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我们始终不大愿意正视政治的"利益集团"特征，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宁愿使用"人民群众"这样含糊其辞的概念。其实，哪有什么抽象的"人民群众"呢？当纽约地铁工人以搞瘫全市交通要挟涨工资时，这些地铁工人固然是"人民群众"，但那些怨声载道的纽约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美国的那些宗教右翼坚决反对堕胎时，他们固然是"人民群众"，但是那些支持妇女堕胎权的自由左翼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同理，北京上海人愿意维系本地人较低的大学录取分数线，在这个问题上，北京上海居民是人民群众，全国其他地方的居民就不是人民群众吗？当政府向偏爱的大型国企贷款从而保护了国企员工的利益时，国企员工自然是"人民群众"，但很多因此失去贷款机会的中小民营企业员工就不是"人民群众"吗？正是那种常见的"整体主义"的"人民群众观"，那种不同社会阶层、团体具有统一利益的幻觉，导致了那种"整体主义"的政治观，似乎一个政治势力就可以全方位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
除了利益均衡，充分制衡另一个更大的好处是提高政治决策的理性成分。一个好的*制度，不仅仅是为了实现不同利益之间的简单加减法，而是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对话当中找到一个最合乎公共利益的政策方案。当代有不少政治哲学家都倡导一个叫"协商式*"的观念。"协商式*"是针对"统计式*"而言的，二者的不同在于：前者注重*过程所推动的政治协商，而后者仅仅注重选票的计算。一个充分制衡的政治制度，等于无形中增加这个制度里的"协商点"，从而尽量消减公共政策中的专断性。从总统到国会，从参议院到众议院，从国会到法院，从政府到公众、到NGO、到媒体，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当一个权力机构试图说服另一个权利机构为其倡议"打开闸门"时，都必须"给个理由先"。如果它无法做到"给个理由先"，要么它必须将其政策修正到对方认为"合理的程度"（比如07年最低工资法的制定过程中，参议院共和党迫使*党在提高最低工资的同时给小企业减税），要么该政策得不到通过或者只能在小范围内实施（比如有很多州拒绝执行"爱国法令"中的"窃听恐怖分子嫌疑人"条款）。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200年来具有越来越强大的纠错能力。充分制衡意味着强制性的对话，而根据哈贝马斯，充分、有效的对话是政治现代性的要旨。"怎样悼念死者"一文，记录了每一次大的矿难之后如何促使美国政府改进煤矿监督机制，从而使煤矿产业成为一项"本质安全"的行业。"*请客谁掏钱"里，我们能看到为了围追堵截金钱对竞选的不公正影响，美国的立法者们如何"与时俱进"地推动一项项新的改革。虐俘丑闻出现之后，美国各界声势浩大的抗议迫使政府"悬崖勒马"，审判虐俘者并签署反虐待条款。当"给个理由先"这个尚方宝剑时时刻刻伸出来挡住一个公共政策的去路时，这个政治机器的理性程度也就被迫不断提高。
托克维尔－－－－乃至以前的柏拉图以及后来的哈耶克－－－－-的观念失误正在于此：他们高估了*制度的"统计"功能，低估了*所推动的"协商"过程，所以才悲观地预测*终将导致"多数*"和整个社会的"平庸化"。事实上，我们观察今天美国的*，既能看到democracy（*），也能看到meritocracy（优者胜出）。一方面"多数人"的福利底线能够通过*得到维护，另一方面"少数人"的精英主义冲动也没有因此被消灭，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不但能够在这个制度中找到展示途经，而且一般来说能够得到相应回报。所谓实现"美国梦"不仅仅是住上"洋房花园"，而是指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正反馈机制中实现个人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