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纲领总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没有理想而满足现状自然也就没有革命。理想既是对现实的批判，又是对积极的行动的驱遣。革命党人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历尽千辛万苦，才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理想主义的力量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的。革命的理想主义使革命者的思想道德大大地升华，那简直是诞生奇迹。
理想的实现靠的是实践而不是理想自身的不断重复宣讲。特别是在革命者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他的主要任务变成了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后。经济生活的组织首先是靠利益原则的正确运用而不仅仅是理想主义的宣传。理想主义的动员（在符合人们的利益和愿望的前提下）可能使一个普通人升华成为托着炸药包去炸敌人的碉堡的英雄，却未必能使一个亏损的、技术落后的企业变得先进、赢利、发展壮大。理想主义的口号（我们从来不乏这样的口号）可能感天动地，但是未必能解决效益问题。我们曾经十分悲壮而且合乎逻辑地诘问：“难道西方资产阶级做得到的，东方无产阶级就做不到吗？”然而这样的提问本身并没有带来成果。国民经济赶上西方中等发达国家还需要半个多世纪的实干奋斗，而且是在我们不犯大的错误的条件下。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的务实心态、追逐利益的心态有可能冲击战争与革命中行之有效的理想主义精神，冲击我们民族的源远流长的重义轻利的道德主义——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传统。于是会出现“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等九斤老太式的慨叹，也会确实出现一些见利忘义的丑闻乃至犯罪。对这些现象，既不能视而不见，也不能攻其此点而要求开历史的倒车。在硝烟弥漫的战壕里幻想的新生活比实际上的仍然不乏麻烦的新生活更完美无缺，这是很自然的事。理想主义者的企盼是理想的、哪怕不尽如初衷的实现，而不是完善无缺、一成不变地悬挂在高空，这也是常识以内的事。
人类需要务实，人民大众夺得了政权就更需要务实，需要做许多实在的、琐细的、缺乏浪漫主义色彩的事。人类的第一位的实践活动是生产，而生产是务实的。需要认识客观规律、服从客观规律，否则，我们就只能生活在淹没一切的空谈中，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不前乃至毁灭于空谈之中。没有比用关于理想的夸夸其谈来败坏理想的声誉乃至埋葬理想更令人痛心的了。
人类也需要理想，需要在热烈地拥抱今天的同时看到、想到明天，需要对未来有所希冀、有所企盼，需要用理想来鼓舞自己、推动自己、提高自己的精神品位至少是安慰自己。否则，只剩下了“爬行的现实主义”，人们的生活将是多么乏味、多么可怜呀。
比较起来，经济生活更需要务实，而文化生活，也就是说人们的精神生活则更多一点理想色彩。我们常常说的“两张皮”状态的出现，除了工作上不协调的原因以外，这方面的各有侧重，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当前，我们的文化生活当然不能干扰、妨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这并不是一切。文化是一个更加广泛和变动周期相对来说要长得多的范畴。我们的文化生活不但要给经济建设以促进也要给予补充和某种匡正。人们当然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且说到底理想无非是更长远、更巨大、更有涵盖性的利益。但人们的精神生活所需要的又不仅仅是物质利益，人们关心于自身的不仅仅有务实的方面，人们还需要温馨、友谊、激情、想象、智慧与道德的崇高的或纯洁的或美妙的火焰，人们的精神需要满足起来并不比物质需要简单。人们需要理想主义的光辉却不要理想主义的偏执与狂妄自大。单纯的务实易于通向平庸，而人的素质越高就越难以忍受平庸，单纯的理想易于通向“假大空”的自欺欺人。通向天堂的理想实际上却把人们引向了泥沼，“假大空”的结果反而使人们倒向另一个片面——怀疑一切与犬儒主义。我们不是没有这种浪漫而痛苦的经验。
我们的文化正在经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激励、冲击和考验。理想主义的色彩会有所削弱；而消费的色彩，消遣消闲的色彩，文化享受的色彩会有所增长。这是理所当然的却又是不无遗憾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虽然付出了代价我们仍然欢呼历史的前进。我们尝够了人为地保持昨天的理想主义和斗争气氛的苦头，我们已经积累了经验。任何理想在付诸实现的时候都会有所变动、有所折扣乃至使空想家与书呆子觉得走了样而愤愤不平。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价值的理想不会不倾听实践的呼声、接受实践的校正。只有务实地去实现那能够实现的，准备那今天还不能实现但明天有可能实现的，起码暂时不去为那明天也未必能够实现的而伤神闹事，才能永葆理想的青春生命力，才能在继承过往的理想主义传统的同时发展与创造新的理想主义精神：一种充分尊重现实和讲求实效的、给人民不断带来实惠与新的希望的理想——务实主义。我们的务实精神正在日益发扬并带来日新月异的现实的发展。我们的理想正在不断变为现实而又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修正完善和发展自己。我们的理想和务实都正在迈进一个新的时期、新的阶段。这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