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刘易斯（Norman Lewis），老旅行家，老作家。老，究竟多老？居然也颇隐晦。或因其生平受人所知甚少。一个英国作家在其本国文坛居然生年不确详，不免令人猜度其为人跌宕不群，即连广于旅行又著作等身的埃里克·纽比（Eric Newby，1918－ ，著有《走过兴都库什山》）在其编纂的《旅行家游踪选集》（A Book of Traveller’s Tales）中撰写刘易斯的生年也不得确切，谓一九一四；然更晚近的资料谓其今年六月刚过九十大寿，亦即他生于一九○八。
这不自禁透显出刘易斯的传奇色彩。
他的出身，被讲述不多，学历一栏，只说到“恩菲尔德中学”（Enfield Grammar School），这难免在传统阶级价值犹盛的二十世纪初的英式体系文坛与知识圈受到不够重视之可能。与他同时的小说家并且游踪也极广的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出身优尊，又受习于牛津，因而一早便大受瞩目。格林以小说著称，然即使他在一九三六年的描述利比亚徒步旅行的书《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也比刘易斯的多部著作更受普遍读者知悉。
这两人又有另外的共同点，除了刘易斯也将他游历的异国地域写成多部小说外，两人皆在战时服务于英国情报机构（这一点竟无巧不巧地与一次大战时的T. E. 劳伦斯也相同）。
刘易斯成名于五十年代初期，得自其两本描写亚洲的书：一九五一年的《出云之龙》（A Dragon Apparent），关于北越；一九五二年的《金色大地》（Golden Earth），关于缅甸。
这两个东方古老却僻静的国家当时正值战火——越南对法国脱羁殖民之战；缅甸的内战——刘易斯看准了这块势必濒临强大的政治及文化变动的纯朴农村异域作为他的探索之旅，写下了让他享名至今的书。
然他的旅行并非始于东亚。在二次大战前，一九三八年，便出版了第一本旅行书《阿拉伯的沙与海》（Sand and Sea in Arabia），是他的摄影集，罕为人知，如今已成了藏书家的搜寻品。
二次大战时，他服役于西西里岛等地，当地的生活经验与观察人性在战时的奇趣纠葛，让他写成一九五○年的小说《迷宫之内》（Within the Labyrinth）。
而他深度介入黑手党家族之生活及亲见他们之运作，写成了一九六六年的《荣辱社会》（The Honoured Society）。
敏锐的旅行家总能在最微妙的时刻出现在最即将剧变的地方。他们常有这种幸运，并且，也可以说，他们常令自己身处险境。一次大战前的T. E. 劳伦斯原就因他牛津的丰实考古素养走访过叙利亚、埃及与北边的美索不达米亚，也于是大战爆发后他顺理成章地在埃及服役于英国情报局，也终于沉浸于沙漠牧野式的文明而渐冥觉出其人生之另一曙光，甚更得一殊途可堪掩压胸腔一径潜存的莫名风暴，遂致离去他的制式勤役，去厕身阿拉伯各族长王公间为他们谋求对土耳其的抗埒，终成其独一无二的却又飘然若失的传奇事功。
可以说，诺曼·刘易斯是“在野的”旅行作家。
所谓“在野”，是相对于那些早有名作一开始便登列“殿堂”经典的那些旅行大文豪，如Charles M. Doughty（1843－1926）或是Norman Douglas（1868－1952）。Doughty在一八八八年出版的《阿拉伯西北漠地旅行记》（Travels in Arabia Deserta）及Douglas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古老卡拉布里亚》（Old Calabria）公认是世界旅行文献的必要经典，并且直至今日仍是叙写当地——Doughty的西北阿拉伯及Douglas的南意大利——的最佳一本书。我在美国各地凡走进老派文人的书房，书架上没有不放这两本书的。
相较之下，刘易斯的书从来没有大红过。
他几乎要算是僻冷的旅行作家了。
刘易斯属于实地细描的那种旅行作家，所写既不类于十八、十九世纪的深入不毛者之探奇日记，也不同于略晚于他的鹣·莫里斯（Jan Morris）细写威尼斯及牛津等名著，那份很适合“卧游者”（armchair traveller）所浏览之物。
他书中频频叙及的粗蛮野风及着墨不多的文雅掌故，未必适合安坐家中闲怡展读，然其曲黠文体与“如刀般尖锐的观察力”（小说家V．S. Pritchett如此誉他）又令人嚼读兴味盎然。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的游历见闻《美国景象》（The American Scene）固令人钦其雄雅笔力，却也不免察觉詹姆斯委实不是投身深荒徒步苦旅之人。
刘易斯是二十世纪初的人，除了具有传统英国人被薰养的长年安于萧简田野、粗朴身家，甘于冷食、自得其乐于山野跋涉外，也深好远赴异国探奇寻险。而他去的，特别是尚未露出文明的地域；然本世纪的文明力量何其大，尚有什么地方不披靡？旅行家的天职便是一径在找寻这类角落。刘易斯爱挑选那些野蛮、未开化的地区，并且总在它们将被工业铲平或被西方观光模式庸俗化之前便抢先一步赶到。他的一九五九年各地旅行的文集《正在变的天空》（The Changing Sky），结自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等期刊的多篇游记及见闻，尤可看出他对野境之强烈兴趣。
或正因刘易斯不够红，造就他旅行事业之更为绵长，这毋宁是他的幸运。太多早年成大名者，往往耽于富裕而致中老年颓唐无所事产。刘易斯则时时在出产，永远在路上。
一九九三年，八十五岁的刘易斯还出版了他龙钟老人的旅行实录《东方帝国》（An Empire of the East），这本边荒印尼的游记，让人见识到什么才称得上是“一生的旅行家”。
（一九九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