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懂得生活文明的人类，用更文明的手段、更有文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观的企业经营模式，才有条件继续生存下来。”
——李焜耀
有一年，台湾明基的董事长李焜耀去土耳其。那边的人告诉他，他们与中国是有血缘关系的，而有些当地的朋友，他们的姓就真的叫“窝阔台”、“察哈台”等等，他们就是蒙古人的后裔。在历史上，有着草原苍狼性格的蒙古人，带着他们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在元朝时，因为追逐扩张草原势力，逐步迁徙到土耳其来。但这些原本是追逐水草的游牧民族后裔，在土耳其落地生根之后，逐渐适应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到了现代，土耳其人不再逐水草而居，而是更积极地融入全球文明体制中。他们寻求加入欧盟的机会，寻求一个与现代文明紧密结合的生活方式。
李焜耀从这个例子中得出的感慨是：蒙古人的例子，真的可以让我们思考，那种游牧式的产业形态，对台湾制造业究竟是利是弊？将怎样影响长期的生存？又能为台湾社会留下什么？台湾现在的产业主流价值已被严重扭曲，大家看到的都是成功以后的故事，去赞扬，甚至效法这些苍狼式、游牧式的经营模式。但大家不知道，或者刻意忽略的是，在这些成功故事背后，可能用了多少社会资源，与多少不尽合理、不一定合法、不见得合情的手段。如果这样的成功被大肆歌颂或称道，而没有托出背后的完整面貌，并探讨这种营运模式的利弊影响，这对社会是不公平的。
对于大陆的读者来说，读这样的文字一点也不会陌生。跟台湾的产业界相比，大陆的浮躁与苍狼化态势只能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那种“狼的文化”现在正成为商业思想的主流。
“中国的机会太多，以至于很难有中国的企业家专注于某个领域，并在该领域作出卓越的成绩。”说这句话的是亚洲最好的战略家、日本人大前研一，20年前他是“中国崩盘论”的提出者，可是在飞临中国第50次以后，他现在成了中国经济繁荣论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不过，他对中国公司的观察却仍然喜忧参半：“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大前研一举例说，他曾在一间中国书店看到一本《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竟然浓缩在200页的篇幅。“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只想在5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可是，管理是一个连续反馈的过程，如果你只是这样‘浓缩’地学习，然后匆匆忙忙地采取行动，或者是让其他人来对组织进行改造，这简直就像个‘人造的孩子’。”
急躁、功利、凶猛决然、见到猎物就上、从不顾及生态，这种“狼文化”据说正被很多企业家奉为“图腾”。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们目睹了太多的血腥传奇，我们看到太多的公司一夜崛起，攻城略地好不痛快，所谓的商业道德、公共责任都成为利益的“祭品”。我们看到太多的产业在最短的时间里被砍杀成一片焦土，以狼为荣的企业家们正把任何一个可能的领域都变成价格战的“红海”。中国和地球都实在太大了，杀遍东南沿海，还可驰往内陆腹地，砍尽华夏大地，又可远征南洋彼岸。似乎总是有消耗不光的物资能源、开拓不完的市场疆域、剥削不尽的低廉劳工。
当尖刻的郎咸平教授把中国高科技企业戏称为“科幻公司”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开始认真地反省。这些年来，我们曾经“创造”和“发明”过多少蛊惑人心的高科技概念，可是直到今天，我们甚至不能完整地掌握一台冰箱或彩电的所有零配件技术，即使是技术含量极为低下的微波炉，我们也只能实现99%的国产化，那剩下的1%已成为中国企业界的耻辱。
与产业的游牧化相比，一个更可恶也更可怕的现象是，一场“洗脑运动”正席卷中国商业界。“不问任何理由地执行”、“只关注自己岗位的细节”、“像狼一样地为公司攫取利益”，对这些理念的推崇，正让中国公司陷入空前的功利误区，在很多著名企业的公司文化中，充斥着伪善、轻浮和言不由衷。可以说，自2000年以来，一种奴役式、麻痹式的洗脑文化正笼罩着中国公司，企业家们更希望用这种文化来改造所有的员工。
我不知道众狼横行的时代什么时候会走到它的悲凉尽头。李焜耀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苍狼最终在历史上的下场都是会消失的，因为草原总有被吃尽的一天。最后生存下来的会是什么呢？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有狼，只有懂得生活文明的人类，用更文明的手段、更有文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观的企业经营模式，才有条件继续生存下来。”
此言凿凿，可以铭石，立在这个商业年代的某些显眼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