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天，南京郊外的晓庄来了一群外乡人。他们在荒野上开垦，搭建茅草屋，修厕所，盖礼堂，造图书馆，建宿舍。
领头人是陶行知，中国平民教育先驱。陶先生1922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受蔡元培邀请任教北大。目睹国家民间教育的惨痛景象，寝食难安，认为“平民教育比精英教育更为迫切”，遂辞去教授待遇，告别大城市三代同堂的天伦之乐，脱下西装，穿上布衣草鞋，来到南京郊外生活贫瘠、鸦片赌博横行的乡村晓庄，筹建新式民间学堂。
在这一年《自由谈》新年特刊上，陶行知这样问：“我们充饥的油盐菜米面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御寒的棉花丝绸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安居的房屋所用的木石砖瓦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今天不应该下乡拜年、下乡送礼、下乡报恩吗？”
晓庄师范不要少爷和小姐，不要文凭迷，不要书呆子。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建校舍，开荒垦地，施肥，把劳动创造的生活当每天的课程。陶行知提出晓庄学校培养学生的五个目标：科学的头脑，健壮的双手，农夫的身体，艺术的情趣，改造社会的精神。学校经费紧张，经常两顿稀饭一顿干饭，却有钢琴、小提琴、《大英百科全书》的课程。
教学理念上，晓庄师范独树一帜——“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陶行知眼里，教学和改造社会是一回事，都是为了造就人，不是造就人上人，而是造就人中人，让人有人味。学生成为农民，自然放下身段，和周边的乡村连成一体，下意识地参与乡村建设。晓庄师范开办后不久，又在周围开办了更多的平民学校、乡村医院，江苏省民政厅评那一年的晓庄为“民有、民治、民享之乡村”。
“凡我脚步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到的地方，一个一个去教，一步一步去做”，他自己编撰的《平民千字课》见人就送，累计发行五十万本。陶行知的目标是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改变一百万个乡村，从而使整个中国富强起来。
1927年到1937年被称为民国的黄金十年，开放和民主，激起了社会知识分子投身社会改造的热情。还是在这期间，1929年，刚刚获得耶鲁博士学位的晏阳初，毕业第二天，就应募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的身份，远涉重洋，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那里有二十多万华工，挖战壕、救伤员，被称作“苦力”。
亲近接触，晏阳初第一次意识到这些“苦力”并非天生愚笨，目不识丁，而是因为从未有过受教育识字之机会。晏阳初决心教华工识字。他用白话文形式编写《华工周报》，每天授课。其间，他曾收到一封华工来信，信中称他为“晏先生大人”：“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捐给你办报。”
这封信几乎改变了晏阳初的一生。“我重新认识‘苦力’，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摆脱自身命运的努力。苦力教育了我！”晏阳初立志不做官，不发财，不为文人学士效力，把终生献给劳苦大众，做好名副其实的“平民先生大人”。
两年后回国，晏阳初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和大城市生活，来到离北京四百公里的河北定县，展开实验性平民教育。随晏阳初前往的，是一批留洋回来的博士，阵容非常豪华：瞿菊农（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陈筑山（国立北京法政专科学校校长）、熊佛西（哈佛大学戏剧学博士）、冯锐（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傅保琛（康奈尔大学乡村教育博士）、陆燮均（威斯康星大学博士）、陈志潜（哈佛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硕士）……即便在今日，这份名单也实属壮观。
通过“定县实验”，晏阳初更加确信，中国农民自古以来患有四大病症，愚、贫、弱、私，平民教育就是培养人们的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组织力，来战胜四大顽疾。他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基本涵盖四大类：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留洋博士们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教村民们识字遣词，学科学，改良农业技术，创办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开展农民戏剧，上演诗歌朗诵民谣演唱等——难以想象，八十年前的一个闭塞乡村已经有如此丰富的文化生态。
1933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走访定县，他在记录中写道：“定县人民，从外表上看，并没有什么和中国其他各地村民不同，但形成他们许多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心灵以及其整个生活的前途……黄土之中，一个年轻的农民用锄头写出：在中国扫除文盲；而旁边一位姑娘则写道：为国家塑造新公民。”
1929年到1931年，先后有近百位当时的社会精英人士举家搬到定县。晏阳初希望通过这样的平民教育实践，造就“一代新民”。
想起这两位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是在看完《智族GQ》本期报道《波士顿人》后。哈佛、麻省理工、布兰迪斯、百布森……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像波士顿那样，聚集了如此密集的顶级大学和商学院，也聚集了密度最大的中国留学生。地域的特殊，造就了人才气质的特殊，这些面目全新的一代中国精英留学生，被称为“波士顿人”。
报道记录了“阳光书屋”项目的成员。杨临风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创业计划是回中国农村做货郎，把零售商品带到贸易不便的云贵乡下，他同时创立一个帮助农民工从城市雇主手里争取权益的组织；秦玥飞在耶鲁读书的时候，就利用假期回国在湖南、甘肃的农村调查，研发出一款专为中国农村学生设计的平板电脑；还有刘禹奇，从肯尼迪学院毕业后，到湖南衡山贺家村做起了村官；杨歌在参与农村信息工程之前的履历是伊顿公学、沃顿商学院和BCG咨询公司……现在他们共同服务的项目是“阳光书屋”，致力于农村教育信息化。文章描绘了这群名校学生耳朵上插着香烟，披着军大衣，皮带上夹着手机，穿着防泥雨鞋到试点学校探访的场景。
继承陶行知、晏阳初先生的衣钵，这是新一代教育精英对中国乡村教育实践的延续。陶先生当年说：“我是个中国平民，去国外一趟好像成了贵族，回来我还是要做中国平民。”陶先生的意思，我的理解是，接受最精英的教育，仍要知行合一，乐于从事最乡土的实践。中国平民不只是个身份，还关涉价值观和信念：不管你有多强，守住弱；不管你多富有，守住质朴；不管你有多得意，守住谦卑。
当年，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有个教学方式叫“小先生制”，就是任何人，你知道一个道理，应该马上去告诉别人。“中国平民”就是我今天知道的道理，和你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