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言慎行的民族
从动物的舌头，到青铜器上的吐舌图象，再到听不懂的语言，酝酿出了这篇奇怪的小说〈舌头考〉。
这篇作品也牵涉到苏联解体和现代中国处境等政治问题，同时我塑造了一个人物叫作吕湘，一个湖南的人类学者，藉他来阐述从楚墓裡挖出来的吐舌怪物，以及我对语言的兴趣。
我在小说中杜撰了一个考古的发现：联合国文教组织裡的一个考古小组在南美高地发现一具距今一千七百万年前的雌性生物遗骸。这具骸骨出土后，人类学家要断定它是动物、猿人或者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的脊椎直立，偏偏这具遗骸的脊椎直立，又有一点点尾椎，有点像袋鼠后腿站立、用尾巴支撑身体的姿态。
这项发现在世界各地引起热烈的研究，包皮括一位来自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人种学教授乌里兹别克，当他在芝加哥的学术讨论会上，以他左派的唯物史观认定这是一具人类最早的母性遗骸时，全场譁然。这个情况有点像《小王子》裡，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行星，但因為他在发表时穿着土耳其的传统服饰，太不符合学术界的规矩，所以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会发现学术界裡有一些外在的规矩，如同语言一般，流於一种形式，它不是检定你的创意性、论证的正确性，而是一些外在架构。有参加过论文口试的人就会知道，口试委员所关心的往往是论文的索引、参考资料，而不是论文中你最引以為豪的创意。这又是一种荒谬，一切都是很外在的，包皮括语言，变成一种外在的模式符号，其内在的本质完全被遗忘。
在〈情慾孤独〉裡，我提到了儒家文化不鼓励孤独，而这个巨大的道统其实也不鼓励人们在语言上做精细修辞。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為「仁」是生命裡最善良、最崇高的道德，而一个语言太好、表情太丰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孔子的这句话影响了整个民族，变成说话时少有表情、语言也比较木訥。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受到的训诫：不能随便讲话。客人来时讲太多话，父母会认為有失身分，等客人走就要受处罚。但小孩子哪裡知道什麼是有身分的话，什麼是没有身分的话？最后就变成了不讲话。
语言和文化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在希腊文化中有修辞学、逻辑学（logos），后者更是希腊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对话录》，即是语言的辩证。在西方，语言训练从小开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说话时，常常会让人觉得嘆為观止，然后纳闷：「怎麼搞的？我们的立法委员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相对地，孔子要求人的内在多於外在，如果有人讲话讲得很好听，就要进一步「观其行」，行為若不相符，他是无法接受的。
东西方对於语言的训练，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这是一个人如何去处理自己语言的问题。
忽视语言的儒家
春秋战国的九流十家并不是都否定语言的重要性。公孙龙、惠施的「名家」学派，说的就是希腊人的逻辑学（逻辑学其实可以翻译為「名家之学」，但我们现在用的是音译）。名家有所谓「白马非马」的逻辑辩证，可是如果现在有个人指着一匹白色的马告诉你：「这不是马」，你会觉得很不耐烦，但这就是语言学。从语言逻辑来看，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会觉得不耐烦，那麼你就是很儒家。
「白马非马」探讨的是辞类的问题，在希腊文化裡有严格的分别，然而在中国就变成了「巧言令色」。所以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着述传世，名学却很难找到其经典，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如「白马非马」、「卵有毛」之类的寓言，都是名学学派发展出来对语言结构的讨论。
西方符号学也是讨论语言的结构，主张在检验思想内容前，要先检验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语言是不合理的，那麼说出来的也一定是错误的，必须先将错误处标示出来，然后去找到符号学的定论。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的检验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语言都非常混乱，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语言很讲究，因為随时可能会被攻击，可是我们对语言并没有这麼严格的要求，使语言的含义经常是曖昧不明
的。
庄子的哲学裡也有关於语言的讨论。庄子和好朋友惠施有一段广為人知的对话，他们在河边看鱼，庄子说：「你看，鱼在水裡游，多麼快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如果今天站在庄子旁边的是孔子，一定不会如惠子一般回答：「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句问话就涉入语言的修辞学、符号学，惠子的用意是要让庄子的问话接受逻辑验证。
如果你身旁有个如惠子一样的朋友，恐怕都不太敢讲话了。可是庄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他依照惠子的逻辑推翻惠子的推论。接下来的对话都是逻辑辩证，在儒家道统眼裡是完全排斥、毫无意义的对话。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名家能够壮大的话，或能弥补儒家文化对语言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準性，基本上儒家的语言是接近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