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场演讲——陈璧君到陈碧君

前年在“清华大学”讲了《清华生与死》,去年在淡水工商讲了《淡水深与浅》,今年在师范大学讲了《师大新与旧》。本来想去辅仁大学讲《辅仁神与鬼》的,大概风闻我这恶客话没好话,所以没被邀请。但是,“交通大学”看中了我,要我去讲,我决定讲《交通快与慢》。这场演讲,早在几个月前,就由对方跟李敖出版社的小苏约好了,小苏通知我,我漫应之。

到了上个月,对方要我去讲了,我却意兴阑珊了,小苏没法,乃又通电话又打电报又写快信,表示歉意,告诉他们李敖先生不能来演讲了。

12月4日晚上,出版社转来一封快信,是交通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学术部长陈碧君写给我的,信中说:“11月份您之未能莅校演讲,同学们均深表遗憾,一致要求再度邀约。……您的拨冗光临,将令我们的活动更形生色。”我拿着信,深感自己不对,上次约得好好的,竟不去讲,这次一定要补过。于是我亲自挂电话到新竹。在电话中,陈碧君声音轻微而平静,她细腻地向我说明了演讲活动的细节,真像一个学科学的。她的说明使我愿意前往。她由我选时间,我选了12月21日。

陈碧君再来快信,对我表示感谢,并寄来我要的校方资料,“如有不详尽处,我们可以再补寄进一步的资料”。并告诉我:“12月21日(四)下午约四点半,本校同学吴彰明会至您处接您至交大。”后来又打电话到出版社,改为四点,以便可以有较多的时间请我吃饭,并参观校园。我对这位小朋友办事的周到、细心,有了很好的印象。

我厌倦繁华世界,我的凯迪拉克轿车早就卖掉了,我很少出门,出门大多健步。为了去新竹,我和上次去清华演讲一样,还是请远景出版社的沈登恩送我,李敖出版社的吕佳真一起去。本以为交大同学吴先生一到,就出发。但是当天下午四点到我家,坐在客厅中沙发上的,却不只是吴先生,还有一位许先生,另有一位小女生,就是陈碧君自己。

我的习惯是,凡是我同意来到我家的人,我都不再拒人于千里之外,反倒友善地带他参观我的三窟之一——我那六十二坪的工作间。三位小朋友看到的,大概是中国人藏书藏资料的冠军之家,自然免不了好奇与惊异。我们小聊了几句。陈碧君短发、清纯而秀丽,她戴着浅框眼镜,镜片上的深度不及她在知识上的深度。念的是电子物理学系三年级,那是博学的我,却一点也不懂的学系,女孩子能念物理,已是异数,何况物理头上又带电子的呢?

从书架上,我取下我印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给她看,我说:“汪精卫的太太也叫陈璧君,不过璧字和你不一样。”不料她却说:“我的名字,原来也是那个璧字。”她的话,使我感到她对跟她同名的前辈女士并不陌生。我猜想:这一由“璧”转“碧”的过程,也许是一种有意的回避。

我把“陈璧君”放回书架上,陈碧君站在我的背后,我觉得我正夹在两代的陈璧君里,我的时间感、我的历史感、我的现代感、我的“水平思考”……一时都云集在我的思绪里。两百年前一个退出情场的单身汉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在罗马做芜城之吊,在一片死寂之中,他走入教堂,发现他背后的钟摆,是静止中的唯一动态,那动态带来了古今时间的连锁,也带来了生命。深刻的对比,使他发愤写下一代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DeclineandFalloftheRomanEmpire)。对第一流的历史家来说,那种深刻的对比是多么重要,没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历史将没有生命,而过去只是枯骨。

没有人知道我在两代陈璧君之间,正云游回来,包括我背后的陈碧君自己。我们一起下了楼,分坐两车,前往新竹。在车里聊了许多天。细雨中到达交大,夜幕已垂。小朋友们摆了一桌酒席招待我。陈碧君发现我不喝非自然的果汁,特地陪我去找白开水。她待人细心亲切。唯一的小女生,被许多小男生包围着,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如果我晚生三十多年,置身交大,我想我也会追求她,并且把小男生们一个个撂倒。

演讲前,在细雨和夜幕中,她陪我走在校园的路上,对我说:“李先生,这条路有一样特色,就是它是循环的。你走下去,会又走回原点。”我回答她:“这样也好,你永远循环,永远不会迷路。”

演讲的情况还不错,为了答复问题,两个小时外,又延长了二十五分钟,前后都由陈碧君主持。在演讲中,我带听众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但我始终在两个世界。陈碧君坐在左边第一排,我几次称她作“陈部长”。她的笑容是优雅的,我想,《爱丽丝漫游仙境记》(AliceinWonderland)中那只猫如果看到,一定剽窃她的笑容。

回到台北,已近子夜时分,我站在书架旁,又回到了原始的“陈璧君”。那位陈璧君生在一百年前,死在1959年,她死后十年,这位陈碧君才出生,她们两位除了同名、除了同乡、除了同是优异的女性,萧条异代,其实无一相同。但在我的思绪里,却从下午四点以后,一直把她们联想在一起。在书房里、在汽车里、在餐厅里、在贵宾室里、在演讲时的思绪起伏里,这种联想,都间歇未断。把她们联想在一起,比拟或属不伦,陈璧君已作古,陈碧君却在世;陈璧君平平,陈碧君却可爱;陈璧君死于忧患,陈碧君却生于安乐……她们乍看起来,没有相同的基点,但在历史家、思想家的透视里,在苍茫之间、在生死线外,基点却是一个。陈璧君是中华民国的建国者之一,在波谲云诡的变化中,中华民国对她有了奇特的对待,把她关进牢里。……(编者略)终以七十之年,老死狱中。那一代的革命先行者,为了理想,她之死靡它、甘心殉道;而新一代的陈碧君,她却把青春朝向着新的理想。前后的理想,容有不同,但在两代交织之间,她们的优异与执着,又岂不是一种冥冥中的重叠?陈碧君早生百年,也许正是革命先行者;陈璧君迟生百年,也许正是交大学生。这种重叠,恰像那西方名著《她》(SHE)中的千年女王,一旦法术失灵,她本人由红颜到白发,即在指顾之间。这种玄黄乍变,又岂浅人所能觉察?

如今,书架里的陈璧君,百年孤寂,身陷黑历史中,尘封于过去;而校园里的陈碧君,青春鲜活,身穿白夹克,在胸前红底蓝字的牛津(OXFORD)图案中,开展她的未来。

既伤逝者,行念人也。我庆幸历史不再循环,那令人痛苦的循环啊,使人迷路。1989年12月29日

《我最难忘的事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