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这一天过得多么糟糕，或多么乏味，你只要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便不再是一只猴子，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只鸟，甚至不再是一尾鱼。大自然中的水平状态更像是一种地质属性，与沉积层有关：它是献给脊椎的，是留给未来的。就整体而言，各种各样的旅行笔记和回忆录也具有此类特征，其中的意识会仰面躺倒，放弃抵抗，准备休息，而不愿去与现实算清账目。
我凭记忆写道：一九七八年，巴西之旅。很难说是一次旅行，其实就是假借国际文化交流之名义进行的一次公费旅游；就是在晚上九点坐上一架飞机(机场里乱作一团，因为巴西航空公司把这趟航班的票卖了两遍；其结果是火车站里常见的慌乱；职员们无精打采，表情冷漠，你会觉得你是在与一个国家打交道，因为这家公司已被收归国有，每位职员都成了国家雇员)。飞机里人满为患，婴儿在啼哭，我的座椅后背放不下去，它纹丝不动；我彻夜直挺挺地坐着，忍受阵阵袭来的睡意。我还想到，我在四十八小时前刚刚由英格兰飞来。闷人，霉味，不一而足。比这一切还要过分的是，九小时的航程竟飞了十二小时，因为我们先在圣保罗降落，理由是里约有雾，可实际上，一半乘客买的正是到圣保罗的票。
从机场到市中心，出租车沿着著名的一月河的右岸(？)行驶，河中满是吊车和海轮、货轮和油轮等等。随处可见巴西海军巨大的灰色舰船。(一天早晨我走出酒店，看到亚历山大·韦尔金斯基[2]的两句歌词飘进了港湾：“当巴西的巡洋舰开过来，船长会告诉你什么是间歇泉。”)就这样，左手是轮船和港湾，右手则每隔一百米便有一帮晒得黢黑的孩子在踢足球。
说到足球，我得指出，如果你见识过本地人的驾驶方式，便不再会对巴西在这项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功感到惊讶。这种带球过人式的驾驶习惯真正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在于，这个国家居然还能实现人口增长。本地的出租车司机是拳王贝利和日本神风攻击队员的合体。此外，跃入你眼帘的第一个现象就是大众牌甲壳虫汽车的流行。这实际上是当地可见的唯一汽车品牌。当然，你时而也能看到一辆雷诺，一辆标致，或一辆福特，但这些车显然属于少数。电话也是一样，它们全都是西门子牌(和舒克特牌)。总之，德国人在这里大权在握，不论以何种方式(弗兰茨·贝肯鲍尔不是说过吗：“足球是一切无关紧要的事情中最重要的。”)。
他们让我们住进凯莱酒店，这是一座老式的十四层酒店，其电梯系统设置得十分奇特，需要不停地来回换电梯。我在这里住了一周，这段时间里我已习惯于将这家酒店视作一个子宫，或是一只章鱼的内脏。就某种意义而言，这家酒店比外部世界要有趣得多。里约城，至少是我有幸看到的这一部分，相当单调，无论就其富裕还是贫穷而言，无论就其私搭乱建还是城市规划而言。位于大海和峭壁间的那两三公里长的狭长地带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柯布西耶[3]般愚蠢的蜂窝状“建筑”。这图景似乎在否定人的想象力。或许的确如此。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被完全抹去。你偶尔可见世纪之交时留下的重商主义风格的遗迹，它们的拱廊、阳台、曲折的楼梯、塔楼和门洞等物构成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混合体。但这类遗迹很少见，且没有浮雕。但同样少见、也没有浮雕的是那种三四层楼的小旅馆，它们躲在这些钢筋混凝土巨人身后的小街上，或处于狭窄的小道两旁，那些小道至少呈七十五度角向山上蜿蜒，最后消失于一片常绿林中，那是一片真正的热带雨林。在这儿，在这些狭窄小街上，在这些小村里，在这些用石块垒砌的房子里，就住着当地人，他们大都受雇于旅游机构，他们非常贫穷，有些不管不顾的，但就整体而言并不十分好斗。每到晚上，这里每隔十来米就有一位拉客的，后来，一位西德领事告诉我们他的一个发现，即里约的妓女不要钱，至少是不指望拿钱，如果嫖客愿意付钱，她们会感到很惊讶。
那位长官大人的话似乎是对的。可是没机会去验证，因为我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从早到晚被一位两腿修长的北欧女代表所占据(抑或她只是一名观察员？)，她的发型和她相当乏味的献身姿态会让人想起她所处的维度，还有某某人，区别仅在于后者既不粗鲁也不虚荣(我当时比现在更年轻、更刚猛，如果这个某人没把我介绍给她那位家庭顶梁柱和他们那位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我或许能克服这种缺陷，结果会稍好一些)。在我到达里约后的第三天，这也是北欧游戏的第二天，我们去科帕卡巴纳海滩，在那儿，在我晒太阳的时候，我被偷走了四百美元，还有一只我心爱的手表，那是六年前利兹·弗兰克在马萨诸塞州送给我的。窃贼的手艺很出色，像在这里的任何事情一样，大自然也参与其中，这一次它以一只淡褐色德国牧羊犬的形象现身，这条狗在海滩上四处溜达，在主人的指挥下不时嗅嗅游客的裤子。游客自然不会警惕这四条腿的动物：一条漂亮的小狗在身边跳跃，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与此同时，那两条腿的动物却掏空了你的钱包，非常体贴地给你留下几个克鲁塞罗[4]，让你能乘公交车回到酒店。因此，在此处进行潜在价格高昂的体验是万万不可行的，无论那位德国领事如何断言，边说还边请我们喝一种很独特的家酿啤酒，那啤酒的颜色宛若七色彩虹。不过对他也要说句公道话，他向我们发出了有益的警告，要我们不要下海游泳，说海面下方的潜流很急，还说匈牙利使馆的两名外交官上周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鲨鱼给吞了。
里约的海滩的确很美。当飞机开始降低高度飞近这片大陆时，你会觉得整个巴西海岸几乎全都是无尽的海滨浴场，从赤道直至巴塔哥尼亚。从科尔科瓦多山顶看下去，只见一座峭壁耸立于城市之上，峭壁顶上是那座二十米高的耶稣雕像(将这尊雕像赠予该城的不是别人，正是墨索里尼)，三片海滩一览无余(科帕卡巴纳、依帕内玛和雷伯龙)，还有里约南面和北面的其他许多海滩，绵延的群山环绕着这座城市的白色水泥森林。在晴朗的日子里你会觉得，你此前看到的一切不过是被抑制的想象力之苍白、可怜的小把戏。此地的风光可以给人和神的想象上一两堂课；正是这样的地方使地理学获得了好名声。
我在此地只待了一周，因此我所说的一切都超不出所谓第一印象的范畴。有了这一前提，我只能说，里约是一个最为抽象的地方。在这座城市，无论你居住了多少年，也依然无法产生太多的回忆。对于一位土生土长的欧洲人来说，里约就是生物学意义上典型的中性人。这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引起任何联想的建筑立面、小街或门洞。这是一座本世纪的城市，它没有任何殖民时代的遗迹，甚至没有任何维多利亚风格的建筑，唯一的例外或许就是客运码头上的那座庞大建筑，它既像圣彼得堡的以撒教堂，又像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依靠这种模糊不清的(这些八边形、立方体和方盒子)、非个性化的特征，依靠这些其规模和慷慨堪比整个海洋自身的海滨浴场，依靠这些令欧洲人耳目一新的本地植物所呈现出的强烈、密实、多样和绝对的非同寻常，里约能使人产生一种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的感觉。似乎步入了纯粹的几何图形，或是步入了纯粹的元素结构。在这一个星期里，我始终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名前纳粹分子或是安蒂尔·兰波[5]：一切事情都已过去，前方是一路绿灯。
我这样自言自语道：“很有可能，整个欧洲文化，包括它的大教堂、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以及建筑物上的螺旋纹、涡状纹和叶状纹等等装饰，都不过是一只猴子对它永久失去的那片森林之眷念。”文化，就我们所知，正是在地中海沿岸兴起的，在那里，植被开始发生变化，然后可以说是十分突兀地在海边刹住了脚步，就像是随时准备纵身一跃，回到它真正的家园一样——这个现象难道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换句话说，建筑出现之地恰为自然退让之处，一切艺术或许亦皆如此？文学就是热带雨林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至于我们这次光荣的会议，它却是一次空洞无聊、令人难以忍受的活动，与热带雨林和文学均无任何关系。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以及后来发生的极不愉快的事情，我最好让那些我在此认识的人改名换姓。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想让自己改名换姓。胡里奥·里亚诺斯、托尔·奥斯特伯格[6]，也许还有我本人，外加那位伟大的译者，是出席此次会议仅有的几位作家。起初我试图忽略这场精神错乱，可是当你每天早晨都会碰见这些代表(男女餐厅大鳄）时，在早餐桌上，在会场和走廊里，整件事便渐渐开始获得现实感。到最后，我竟然像只狮子一样为创建国际笔会越南流亡作家小组而拼死一搏。我大动感情，泪水打断了我的发言。
最后形成这样一个多边形：乌尔里希·冯·特恩和他的妻子以及萨曼瑟(一个潜在的三角关系)，费尔南多·B(葡萄牙人)和他的妻子，托马斯(瑞典人)和一位丹麦太太，还有我和那位由我负责照料的北欧女性。匿名是通奸的氧气，再没有什么能够像出国在外一样让人们的肺叶充斥着这种氧气。我们这帮人(再加上或减去两个偷偷摸摸、身强体壮的西德人，他俩半醉半疯)从一家酒馆逛到另一家酒馆，大吃大喝。每天早餐时在酒店的自助餐厅碰面，或是在大厅里相遇，我们彼此抛出同样一个问题：“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回答通常是我们中间的某人在白天关注过的某家餐馆的名称，或是城市管理者们打算供我们消遣的某个处所，那里富丽堂皇，必有致辞敬酒，管理者们也感觉良好。这个国家的总统菲格雷多将军[7]出席了我们会议的开幕式，他说了三段话，在主席台上坐了一会儿，其间还拍了拍胡里奥·里亚诺斯[8]那个同为拉美人的肩膀，他身边围着一大群保镖、警察、军官、将军、元帅和本地各家报社的摄影师，这些记者满腔热情，似乎坚信他们的镜头不仅能捕捉到这位伟人的外表，而且还能探入他的五脏六腑。打量所有这些听差、壮汉和小青年很有意思，他们随时准备更换他们的主人或旗帜，他们系着领带，身着西服和浆过的衬衣——这衬衣和他们那高度紧张、晒得黢黑的长鼻子形成鲜明对比。这些由国家喂养的活物不像是人，而像是鹦鹉和猴子的混血儿。外加对法国的崇敬，言必称维克多·雨果，或是安德烈·马尔罗[9]，口音相当重。第三世界继承了一切，其中也包括第一和第二世界的自卑情结。
“您什么时候飞回去？”乌尔里希问我。“明天。”我回答。“你真幸运。”他说道，因为他还要留在里约，他和妻子一起来到这里，可能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婚姻，在这件事情上他从表面看已获成功。于是，他在滞留里约的时候，便与本地的德语教师们一起去海滩，夜间在酒店里，他则从床上爬起来，只穿一件睡衣溜下楼梯，去敲萨曼瑟的房门。她的房间恰好就在他的房间下方，他住1161，她则住1061。你可以把美元兑换成克鲁塞罗，但是你无法将克鲁塞罗兑换成美元。
我原本计划会后在巴西再待十来天，或是在科帕卡巴纳附近租一个便宜的房间，好常去海滩，游游泳，晒晒太阳，或是去一趟巴伊亚，试着在亚马孙河上航行一段，然后前往库兹科，再从库兹科去利马，最后回到纽约。可是我的钱被偷走了，尽管我可以从我的美国运通账户中支取五百美元，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喜欢这片大陆，尤其是这个国家，可是，我害怕我在这个世界的所见已超出我的消化能力。我的健康状态并不是问题，它大不了只是有点碍事。毕竟，葬身于一片热带雨林——这对于一位俄国作者而言是有诱惑力的，因为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可是，我对南美实在一无所知，甚至连最为灾难性的经历也无法给我以任何启蒙。手里拿着相机，心里没有任何特定目的，就这样浮在表面，这种方式有些令人厌恶。在十九世纪，人们尚可像儒勒·凡尔纳和洪堡[10]那样行事，而到了二十世纪，再去打扰当地的动物群和植物群就不应该了。不过，我毕竟看到了南十字星，还有一轮上弦新月。至于贫民窟[11]之贫困，但愿每一位能够原谅别人的人都会原谅我这样说话，即贫民窟之贫困恰与此地独一无二的风光构成某种呼应。在由海洋和群山构成的背景中，社会悲剧看上去似乎不那么真实了，不仅观众这样认为，就连那些牺牲者也有此感受。美景总能使现实失去某些意义，而在此地，美景则构成现实之大部。
一个神经质的人不会、实际上也不可能坚持写日记。我当然情愿捕捉或留下这七天里遇见的某些东西，比如那些烤肉串，其中的肉块十分巨大(即churrasco rodizio)，可是第二天，我就想返回纽约了。当然，里约比索契、蔚蓝海岸[12]、棕榈滩[13]和迈阿密更为别致，尽管它终日为厚厚的废气所笼罩，此地的闷热则让这层厚幕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但是，我所有的旅行之实质(这是一个副产品，更确切地说，是一个转化为旅行之实质的副产品)，就在于回家，回到莫顿街[14]，就在于向我关于“家”的概念里不断注入新内涵，并对此进行越来越细微的阐释。你越是经常地返回家中，这间狗窝就会变得越是真实。同样，我匆匆游历过的那些山水就会变得越是抽象。我或许再也回不到铸造街27号[15]了，莫顿街44号于是便成了避免将世界看作一条单向街的最后一搏。
在为流亡越南人打赢那场战争之后我们才获悉萨曼瑟的生日，她年满三十五岁，或四十五岁，于是，乌尔里希夫妇、费尔南多·B夫妇、萨曼瑟，还有那位伟大翻译家(他或许是我们中间最重要的作家，因为整个南美大陆的名声都取决于他)便一同前往餐馆庆贺。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开始对那位伟大的翻译家纠缠不休，认为他那些活商品都像十九世纪那些外国佬[16]一样抢劫了我们的欧洲兄弟，当然也抢劫了那些外国佬，再添上一抹本地色彩。《百年孤独》不过是另一位托马斯·沃尔夫，我在阅读《百年孤独》的前一夜恰好(是一种不幸！)读了沃尔夫，于是便立即意识到这种“过度拥挤”的感觉似曾相识。伟大的翻译家亲切地、懒洋洋地抵挡我，说道：是的，当然，这是对世界文化的一种难以避免的眷念，我们的欧洲兄弟们也有这个毛病，至于我的欧亚大陆同胞们，他们这方面的毛病更大；心理分析尚未在赤道以南扎根，因此，由他负责的这几位作家还可以进行关于他们自身的幻想，不像当今的外国佬那样。被萨曼瑟和自己那位困惑不解的伴侣夹在中间的乌尔里希则指出，真正的罪犯就是现代主义，在现代主义逐渐淡去之后，读者一直渴望得到真正的食物和所有这些刺激的拉美调味品，总的说来，博尔赫斯是一回事，所有这些迷幻药般的胡言乱语则是另一回事。“还有科塔萨尔。”我补充道。“是的[17]，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乌尔里希说道，同时看了看萨曼瑟，因为他穿着短裤，萨曼瑟的手在桌子下面从左侧摸进了他的短裤，殊不知他的伴侣也想在右边干同样的事情。“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乌尔里希又重复了一遍。后来，不知从哪儿又冒出来两个醉醺醺的德国人，他俩拐走了乌尔里希那位刚被他挽回的妻子、伟大的翻译家和那对葡萄牙夫妇，领他们去参加某场聚会，萨曼瑟、乌尔里希和我则沿着科帕卡巴纳徒步返回凯莱酒店。途中，他俩脱光衣服，蹚进大海，很快就不见踪影了，只有鲨鱼才知道他们待了多久，而我却坐在空荡荡的海滩上守护他们的衣物，一边不停地打嗝。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这种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中已不止一次发生过。
一个醉鬼，尤其是一个外国人，尤其是一个俄国人，尤其是在深夜，总是会有些担心他是否还能找到回酒店的路，这种担心会让他渐渐清醒起来。
我在凯莱酒店的房间无论从何种标准来看都相当豪华(我毕竟是美国代表团的可敬成员)，房间里挂着一面大镜子，形状像一汪湖水，显得很暗淡，像是被厚厚的淡红色浮萍变成了一块天鹅绒。它与其说是在反映物体，不如说是在吸收房间里发生着的一切，有的时候，尤其是在昏暗中，我觉得自己似乎就是一尾赤条条的鲈鱼，在这镜中的浮萍间往来游动，时而沉入水中，时而浮至水面，时而再游向水底。这一感觉十分强烈，胜过开会、与代表们交谈和出席记者招待会时的现实感受，似乎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幕后，发生在水底，在齐膝深的淤泥中。这或许也是因为那持续不断的酷热天气，面对酷热，这汪湖水便是一处潜意识中的避难地，因为凯莱酒店并无空调。无论如何，下楼前往会议大厅或是出门进城前，我都要作出一番努力，似乎在通过手工调节的方式来让我的视力聚焦，同样也让我的意识和听觉聚焦，以使我的意识摆脱这面镜子。在面对诗句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那些与当下全无干系的诗句会始终纠缠着你，或是你自己的诗句，或是别人的，更多是别人的诗句，更多的是英语诗而非俄语诗，尤其是奥登的诗句。那些诗句就像是海藻，你的记忆就像一条在海藻间来回游动的鲈鱼。另一方面，这一印象可以解释为一种不知不觉的自我陶醉，一个人的镜中影像，仰仗斑驳的水银涂面获得一种超然的暗影，某种超越时间的味道，因为，任何一种映像的实质与其说是对自我的兴趣，不如说是自旁观角度看到自我这一事实本身所带来的乐趣。对于我那位北欧尤物来说，这一切对她而言怕是闻所未闻的，她对这面镜子的兴趣完全是女性的，而且有些色欲性质，因为她扭动脖子，仔细打量的是这一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其中的大胆自我，但无论如何都不是海藻，更不是一条鲈鱼。这汪湖水的两旁挂着两幅彩色版画，一幅画描绘半裸的黑人女子们在收获芒果，另一幅是开罗城的景色。镜子下方是一台坏了的电视机。
会议代表中有两个引人侧目的败类，一位是来自保加利亚的老年女密探，一位是来自民主德国的堕落的老年文学批评家。前者能说英语，后者则说德语和法语，其结果，听他俩的发言，人们(或者说至少是我)便会生出一种极为特殊的感觉，感觉文明正在被玷污。听到他们用英语道出这些国产废话则尤其令人痛苦，因为英语似乎已完全不适用于此类谎言，尽管在一百年前用俄语说这样的话或许也同样令人难受，谁知道呢。我没记住这两个人的名字，她是一位罗扎·克列勃[18]之类的人物，我想她应该是一名预备役少校，她身着灰色裙装，专心审阅文件，厚厚的眼镜，始终在工作。不过，更妙的还是他：一位御用批评家，与其说是个笔杆子不如说是个话痨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写出《约翰内斯·贝歇尔早期创作风格》之类的东西(贝歇尔曾在斯大林七十岁生日时写了一首十四行诗，诗是这么开头的：“我今晨醒来，觉得有一千只夜莺在齐声歌唱……”“一千只夜莺”[19]……)。当我嘟嘟囔囔地为越南人说话时，这两个人发出嘘声，那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甚至向大会主席发问，问我代表哪个国家。后来，在就越南问题进行表决之后[20]，这个臭大粪还晃到我面前，说出这样一些话来：“可是我们不清楚他们的文学呀，你真的会读他们的作品吗，我们毕竟是欧洲人，难道不是吗？”诸如此类。对此我回答道，印度支那的人口比民主德国和不民主德国的人口加起来还要多n倍，因此他们也可能拥有某些堪与安娜·西格斯和[21]斯蒂芬·茨威格相提并论的作家。但就整体而言，这类举动很可能只会使人想起乡间市场上的吉卜赛人，他们会把你逼到墙角，不断挤压你的领地需求，直冲着你的脸，你之前只允许你的前女友如此贴近，而且还不经常允许！毕竟，如果他们保持正常的距离，那谁还会给他们施舍呢？这些家伙也一样，他们抓着你的衣服扣子，卷着舌头发出法语的r音，似乎这里就是特罗卡德罗[22]，他们镶着意大利镜框的眼镜闪着亮光。这群欧陆人就这样当场化作了一锅粥，因为这是争论，是莫名其妙的废话，是援引费尔巴哈或黑格尔，或者是另一位大胡子的话痨，一头蓬乱的灰发，一个在他们的抑扬顿挫与逻辑思维中的绝对制高点。
阿弗罗斯坦同样如此，甚至比欧洲人更甚。这类人很多，来自塞内加尔、象牙海岸以及我不记得名称的某些地方。老练的乌木脑袋，肥胖的框架，身着上等织物，来自巴黎世家[23]等处的闲人，腹中鼓鼓地装着在巴黎的生活体验，因为对于一位生活在左岸的激进女性来说，如果她从未有过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革命黑人，那就不叫生活，而这就是他们展开行动的地方，因为本地的阿拉伯农夫和贝都因人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更不用说这些越南人了。“你们的有色人种兄弟们在受苦。”我在哭诉。“不，”他们回答，“我们已经与民主德国达成协议，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格尔[24]本人不让我们这样。”另一方面，如果这次大会不是在里约召开，而在某地的松树和松鼠间举行，有谁知道呢，他们的说话方式或许会是两样。而在这里，自然，每件东西都过于熟悉，比如棕榈和藤蔓，吵闹的鹦鹉。或许，苍白面色的维度地区更适合开展这种负疚和同情的展示表演，虽然这样的表演通常姗姗来迟。要不，或许就是一只落水狗，一旦被喂得饱饱的，便会与娇生惯养的狗发出同样的叫声。或者，它至少渴望一根狗链子。
最糟糕的是当这一切引得我胸口左侧某些部位阵阵犯痛的时候；总的说来，当某些活动在不讲英语的地方举行时，我会感觉最不舒服。就像奥登常说的那样：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死在一家大旅店，让那里的人们手足无措。我认为此事的确会发生，报纸媒体会乱作一团，但是无人愿意想到这一点，尽管应该想。无人愿想，并非因为他不愿意去想它，而是因为这东西——我们暂且称之为“不存在”，尽管很容易找到一个更短的名词——不愿人们泄露它的秘密，它凭借其近在咫尺恐吓人们，阻止人们思考那些问题。因此，即便你后来经历并克服了这恐惧，你想到了这一点，却依然无法记下任何东西。就整体而言让人感觉奇怪的是，大脑摇身一变，从盟友——这本是它在此危难时刻应该扮演的角色——变成了第五纵队，减弱你原本就不怎么强大的抵抗力。你想的不是如何挣脱这根绳索，而更像是在思忖你自己在脑中描绘出的恐怖结局。我躺在凯莱酒店里，盯着天花板，等着救心丸产生作用，等着我的北欧女伴出现，她的脑袋里只有沙滩。但是我最终达到了目的，我提议的越南小组获得通过，在这之后，一位小个子越南女子眼含热泪，代表她的人民向我们表示感谢，她说，如果我将来到了澳大利亚(她就是被他们从澳大利亚送到里约来的，路费是募捐来的)，一定会受到皇室般的接待，能吃到红焖袋鼠耳朵。我没有购买任何巴西产品，除了一罐爽身粉，因为我在城里四处游走，磨痛了敏感部位。
最好的事情就是我与乌尔里希在酒吧的夜间交谈，酒吧里，当地的键盘手满怀激情地演奏着《探戈舞曲》和《玉米棒》[25](其真名在俄国被称为《阿根廷探戈》)，但《波基上校进行曲》却奏得很糟。原因在于演奏者那南方的、不同的、感伤的(尽管也不乏残忍的)性格，他领悟不了冷静的否定。在我们的一次交谈中(鬼知道我们谈的是什么，好像是卡尔·克劳斯[26])，我的北欧女伴——好吧，我们就称她为斯特拉·波拉里斯吧——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十分钟之后，她搞不懂谈话的内容，便胡言乱语起来，滔滔不绝，使得我几乎想冲她的鼻子给她一拳。观察一头始终潜伏在正常状态下的小野兽如何在一个人的身上醒来，这会让人大开眼界。在斯特拉身上醒来的显然是一只臭鼬，看到那只小小的黄鼠狼在她内心醒来——而就在一个小时前，这个人还在翻动发言稿，对着话筒道出那些拉丁化句子，面对本城和世界[27]——这着实非常有趣。我想起那件带有深蓝色图案的淡黄色裙子，早晨穿的大红色睡袍，还有一只野兽所怀有的偏执敌意，这只野兽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凌晨两点是一只野兽。好吧，如果这只野兽不这么摇摆不定的话，也就不会有进化了。探戈舞曲的节奏，几对男女在昏暗中窃窃私语，甜蜜的烈性酒，乌尔里希脸上那困惑的眼神。这个无赖毫无疑问在思考，此刻前往何处结果更好，是前往被拯救的婚姻还是去找萨曼瑟，后者天然具有一种能征服有教养的欧洲男人的魅力。
作为这次重大活动的收场戏，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们在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提供酒水和茶点的招待会，这座建筑风格富有先锋色彩的文化中心似与里约隔着好几个光年。在前往文化中心的路上，多边关系开始慢慢改变其轮廓，在返程的大巴上这种变形更为明显，这得归功于M.S.，他表现得像一位真正的民族学家，向一位当地的年轻女译员展开一场攻城战。随后，代表们开始离会。那位北欧之星返回银色国度，我下到酒店大堂时太晚了，没来得及和她说声再见。那个三角形(乌尔里希、他妻子以及S.)要前往巴伊亚，然后沿亚马孙河往上，从那里再去库斯科。几位醉醺醺的德国人返回家乡，而身无分文的我捂着自己的胸口，心律紊乱地返回自己的住处。前一天晚上，那个葡萄牙人(他曾带我们去参加当地的一个宗教仪式，对我们说那就是伏都巫术，可结果只是一种普通的多神教版本，是在一个可怕的工人居住区举行的集体祈祷：捣碎的植物，表情麻木的合唱队的单调歌声，这一切都在一所中学的礼堂进行，外加石印的圣像，未冰镇的可口可乐，几条满身溃疡的狗，返程时还无法拦到出租车)和他那位又高又瘦、充满醋意的妻子一同去了一座只有他知道在何方的半岛，因为他会讲本地语言，那里的巫师们能借助魔法恢复男人的性功能。虽然任何一个国家都只是空间的延续，但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仍有着它们某些特殊的失望和绝望；在其他地方由国家安全机构造成的普遍的萎靡不振，在此处则是由贫困造成的。
归根结底，我并未看见这个地方。我怀疑自己曾见过我记得我见过的那些东西。心脏病患者不被允许乘飞机旅行，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他们的内心状态会影响到他们的接受能力。至少，他们的焦距有些偏离。但谁又能抗拒一张往返票的诱惑呢，尤其是一处充满异国情调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往返行程也是一种可怕的心理陷阱，因为返程票会使你丧失在心理上融入该地的所有机会。此类旅行的最佳结果，就是面带微笑的你在某个糟糕背景里拍下的一张快照，在植物园里，我和斯特拉·波拉里斯的确相互拍摄了这样几张照片。不过相机是她的。这至少使我摆脱了又一个尽管是很小的屈辱，抹去了我曾到过巴西的又一个、或许是最后的证据。
我真的到过那里？说到底，我想我应该说“是的”，哪怕仅仅因为，我到没到过那里并无任何区别，承认自己的无足轻重永远胜过否认你的无足轻重。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一开始并无一个客观范畴；但是，降低其价值的最好方式就是将它暴露在大庭广众之间，让人们一览无余。简言之，就是将它置入空间。归根结底，人们之所以旅行，之所以要借助陌生人来摩擦自己的瞳孔、肩膀和肚脐，原因或许正在于此。或许，这整场游戏的名称就叫谦卑，那渗透进骨骼的疲惫就是这种美德发出的真声。无论如何，这个声音告诉我，说我去过巴西。再无其他痕迹。即便那四百美元此刻已被那位窃贼花光，即便那些越南作家在澳大利亚已获得合法的集会权利，此刻大约也已得到合适的文具。你曾参与某项活动，可你已难以回忆那项活动的结果，这让人感觉奇怪，但是你若索求更多，那便是一种纯粹的傲慢。
同样，我的笔也未能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没写出一首传世的抒情诗。人们当然希望像记者或画家那样立马搞出点什么东西，可是人们很少走运，我也不走运。“无一日无诗”[28]的说法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意识，即一个人可能一顿饭吃掉了他一个星期的薪水。解决方式就在于发明一种能够每天都有产出的艺术风格(如贝里曼[29]的《梦歌》或洛威尔[30]的《历史》)，尽管这里有陷入喋喋不休的危险。好吧，在码字这门职业中，负疚感是一种更好的载体，胜过自信。我猜想，负疚感也是一个更好的内容。无论如何，在关于此次旅行的笔记中有这么几段里约桑巴诗，这的确是一首打油诗，但有些韵脚还不太糟糕：
来到里约，哦来到里约。
长出八字胡，改变你的生理。
在这里富人更富，穷人更穷，
这里的每位老人都是党卫军少校。
来到里约，哦来到里约。
没有一个城市有这般的活跃。
这里的电话全都是西门子，
连犹太人也驾着大众车狂奔。
来到里约，哦来到里约。
主宰此地的是乌拉尼亚而非克利俄。[31]
建筑是科比西埃的蜂窝饼干，
尽管这一次你怪不得德国空军。
来到里约，哦来到里约。
这里的鸟全都会唱“啊多么辉煌”。
被抓的鱼也唱，高傲的白天鹅
也在隆冬时节用葡萄牙语歌唱。
来到里约，哦来到里约。
这是第三世界，人们依旧阅读
托洛茨基、格瓦拉和其他强人；
落后为他们免去了导弹发射井。来到里约，哦来到里约。
你们若成双前来，会三人一起离开。
若是你孤身前来，会空着腰包回去，
你的思想只值一个克鲁塞罗。
当然，不离开曼哈顿或许也能写出这首诗。有过许多比这好得多的诗，甚至我也写有比这更好的东西。负罪感，如我前面所言，是一个更好的载体。我毕竟蘸了蘸南大西洋的海水，并让我的身体完全浸入那到目前为止仅出现在高中地理课上的东西。故我在。[32]
我在那里还得到当地一位药剂师的款待，他生长在南斯拉夫，与德国人或意大利人打过仗，他也像我一样时常捂着胸口。原来，他几乎读过我写的所有东西；他答应为我找一台小型爱马仕打字机，我喜欢这种打字机的字体，他在莱布隆海滩的烤肉店请我吃饭。每当遇见像他这样的人，我都感觉自己像个江湖骗子，因为他们想象中的我其实并不存在(我写作了他们刚刚读完的那些作品，但从我完成写作的那一时刻起我即已停止了在那些作品中的存在)。始终存在的是一个焦虑不安的疯子，他试图不去伤害任何人——因为最重要的并非文学，而是那种不给任何人造成痛苦的能力。不过我并没有爽快地承认这一点，而是胡扯了一通康捷米尔、杰尔查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张大嘴巴听着，似乎这世界上除了绝望和神经官能症，除了担心每一秒钟都会冒烟的恐惧心理，还有些别的东西。不过，甚至连俄国文化的官方使者们，特别是某些特定年龄的使者，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尤其是当他们步履蹒跚地走在摩加迪沙和黄金海岸的时候。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尘土、被侵蚀的土地、废铜烂铁和烂尾楼，都有大量皮肤黢黑的当地人口，对于他们而言你毫无意义，一如对于你自己而言。有时，在很远的地方，你能看见大海的蓝色光芒。
无论旅行如何开始，它们的结局总是相同：躲进自己的角落，躺上自己的床铺，步入一种淡忘状态，忘却已成为过去的一切。我未必会再次前往那个国家和那个半球，但至少，在我回来的时候，我的床铺甚至更像是“我的”了，对于一位自己购买家具而非继承家具的人来说，仅此一点便足以使他觉察到最无目的的漫游之意义。
一九七八年
[1] 本文写于1978年，首发于巴黎俄文杂志《大陆》1990年第63期，俄文题为“После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ли Посвящается позвоночнику”，英文题为“After a Journey, or Homage to Vertebrae”，由作者参与翻译的英文版与俄文版有所出入，此处以英文版为准。
[2] 韦尔金斯基(1889—1957)，俄国演员、歌手，20世纪上半期俄国流行乐坛的偶像。
[3] 柯布西耶(1887—1965)，瑞士建筑学家，20世纪的现代派建筑大师。
[4] 巴西的货币单位。
[5] 兰波(1854—1891)，法国诗人。
[6] 这大约是作者为与会作家“改名换姓”后列出的两个姓名，在俄文版中他此处直接提到的是略萨。
[7] 菲格雷多(1918—1999)，巴西四星上将，1979—1985年间任巴西总统。
[8] 此处在俄文版中写明略萨。
[9] 马尔罗(1901—1976)，法国作家，曾任法国文化部部长。
[10] 洪堡(1769—1859)，德国博物学家。
[11] “贫民窟”用的是葡萄牙语“favela”。
[12] 位于法国东南部。
[13] 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
[14] 布罗茨基纽约居所所在的街道。
[15] 布罗茨基一家当年在列宁格勒的住处。
[16] 此处的“外国佬”(gringo)是西班牙人和拉美人对来自英语国家的人的蔑称。
[17] 这里的“是的”用的是德文“Ja”。
[18] 伊恩·弗莱明(1908—1964)的小说《詹姆斯·邦德系列》中《怀着爱来自俄国》一书(后改编为同名电影)中的女主角，是詹姆斯·邦德的对手。
[19] 此处用的是德文“Eine tausend Nachtigallen”。
[20] 此处的“之后”用的是法语词“aprés”。
[21] 这里的“和”有意用的是德文的“und”。
[22] 巴黎街区，隔塞纳河与埃菲尔铁塔相望，又称“夏乐宫”。
[23] 法国一时尚品牌。
[24] 桑格尔(1906—2001)，塞内加尔诗人，1960—1980年间任塞内加尔总统。
[25] 此处两首曲目名用的是西班牙语“La Comparsita”和“El Choclo”。
[26] 克劳斯(1874—1936)，奥地利诗人、出版家。
[27] “面对本城和世界”用的是拉丁语“Urbi et orbi”。
[28] 此处用的是拉丁文“nulla dies sine linea”。
[29] 约翰·贝里曼(1914—1972)，美国诗人。
[30] 罗伯特·洛威尔(1917—1977)，美国诗人。
[31] 乌拉尼亚是掌管天文的缪斯女神，克利俄则掌握历史。
[32] “故我在”一句用的是拉丁文“Ergo s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