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边境人，因为“世界的中心”不在我这里，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说，便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这个世界上，如果说有哪个国家的人民最喜欢研究自己的国民性，大概就是日本人了。
在当今的日本，正流行一个新的国民称谓，他们管自己叫“边境人”。学者内田树在几年前出版了一部薄薄的《日本边境论》，他在书中是这样下定义的：在日本人的意识中，所有的高等文化都是其他地方创造出来的，因为作为世界中心的“绝对价值体”不在自己这里，所以日本人总是基于这种距离意识来决定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内田树举了很多事例以证明边境人意识的存在。
比如文字。日本列岛原本是一个只有声音而无文字的社会，后来汉字传入日本，日本人根据汉字发明了两种类型的新文字。然而有趣的是，外来的汉字被称为“真名”，而日本人自己发明的文字则被称为“假名”，外来的东西占据了“正统的地位”。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因为是边境人，因为“世界的中心”不在我这里，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说，便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再举两个让大家吃惊的例子。
1893年，日本文部省想仿效西方各国，编一首歌供国民在重大节庆时咏唱，歌词是从《古今和歌集》中找了一首《贺歌》加以改造，歌曲则是由英国公使馆的军乐队队长约翰·芬顿初创，然后又请德国人佛朗茨·埃克特编曲。也就是说，日本国歌的曲作者不是日本人。
到了1945年，日本战败，驻日盟军司令部想要为日本拟定一部新宪法，于是，他们参照《人权宣言》、《独立宣言》、《魏玛宪法》和《苏联宪法》等，拟定了新的日本宪法。也就是说，现行的日本宪法不是日本人“根据自己的历史经验，集中了国民的智慧，经过长期努力形成的统一的国民意志”，它只是“战败的结果”。
但是，今天的日本人没有改变上述任何一项的打算，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全球最强大的经济国之一，也不妨碍他们拥有独一无二的文化和国民特征。这就是我们不了解的、以“边境人”自居的日本人。
多年以来，不少中国学者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的蔑视，他们常常津津乐道地引用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1878-1945）的一个论调，伯氏将日本学术蔑称为“三余堂”——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佛学窃印度之绪余，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而很少有人反思，为何日本以“三余”之功竟能成就百年的兴盛，以一蕞尔小岛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
在进行近代企业史的研究中，我一度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在19世纪60年代，中国与日本同时展开了工业化运动，前者称为洋务运动，后者则是明治维新。那么，为什么伊藤博文等人在接触了极其少量的信息之后，就迅速地作出了“脱亚入欧”的决定，而李鸿章、张之洞则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现在似乎可以找到答案了——
在伊藤博文看来，他们本来就是亚洲的边境人，“脱亚入欧”无非是从一种边境人成为另外一种边境人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对李鸿章等人来说，要放弃的东西就实在太多、太沉重了。李中堂曾言：“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这一判断的思想本源，隐约正来自于“文明中心”的自信。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边境人意识让日本人表现出了十分独特的行为模式。比如：日本遇到比自己强大的对手时，便会展现出毫无顾虑的亲密或者说毫无防备的心；“当面服从，背后不服”是日本人擅长的本领之一，也是独一无二的生存战略。用冈田树的话说，这些已经成为国民性的一部分，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所以，既然这样了，那不如“边境到底”吧。
“边境到底”的人民共识，使得日本产生了两大能力：第一，敢于吸取一切强者的智慧，在不断求变中寻求生存的空间；第二，因自卑而自恋，由自恋而自傲，最终构成一种识别性极其强烈的民族禀性。
在哲学的意义上，边境人意识与中国道家的“无”，有神近之处。无论是国家竞争还是企业竞争，如果一个族群永远坚定地、“自甘”立足于边境的话，那么，它几乎就是很难被真正征服的——它因为没有被征服的意义，而变得不可征服。
中国有这样的一个邻居，是多么让人敬畏并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