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看完《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的校样，我又写了一篇后记（《后记二》），现在摘录在下面：
……五月我在巴黎两次会见赫尔岑的外曾孙，在巴斯德学院工作的诺艾尔·利斯特博士和他的夫人，第二次他还介绍我认识他的兄弟莱翁纳尔。
我重访巴黎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诺·利斯特这个人。可是他在报上看见我到达巴黎的消息，就主动地跟我联系，到旅馆来看我。他第一次看见我，仿佛看见亲人一样。我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我们谈得融洽，主要谈赫尔岑的事情。他送了我一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他又介绍《往事与随想》的法译者达利雅·奥立维叶同我见面，并且让她带来她的法译本前两册。他知道我去尼斯扫赫尔岑墓，便打电话通知他的亲戚安·昂孚大夫在公墓等待我，要他向我说明赫尔岑夫妇葬在尼斯的一些情况。
在我返国的前一天中午，我有别的活动，刚刚走出旅馆，诺·利斯特先生在后面追了上来，交给我一封信和赫尔岑的彩色画像的照片。像是赫尔岑的大女儿娜达丽绘的，现在在他的家里。他特地为我把画像拍摄下来。信上还说，画像的黑白照片取到后就直接寄往上海，我可以在中译本里采用。
我和这位和善的老人分别不过三个星期，他的亲切的笑容还在我的眼前。我刚刚根据他给我的资料校改了《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的校样。我每看完一章抬起头来，好像这位老人就在旁边偏着头对我微笑，甚至在凉风吹进窗来的深夜，我也感觉到他的微笑带给我的暖意。我感谢他的深情厚谊。
《往事与随想》中译本第一部出版了。这只是一件巨大工作的五分之一，要做完全部工作，还需要付出更辛勤的劳动。我有困难，但是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敬爱的远方的朋友，您的微笑永远是对我的工作的鼓励。我常常想起您的帮助，我绝不放下我的笔。让我再一次紧紧地握着您的手。
我同诺·利斯特夫妇见面还有一次，那是在十一日下午我国驻法大使馆为我们代表团举行的告别招待会上。他们来得不早，见到我显得很亲热。我也是这样，好像他们是我五十一年前在巴黎认识的旧友。的确，我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买到《往事与随想》，开始接触赫尔岑的心灵。今天正是我和他们同样热爱的赫尔岑的著作、同样珍贵的赫尔岑的纪念把我们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谈起赫尔岑一家的事情，我们好像打开了自来水的龙头，让我们谈一天一晚也谈不完。他送了一本书给我：《浪漫的亡命者》。我早熟悉书里的那些故事。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家丑”吧。那么还是把它们掩盖起来，瞒住大家，另外编造一些假话，把丑当美，骗人骗己，终于不能自圆其说，这不就是我们的一贯做法：家丑不可外扬？法国人毕竟比我们坦白、直爽。诺·利斯特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就写着：“这本书对我的先人讲了太不恭敬而且刻薄的话，但是书中有很多《回忆录》所没有的资料。”我收下了他的赠书，不过我说我已经读过它。那些故事并不损害赫尔岑的名誉，倒反而帮助我们了解一个伟大人物的复杂性格、他的不幸遭遇和家庭悲剧。它们在他的著作里留下很深的痕迹，这是掩盖不了的。
我在尼斯待了两天。天气好，风景好。天蓝，海蓝。前两天在巴黎还飞过“五月雪”。公墓在小山上。我还记得赫尔岑自己的话：“我们把她葬在突出在海里的山坡上。这周围也是一座花园。”十八年后他也给埋在这里。又过了两年，“他的家里人、他的朋友和他的崇拜者”在墓前竖起一座铜像。这铜像对我并不陌生，我不止一次地看见它的照片。这个伟大的亡命者穿着大衣凝望着蓝蓝的地中海，他在思索。他在想什么呢？
我埋下头抄录墓石上的文字：他的母亲路易莎·哈格和他的幼子柯立亚乘船遇难淹死在海里；他的夫人娜塔里雅患结核症逝世；他的十七岁女儿丽莎自杀死去；他的一对三岁的双生儿女患白喉死亡。他就只活了五十八岁！但是苦难并不能把一个人白白毁掉。他留下三十卷文集。他留下许多至今还是像火一样燃烧的文章。它们在今天还鼓舞着人们前进。
6月2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二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