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陀山隔海相望的舟山岛上有定海县城。舟山岛是舟山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国所占，成为英军的基地。
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是要逼迫清政府割让中国沿海附近的岛屿，使之变成殖民地，成为通商据点。备选的据点有二，一为香港岛，一为舟山岛。在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内部，香港派和舟山派争论不休，最终选择了香港岛。其主要理由在于，一旦事态紧急，需要从印度调遣援军，那么香港的距离更近。另外据说还因为在鸦片战争期间，占领了舟山的英军染上了瘟疫，英人遂认为舟山的水土不利于健康。
英国对中国进行了缜密的调查，发现长江三角洲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产业具有很强的潜在活力。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陆续取得特权，主要都集中在长江流域。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日本曾就开战的问题打探英国人的意向。当时英国人回答说，只要能够保证战火不影响长江流域，他们便没有介入的意思。英国人图谋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当作本国的势力范围。
假如英国人果真有这样的如意算盘，那么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与香港相比，舟山的地理位置当更为有利。然而，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大概最受重视的便是与武力大本营印度之间的距离吧。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甫一获许前往中国内地旅行，爱好调查的英国人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对中国的产茶区域进行实地调查。由于茶是重要的进口商品，因此此前也曾对茶进行过调查，然而即便是载于《中国丛报》的威廉姆斯的论文，也只是通过文献以及采访中国人获得材料，并非实地考察的产物。
1848年，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受东印度公司的采集茶树苗和种子的委托，来华开展调查，寻找适宜于移植到印度的优良品种。他的旅行记于1852年在伦敦出版，名为《中国与印度的产茶区》（Tea-District of China and India）。全书共有22章，其中介绍印度的只有最后两章，因此几乎整本书记载的都是中国旅行的情况。
这本旅行记的记载始于1848年8月14日上午9时，蒸汽船布拉甘萨号（Braganza）抵达香港之时。事实上，他为了解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我在写作鸦片战争等以19世纪的中国为背景的小说时，总是要拿起这本书一读再读。
福琼是茶专家，著有论述中国茶与印度茶区别的论著。他游历了中国的产茶区，自信地断言说最好的绿茶产自安徽省的松萝山一带。那是位于屯溪市西北部的一处山地，在闻名的旅游胜地黄山以南。在福琼书中所附的地图上，还特别地将此处区域印刷成绿色。
欧洲一开始喝的也是绿茶，到了18世纪中叶，红茶才占据上风。19世纪的欧洲已进入了红茶时代，不过，红茶、绿茶同样都是茶，只是制茶法不同而已，于是福琼也对优质绿茶的产地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似乎有传言说，松萝山是中国最早的绿茶产地。福琼也提到了这一点。
现实中的松萝山是一片荒芜的土地，福琼到了那里，报告说过去如何姑且不说，如今茶树却极为稀少。虽然寺院的僧侣也采摘茶叶供自用，但那些茶树的样子实在惨不忍睹，简直不能称之为栽培的茶树。
松萝的名声自明代以后才广为人知。《茶疏》被认为是明人许次纾在17世纪初所写，书中提到：
歙之松萝，吴之虎丘，钱塘之龙井，香气浓郁，并可雁行。
这是说吴县（即苏州）的虎丘茶也是好茶，松萝茶与龙井等相媲美，与岕茶不相上下。雁行是指大雁并排飞行的样子，虽然略有落差，但大致是处于同一列上。岕茶即罗岕茶，许次纾记述道，罗岕茶大概是唐代的紫笋茶，名称因时代变迁而发生了变化。有时误以为是新面孔，其实只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
松萝茶恐怕并不是罗岕茶，这个名称是明代突然出现的。许次纾同时代的冯时可在《茶录》中写道：
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造法，其后于徽之松萝结庵，采诸山茶于庵焙制，远迩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实非松萝所出也。
福琼到过的松萝山并非荒废了，它原本就不产茶。而是因为比丘大方这个人在那里居住，采摘诸山的茶加以焙制，故得名松萝茶。大方在虎丘居住许久，而虎丘则是名茶的产地。
虽说采摘的是诸山的茶，却也不能走得太远。尽管松萝山并不产茶，但其附近地区却有很多地方出产好茶。
从安徽省南部到江西省北部，以松萝山为中心，北有黄山，南有婺源，西有祁门，距离大致相同。比丘大方的出行半径，大概就是这个范围吧！这些地方都是名茶的产地。
黄山乃天下名胜，过去有被称作“黄山派”的画家曾在这里居住。黄山是一处大型山脉，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多达百余座，延绵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桃花峰、桃花溪两岸的云谷寺、松谷庵等寺院周边盛产茶叶。这里也展现了佛寺与茶之间的密切关系。这里的名茶叫“黄山毛峰”，据说自光绪初年始闻名于世。那个时候是1875年，鸦片战争也已过了三十多年。“黄山毛峰”也并非突然冒出来的，而必定有其“前称”。有人认为宋代的贡茶“早春英华”、“ 来泉胜金”等便是“黄山毛峰”的前身。无论如何，福琼应该没有听过“黄山毛峰”的名字。
江南省的婺源有着悠久的历史，陆羽在《茶经》中提道：
歙州生婺源山谷。
婺源的茶名为“珍眉”，享有很高的美誉。1958年，人们移植了上梅的优良品种并加以改良，以“名梅”或“茗梅”的新品牌面世。上梅是武夷附近的名茶产地。
位于松萝山西边的祁门县一带，以出产红茶“祁红”而闻名。直到最近，中国人还不怎么喝红茶，几乎所有红茶都只用于出口。因此其历史自然不必回溯到开始向外国出口红茶的17世纪以前。
祁门县红茶的生产历史虽然较短，但其前史却很长。唐咸通三年（862）歙州司马张途撰写了《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文中描述了茶商云集的情景：每年一到二三月的时节，便“摩肩接迹而至”。
源于黄山山脉的昌江从祁门的一旁流过，经景德镇流入鄱阳湖。景德镇这个地名自然是得自宋景德年间（1004—1007），唐代这个地方叫新昌或浮梁。顾名思义，浮梁指的是浮桥，水上交通非常便利。景德镇之所以能够成为陶瓷之都，除了拥有优质的瓷土——高岭土之外，恐怕也是得益于水路之便，有利于商品运输吧。由于这里是瓷器以及其他商品的集散地，唐代的浮梁、祁门也是茶的集散地，茶商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
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描写了长安歌妓容色衰退、漂泊他乡，如今嫁作商人妇的故事。她的丈夫似乎是茶商。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商人重利轻离别，
前月浮梁买茶去。
就这样，商人离开家人，为采购茶叶而奔忙。
当时祁门茶不用说当然是绿茶。据说其制茶法与六安茶相似。六安也在安徽省，位于江北地区。六安茶同样也是誉满天下的名茶。《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拢翠庵品茶一节中有这样的情节：妙玉正欲献茶，贾母便说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莞然一笑，回答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老君眉”是岳州（现在湖南省岳阳市）所濒临的洞庭湖上的君山岛所产名茶。李白在《游洞庭》一诗中咏叹君山道：“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故君山的名声颇高。
提到湖中岛所产之茶，当数太湖中的岛屿洞庭山所产名茶的碧螺春。由于名叫洞庭碧螺春，难免被误以为与洞庭湖有关，其实并非如此。
说到在《红楼梦》的舞台大观园中登场之茶，大概应该都是顶级绝品吧。“老君眉”现在称为“君山银针”。给贾母泡茶用的水是旧年所积蓄的雨水，而给黛玉所用的则不同，那是妙玉五年前在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总共只有一花瓮，埋在地下。这种饮茶法恐怕有些过分吧。
六安茶的茶叶呈瓜形，因此被称为“六安瓜片”。据说绿茶时代的祁门茶，因与之相似，被称作“安绿”。这种祁门茶不久变成了红茶。
关于祁门茶由绿变红，存在若干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祁门红茶始于光绪元年（1875）一个名叫余干臣的人。余干臣是安徽人，曾在福建当差。当时正值福建的功夫茶出口最繁盛的时期，茶界出现了许多暴发户。由于自己的家乡是绿茶产地，余干臣大概对此有特殊的兴趣。被称为功夫茶的红茶，原本也是绿茶，只是焙制法不同而已。若是这样，安徽的绿茶也应该能够制成红茶。他便在安徽的至德县（现在的东至县）开设了制茶工厂，以功夫茶为蓝本，开始生产红茶。或许因为他在福建当差的时间很长，连销售茶叶的门路也都一清二楚。次年，深谙茶之门道的余干臣又在祁门县开设了红茶厂。
第二种说法认为祁门红茶的起源是胡元龙于1876年在祁门日顺茶厂生产的茶叶。
1875、1876年正值日本明治八、九年。尽管往事并不遥远，但红茶的源头却已显得扑朔迷离了。
虽然是模仿功夫茶，祁门红茶却比福建的功夫茶更香，这为其带来了很高的美誉，不久便成为出口红茶中顶级的产品。
祁门红茶被用于与大吉岭所产之茶混合。大吉岭红茶味道醇厚，却略输香味。祁门红茶与之相反，味道稍逊而茶香满溢。将两者相混合，便可得到完美的红茶。
有一种混合茶将花香渗透到茶叶中。这种茶叫茉莉花茶。茉莉原产阿拉伯，大概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东方的吧。
不过，说起中国最初在茶中所添加的花香，想必用的是菊花吧。前面所引用过的诗人皎然另有一诗《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其中有诗句说到菊花乃助茶香之物。九日是重阳，人们有将菊花泡在酒中品饮的习俗，然而与酒相比，菊花与茶更为般配。
茉莉花茶的历史并无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长。那是发生在咸丰年间（1851—1861）即鸦片战争以后的事。福州沿海地带有一个长乐县，那里制茶业者很多，世称“长乐帮”。“帮”是集团的意思。当时北京的正大商行来到长乐开设工厂，生产鼻烟。鼻烟中加入了茉莉花熏制，甚为芳香，受到官僚豪绅的青睐，产品非常畅销。长乐帮从中得到了启发，他们中的李祥春、生盛、大生福等茶铺认为，如果在茶中同样加入茉莉花，一定能够给茶带来绝佳的香味，于是着手进行试制。
福州附近不产茉莉花，他们便在广东开办工厂，从松萝山周边即安徽运来茶叶，加入茉莉花熏制。不久福州也成功栽培出茉莉花，于是他们便陆陆续续返回老家福州附近。时间大约已经到了1890年前后。从此，福州成了全中国“花茶”的中心。1930年左右，杭州也开始生产花茶，战争期间苏州的花茶产量有所增长。
除了茉莉花之外，花茶中还有使用玉兰花等香气浓郁的花进行熏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