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事情早已发生——自从我弄到一本企鹅版的《三十年代诗选》起。你若出生在俄国,就注定会对另一种诞生产生眷恋。三十年代并不遥远,因为我就出生在一九四年。另一个使这十年与我愈发气味相投的因素则是其阴冷的、单色调的面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刷文字和黑白电影,我自己出生长大的那个国度就一直保持这种色调,直到柯达胶片入侵后很久也依然如此。麦克尼斯[20]、奥登和斯彭德(我是按照我知道他们的先后次序来排列的)使我顿时获得一种家庭般的亲切感。这并非因为他们的道德观念(因为我认为我的敌人比他们的敌人更强大,更无处不在),而是因为他们的诗学。这种诗学令我震惊,首先是在格律和诗节的设置上。读了《风笛音乐》[21]之后,那种老套的四音步四行诗体就显得没什么诱惑力了,至少在开头是这样的。我还发现他们有一个非常迷人的共同之处,即善于以困惑的目光去打量寻常事物。

人们将这称为影响,我却称之为亲近。大约从二十八岁起,我便将他们视为我的亲戚而非导师或“想象中的友人”。他们构成我的精神家庭,带给我的亲切感远远超过我在俄国境内外的任何一位同时代人。你们可以把这归结于我的不成熟或经过伪装的风格保守主义。或仅仅是虚荣,即某种孩子气的愿望,希望自己能够在某种外国的良知准则的框架下得到评判。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他们的作品可以赢得远方的挚爱。或者,阅读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的诗人体现了一个人渴望抒发崇拜之情的心理。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瞧瞧教堂你就明白了。

《悲伤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