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还有可能通过科技和保护的手段使之得到恢复，而人文生态的败坏则可能需要一代乃至两代人的更替才会修复。
初夏，岛上的杨梅第一次有收成。累累的果实挂在繁茂的树上，煞是喜人，摘下来吃一颗，酸酸甜甜的到了心里。不过在外形上，杨梅的个头比较小，也不是特别的紫。立即就有杨梅行家指点我一种“新技术”：福建一带的杨梅，都在喷洒一种农药，可以让杨梅早熟，而且个大发紫。
问：会有副作用吗？
答：绝对吃不死人，但绝对能卖出好价钱。
那种杨梅我尝过，个头比较大，紫得让人垂涎，不过就是不够甜，没有杨梅应有的新鲜味。说白了，那是一种“造假科技”。
关于这种农产品造假科技，我还收集到很多：给陈大米抛光涂上工业油，能卖个新米的好价钱；荔枝要保持看上去新鲜，可以用硫酸泡一泡；往油条里掺入洗衣粉，可以少用面粉而使油条炸得肥大好看又好卖；猪饲料里掺上瘦肉精，猪可以长得快而且瘦肉多；在质次的沤黄米米粉中掺入有毒的甲醛次硫酸钠，可以做成洁白晶亮的“上等”米粉；用工业酒精兑上水，当白酒卖，简便又赚钱；在面粉里掺上廉价的滑石粉，既增加了分量，又使面粉雪白好看又好卖；给猕猴桃施“膨大剂”使其增大，价格翻番；用硫黄可以把陈年的白木耳熏得更白；用化学添加剂可以把劣质茶叶炒出顶级毛峰的效果来，经济效益陡增十几倍；撒泡尿把桃、杏泡上，个沉又漂亮，价钱自然就上去了……
据我的了解，这些“技术”正普遍地应用于很多的农产品集散地，往往是一个区域的农民集体参与到这种制假造劣的活动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做法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将给社会和消费者带来怎样的伤害，但是，出于利益上的需要，每个人都将最起码的道德制约抛之脑后。某些基层政府甚至成为这种集团犯案的保护伞和牟利共犯。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在全国各地的伪劣产品制造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几乎所有的日常食品都曾经遭遇“毒事件”，从阜阳奶粉杀人事件到福建蟹喂食避孕药，再到“毒大米”、“有毒龙口粉丝”、“有毒四川泡菜”、“有毒广州白酒”，以及伪劣月饼、火腿、瓜子、盐、黄酒、酱油、方便面和蘑菇，不一而足。你几乎找不到一种没有被恶性染指过的“干净的食品”。
在中国农民的传统伦理思维中，对粮食——包括所有农作果实的珍视是所有道德的起源。但是，当一些农民为了把价格卖高一点，开始麻木地把有毒物质倒进自己耕作出来的大米的时候，我们已经无法回避“乡村商业生态败坏”这个事实了。也许，在史学家的眼中，这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可怕事实。
我有时候真的很为这个时代担忧。当个人致富成为一个时代和区域唯一的道德指标的时候，社会道德基础的败坏便很难避免，特别是在公共教育本来就非常滞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其不择手段的致富方式渐渐衍变成一场“法不责众”的低劣游戏。
我调研过的、最匪夷所思的乡村经济案件，发生在温州最贫穷的一个县。20世纪90年代初，当地农民向全国各地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订购各种各样的二手机械设备，这些设备到了泰顺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就去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那些外地企业追上门来讨债的时候，就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他们看：人都死了，向谁催债？就这样，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很诡异的诈骗游戏，当地还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记得在那次调研中，我曾经问过当地的一位乡镇干部：你们知道这种行为是犯法和不道德的吗？那个干练的乡长指着身后一幢幢正在建造中的农民新房，坚定地对我说：“我觉得，天底下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贫困的家乡富裕起来。”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那一刻，我突然对商业社会中某些很坚硬的价值观产生了怀疑。
“铜钱滚至，纯朴尽失”，这真的是无法规避的宿命吗？要知道，一个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还有可能通过科技和保护的手段使之得到恢复，而人文生态的败坏则可能需要一代乃至两代人的更替才会修复。这些年，行走在广袤的中国乡村，目睹一块块稻田消失，一个个工厂立起，一条条河流浑浊，一栋栋新房建起，一道道目光日趋冷漠，我常常会迷失在关于中国乡村未来的思考中。这真的已经不再是唐诗宋词中的那个乡村了，也不再是费孝通笔下的那个乡村了，更不是毛泽东理想中的那个乡村了，它日日激变，非常的陌生，而且充满了种种不确定性。
岛上杨梅初长成。在随风沙沙作响的杨梅树旁，听农事专家向我介绍让杨梅发紫的“新技术”，我是一个好奇而惊恐的新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