则它已为承认“遗赠”的意思表示，已经毫无疑义。因此，本于“已取得者，不得拒绝”的法谚，“中央研究院”对于既经接受胡适遗嘱所为的“遗赠”，依法理不得复为主张“抛弃”。
“中央研究院”将本于胡适“遗赠”而取得的著作权，转过头来，又以“赠与”方式转赠给江冬秀，目的无非是想使它发生“民法”第1208条的效力，就是：“遗赠抛弃时，其‘遗赠’之财产，仍属于遗产”，用来使“中央研究院”就此再“赠与”的行为，承认江冬秀对著作权继承的复活；进而使“内政部”承认江冬秀对于已丧失的著作权继承，业因“民法”第208条“中央研究院”抛弃“遗赠”而复活。
但是这种一相情愿的想法，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因为“中央研究院”对于既经接受胡适遗嘱所为的“遗赠”，依法理是不得复为主张“抛弃”的。这一法理，依据有三：
一、德国民法第2180条第1项明定：“受遗人，对于遗赠已为承认者，不得拒绝。”
二、日本民法第989条明定：“遗赠之承认或抛弃，不得撤销之。”
三、德日两国民法的规定，是以自罗马法以来“已取得者，不得拒绝”的法谚为基础。
“中央研究院”本于胡适遗嘱所受的“遗赠”，既然已为“承认”的意思表示，上溯至“1963年4月16日”江冬秀在“遗产转移同意证明书”上签字之日起，下推至“‘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依公证书复为赠还之日止，本早已有三年八个月之久的定形，双方全无间言，何能于江冬秀一按铃申告，就将三年八个月的事实推翻，将受之“遗赠”者，复为“赠与”之璧还，以示对于“遗赠”的抛弃？这样的出乎尔者反乎尔，又成何体统呢？如果这样而可被认为合法，则世间法律行为将永无确定之日了！权利义务相对人以及第三人间的关系，也将随时有被动摇之虞了！这还成为什么世界呢？
无法无天又无知
至于所谓证人王志维所说，“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公产，但著作版权版税部分本来就是属于胡太太的”一怪说，也是法律上的另一笑话。为什么呢？
原来自罗马法以来，就有“不得将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的法谚，所谓“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就是“本非自己所有的权利”，或“所有，却不如所让与者等大的权利”，是不能让与他人的。如果胡适遗嘱第四条的“遗赠”，根本不包括著作权在内，那么“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在“‘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请求公证的转让契约中，竟以“胡适著作权”为赠与的标的，岂不是“中央研究院”以“大于自己所有”“非自己所有”的权利给人了吗？岂不是等于“将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了吗？这不是笑话吗？
另一方面，若不认胡适遗嘱第四条的“遗赠”包括著作权在内，则当“中央研究院”对江冬秀做“胡适著作权”的转赠时，就是“将无作有”的虚惠了。对于“将无作有”的虚惠，江冬秀根本可用她根本没有丧失著作权相辞谢，但她不辞而受，反证她当时承认著作权已因“遗赠”而丧失，所以“中央研究院”再回头“璧还”她时，她就受之不疑了！
“中央研究院”赠之不以为僭，江冬秀受之不以为疑，证明胡适著作权，“中央研究院”确曾得之于前，因而江冬秀可以受之于后！
强词夺理也许可以原谅，但是强词夺理否认一事，便须连带否认两事：既否认胡适遗嘱第四条不包括著作权在内，就得连带否认“中央研究院”曾以著作权转赠江冬秀，就得连带否认江冬秀曾接受“中央研究院”对于著作权的转赠。但是由于“‘五十六年’（1967）元月4日”转赠胡适著作权是公证行为，已载之公文书，双方都不容否认，既然都不容否认，却争执遗嘱第四条“遗赠”中不含著作权在内，这不是笑话，又是什么呢？
在江冬秀按铃申告的过程里，当他们发现“抛弃已承认的遗赠”，不免在法律上触礁时候，他们真的不惜否认起胡适曾以著作权“遗赠”给江冬秀以外的单位了，真的不惜否认起以前签字仪式所完成的一切法律手续了！——江冬秀是村妇，她可以什么都不懂，但是在背后煽火的人，也未免太无法无天又无知了！
“内政部”蒙混舞弊
江冬秀既从“中央研究院”非法取得著作权、从法院非法取得公证书，于是，国民党一贯作业的程序，便快马加鞭，衙门换衙门，从“中央研究院”转到“内政部”。于是，江冬秀一扭一拐地到了“内政部”，要执照！
现在看“内政部”怎样配合。
“内政部”首先快马加鞭，给了《胡适文存》等九种著作权执照，但是，这是很令人起疑的，因为所谓大陆时代原始著作权执照的号码，据江冬秀当庭陈述，说早都丢了，因此，这些号码的来源，就不是江冬秀所能提供的了。但若是“内政部”提供的，显然就有可疑的号码。以《胡适文存》为例，说是“二十三年（1934）10月30日”发的，执照号码是3674，但是据我查证所得，3674的号码根本不是《胡适文存》的，《胡适文存》的号码该是524，日期该是“十九年（1930）7月7日”，这种蒙混舞弊，又怎么说呢？何况，《胡适文存》在登记上的“著作权所有人”，明明是“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根本不是胡适，更别提什么江冬秀了，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一点。
并且，同一个“内政部”，早在“1961年4月25日”，曾以“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台南大东书局”，说：“查《胡适文存》一书，尚未向本部申请著作物注册！”现在江冬秀竟把《胡适文存》列为九种注册著作物之一，这就与同一个“内政部”“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矛盾了！查1928年5月14日的著作权法，第四条明定“著作权归著作人终身有之”，后来修订，相沿不改。胡适死在1962年，他死后，遗嘱把著作物给了台湾大学，台湾大学并没登记，所以“内政部”纵使“台（50）内著字第57976号”通知中所说有误，与胡适死后著作权消失的时间也接近首尾相连，“内政部”明知《胡适文存》无案底之可言，却给江冬秀方便，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二点。
此外，九种著作权执照，经江冬秀单独以己名为继承著作权注册者六种（原卷“证十七”《胡适文存》、“证十八”《短篇小说第二集》、“证十九”《尝试集》、“证二十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证二十四”《词选》、“证二十五”《戴东原的哲学》）；与他人共有著作权注册者三种（“证二十”《庐山游记》、“证二十二”《哲学的改造》、“证二十三”《淮南王书》），这九种著作权执照，在原始提起的证据中，均欠缺“内政部”印，直到第二次庭讯中，才经补盖遮掩，对已经送达的文书这样处理，是十足的伪造文书行为，这又怎么说呢？这是“内政部”蒙混舞弊的第三点。
总之，“内政部”明知胡适著作权或根本不在胡适名下，或因胡适死亡而消失，或因已属“公产”而不能转赠私人江冬秀，却为了配合国民党的一贯作业，擅发执照给江冬秀，这种朋比为奸，是休想遮盖得了的！
轮到法院来了！
就这样的，江冬秀终于以最快的速度，从“内政部”拿到执照，一扭一拐地，送到法院里。现在轮到法院参加一贯作业了！
法院面对的，是一片“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考验。著作权法第一项，明指著作物经申请而“注册后”，其权利人始得对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权之诉；同条第二项，明指在“经申请”而尚未获得执照之前，亦得对侵害人提起侵害著作权之诉。两项所不同的，只是前者是指“经申请已获注册领有执照”而言，后者是指“虽未核发执照，但已提出申请”而言，两者所同的是必须已经为著作物注册的申请后，始有权利对他人提起侵害之诉，因为诉讼必基于“权利”的存在，在他人发行书籍之前，告诉人根本尚无“权利”的存在；在他人发行书籍之后，纵使告诉人取得“权利”，也不能对取得“权利”以前他人的发行行为提起告诉，因为这是“法律不溯既往”原则，文明人是谁也不敢违反的。
所以，纵使江冬秀以“中央研究院”的“赠与”来撑腰，而使她的著作权继承复活，这项复活行为，也应该直至“1967年1月11日”“内政部”给她申请收据之日方才起算。“1967年1月11日”，早已在“1966年6月”发行《胡适选集》之后，自不能以其后取得的权利“溯及既往”，来提起告诉。
但是，这个岛上的法院，显然对“宪法”第八十条“超出党派以外”的要求，还是有待“共识”的。在“五十六年度上易字第3797号”地院判决里，和“六十年度上易字第1951号”“高院”判决里，漠视“法律不溯既往”原则的痕迹，就处处可见。最后判决《胡适选集》要没收、要销毁其制版，一切都不容分说，也不顾及证据法则了！
后话
国民党和它同路人，用《胡适选集》案来封杀胡适思想、来打击流传自由思想的人，从台湾大学到“中央研究院”、从转让契约到赠与公证、从继承注册到按铃申告、从舆论围剿到法律封杀……全套作业是快慢随意的，是声应气求的，是用胡夫人打头阵用未亡人削群雄的。整个作业的流程，的确阴险而利落。如今，十七年过去了，我回想这由我一心编出来的《胡适选集》，一手搅出来的头条大案，一身惹出来的——如胡秋原所说的——“一面对抗复兴中华文化运动，一面进行进一步的卖国匪谍活动”，真不禁又好气又好笑。
花了一天的时间，我写了这篇文字，并且毫不客气地公布了许多文件与内幕。毕竟我这“文化基督山”是可怕的对手，我会等待十七年，然后花十七个小时，去把敌人清算进历史。乡愿们老是劝人“往者已矣”，但是正义之士却总爱“温故知新”，正义之士是永不健忘的，健忘是对正义的一种亵渎。为了不使正义蒙尘，我们必须学会要永不停止地揭发真相、揭发真相、揭发真相。在真相的光照下，使我们流芳百世，使他们遗臭万年——在齐的太史、在晋的董狐，他们干的，不就正是这种事吗？1983年2月2日夜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