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九岁的乔家才将军死了，九年前，他预立遗嘱说：“骨灰永留台湾，不要携回大陆……我对留在大陆之子女未尽教养之责，内疚很深，希我妻替我多多照顾，以弥补我之愧疚。”但是，当他在大陆的子女奔丧来台时候，所分到的财产，却只是官定最高价码的五分之一——各四十万元。谷正文将军私下告诉我：“乔老死前跟我说：‘我不要把遗产分给共产党！’”哪怕共产党是他的子女，他也不愿。他的内疚，挡不住他的仇共，他不让共产党来共他的产，可真顽固到底了。这位顽固的将军生前最后五年里，与我有一场笔仗、一段交谊和一件耐人寻味的“托文之举”——他把他一直隐秘不宣的《乔家才入狱记》托交到我手里，听我造成发表的事实，留下最珍贵的蒋介石黑牢史料。如今他死了，我汇集这五年来的有关文献于后，纪念这位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1994年7月25日）
附录一给李敖先生的信（乔家才）
一、给李敖先生第一信
敖之先生：
谢谢赠我尊著五巨册！
《二二八研究》网罗了那么多的文章，客观详尽，好极了。你的结论，非常正确。三十多年前坐牢，和陈仪的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张宣泽坐在一个牢房里。他说为日本人利用过的流氓，回台后分批训练，有一批还未训练的流氓，成了“二二八”主要发动者，正与尊著结论吻合。
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221页至265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
和戴发生过关系的是邹志英，而非邢森洲太太周蔚英。我认识邢森洲夫妇远在民国十六年（1927），认识邹志英是在台湾牢里，沈醉张冠李戴，诬蔑戴笠和邢森洲，非常不道德。周蔚英和邢森洲闹离婚，我曾劝过周蔚英，后在南京遇到周，邢另娶后，生有子女。周离开军统局后，再无音信。
抗战八年，我在北方，邢森洲大多在国外工作，成绩辉煌，惜久不见面。邢森洲是一位很重视道德的人，沈醉把他描写成不顾廉耻的小人，令人痛恨！
敬颂著安！乔家才谨上1989年5月4日
二、给李敖先生第二信
敖之先生：
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
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我出牢后，心有不平，才开始将他的一切公开发表，曾遭受当权者打击。闻你将出版有关戴笠的书籍，希望你公正，至少要采纳部分正确的材料。他忠于蒋，而他，无异是蒋杀死的。影印一份附上。祝
著安！
乔家才1989年6月14日
三、给李敖先生第三信（编者略）
附录二乔家才将军来信书后（李敖）
乔家才将军现年八十四岁，他是山西省交城县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与国民党情报头子戴笠同期，不过他的水平要比戴笠高得多，他在黄埔毕业后，在1930年曾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从事对日情报作战。1936年任北平站站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进北平，他仍继续潜伏北平，搜集情报。1939年调到后方，督察河南工作。1939年督察华北敌后工作，几为日军所捕。1940年任军统局督察室主任。1941年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在太行山打游击。1943年任财政部陕西缉私处处长。1944年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旋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1945年任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1946年主持山西整肃汉奸工作，后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1947年赴美考察，返国后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并于1948年当选国大代表。
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国民党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国民党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坐牢后期，毛人凤以关人无名，有缓和之意。据谷正文将军告诉我，毛人凤通知他：“如果你这位山西老乡答应出狱后不追究、不骂我毛人凤，我就放他出来。”可是，当他去跟乔家才商量的时候，这个硬汉一口拒绝。最后毛人凤死了，“我们请他出狱，他还发脾气不出来呢！我们没办法，只好把他抬了出来”。
我小时候在山西住过，对山西人的忠心质直，有极好的印象。有一次在法院，龙云翔律师介绍前来旁听的谷正文将军相识，因此得以多谈国特与山西事，也谈到乔家才将军。我与乔家才将军至今没见过面，不过，由于谷正文将军的中介，我们互有赠书，并且，为了李敖出版社出版《军统内幕》的事，乔家才将军前后写了三封信给我，表示关切、辨正与“抗议”。我向谷正文将军说：“请转告华塘先生，我会答复他的好意，我会以文代信，把一切讨论清楚。”
乔家才将军的三封信是5月、6月、8月写的。如今8月将过，我决定写出此文，一并奉答。
乔家才将军来信中，有几个重点。其中最强烈表达的是忠奸问题。
乔家才将军说：“你在缘起将我和沈醉混在一起，我不同意。我坐九年牢，出牢后，‘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怎么能和沈醉坐了共产党十六年牢，出牢后辱骂他工作了十八年的军统局相比呢？”事实上，乔家才将军由于疾恶如仇，所以他在这方面表现得太过敏了，在中国史书中，有忠义传，也有贰臣传；有循吏传，也有佞幸传，相对的人物，无不“混在一起”而论列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也浼不了谁，实在不必这样过敏。至于说我拿两人“相比”，也正在显示清浊之间的取舍万殊，也正适足以彰其清或衬其浊，在史学方法上，都是如此的。何况，我的对比，对乔家才将军也毫无恶意，试看我说的：“乔家才将军被国民党自己人关了九年，没经过正式审判、没见过起诉书、没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但他出狱后，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虽著作千言万语，并屡蒙他见赠给我，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沈醉将军被共产党敌人关了十六年，‘老母终堂，生妻去帷’。但他出狱后，却‘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对自己从十八岁起就献身的国民党，有以检讨、有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而言，山西的乔家才将军自有其立身本末，虽然愚忠得令人太息；但就‘道义为之根’的新道德而言，道义深处，毕竟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才能‘内省不疚’。‘闻义不能徙，知善不能改’，乃是圣人之忧。湖南的沈醉将军纵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反复小人’，但他在妻离子散，惨绝人寰，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如此内省不让之功，圣人复生，亦恐将为之解忧矣！于此可见，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历劫知变，鄙夷愚忠，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
从我这些话里，可以看到我对乔家才将军那种“‘三纲实系命’的旧道德”，并非不油然起敬。但我同时指出，闻义能徙、知善能改，也是中国旧道德之一，在这一徙一改之下，往往被人误为反复，这就未免有点遗憾。一个人从不义向义去徙，从不善向善处改，我们该予以鼓励才好。沈醉将军不再执迷他过去的错误，这不是“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又是什么？
可是，乔家才将军却“抗议”说：“沈醉不仅是‘反复小人’，而且卑鄙无耻。你捧他‘此公纵“小人”而有圣人行’，未免过火，忠奸颠倒，善恶不分，万难苟同。你说：‘沈醉不复沉醉，沈醉醒矣！’是你在说醉话，李敖醉矣！”……乔家才将军连我也一同醉化之矣！
乔家才将军举了很多沈醉无耻的例子，我认为这不是关键，关键乃在沈醉在大方向上有否“劫难以后，闻义能徙、知善能改，并曝过去不义于天下”，在这大方向上站得住，其为人也，纵有无耻的例子，也是小焉者也。政治人物有时不能以有耻无耻做唯一相绳标准，一如对妓女不能绳之以贞节，但从赛金花与小凤仙等传闻看，她们的别有圣人行，与其失贞并无必要关联。中国政治家冯道、法国政治家塔利朗（Talleyrand），在道德家眼中都不乏无耻的例子，但在大方向上，他们的反复，却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当然沈醉做“蒋介石走狗戴笠的走狗”，前半生作恶多端，其德不足以上比古今反复无常却有利于国民者，但在历劫知变上看，他的转变，从大方向上是可取的。忠奸问题，岂易言哉！
即以乔家才将军最挺身卫护的戴笠为例，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戴笠先生确为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八年抗战中，任何人的功劳，都不能和他比较，但他没有表白，连一枚勋章都没有。”又说：“戴笠将军是一位千古奇才，热爱国家，八年抗战，功勋辉煌。军统局敌后情报，杀敌除奸；战区游击破坏，牵制敌人；大后方治安维持，防间防谍，甚至缉私、抢购物资，无不做得有声有色，发挥了极大的功能。”照这种说法，戴笠有利于祖国、有利于人民，但我们看看当年军统局秘密出版的内部小册——《戴先生遗训》，看到戴笠自承他跪在蒋介石面前，且被蒋介石大骂下贱的自我描述，这种无耻的例子，也同样会使道德家惊异的。若照乔家才将军的逻辑，则无耻之下，一切都免谈，则他笔下的“古今难得一见之人物”的“功劳”，也将无所依附了。
我在情报局出版的《戴雨农先生传》中，看到乔家才将军所写的一副挽联，原文是：“戡大乱、冒艰危，英勇仰雄风，剩有赤忱垂宇宙；避高名、薄利禄，谦为标亮节，长留青史在人间。”我觉得最后一句“长留青史在人间”，是求真的人，大家都该努力的目标。乔家才将军来信说：“我的文章拙劣，但力求真实、公正。”“真实、公正”是“青史”的必要条件，乔家才将军所悬的目标，我是绝对赞成的。不过，对沈醉的文章，乔家才将军认为它既不“真实”，也不“公正”，这就发生了看法上的歧义。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奉上拙著《为历史作证》一册，221页至265页‘为戴笠辩诬’，系反驳文强和沈醉而作。沈醉曾在香港《镜报》发表《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不是不答辩，而是无法答辩。一个人自己不顾自己的人格，总会感到惭愧的。沈醉为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乔家才将军且以沈醉错写邢森洲为例，以实其说。我看了信，也看过乔家才将军所有的指摘沈醉的文字，我相信沈醉书中，必然有错写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错写又岂能免？我在李敖出版社的《新版〈军统内幕〉缘起》的附记中，对他的错写，就有指出。但是有错写之处，就推论“沈醉写文不可靠，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就不合乎史学方法了。
试看乔家才将军说：“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以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会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事实上，他只不过以“山西人的忠心质直”，动了“正谊的火气”而已。在这一火气下，他百分之百地全盘否定一个人，否定到“以人废言”的决绝程度，这就太过了。
乔家才将军又说：“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但在“真实”上，沈醉的说明却是：“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上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或以沈醉的言行，在乔家才将军的疾恶如仇眼中，被看得一无可取，因而论断失实，只算例外，但在乔家才将军的其他文字中，不被他疾恶如仇的，被看得件件可取的人，他的论断，也未免有失实之处。例如他论断廖耀湘将军，就出了纰漏。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有《忆廖耀湘将军》一文，说这位将军“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又说“廖耀湘十五年前死于中共集中营”。又说“至死不屈，虽败亦勇”。事实上，乔家才将军这些论断，都是不“真实”的。
廖耀湘死后，他的部下亲友出了一本《廖耀湘将军逝世十周年纪念专辑》（1978年编印），他们在书中刻意谎言他的下场，如谢冰莹、黄振华、陈维纶说他“殉国”，舒适存说他“被俘不屈死”，刘建章说他“终以不屈死”，何福祥说他“以不屈死”，这都是错误的。事实上，廖耀湘不但没“殉国”，并且在1961年出狱后，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他和沈醉一样，一再写文章大揭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疮疤，直到七年后死去。身死之后，共产党还为他和溥仪、王耀武一齐开追悼会呢！可见他前半生是中华民国的军人，死前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循吏！所谓“殉国”与“不屈而死”，都是假的。这种刻意的谎言，在三年后，于1981年出版的顾祝同《墨三九十自述》中，也一直延续着。顾祝同当时是蒋介石胡乱指挥下特派去的监军，他在书中说“廖耀湘不幸殉国”于辽西战场，由于他的书是“国防部”史政局印的，所以非但是个人说谎，还是官书说谎。乔家才将军的人格比顾祝同他们要正直得多，但他的笔下，关于廖耀湘的晚节，却同此曲笔，背离“真实”，这不是怪事吗？
乔家才将军在回忆中，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他说：“黄埔军校第六期有两位杰出的同学都是骑兵科，又都和我有深厚的交情。”这两位有深交的同学，“戴雨农将军三十五年（1946）3月17日座机在南京以南戴山撞山失事，以身殉职。廖耀湘将军于三十七年（1948）11月辽西会战被俘，誓不投降，屈辱而死”。原来乔家才将军与老同学“深厚的交情”，使正直的他，也不能免于曲笔！
由此可见，乔家才将军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含有“为文不可靠”之处，但我不相信，他的文章“不能作为历史资料”，我更不相信他是不“公正”的人。虽然他的“公正”，有点因人而异。正因为爱之欲其忠、恶之欲其奸，所以同为降将，但待遇有亲疏之别。正因为乔家才将军对老同学网开一面，在史学方法上，我们自然有理由怀疑，怀疑他笔下的戴笠的事迹，是否也会有“廖耀湘模式”出现了。
“廖耀湘模式”的特色是隐恶扬善（恶不一定是坏，而是曲为之讳的一些事），隐恶扬善是做人的美德，却不是作史的史德。史德的标准，正是乔家才将军所楬橥的“真实”与“公正”。对事实有所隐、有所讳，不论动机如何，对“真实”而言，都犯了大忌。不幸的是，乔家才将军笔下的千言万语，一涉及戴笠，便隐恶扬善得一塌糊涂，这就“爱之适足以害之”了。
章太炎为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写序，说有人劝他写出信史，他“犹豫未下笔”，为什么？因为“身不与其事者，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乾没忮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为什么这样？原因就在于他无法“书其美不隐其恶”，结果连美也无法一书了。乔家才将军则正相反，他要书其美而隐其恶，结果呢，把戴笠写成了一代完人，美得冒泡，结果令人起疑，起疑到连真的也被人打了折扣了，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其理在此。
何况，以戴笠那么多面复杂的人物，在军统那么单线庞大的组织里，乔家才将军所能了解戴笠的真面目，也不无限制的。他是戴笠的同学兼畏友，而不是左右的“佞幸”与“私昵”，戴笠的另一面目，乔家才将军未必了解或得知，而一直跟着戴笠的贴身的人，反倒所知独多，沈醉就这方面有所公布，又岂能以“为文不可靠”五字一概抹杀之？这又何以服人？
乔家才将军来信说：“你说我虽著作千言万语，内容对军统内幕，却处处有‘直在其中’之隐。我乃一介武夫，岂敢舞文弄墨、班门弄斧？所以千言万语者，辨是非、表忠义也。”我相信乔家才将军千言万语的目的在“辨是非、表忠义”，但从而抹杀沈醉的千言万语，这就有失“真实”“公正”了。我承认沈醉的千言万语，在表军统局方面的忠义，落墨不够；但他笔下的非军统人物中的忠义事迹，他又何曾忘怀？叶挺也、杨虎城也，乃至阻止沈醉去暗杀杨杰的沈醉之母也……他们的忠义，又何不可表？至于辨是非方面，沈醉所为，都在着力于此，只是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标准，与乔家才将军有异耳！
我所以说乔家才将军有“直在其中”之隐，原因就在从他的著作与来信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曲为之讳。他来信说他“坐牢并不怨天尤人”，毛人凤明明为女友竞选之私残害同志，而乔家才将军却说：“‘如果毛先生真的如此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如此信任如此糊涂的人，交付如此重大的任务，国家都会亡的，个人的生死算个什么……’这是我自己找死，能责怪国民党吗？毛局长欺瞒总统蒋公把我关进监牢，能说是国民党关我吗？毛人凤局长也代表不了国民党，他的监牢也不能说成国民党的监牢。”看了乔家才将军这些话，我们能不觉得其愚忠可悯吗？人是蒋介石用的、权是蒋介石授的、非法枪毙马汉三是蒋介石准的、非法关乔家才是蒋介石批的、监牢也不是毛人凤开的……事实明明已清楚如此，而乔家才将军却只怪自己，雅不欲实指毛人凤以上的任何人或集团，这种“天皇圣明、臣罪当诛”的愚忠，岂不太可哂了吗？难道陷害忠良，也是为革命需要？
当年在生死线上，乔家才将军也曾气愤不平，他曾自问：“这就是革命下场吗？”但是，心平气和后，他又想：“被共产党捉去杀头，和被自己人处死，不是一样死吗？”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感到乔家才将军竟毫没觉悟出革命的下场不该如此，而被敌人杀头或被自己人处死，其实根本不一样。他的愚忠，使他完全丧失了清醒的能力，我真为这位可敬佩的山西老人悲！
乔家才将军在《为历史作证》中责备魏大铭说：“雨农先生和军统局的功与过，都有你魏先生的一份。雨农先生是你多年的长官，你不应该批评他，也不能批评他。理由很简单，譬如你的尊亲好和坏，旁人批评，无可避免，但是你魏先生和你的子孙，绝对不能批评。这就是中华文化，这就是中华民族延续了五千年的伟大力量。”其实，中华文化中，并不是绝对这样不讲是非的，只是乔家才将军选择了最拘泥的一面，因此，他只有愚忠到底。
令我们不解的是：如果“多年长官”不得批评，则陷害忠良的毛人凤以上之流，其恶行势将永无昭彰之日，因为君子扬善而不肯说，小人“都有你一份”而不可说，则中华文化，尽将是东西厂人物入“君子国”，人间的大是大非，也就全乱了！
我很佩服在乔家才将军不肯批评毛人凤以上的人物时刻，沈醉挺身批评了他们。乔家才将军对沈醉苛责，反倒对毛人凤以上的人物宽假，这不是“真实”，也不是“公正”，更不是真的中华文化！
乔家才将军并非不深明大义，例如他在《为历史作证》中指出：“人人都知道杀害岳飞的是卖国贼大奸臣秦桧，其实秦桧是在背黑锅，真正要杀岳飞的不是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可怜的是，我们的现代岳飞，却迷糊到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被现代秦桧整得家破人亡，却还高喊领袖英明呢！1989年8月31日—9月4日
附录三不是答辩只作说明（沈醉）
感谢乔家才骂我
从去冬以来，台湾来京的亲友，不少人以爱护的口吻告诉我，说台湾有人写文章不断骂我，而且收入了他的选集中，他们希望我千万不要为此事而生气。我听后总是大笑一阵，然后坦然地说：“有人写文章骂，说明我还有骂的价值，而能收入其选集中，我不但不会生气，还要表示感谢。一个人在一生中，能有几个够条件被别人写到书上去骂？不管怎样，名留书上的时间，总会比我活在世上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所以我绝不会因为被骂了一通，就那么沉不住气，只希望有机会能拜读一下全文就满意了。”
不少亲友很够交情，几个月内，我先后收到从美国、日本、香港等处寄来的老同事乔家才先生的大作《浩然集》十九部之多，我除留两部外，其他均捐赠有关部门和送与几位有关人士做参考。乔先生的大作共五册，其中一册《为历史作证》中，有一段说“沈醉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写得不太长，正如他在该文后面所说：“……怕污了我的笔墨。”这次骂得不太痛快，连我这被骂的也没有过上瘾。幸好乔先生有位朋友从纽约到台湾，寒暄几句之后就说乔先生骂得还不够，因拙著《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在美国（也许在欧洲、亚洲也一样）到处可以看见，他们认为这“绝不是沈醉本人作品，是由共产党干部捉刀代笔，利用他的名字而已……”。由于看了拙著之后，认为我“诬蔑了蒋委员长和戴笠将军，丑化了国民政府……”，所以阅后“令人发指”。真没有想到，我一本书会使得我一些旧同事（当然是指在军统局工作过的同事），气成那个样子，真是抱歉得很。
乔先生经这位纽约来客（此公大名已有人告诉我）一番劝导之后，便又再来一篇洋洋万余字的长文大骂一通。我看了倒有点舒适感，它比上篇几千字像样一些了。不过乔先生在《再为戴笠辩诬》中用的小标题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但提出的问题那么不着边际，我不想加以答辩，只想说明几点，因为将来或有见面之时，何必破口大骂呢？
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
乔先生为了说明我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而给我列了一个公式：“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党。”为了要说明这个公式有根有据，他不惜在文章里写下这么一段：“沈醉原来跟着中共中委顾顺章跑腿，所以学会不少鬼名堂。顾顺章投降国民党后，沈醉摇尾乞怜，投靠在戴笠名下，做一名打手，摇身一变，由共产党变成国民党，能说不是共产党的叛徒吗？现在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能把过去背叛共产党的罪名抵消了吗？不会，总有一天会被清算斗争的。”
乔先生在执笔时，不知是真忘记还是假忘记，我参加军统（特务处）时才十八岁，顾顺章早就被国民党调查室（中统前身）抓去，我连顾都没见过。如果我跟过顾顺章的话，就会跟顾一样投入中统，绝不可能是在军统。如果我真的是中共叛徒，戴笠绝不会那样信任我。我在军统不但当了几年总务处长，而且长期担任过总值日官，这点乔先生当不会记不得吧？乔先生认为我又“摇身一变，变成共产党”，我太蒙抬举了，竟一而再成了共产党。看在老同事爱搜集情报的关系上，我不妨提供一个十分准确的材料：“沈醉现在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普通人。”
所谓共干捉刀沈醉署名
据说，乔先生又有位朋友告诉他这样一个消息：“沈醉人格太低，良心太坏，居心叵测，早已遭受天谴，祸延子女。他的子女，不是瞎子，就是拐子。”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可惜老天爷并不是那样不公正。我的几个孩子（包括孙子、外孙），不但个个健康，而且都是游泳健将，女儿中还有一个被选上“健美妈妈”。但和乔先生相比，我就大有逊色了。乔先生的大公子在大陆早已成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女公子最近申请加入“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也得到批准。而我在国内唯一的女儿，虽已当上了编辑，但还不够加入共产党的条件。她的履历表上，在党派一栏中，仍然只能填上“群众”。这一点，乔先生很值得安慰，也很值得骄傲吧！
至于在乔先生笔下，一再提到我写的东西是“共干捉刀沈醉署名”。可能乔先生还是用四十年前的眼光来度我。当时我只会在公文上批几个字。我估计，最近台湾李敖先生写的关于“蒋家父子……”一文中提到“沈醉以前是蒋手下……写了几本回忆录，台湾的地下出版商已经出版了四本”。乔先生如果想再找材料骂我，这四本书大可翻一翻。在拙著《我这三十年》（国内发行一百五十万册，还有英文和日文版本。香港版《大陆生活三十年》由香港《镜报》出版，已连续发行了四版）香港版上册第40页中我写道：“有人说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所谓罪者，只是由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缘故罢了。……戴笠过去一直培养我，我对戴笠一直有着深厚的感情，你要说戴笠如何……我却认为戴笠是个智勇双全的奇男子。”同书下册第3页中我又写道：“我站在戴笠的墓前，不由得思绪万千……自己过去追随戴笠干下的罪行，早已深恶痛绝，但对戴笠个人的私情，却总是有些难以忘怀。想到共产党人如此不念旧恶的宽大胸怀，想到戴笠依旧安静地长眠地下，我激动异常。”试想，以上这些用白纸黑字印在书上的话，如果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别人会有这样的感触吗？我1981年在香港撰写《战犯改造所见闻》时，不少记者看我连底稿都不打，在稿纸上一气呵成，很感惊异。很多人认为我在北京写东西揭露国民党过去的罪行，不是自己本意，而是骗取信任。可是我到了香港，并没有投奔“自由世界”去充当“反共义士”，领取大笔奖赏，出卖自己的灵魂。我本来有一年的假期，但不到一个月我便回到北京。我认为这是在十亿中国人民前面，保持了自己的气节。扪心自问，我是站在全国人民一边，无愧于做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阁下的笔再骂得凶一些，也无损于我的为人！（香港《镜报月刊》，1988年6月号）
附录四发表《乔家才入狱记》述缘（李敖）
《乔家才入狱记》是我定的题目，原名《入狱记》，又名《南柯一梦》，为了彰显作者的身份，我特改定为这样的题目。这一改定，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如我发表这四万八千字的文章，并没经过乔家才将军同意一样。
乔家才将军现年八十五岁。他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再入北平民国大学政治经济系。九一八事变后，应黄埔同学戴笠之邀，入军统局，先后任北平站站长、军统局督察室主任、晋东站站长兼二十七军参谋处副处长、陕西缉私处处长、华北办事处主任、第一战区晋冀豫边区党政军工作总队总队长、中美合作所陕坝第四训练班副主任、中央警校北平特警班副主任、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并当选国大代表。
戴笠死后，正在乔家才将军身膺北方情报重寄和国大代表的当儿，军统局局长毛人凤到了北平。1948年7月1日，毛人凤约乔家才将军和当天下台的北平市民政局长马汉三开会，当场把他们五花大绑，分别塞进两辆汽车，送入监牢，并钉上脚镣，对付自己人，一如对付江洋大盗。八天后，由保密局军法处长李希成押解，运到南京下狱。中秋过后，改移常州。在常州狱里，他的一个学生偷偷告诉他，见报得知马汉三已经被枪毙了，报上还说乔家才被判了无期徒刑——被判了无期徒刑，当事人自己还不知道，也不被告知，蒋介石特务机构的黑暗与恐怖，由此可见一斑了。
1948年11月，四个枪兵押解乔家才将军重返南京。12月1日，就跟十几个难友一道，押上轮船，直抵台湾。他在不幸中真是大幸，他早来台湾一步，因为第二年大陆失守前，蒋介石下令毛人凤，家法处分的囚犯中，五年以下徒刑的一律释放，五年以上的一律枪毙。由于先期运台，乃得死里逃生。
乔家才将军到台湾后，一路坐牢。前后坐了九年后，毛人凤死了，他给放了出来。他这牢可坐得神来之牢，他回忆：“我坐了九年牢，未经正式军法审判，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身犯何罪，害得妻离子散，惨绝人寰。”——蒋介石特务机构，对自己的首席大将都可无法无天，如此对待，其他小人物或局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乔家才将军出狱后，前后写了两百多万字的书，包括《关山烟尘记》《铁血精忠传》《戴笠和他的同志》《海隅丛谈》《为历史作证》等书，对他传奇的身世与交游，做了不少透露。可是，唯独这九年的黑狱内幕，却写而不印、不愿发表。理由是：“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
古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乔家才将军宁愿自己委屈，也不要家丑外扬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总觉得，“化作春泥”的精神固好，不过也要看所护何花，如果所护不是自由之花而是“大毒草”，则委屈自己，也未免太不值得。去年乔家才将军写信给我说：“我在牢里想，不会活着出牢，这样不明不白死在牢里，实不甘心，决定把八年抗战的所作所为，撰写成《关山烟尘记》，死后对子女、对朋友，好有个交代。”这种交代是令人佩服的，但是如果只交代便于交代的部分，不便交代的部分却按下不表，则就美中不足了。因此我决定不要他有精神负担——不得他同意，就将《乔家才入狱记》全文发表。知我、罪我，我都不辞。
看了《乔家才入狱记》，我们才感到这一冤狱，真正的制片不是毛人凤，而是毛人凤背后的蒋介石。蒋介石以九字御批“乔家才无期徒刑可也！”定此现代风波亭，其草菅人命、其蹂躏人权、其无情无义于自己学生、同志、功臣，草草九字，已跃然纸上。读《乔家才入狱记》，只有把握住这一脉络，才能体会到这四万八千字的真正血泪。
《乔家才入狱记》毕竟“落到敌人手里”，如今给发表出来，也算一段佳话。我相信发表的结果，绝非“罪过大矣”，反倒“善莫大焉”——鉴往而知来、温故而知新、发黑暗而曝光明，都是这一发表带给我们的新意义，乔家才将军字字看来皆是血，九年辛苦不寻常，留给人间这样不寻常的文献证据，真令我们有“正义在兹”之感，我们真要佩服他。（1990年10月5日）
附录五乔家才入狱记（乔家才）
写在前面
入狱记撰好，不打算公开发表，怕落到敌人手里，用做攻击我政府不民主的具体例证，则罪过大矣！后来看到刘仲康著作：“保密局长毛人凤先生，三十七年（1948）7月间，从北平到济南。此行任务，是处理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也是军统局开山的老同志马汉三背离团体的案子。马被扣，奉当局核准判处死刑。同案几位与马有相同历史，又同一政治企图的人，都分别处刑。”
又叙述毛人凤先生所说的话，“讵料戴先生尸骨未寒，竟有若干年的老同志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为整饬纪律，不得不忍痛制裁，非主谋分子，一概不咎”云云。
这是一种既恐吓又安抚的说辞，盖恐大家不服。毛人凤先生把我关起来以后，到天津、到太原、到济南，向同志们宣传恐吓，做以上的宣布。
这件冤狱的起因，远因是毛人凤恐惧郑介民先生在军统局的影响力量，威胁到他对保密局的领导地位。为巩固他的领导权，在他接任保密局局长以后，开始杀人，以血腥镇压，排除郑的势力。保密局主任秘书由黄天迈换为潘其武，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由吉章简换为周伟龙。
近因是毛人凤的情妇没有当选为北平市的立法委员。事情就这样巧合，北方同志本来和介民先生接近，北平市选举第一届立法委员，毛人凤要民政局长马汉三把他的情妇刘秋芳选出来，因市长何思源阻止而落选，刘秋芳一口咬定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不买毛先生的账，自然加重郑派的色彩，而招致杀身之祸。我也跟着坐了九年牢，不经审判，不知身犯何罪。看了刘书，才知道是“同一政治企图”，“企图背叛团体”，“离开领袖领导的革命大道”。
虽然刘书也说了一句公道话，不直毛人凤先生所说的。刘说：“很客观地讲，那些受纪律制裁的老同志，对领袖的忠诚是不折不扣的。”
马汉三兄本身的是非暂且不言，我坐了九年牢，被说成背叛、说成离开领袖领导。我没有看见过起诉书，也没有看见过判决书，不知究竟身犯何罪，一般人更不知道了。为了让我的朋友们了解真情实况，实有将叙述前因后果的《入狱记》复印几份，供他们一阅之必要。我撰《入狱记》之由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7月1日下午8点多钟，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生约我和马汉三兄，在北平市灯市口资源委员会的一个办事处开会。我先到达，一会儿汉三兄也来了。他一脚踏进房门，后面就有稽查处的七八个人跟进来，如狼似虎扑上来，用麻绳把我们两人五花大绑绑起来，押送到炮局胡同保密局监牢。
毛惕园在那里，带着微笑，不知是表示欢迎，还是为我们庆祝。我们没有说话，他们解开麻绳，把我们送进两间牢房，隔离起来，半夜里给我们钉上脚镣。这次入牢，既不是死别，也不是生离，从此和妻儿天人远隔，永远不能再见面了。
回忆民国十五年（1926）夏天，决心从事国民革命，从太原跑到广东，投入黄埔，本来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家。想不到北伐迅速成功，不到三年，统一全国。而日本军阀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二十一年（1932）参加戴雨农先生领导的工作，生活在惊涛骇浪中。二十四年（1935）在太原被山西宪兵逮捕，钉上脚镣，关了九天，家也被抄了，幸而没有抄到什么证据，几乎丧命。二十八年（1939）10月24日，北平的家又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我妻郭同梅被捉走。后来她吞金自刎，都没有死成功。我先一个星期离开北平，离开家，幸免于难。哪里料到，现在会被保密局局长捉起来，第三次被抄家了。我才深深地领悟到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戴雨农先生所谓“同志如手足”的精神是怎么样！
我愤怒，但绝不怨天尤人。因为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明辨是非，保持革命者的人格，就必须牺牲。这样下场，并不感觉意外，我知道必死。所难过的，为什么不轰轰烈烈地死在军阀手中？不死在日本人手里？现在这样窝囊地被所谓如手足的同志害死，死不瞑目。不过死是一样的，这也总算是革命者的归宿吧！
谁又能想到，我不但没有死，而会活到七十岁，又亲眼看到当年谋害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真是感慨万千，能不把这段经过写出来吗？从1948年7月1日关进牢里，到1957年4月21日出牢，整整坐了八年又十个月的牢，差两个月，就是九年整了。在这漫长、受辱、挨饿的孤寂日子里，不但和朋友们隔绝，连家人也不能通讯，无异已经死去离开这个世界。九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四十三岁到五十二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应有所作为。我的黄金时代却在监牢里度过，而大陆河山已经变色，和家人永远隔绝了。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呜呼！痛哉！
谁也不愿意做惨痛的回忆，谁也不愿意做无益的叙述，但是为使在大陆的子女，或者他们的子孙，将来遇有机会可以了解我的这一段悲惨经过，需要写出来。好些朋友同情我，为我抱不平，知道我冤枉，但冤到什么程度，却少有人知道，也应把真实经过、前因后果告诉他们。最后为表明我对得起国家，也没有辱及祖宗父母，因撰《入狱记》。
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潘其武对我有成见，实为造成我的不幸事件的间接原因。因为他是毛人凤局长的亲信、拜把兄弟，又是保密局的幕僚长，他对毛人凤先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量。我能够坐那么久的牢，的确不能不感谢潘其武先生大力帮忙，因此撰这一章。
潘其武和毛人凤的关系不同凡俗，可从刘培初兄所著《浮生掠影集》62页看出来。刘培初兄说：“二十九年（1940）春，潘其武兄发起处长以上的人签名，向戴先生保他（毛人凤）为局本部书记长（主任秘书之误），那时我任督察室主任之职，但我并未签名。我说用人是戴先生的权力，向他保荐，本局向无此例。”
刘培初兄不但得罪了潘其武，更得罪了毛人凤先生。刘培初虽没有签名，而毛人凤先生终于做了主任秘书，他为酬谢潘其武拥戴之功，签报他为副主任秘书，戴先生也批准了。那时安徽刘启瑞先生已任秘书多年，对他们一拥一签，很不服气。他是北京大学毕业，无论学历、经历，都比他们两人强些。当我继刘培初兄为督察室主任时，他大发牢骚，对我说：“潘其武从缅甸带回假宝石，让毛太太卖出去。买的人吃了大亏，惹不起毛先生，都不敢做声，哑子吃黄连，有苦叫不出。”他认为这是军统局的莫大耻辱。
我怎么知道潘其武对我有成见？有事实证明。三十四年（1945）日本人投降，我正任中美合作所第四训练班副主任，戴先生调我到北平，筹备北平特警班。因为共产党占据张家口，切断平绥铁路，从绥远陕坝到北平，必须绕道西安，再到重庆，才能搭乘飞机，飞往北平。
“你回来了！”我在重庆罗家湾看到毛人凤先生，他满脸笑容对我说，“你应当和潘先生谈谈，由我和他接头，你去乡下看他，还是他进城来看你？”
潘其武是中美合作所的主任秘书，不论从业务上讲，还是礼貌上讲，对于一位从外面回来的训练班副主任，总应该详细谈谈。可是第二天毛人凤先生告诉我：“潘先生说没有什么事，不必见面了。”
因此证明潘其武的确对我成见太深了，成见是怎样造成的？日本投降，美国教官先后离开陕坝，复员返国。教育长刘人奎跟最后一批美国人回到重庆。刘人奎，军校第五期，原为共产党，一直没有取得军校学籍，我曾请陕坝中央各军事学校毕业生调查科的负责人替他想办法。在班里，我很尊重他，普通公文都由他批阅。战时薪饷不够用，过时过节从公积金提一部分送给他，因他携带家眷。
想不到刘人奎竟会……为讨好潘其武，回到重庆以后，造谣挑拨，说了我许多坏话，摇身一变，成了潘其武的亲信，潘其武立刻派他为重庆训练班的副主任。这些情形，重庆有好几位同志早已写信告诉我。
潘其武既然相信了刘人奎的话，自然对我有了成见，不和我见面，就没有什么奇怪了。我一向我行我素，并不需要潘其武谅解，不见面就不要见，我不在乎这些。
戴先生说我脾气坏
戴先生为什么要我筹备北平特警班？据马汉三兄告诉我，可能是因为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宜生的关系。胜利后，戴先生和傅长官在北平见面，刚好是在中美第四班的学生以少击众，击退贺龙包围包头的两万大军，保住包头，造成绥西大捷时。
“你在陕坝设立训练班，真有眼光。”傅长官竖起大拇指，对戴先生说，“这次保卫包头，发生了很大的力量，因为训练非常成功。”
很显然，所谓有眼光，是在恭维戴先生，训练非常成功，自然是指我这个主持训练的副主任了。戴先生既然重视北平特警班，希望训练一批青年学生，将来担负重建华北的责任，于是急电调我来北平，要我主持训练。
我到达北平，已经是12月中旬，戴先生已去上海。临行留下一张条子：“兹派乔家才、马汉三、张家铨、楼兆元、唐嗣尧为北平特警班筹备委员，以乔家才为主任委员。”
筹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找一处非常合适的训练基地。大家觉得西安门内光明殿最合适，有两座大楼，一座可做教室，一座可做寝室；有礼堂、有游泳池，操场很大，训练两千人也不成问题。当时光明殿归九十二军所占有，我和楼兆元兄去看侯镜如军长，他听说戴先生要办训练班，毫不迟疑，立刻答应让给我们。找到训练基地，不但筹备有了头绪，而且可说是解决了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
三十五年（1946）元旦，戴先生赶回北平，在沦陷八年后的故都，过胜利以后的第一个元旦，多么有意义。戴先生兴致很高，借用中南海的怀仁堂，整整热闹了一天。元旦过后，我陪他巡视光明殿，他很满意，看得非常仔细，什么地方应该修理、怎样修理，他都有指示。
戴先生在北平，每天中午在什锦花园，召集重要干部，举行午餐会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商讨肃奸工作。他来来去去，席不暇暖。最后一次来北平，已是2月底。
“家才！你看！你的脾气还是这样不好。你在陕坝，同傅宜生没有搞好，同美国人也没有搞好。”戴先生最后一次来北平，第一次午餐会报，吃完午饭，不谈工作，先来数说我。这一次，他是从重庆来，很显然，潘其武打了我的小报告，说了我的坏话。
“我的脾气的确不好。”我说，“不过戴先生说的话，也对，也不对。”
“怎么讲？”戴先生听我这样说，好像听不懂，表示很奇怪的样子。
“我同傅长官没有搞好，的确是事实。不过，如果同他搞好，就不要给戴先生工作了。至于你说我同美国人没有处好，全非事实。我同美国人相处得并不坏，我对他们，说一不二，他们服服帖帖。我并没有给戴先生丢脸，也没有给中国人丢脸。戴先生不能听了潘其武不确实的报告，来批评同志。”戴先生知道傅宜生想攫取中美班，我不让他攫取，当然搞不好。所以，戴先生对于潘其武的小报告不能不信，又不能全信，一回到北平，就抖出来。最出乎他意料以外的，我居然知道是潘其武说了我的坏话。
“潘其武很好呀！”戴先生并没有否认他听了潘其武的话，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潘其武是官僚，戴先生不相信，问问大家。”我一面说，一面用手指着在座的同志，那天参加午餐会报的，有二十六七人。戴先生并没有问大家，因为他知道我说话负责，不会说假话。
“潘其武工作，常常工作到夜里三点钟。”
“请问戴先生！”我紧接着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不睡觉？如果一个人不能不睡觉，那么他夜里不睡觉，就得白天来睡。戴先生认为半夜三更给你写一个报告，就是工作努力，我还可以夜里四点钟给戴先生写报告呢！”
参加会报的人，有好几个人同潘其武的关系很好，负有给潘其武通消息的任务，倪超凡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天我一席揭穿潘其武作伪的话，他很快就会知道。潘其武的器量窄狭，私心很重，本来对我成见很深，知道了我当着二十几位同志的面，对戴先生说他是官僚，揭发他的虚伪真面目，他会把我当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恨入骨髓，遇机报复，我已种下杀身之祸的原因了。
毛郑交恶殃及池鱼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改组成国防部保密局以后，郑介民先生任局长，毛人凤先生任副局长。当时介民先生负责军调部三人小组政府方面代表，保密局实际工作由毛人凤先生主持。三十六年（1947）11月中旬，我从美国考察回来，已内定我为北平站站长，从12月生效，所以，11月底我就回到北平。
三十七年（1948）3月开完国民大会，毛人凤先生升为保密局局长，徐志道兄任副局长，主任秘书由黄天迈兄换成潘其武。介民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保密局，可是毛郑交恶却开始了。交恶的原因，据说起因于两家太太不睦，实际是毛人凤先生自卑感在作祟，造成错觉，惧怕介民先生对同志们的影响力量，对他不利，怕影响他的领导权，拼命攻击介民先生。
郑介民先生为人和气忠厚，人望很高，军统局的同志们没有不尊敬他的。他帮助戴先生工作，始终如一，是人所共知的。大概毛局长害怕同志们信仰介民先生，为保持他的统制力量，必须摧毁介民先生在同志们心理上的偶像作用吧？其实介民先生并不留恋这种工作，无意同毛局长竞争。我从来没有听见介民先生攻击毛人凤先生，说过他半句坏话。相反地，我每次去南京，总是听到毛局长毫不留情地攻击介民先生。
就我所知，介民先生至少帮过毛人凤先生两次大忙，现在他却恩将仇报。
二十八年（1939）我在兰州，春天戴先生来了，只带了一位副官，所有电报必须在兰州的同志们翻译，王孔安兄主持其事，我专译戴先生的亲译电报。有一份介民先生给戴先生的新译电报，报告领袖召见的经过。领袖告诉他汪精卫和敌人勾结情形，要他去越南，进行阻止。电报最后说：
“戴副局长不在重庆，你又离开，军统局由谁负责？”领袖问我。
“毛人凤同志。”我说。
“毛人凤怎么样？”领袖又问。
“忠实可靠。”我回答。
从领袖和介民先生的对话中，我们知道，介民先生曾以“忠实可靠”四字，向领袖推介毛人凤。这四个字多么有分量，他应该衷诚地感谢才对。介民先生的电报稿子，我想他一定看见过，他应当相信的。
第二件事情：戴先生殉职不到一个月，徐为彬兄来到北平，汉三兄要我问问他，是不是负有什么任务。我请为彬兄在中山公园古柏树下吃茶，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第三者。下面是我们的谈话：
“为彬兄！你这一次来北平，是来玩玩的吗？”我询问他。
“不是！”为彬兄说，“我是代表来看介民先生的。”
“代表！”我惊奇地说，不知道他是什么代表。
“是的，我是代表张毅夫、李肖白……他们来的。你知道毛人凤的太太贪污不法吗？她和重庆航检所长吴茂先等勾结起来，大干黄金买卖。譬如重庆的黄金便宜，上海的黄金贵，他们就由重庆买上黄金，飞机运到上海出卖，一转手，大发其财。又高价卖飞机黑票，生意兴隆。我们革命革到现在，让他们这样搞，成吗？重庆航检所长已经被张毅夫关起来。我代表他们，请介民先生报告领袖，否则，大家都不要干了，革什么鬼命！”
如果介民先生把这件事情报告了领袖，毛人凤先生一定吃不消。但是以后并没有什么动静，可见介民先生没有报告领袖。毛人凤先生应当清楚，介民先生没有对他下过毒手，张毅夫、徐为彬对他如何，不应当和介民先生扯在一起。现在他做了局长，对于一位离职的旧局长，攻击不遗余力，道义上实在说不下去。毛人凤先生和郑介民先生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位戴雨农先生，现在闹分裂，兄弟阋墙、仇快亲痛，真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情。
我最后一次去南京，毛局长把我当作亲信，对我说：“郑介民岂有此理，他想出卖团体，向领袖建议，把交警改编为一个军，由吉章简任军长。”
交警总局有交警十八个总队，每一个总队的兵力超过一个团，火力超过一个师。一个军顶多辖三个师，吉章简为什么不干十八个总队的总局长，而要干一个军长呢？介民先生又为什么做这种建议呢？在情理上，都不会有这种荒谬的事情。我说：“毛先生！你比戴先生如何？以戴先生那样了不起，都离不开介民先生，而要用他，你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他呢？”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完全是为他着想。可是毛局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变得非常难看，笑容消失了。他再没有说什么，我告辞出来，他也没有任何表示。在他的下意识中，我是站在郑介民一边，我已潜伏下杀身之祸，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后来我才知道，凡是顺从着毛局长骂郑介民的，他就认定是亲信，否则，就认定是“郑派”了。周伟龙想干交警局长，毛人凤又想把吉章简赶走，于是，周伟龙跟着毛人凤大骂郑介民，就成了毛局长的亲信，和潘其武三个人跟到戴先生灵前，磕了头，拜为把兄弟。不久，吉章简被打倒，周伟龙做了交警总局长。周伟龙眼里哪里瞧得起毛人凤，做了局长就不买账了。结果，周伟龙还是被他的把兄弟宰了。死的是不是冤哉枉也？他死前在牢里和我碰过头。
毛人凤的政治戏法
三十七年（1948）3月行宪国民大会开第一次大会于南京国民大会堂。毛人凤先生曾经玩了一次政治戏法，玩得非常高明、非常成功，得到领袖的信任，从此身价百倍，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事隔三十年了，至今回想起来，犹觉毛人凤先生玩政治，确有一套，可叹为观止。
山西出席代表一百一十六人，我是我们交城县选出的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代表有五人没有出席，傅作义和王应尊（胡宗南的师长）因有军事任务请假，孔祥熙在国外，也请假。赵召南和吕存恭不知何故没有报到。代表团由梁化之兄率领，行动非常一致，为他省所不及。当时副总统竞选非常激烈，情况空前。参加竞选的有于右任、孙科、莫德惠、李宗仁、程潜五人，拉票积极，各显神通。阎百川先生对山西代表曾做交代，共产党叛乱，国家艰难，选举副总统，希望代表们尊重总裁的意见，总裁要谁担任副总统，山西的票子就投给谁。阎百川先生老成谋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应当让总裁知道，于是，我报告了保密局，这立刻就变成了毛局长的政治资本。
毛局长造了一本九百多人的名册，呈报领袖，说这本册子是保密局控制的代表。虽不到总人数的五分之二，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毛局长是不是真能控制这九百多人？保密局的同志当选为国大代表的，还不到一百人，而这些人当选为代表，都是凭个人的关系，保密局对任何人并没有帮过任何忙。所以，保密局的同志，毛局长也未必能控制，怎么能控制九百多人呢？
毛人凤先生事先做了一次很有益的调查工作，他要求每一位和保密局有关系的代表，把个人能够影响投票、支持中央希望选出的副总统的代表姓名，报告备查。他所造的名册，就是根据这些报告编造的。他既然知道山西的一百一十一张票子，一致支持中央希望选出的副总统，于是列入他控制的名册内，呈报领袖，并没有把阎百川先生的指示，据实报告，实为遗憾。
当时领袖未必注意这一本名册，可是，到了选举副总统的时候，没有一个候选人的票子能够当选，很显然地，李宗仁的票子要比孙科的多，中央就非常紧张了，一票也势在必争，何况九百多票呢。事情就那么凑巧，山西代表的选票都投入第八票箱，当第八票箱开出的票子都是孙科的时候，毛局长的名册就起作用了。从第八票箱开票的结果，证实了毛局长控制的名册是真实的，这引起了领袖重视，表示欣慰。
副总统选举结果，李宗仁当选了，领袖非常生气，这真是国家的大不幸，不到一年，大陆就断送在李宗仁的手里。据说，选举完毕，领袖曾召见陈立夫先生，责备他说：“你身负组织责任，对选举票都控制不了，还不如毛人凤。”
副总统选举完毕，保密局曾招待山西全体代表，以酬谢被利用之功。但毛局长向领袖报告，他能够控制山西代表，完全是李广和的力量。山西代表一致投孙科的票，那是阎百川先生的明智指示，梁化之兄领导有方。说李广和能够控制山西代表，真是天晓得。哪一个山西人不知道李广和的老婆刘秋芳是毛人凤先生的情妇，狗屁倒灶，李广和明明是个活乌龟，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说山西代表控制在一个活乌龟手里，那对山西代表真是无上的侮辱。
李广和做和平运动
李广和与刘秋芳这一双男女，在我的一生坎坷中，关系实在太大了，我的《入狱记》中，不能不特立两章，加以叙述。李广和，山西襄垣县人，住过太原的外国文言学校，他哥哥李德和办过盐务，因此李家在地方上颇有势力。李广和豪强霸道，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绅。抗日战争蔓延到山西，他不敢待在家里，跑到武汉。因为他是天主教徒，雷鸣远神父把他推荐给委员长，委员长批交戴雨农先生运用。李广和表面看来，笨头笨脑，说起话来，好像很老实，实际他能把没有的说成有的，还会使人深信不疑。他向戴先生说，他在华北能联络游击武力，于是以军事特派员名义，派到北平工作。
二十八年（1939）夏天，我回华北视察工作，经周世光兄介绍，我才认识了他。世光告诉我：“李广和以军事特派员来北平联络游击武力，实际上连个鬼都联络不上。他向戴先生乱吹牛，结果一筹莫展，无法交代。不过他很胆大，所以要他做北平区的行动组组长。”无论如何，一个人敢在敌区工作，总是值得赞佩的，我对李广和也不例外。9月间，天津失事，区长曾澈被捕，北平的环境也非常险恶，我一再阻止周世光兄进行行动工作，以策安全。我又告诉李广和不要轻举妄动，有什么计划，希望他先告诉我，再考虑进行与否。
实际上，周世光和李广和瞒着我，正在进行他们的计划，一定要开枪，结果出了纰漏。二十八年（1939）12月24日周世光、李广和及其他同志多人被日本宪兵队捉去，牵连到西什库的天主教堂和辅仁大学，很多天主教的神父和教友因而被捕。
日本军阀的侵略战争，整整打了两年，他们已经深深地了解，愈打愈没有办法。汪兆铭的傀儡组织虽然成立，对于结束战争，丝毫不起作用。真要进行和平，必须以重庆为对手才有效。李广和被捕后，自称是中将军事特派员，一个中将在日本人眼中分量很大，认定是一块可以利用的好材料。于是，把他释放，要他回重庆进行和平运动。日本人说：“我们不要再打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真正敌人，日华合作，对付共产党吧！你回重庆进行和平运动，三个月回来，我们就把全部逮捕的人都释放。”
李广和是一个不知轻重深浅的人，知识简陋，深信日本军阀的说法，真的以和平使者的姿态，二十九年（1940）夏天回到重庆。不过他不但见不到委员长和戴先生，连军统局的重要干部也接不上头，无法传达日本军阀的和平愿望。我听说他回来，去中央饭店看他，他满腹牢骚，大谈和平。我知道他已入魔，中了日本人的毒，警告他说：“你不要胡说八道，相信日本人的鬼话。他们打不下去，才想和平。我们的抗战国策是绝不中途妥协，抗战一开始，委员长就宣布过。中途妥协，等于投降。这是我们不能动摇的国策，谁主张中途妥协，谁就是汉奸，以后不要再提。”他才不敢再侈谈和平。
那时重庆的生活非常艰苦，洗个澡都不是容易的，中央饭店有澡堂，李广和愿意请客洗澡，我把毛人凤、李肖白、徐业道、徐人骥等约到中央饭店洗澡，李广和才和他们见面，接上头，李广和在重庆到处活动，看到孔庸之先生，大谈敌区情形。孔先生听来，觉得非常新鲜，认为李广和了不起。
6月24日雷鸣远神父病逝歌乐山中央医院，李广和想干华北督导团主任，要我保荐他。我告诉他，我不能。华北督导团系天主教的团体，只有于斌主教向戴先生推荐，才能生效。李广和对钻营这门学问，真有一手，第三天中午，他就请我和于斌主教在一家西餐馆吃饭。
“我向戴先生推荐李先生任华北督导团主任，成吗？”席间于主教问我。
“华北督导团是天主教的团体，戴先生非常尊重于主教的意见。不论于主教推荐谁，我想他都会同意的。”
11月我赴太行山工作，离开重庆的那天早上，李广和到汽车站送行。那时不时兴这一套，他是唯一的送行者。我到达陵川后不久，史择言同志从后方来，才知道李广和已发表为华北督导团主任，而且孔庸之先生派他为山西主任赈灾委员。
三十二年（1943）1月，我离开太行山，回到西安，听说李广和已经在重庆被关起来。他哥哥李德和拿着一本十行纸写的书稿，字写得好，文章也不差，详细叙述李广和到北平和敌华北派遣军接洽的经过，还有到南京和汪精卫伪组织联络的情形。系李广和口述，李德和笔记的。
“李先生！”我看过以后，对李德和说，“我劝你把这本东西收藏起来，留给子孙们看吧！不要再给人家看。令弟是华北督导团的主任、山西主任赈灾委员，是政府的官员，私自去和敌人、伪组织接头，那是通敌，杀头也不冤枉。你的这本自白书是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状，还让人家看吗？”
原来李广和不管其他赈灾委员，带上赈款，跑到第二战区，把钱交给阎百川先生，他就到北平、南京活动去了。委员长知道后，非常生气。李广和从敌区回来，自以为劳苦功高，才由李德和写下这本杰作。李广和一到重庆，就被关起来。他从北平回来，带着刘秋芳到西安，把她留在三原李德和家里。刘秋芳不过二十岁，系北平的舞女，行动随便，态度浪漫，令人生畏。她和李德和一家合不来，一个人带着几个月的小男孩，住在通济坊。隔不了三天两头，就来缉私处找我，要去重庆。我和军统局西安负责人王啸云兄商量，他不能做主，必须向重庆请示，结果不准。
“现在戴先生搞中美合作，常常举行舞会。”我怕刘秋芳再来胡缠，对王啸云兄说，“刘秋芳原来是个舞女，到重庆会派上用场。我看这样吧！你装作不知道，我把她悄悄送走，如何？”
“好的，你去办吧！”啸云兄同意了，我派人把刘秋芳送到宝鸡，送上到重庆的汽车。刘秋芳一到重庆，就和毛人凤勾搭上，成了他的情妇、禁脔。
刘秋芳想做北平立委
我从三十六年（1947）12月到三十七年（1948）7月1日入牢，做了七个月保密局的北平站站长。在此期间，先后接获毛人凤局长四封亲笔信。一封是拨给李广和夫妇坐车的事，一封是关于李广和住房子的事，两封是关于刘秋芳竞选北平市立法委员的事。汽车问题很简单，就是把北平站所有的汽车全部拨给李广和夫妇也不成问题，房子问题可就麻烦了。
戴先生在世的时候，决定把三处汉奸住宅拨给北平特警班使用，预备招待美国海军军官和特警班美国教官居住。后来既没有请美国教官，也不再招待美国海军。李广和住进其中之一王荫泰的住宅，特警班主任戴颂仪又让他的朋友北京大学副教授毛先生住进去。李广和是一个贪而无厌的人，特警班结束，他就想独占这座大院子，要把毛教授赶走。他用各种压力，连倪超凡的稽查处也出面了，毛教授硬不搬走，李广和毫无办法，现在我做了北平站站长，毛局长把这个难题加到我的身上，我不能不办，只好拿上他的亲笔信去看那位毛教授。
“毛先生！我是为房子的事来看你的。”我一提到房子，毛教授怒容满面，非常不高兴。我说：“我吃保密局的饭，接到毛局长的亲笔信，不能不来一趟。”
“你不必多说，这房子既不是李先生的，又不是毛局长的。汉奸的房子，姓李的能住，我姓毛的为什么不能住？”毛教授理直气壮很生气地说。
“我的想法，和毛先生的想法不同。我有两点浅见，提供毛先生参考。第一，毛先生是大学教授，多么清高，和李广和那种人胡缠，实在豁不来。第二，戴颂仪先生是毛先生的好朋友，应当考虑，他是不是毛局长的对手，万一因为房子问题，使他吃了亏，毛先生过意得去吗？至于，毛先生搬走不搬走，我没有意见，很对不起，打搅你了。”
我们谈话不到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想不到，第二天，毛教授来什锦花园看我，他说：“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你说的话很对，我决定明天就搬走，特意来告诉你一声。”
“谢谢你！毛先生！”送走毛教授，赶紧到站里，打电报报告毛局长，房子的问题解决了。
北平市应选出五位立法委员，有一名妇女保障名额。刘秋芳仗着毛人凤先生的权势，突然要竞选北平市的立法委员。她不是国民党，为了要党提名，利用张志智兄在中央组织部的关系，要他帮忙，立刻就成了国民党党员。不幸得很，中央提名王霭芬，没有提名刘秋芳。
不提名就不能竞选，否则就是违纪。刘秋芳神通广大，她要做国民党，就是为了提名，你中央不提我的名，反而妨碍我竞选，我就不做你的国民党。于是她说：“加入国民党的刘秋芳，是山西襄垣县的刘秋芳。现在在北平竞选立委的刘秋芳籍隶北平市，是以社会贤达的姿态，参加竞选，这样一来，那就不违纪了，岂不妙哉？”
一件事情要出毛病，就会神差鬼使，阴错阳差，非促成不可。在北平市选举立法委员的前两天，我因蒋经国先生电召，去了南京。夜间刘秋芳来中央饭店找我，说她明天去北平，竞选立委，要我给民政局长马汉三兄写封信。我立刻写好一函，交她带去。
汉三吾兄：
李太太竞选北平市的立法委员，毛先生的意思，势在必得，无论如何，也要支持出来，千万！千万！
顺祝选安！弟乔家才拜上×年×月×日
我返回北平的那一天，选举刚结束。李广和夫妇的消息真灵通，我刚进门，连脸还没有洗，他们就来了。口口声声说，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我们花了毛先生的四五亿，都选不上，就因为马汉三不帮忙。
我一听刘秋芳落选，十分惊骇，知道事情弄糟了，毛人凤先生绝不能谅解，这是无法弥补的错误。我说：“请你们等一等，我就去问汉三。”
“家才兄！你来得正好，你不来，我也要找你谈谈。”不等我开口，汉三兄就对我说，“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北平市选立委，投票三天，头一天，刘秋芳的票子投进八千张，而党提名的王霭芬还不到一千张，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非常着急，去找市长何思源，大闹特闹。当天晚上，何市长召集各区区长、警察局分局长训话：
“‘王霭芬是总裁提名的，和我何思源毫无关系。’何市长说，‘既是总裁提名，就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全力支持。现在跑出一个刘秋芳，今天就投进八千张票子，王霭芬还不到一千张。这不是和我何思源过不去，是同总裁过不去。现在告诉你们，不论哪一区，明天只要发现一张刘秋芳的票子，我就立刻撤你区长和分局长的职。’
“第二天清早，李宗仁、陈继承、何思源、徐焕东、吴铸人等许多党政军要人在飞机场送某要人，何市长手里拿着一张选票，一边摇晃、一边嚷着说：‘我这个市长干不成了，北平市选举立法委员，都被保密局包办了。五个立法委员，他们就有刘秋芳、唐嗣尧两个人来竞选，而且都不是中央提名的，教我这个市长怎么办？’
“家才兄！经过情形如此，刘秋芳八千票，候补第一，一出缺就可以补上。假如我们不顾一切，硬把刘秋芳选出来，我们要不要在北平做人，要不要在北平工作？”
“我们要做人，”我说，“也要工作，你没有错。”
我了解了实际情形，返回寓所，向李广和与刘秋芳解释。我说：“我们也得替马汉三想一想，中央提名的人选不出来，何思源和吴铸人不答应，中央也不答应。何市长既然宣布不准各区再投我们的票子，民政局长一定要投，你们想一想，各区长、各分局长该怎么办？因此区长被撤职，怎么得了。”
“我是社会贤达，不管他中央提名不提名。”刘秋芳说。
“北平是一个文化古城，社会贤达多得是，恐怕轮不到你吧？就以你们天主教来说，够得上社会贤达的，只有于斌主教。连田耕莘红衣主教都成问题，因为社会上还不太知道他，你怎么够得上社会贤达呢？”
“马汉三买何思源的账，就是不买毛先生的账。他不帮忙，就应当早说，免得花毛先生的四五亿。”刘秋芳和李广和异口同声地说。
“马汉三对工作、对团体都很忠实，怎么会不买毛先生的账呢？同志相处，应当相互体谅，我们也应当设身处地替汉三想一想。”
“明明是马汉三不买毛先生的账，”李广和很肯定地说，“非教毛先生干掉他不可！”
“这些人革命，是凭本领干的，不是依靠什么臭东西。”我劝说了一个多钟头，而李广和夫妇居然要毛局长干掉马汉三，一把无明火高升三丈，我说，“毛先生要不要这些人在他，我们干不干在我们，你们教毛先生干吧！给我滚！”
把这一双男女轰走，半天气都消不了。马汉三兄没有错，不过祸是种下了。刘秋芳既然没有当选，能说不是不买毛先生的账吗？真是海水也洗不清。凭良心说，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的女朋友王霭芬借上党的力量，非当选不可；难道保密局长毛人凤的女朋友刘秋芳就不应当当选吗？汉三！汉三！你为什么不把王霭芬和刘秋芳两个都选出来呢？
那时选举，是假民主，不像现在台湾这样民主、认真，官方可以操纵的。否则，选举的第一天，刘秋芳就不会有八千张票子。假如把王霭芬和刘秋芳两个女人都选出来，既不得罪吴铸人，也不得罪毛人凤，皆大欢喜多好。聪明如汉三，为什么想不到呢？
乌龟长天津稽查处
一天，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兄和天津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兄来长途电话，要我到天津一趟，有要事相商。到天津以后，我才知道，天津警备司令马法五将军要换稽查处长，托他们办理，他们怕得罪朋友，推到我身上。中午在庆斌兄家里午餐，除了他们两位，有警察局长李汉元兄，稽查处督察长王鲁翘兄和傅有权兄等。一会儿，马司令来了。抗战期间，我们在太行山就认识。
“华北剿匪总部成立以后，情况不同过去，我们必须配合傅总司令的作风。”马司令寒暄几句以后，从衣袋里掏出一封给毛局长的信，递给我，然后说道：“我已把军法处长撤换了，稽查处长也换人，希望毛局长派一位能够配合剿总作风的人，这是给毛局长的信，希代转交。”
我不便推辞，只好接受下来。回北平后，给毛局长写了封信，报告马司令交代的话，并将马司令的信附上，火漆封好，送往南京。没有几天，天津警备司令换陈长捷将军担任。稽查处长发表为李广和，同志们闻讯，没有一个不感到惊奇的。乌龟藏在桌子底下，没有人说什么，把他拿起来摆在桌子上，就会遭遇到议论和批评。刘秋芳和毛人凤先生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李广和是个活乌龟，既然人人都知道，怎么能让活乌龟做天津稽查处长呢？
“老弟！你不能再跟这些王八乌龟一道混了。”天津市副市长张子奇先生来北平，见面后，他这样说。
“张先生！你怎么啦？”我装着不明白。
“你不知道吗？”张先生问我，接着说，“李广和的老婆同毛人凤狗屁倒灶，现在让这个活乌龟来做天津稽查处长，成什么话？”
“哪里有这回事？”
“南京的人们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我去南京，立法委员邓建侯等都对我说过，难道你就不知道吗？”听了子奇先生说，心里实在不是味道。国家的事，哪里能这样糟蹋呢？令人寒心。
“听说李广和的老婆跟你们毛先生有一手？”有一天因事到西郊剿匪总部，那里的熟人很多，有位少将把我拉到一边，很神秘地对我说。
“听说李广和的老婆很漂亮，因为跟毛局长勾搭上，李广和才能当上天津稽查处长，是吗？”另外一个这样问，教我怎么回答？我感觉到受了很大的侮辱。
“李广和靠着老婆跟人家睡觉来吃饭，真给咱们山西人丢脸！”副官处长温国梁这样说。在绥远陕坝，我看他不起，我立身正，站得稳，挺得起胸膛，副长官都奈何不了我。现在被他抓住机会，被他奚落，受龟气，心里非常不好受。
马司令已准备办移交，所以对稽查处长人选不再过问。陈长捷将军在赴天津以前，曾约汉三兄和我叙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到天津，很想有所作为，对于李广和长稽查处，只顾摇头，表示配合不上。
李广和本来被关在重庆，戴先生殉职不久，毛人凤先生就把他释放了，成了活跃人物，毛人凤先生的亲信。他在北平简直是胡作胡为、无法无天，他可以到商店里随便查人家的账簿，查完还要在账簿上盖一个李广和的木质戳子。起初我不信会有这种怪事，后来有人领我去看被查的那几家商店，亲眼看到账簿，就不得不相信了。现在居然发表李广和为天津稽查处长，社会上和同志们反应又这样恶劣，我不应当再沉默了，于是给毛局长写了一封信：
毛先生钧鉴：
自从钧座发表李广和同志为天津稽查处长后，华北同志闻之大哗，查李广和同志自称为钧座之亲信，招摇撞骗，胡作胡为。希钧座能辨白忠奸与贤不肖，则华北同志必能竭诚拥护钧座，而报戴先生在天之灵也。敬叩钧安！职乔家才谨上6月×日
副站长孔觉民就坐在我的对面，信写好，顺手递给他。我见他一面聚精会神地看信，一面皱紧眉头，频频摇头，好像很发愁样子。
“这封信怎么成呢？”觉民看完信对我说，“毛先生度量小得很，不比戴先生。这封信会闯祸的。”
“觉民！”我说，“我们相交已经十年，难道没有一点革命勇气吗？何必这样小心？告诉你！如果毛先生如此之糊涂，而我们的贤明领袖又把如此之重要的任务，交给如此之糊涂的人，国家都会亡掉，个人生死，算个什么？国家的情况演变到现在这样地步，我们能再沉默吗？发出去吧！不必计较后果。”
“我看这封信还是不发好。”过了半个钟头，觉民拿起信来对我说。
“发了吧！反正这个脑袋不被自己人拿去，也会被敌人拿去的。”说完，我就离开办公室，以后再没有提这封信的事，两星期以后，有位同志从南京来，说毛局长在纪念周大骂，有人给他写信干涉他，教训他云云。无疑地，那是看见我的信了。忠言逆耳，可能他不会接纳的。
胆大妄为洋相出尽
李广和本来是一个土豪劣绅，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在敌区工作，自称中将，当然不会有人和他计较。想不到，后来凭借老婆的关系，中将会成了真的。他又喜欢穿军服，洋相出尽，大家都叫他“武大郎”。
过去我们嘲笑北洋军阀，狗肉将军，现在这种怪现象居然出现在毛人凤先生领导的保密局里，把清白家风糟蹋得不成样子，肮脏到不能再肮脏，令人啼笑皆非，没脸面见人。
陈长捷将军保定军校出身，是一位标准军人。他能征善战，纪律严明。是他接掌天津警备司令以后第二个星期一，司令部举行总理纪念周，稽查处长李广和身穿呢军服，佩戴中将领章。按编制，稽查处长只是少将，并不是中将。李广和虽穿中将军服，却是赤着脚，穿一双凉鞋。他自以为阶级高，站在第一排的中间，而他的肚子特大，像一个临产的孕妇，特别现眼，被陈司令一眼看了个清清楚楚。
“总理纪念周多么神圣庄严！”陈司令指着李广和，大发脾气，厉声说道，“像你这样军不军、民不民，赤脚凉鞋，穿上将官服装，成何体统？给我滚出去！”
“你是中将，我也是中将，凭什么要我滚出去？”李广和自言自语，站着不动。陈司令的卫士看见他不服从命令，走来硬把他拖出去。
李广和宽宏大量，虽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家拖了出去，好像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满不在乎。可是好些军统局的同志感觉到丢尽面子，无地自容。戴先生死而有知，一定会气得跳起来。
我坐牢以后，听到天津的同志（被毛人凤关进监牢的）叙述李广和无法无天，国家法纪荡然无存的情形，不禁为革命三叹。
李广和做了天津稽查处长以后，唯一有兴趣的工作，就是抄金。因为李广和太喜欢黄金了，喜欢得发疯。那时禁止黄金买卖，抓住买卖黄金的，黄金就被没收。李广和以为中华民国除了毛局长大，就是他大，天不怕、地不怕，有毛局长撑腰，管他什么法令规章，没收的黄金都由他自己保管，不假手他人，也不归公交给国家。
因为李广和努力抄金，天津买卖黄金的人，哪一个不是提心吊胆？几乎没有人敢再做这种买卖。商人们简直是同李广和处长作对，他们不做买卖黄金的生意，教李广和如何抄法？
“我李广和为抄金才来天津，你们不做，我硬要你们做。”于是派出他的爪牙，到有钱人的家里，到银楼强迫买卖，出高价收买黄金，不卖也得卖。可是黄金一到手，另外有人出面来抄。连戴先生顶好的朋友吴幼权（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儿子）家里，都被李广和抄了，其他老百姓更不必提了。
天津稽查处办案子，也是别开生面。尤其有关抄金的案子，李广和不劳驾科长股长插手，都由女顾问和他亲自审讯。女顾问是谁？就是他的太太、毛局长的情妇刘秋芳。刘秋芳心狠手辣，真够得上女中豺狼，什么刑法都能用。
陈司令觉得李广和夫妇比土匪还凶狠，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样无法无天，如何得了，于是，把李广和关起来，非枪毙不可。毛局长赶紧给陈司令电报，说李广和是保密局的人，应当移到保密局办理。陈司令以为像李广和这样罪大恶极，非就地正法，不能平民愤，不准毛局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