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雪莱曾这样写道：“历史，是刻在时间记忆上的一首回旋诗。”历史，它常常会以惊人的相似度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如何从曾经相似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如何利用古人的智慧应对今天的现实生活？那便是研究历史。当一个民族成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的民族时，那将是整个地球，乃至宇宙之福。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宛如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每当我们置身其中，耳旁都是金玉珠玑的历史回音，眼前尽现琳琅满目的历史胜景，或厚重或警醒或震撼或多彩，让我们回味也让我们深思。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曾说：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余秋雨先生在散文创作中所侧重的，并不仅仅是对自然景观的泛泛描绘、或简单的借景抒情，而是要通过自己对美的认识和理解将其生命化，并注入人的灵气和活力。
美就是生活本身，自然的美不能脱离人的足迹，不能脱离历代的风土人情、名人雅士和人文构建而独立存在。这一章是展现余秋雨先生“挪移自己的置身位置”，使文章“走向大气”的一章。他带领我们走出了书斋，用一种实地考察的严谨治学精神，以城市区域为切入点，选取其中最具特色的历史传承来关注、发掘，以展示城市的命运和文化积淀；从过去的岁月中寻找与发现现实，探寻其独具魅力的个性特征，用人文发现的视角表现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水的魅力和文化内涵；用引人入胜的故事体现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全景式地体现出一个城市的地域性格；并试图从历史的隧洞中摸索出点经验给当今的经济建设和文化走向提供借鉴。
纵览名城历史，彰显地域特色。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它们很少耗散什么，只知紧紧汇聚，用它强烈的沉淀力，汇聚了中华文明的所有一切。绚丽多姿的寒地黑土文化具有多元一体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后，你会发现所谓的“北大荒并不荒”，它有丰富久远的文化底蕴，具有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资源；黄土文化是中华文化中一个独具个性的文化体系，也是华夏民族文明的摇篮。就是在这种黄土文化氛围熏陶下，山西人喝着黄色的水，住着黄色的土地，吃着黄色的小米，唱着那独特的黄土歌谣，还有那骨子里激扬着的黄土般的韧劲；一座古塔，揭示了这个城市的命运，背靠黄河，七朝古都，一幅画卷，一段历史，如何能重塑这座古城现代的辉煌？留下的不只是历史还有疑问；落下一个“亡国亡君之地”的名声，却成为才子佳人的摇篮，是什么成就了这座千载宁静的后院——苏州？三峡，博大的中华文化意象，是美景，更是历史与理想、力量与激情的结合体。这片美景外国人不懂，不可能懂，在千百年中历经沧桑的三峡仅属于中华民族，这是只有我们才有的骄傲与狂放不羁。
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不只要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还应当学会从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中发现美、领悟美、受到美的感召。顺着S型的城市文化积淀与走向，回望旧时的风貌与辉煌，更多想要表达的是对现实的关注、对现代辉煌的呼唤。正如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自序中所言：“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
黑水白山埋忠骨
◎那片神奇的水域
这是一条离我更为遥远的河流，遥远得无法忧伤，也没有必要绝望。它几乎就是另一个天域的存在，抽象地横卧在中国地图的上方。
——《霜冷长河》
水与文化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关系，最早的生命就是起源于水，正所谓“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而关于水的文化也被称为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傍河而立。河流与水不仅为人类解决了衣食之忧，而且不管在任何时候，它都将是作家和诗人的灵感源泉。余秋雨先生也不例外，他不仅将自己的一本散文集题名为“霜冷长河”，还在该书的自序中倾情叙述了自己与河流的关系。“我出生的村庄有河，但那河太小，我心中翻滚的一直是从未见过的大河，银亮亮，白茫茫，并不汹涌，也并不热闹，而且不止一条。”余秋雨先生对河流的喜爱，并非只停留在童年的回忆和心中的想象，而是有所践行。他写道：“长大以后，我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大河，每次都会产生异样的激动。有时，请旅伴们在路边坐一坐，我要停下来看河。哪怕在再穷困的地方，一有大河，便有了大块面的波光霞影，芦荻水鸟，也就有了富足和美丽，而且接通了没有终点的远方。后来我着迷游泳，一见大一点的河流就想脱衣挥臂，直到有一年在钱塘江被一个水底漩涡所裹卷，差点上不了岸，才稍稍有所收敛。”其爱河程度，可见一斑。
在中国提到江河，必然会想到长江和黄河，余秋雨先生自然也没有错过，只是他提到的不是长江、黄河，而是长江和黑龙江，并且将更多的笔墨留给了后者。长江的雄伟似乎已不需多加涂抹，前有古人，后有来者。而之所以提及黑龙江，余秋雨先生将其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特别是与黑龙江。他这样描写它，“（黑龙江）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这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
黑龙江，一条神奇、美丽的北方大河，幽静地横卧在我国北疆，日夜不息地奔流，从兴安岭的群山走出，一路欢歌奔向辽远的鄂霍次克海。黑龙江在我国境内的长度仅次于长江、黄河，是我国第三大河，世界第九大河。其年径流总量达2700亿立方米，仅次于长江、珠江，也居于全国第三位。黑龙江水域辽阔，同长江、黄河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了祖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她孕育了祖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二万年以前，黑龙江地区就有了远古人类活动的迹象。
黑龙江有两个源头：南源额尔古纳河和北源石勒喀河。两源在祖国神州北极漠河以西的恩和哈达握手、拥抱后，始称黑龙江。顺江而下，黑龙江沿岸历史遗存丰厚，古迹众多；风光奇美，如诗似画。畅游黑龙江，也可以欣赏到异域风情。
黑龙江流经的古城岛，是古战场的遗址，是当年雅克萨战役的清军大本营。在古城岛上，仍可寻觅城堡与炮台遗迹以及锈迹斑斑的箭簇。从箭簇上，我们似可闻听当年萧萧铁马声。收复失地、保卫疆土的勇士用鲜血书写了两次雅克萨战役胜利的捷报，正是因为雅克萨战役的胜利，才促成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才获得了中俄边界170多年的安宁。
黑龙江流经呼玛县境，呼玛县城是个美丽、幽静、有地域特色的小城。附近有白银纳鄂伦春族乡，它和塔河县境内的十八站鄂伦春族乡是黑龙江上游两个鄂伦春民族定居地，是了解少数民族风情的地方。过了呼玛后则是胡通镇，龙头山又展现在面前。状似巨龙探水的山崖，把一段美丽的传说讲给游人听……
相传，在远古时期，黑龙江并不叫“黑龙江”，而叫“白龙江”。那是因为有一条白龙住在这里，并不时地兴风作浪，给这里的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人们对此恨之入骨，可又没有任何办法。山东省有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竟奇怪的生了一条小黑龙，可是姑娘的舅舅却把小黑龙视为一种怪物，趁小黑龙不注意，无情地把它的尾巴砍断了。因小黑龙没有父亲，就随妈妈的李姓，有些人叫他“秃尾巴老李”。被舅舅砍掉尾巴后的小黑龙就跑到现在的黑龙江边，发现这里的小白龙在兴风作浪，多年来发水闹灾。善良的小黑龙决心替乡亲们消除这个祸害，并且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勇敢的大战白龙，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把白龙赶走了。小黑龙还经常帮助乡亲们开垦荒地，负责管辖这条江水永不泛滥成灾，这里的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生活越来越美好，为了感激小黑龙的恩情，就把这条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黑龙江”。
在当地有这么一种说法：人们在江上乘船或打渔作业的时候，如果有险情出现，有人就会高声吆喝“船上有山东的人吗？”如果有人回答“有！我就是山东人！”马上就会风平浪静。据说原因是黑龙听到有老家人在，就会保佑。虽然这只是民间类似玩笑的传说，但也彰显了这条大江与山东的亲密。据考证，黑龙江原始居民与山东半岛上的原始人类有着非常悠久的渊源关系，公元前2000年，夏朝初期，龙山文化时期的山东半岛的农业传入东北，经渤海传入肃慎。帝舜25年（公元前2130年），肃慎氏来朝，贡弓矢，成为我们自豪的、永久性的历史美谈。
当然，黑龙江之所以被称为“黑龙江”，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其水流冲刷两岸具有大量腐殖质的黑土，并大量沉积在江底，使江水看上去往往是黑色的，再加上其江流蜿蜒、状如游龙的缘故。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黑龙江素有黑水、弱水、乌桓河等诸多别称，公元13世纪成书的《辽史》才第一次以“黑龙江”来称呼这条河流。可见，黑龙只是人们心目中一个英雄人物的化身而已。
余秋雨先生想念深冬季节已经冬眠的黑龙江；他期待春潮初动、冰河解冻的黑龙江；但他更倾心秋风初起、霜天水影的黑龙江。为什么如此倾心，余秋雨先生这样回答：“因为只有那个时候，春天的激情早己减退，夏天的实用也已终结，大地霜降，河水骤冷，冷走了喧闹的附加，冷回了安详的本体。凉凉的河水延绵千里，给收获的泥土一番长长的宁静，给燥热的人间一个久久的寒噤。”最后还要补上一句“这是我心中的至高美景。”
迎门砬子是黑龙江的险要航道之一，虽没有三峡神女峰的动人传说，却有其自身独特的粗犷和绮丽，充满着原始的野性美，就像北疆的汉子。那绝少土壤的嶙峋怪石上，却顽强地生长着落叶松、白桦树，粗犷豪放中透露出秀美俊俏。黑龙江上游一带奇峡特别多，也特别美，而且森林密布，正像一位作家说过的那样：“黑龙江两岸风光绮丽，可与长江三峡媲美，不逊色于漓江”。
黑龙江流经的五道豁洛岛上建有影视城，《黑龙江三部曲》等多部影视剧在此拍摄。距岛不远处的山谷里，建有一座巨大的古堡，它是曾一度闻名黑龙江两岸的振边酒厂。这个拥有当时一流酿酒设备、东北最大、全国也不多见的酒厂，在黑龙江近代工业文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如今，它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黑龙江流入黑河市区，这条大河给黑河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沿黑龙江堤防工程修筑的带状公园，更为城市增色。市区东端的大黑河岛，是开展中俄边民互市贸易、游泳、垂钓、旅游、度假的好去处，有中俄民贸第一岛的美誉。
从黑河顺江而下不久，便是驰名中外的历史名城爱辉。这个已有3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曾是黑龙江流域最大的城市，黑龙江流域最高权力机构——黑龙江将军的最早驻地。它是中华民族开发黑龙江的荣耀，同时，也写下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大的耻辱。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就是在此签订，游爱辉古城，不仅可发思古之幽情，更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是每个有良知的华夏儿女参观、游览爱辉古城后的心底呼唤和祈望。过爱辉不久，是坤河，这里居住着满族和达斡尔族同胞。过坤河后便是三架山，这里曾是黑龙江水师营的军港，参加雅克萨战役的清军水兵就是从这里誓师出发的。游至孙吴县沿江一带，可凭吊侵华日军的庞大工事群，这个建在黑龙江岸边山岭上的胜山要塞曾被日军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游览这些明碉暗堡，就等于上了一次国防教育课。
黑龙江边的嘉荫县龙骨山会让我们眼前豁然一亮，这抹亮色是6500万年前中生代白垩纪时期栖息在黑龙江边的巨大恐龙涂就的，从这里出土的恐龙化石不仅使黑龙江省博物馆有了当家展品，也为彼岸的俄罗斯博物馆增添了珍贵内容。这里发掘出土的猛玛象化石和热带植物化石，说明如今的高纬度寒地在几千万年前竟然是热带雨林气候。
同江是黑龙江与松花江汇流的地方，著名的三江口在县城东北8里处，从长白山天池走下来的松花江流到这里，高兴的与黑龙江汇合到一处。人们把两江汇合的江流叫混同江，我国古代就把黑龙江的下游称为混同江。在这里，黑龙江、松花江、混同江像三条不同颜色的飘带并联在一起，因而名之三江口。
历史上“八女投江”的殉难地即为松花江支流牡丹江的乌斯浑河，而松花江作为黑龙江的最大支流，是东北地区的大动脉。站在乌斯浑河畔，也许你会惊叹，眼前这条被白雪覆盖的河流竟然如此的宁静，却不曾想，这冰雪覆盖之下急湍不息的河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对往事的诉说。1938年秋，东北抗联的八位女战士以冷云为首，为掩护主力部队突围，到达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边，准备与日军背水而战。“乌斯浑河”按满语翻译是“汹涌暴烈”的意思，而此时又正值秋后涨水……当日军得知，与他们一千多人展开殊死搏击的，竟然只是几位抗联的女战士时，便轻蔑地开始劝降。而令敌人瞠目的是，八位女英雄竟毁掉枪械、搀伤相扶，一起步入寒冷刺骨的乌斯浑河，随即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中……乌斯浑河在呜咽，呜咽的乌斯浑河见证了冷云等八个中华优秀女儿的英勇和悲壮。八位女英雄的事迹一直被人们广为流传，就像这乌斯浑河水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流淌。她们中最小的只有13岁，就是王惠敏，最大的也只有23岁，冷云和安顺福。往事并非如烟，现在在牡丹江的江滨公园里座落着这样一座雕像，它就是为纪念八位抗战女英雄而塑的。雕像临江而立，无论是在一片锦簇花团之中，还是在那滔滔江水之下，它都倍显巍峨壮观。无论是在晨曦中仰望，在落日下回望，还是在风雨中凝望，都会有一种肃穆的心情自心头悄然升起。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余秋雨先生曾用“抽象”来形容这条大河，觉得它与自己心中的那条河特别亲近，他曾幻想自己坐着狗拉雪橇行驶在冰封的黑龙江上。“一条梦中的长河，一个同姓的船长，一番奇异的亲热，加上那次幽默的搁浅后的酣畅沉睡，沉睡在中华大地北端界河的中心，沉睡在天苍苍、水泱泱的彻底寂静中，这一切，我都归因于自己与河流的神秘缘分，尤其是与黑龙江。”黑龙江，这状如游龙的大江，有着奇美的景色。黑龙江从恩和哈达开始，由西向东不停的奔流。从依西肯开始，自西北向东南流，到萝北后，又开始由西向东北方向流淌，进入俄境后，由南向北流，直抵大海。如九曲回肠，蜿蜒曲折。黑龙江，这源远流长的大界河，有着神奇的魔力。他让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会产生一种无以复加的敬畏、敬爱和敬仰。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对一条河模糊而神秘的记忆，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也都有一条难以割舍的大河。实际上，余秋雨先生正是将黑龙江比拟为自己的人生长河，原因在于他既留恋霜冷长河的雄伟长卷，又向往收获后的宁静安详。也正是因为这种对于河的特殊理解，余秋雨先生才愿意以霜冷长河的图景为背景，来谈论人生、探讨人性，特别是谈谈饱经风霜而冷峻的中年人生。他在自序的末尾提到：“到今天早已明白，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一旦找到，就等候那个季节。这种寻找和等候，将会一直延续下去，但我已不再心焦，因为我已经一次次地找到、等到，并把找到、等到的图景，描绘给别人，赠送给读者。”
◎一方水土一方人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
——《流放者的土地》
悠悠的岁月如同滚滚江水，渐渐远逝。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不仅有气势磅礴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水域；有风景秀丽的镜泊湖、五大连池；还有连绵起伏的大、小兴安岭；有沃野千里的松嫩平原；有绿草如茵的天然牧场，这些无不勾勒出一幅幅绚丽多彩的画卷。而最壮美的则是黑龙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勇敢的东北人。
如果你与东北人聊天，你会被他们热情，磊落，敢爱敢恨的性格所折服，许多人都期望有一天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感受一下东北土地所蕴藏着的热血与神秘。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里谈到，他在刚踏上这片著名的土地上时，首先带给他的便是惊喜和甘甜，他打量起眼前的土地，觉得这里的天蓝得特别深，因此把白云衬托得银亮而富有立体感。
但这片土地在清朝时并不被人看好，涉猎清史，我们可以发现东北原来是封建统治政权用来流放犯人的地方，这听上去有点令人毛骨悚然，可要知道，这些流放的犯人以“文字狱”，科场案的名仕居多，大多数是株连者。这些流放者枷锁千里，一路上跌跌撞撞，好不容易到了流放地，男的做苦力，女的做娼寮，结果并不好。清朝诗人丁介曾写过这样两句诗：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这样一片美丽的土地竟然与文人的人间炼狱联系在一起，听上去，让我们的神经有点脆弱，实在不想再过多回顾这段历史。或许也正是这些文人在苦难中的决绝，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坚定的意志。余秋雨先生在《流放者的土地》中是这样评价东北人的：“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神遗留有关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也是发生在这片沃土。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东北三省，炸死了被称为“东北王”的张作霖，犯下了滔天罪行：平顶山的居民被无原无故的活埋；七三一部队的残酷迫害；白色恐怖下的东北被折腾的血痕累累。东北人民抗战十四年，终于结束了抗战，赶走了日本侵略者，结束了这段可怕的生活。
提起这段历史，总会让我们想起一个人，他在历史上是一个倍受争议的人物，诸多骂辞的背后，他分辨是非，认清敌我，力排众议，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统一。他是现代版的袁崇焕，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在政治舞台上沉寂了很多年，恢复自由后又流落他乡。随着时间的流逝，对他人们本应会渐渐淡忘，但是岁月在这位百岁老人面前似乎失去了作用。他不是罪人，他也不是背叛者，他是功臣，周恩来称他是“千古功臣”，他就是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在民国史上却是划时代的。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没有任何后盾仅仅靠东北的力量，能同当时如狼似虎的日本作战吗？在这一问题上，张学良决定服从大局、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也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原因，也正是基于此。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冒着杀身之祸，与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最后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曾同周恩来总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周恩来对张学良的胆识和爱国热情、民族气节是大为称颂的，对其思念长达40年之久，曾三次为其泪流满面。
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请来周恩来，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936年12月25日，在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周恩来闻讯后亲自来到机场，想阻止张学良这一行动，但是当他赶到机场，为时已晚，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仰望天空，泪流满面，连声呼唤：“张汉卿、张汉卿！”后来周恩来叹息地对人讲：“唉！汉卿是看《连环套》那样的戏看坏了，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1946年国共两党在重庆和平谈判时，周恩来副主席再次提到了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只可怜那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呀！……”当时听了这番话的人都十分难过，周恩来眼里更是闪动着悲凉泪花。1961年12月12日，周恩来总理开招待会，邀请在京当年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西北军的诸位同志，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给周总理敬酒，泣不成声。周恩来为人最重感情，想到张学良的际遇，热泪潸然而下，邓颖超同志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恩来说：“我的眼泪代表中国人民，不是我个人的。”
可以说，张学良是现代爱国主义者的典范，尽管在这漫漫的爱国主义征程中也有过挫折，但瑕不掩瑜。1990年，张学良将旧作《谒延平祠》寄给吕正操，云：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遵明朝，确保台湾入版图。余秋雨先生在《废墟》中曾提到“诚恳坦然地承认奋斗后的失败，成功后的失落，我们只会更沉着。”张学良虽然在西安事变后被囚，但这并不意味着失败，他本人也没有在失落中低迷，而是借郑成功的例子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他对于自己亦有评价：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张学良为祖国和平统一，为东北的建设，为抗日复土的民族解放大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以及那种心地纯洁的爱国主义和举世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将永垂青史。
诉不尽的黄河缘
◎波澜壮阔走西口
他们把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空，试图用一个男子汉的强韧筋骨走出另外一条摆脱贫困的大道。他们几乎都没有多少文化，却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人生哲学和历史观念，提供了不能忽视的材料。
——《抱愧山西》
一曲荡气回肠的古老山西民歌《走西口》，据说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为何这首民歌传播如此之广？为何这首歌如此哀伤离愁？这就要扯出一段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他们的命运又或多或少地和那个叫“西口”的地方有关系。
万里长城九重关，到底哪里是西口？最初的西口，实际上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右玉县，真正的名字叫作“杀虎口”，这里就是最初的西口。《清史稿》中也有记载，称杀虎口为“西口”。在民间杀虎口还有“小北京”的称呼。
杀虎口关楼始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初名参合径，唐称白狼关，宋称牙狼关，明代为防止北方匈奴南侵中原，故更名为杀胡口。历经千年风雨仍旧巍然的关隘，记载着金戈铁马、烽火狼烟、沧桑玉帛、世道兴衰……清朝康熙皇帝西征回归途经杀胡口，为缓和蒙汉矛盾，特意挥毫改“胡”为“虎”，“杀虎口”地名由此而来。从此，杀虎口烽烟散尽，关门开放，成为山西移民和晋蒙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以及通商互市的集散地。
在明代时，为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这里曾驻扎了大量军队。明朝和蒙古部族关系缓和之后，它又被开辟为双方贸易的市场。走西口，大概是在明代的中期开始，截止时间大概到清朝末年，其中的高潮应该是在明末清初，这个时候数量最大。前后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左右，而且应该说走西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由于山西当时人口比较多，所以生活比较困难，人口外迁；另一种情况是一部分人走西口，是为了适应内蒙边际的需要，到口外去发展商业，发展贸易，以至发展成了后来的票号。所以走西口这个现象，实际上就是中国移民的一个部分。
在明清时期，山西的雁北地区地处晋西北高原，人口较多，土地贫瘠，生活比较困难。在当地流传有这样的歌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当时之寒苦可见一斑。明末清初，长城北端是人烟稀少的沙漠荒原，南部中原是连年干旱，饥荒频发，迫使无数山西难民背井离乡“走西口”。于是山西人口外迁，进入塞北沙漠垦荒谋生。内地人把从杀虎口等长城沿线进入内蒙古草原地区叫走西口或走口外。位于晋西北高原黄河大拐弯处的河曲县，是当时走西口的重要码头。山西、陕西、河北等地的农民为生活所迫，远赴察哈尔、绥远等地，即今内蒙古中西部乃至更遥远的地区垦荒、挖煤、拉骆驼、做小生意。据专家考证，明末清初，在归绥地区定居人口中，有七成来自山西移民，形成了许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先后出兵平定西北叛乱，杀虎口又成了供应大军粮草的后勤基地。从1690年开始，通往杀虎口的路上热闹了起来。路上走着一批批奔赴前线的士兵和跟随部队前进的商人。康熙皇帝亲率八万大军深入草原腹地，军粮供应成为决定战事胜败的关键，但是由于战场与后勤基地之间相隔万里，运输线路又要跨越茫茫草原、浩瀚沙漠，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宗货物的运输完全是靠人力和畜力来完成，运一石军粮要耗费120两白银，开支太大。当朝廷为此事一筹莫展之际，有地利之便的山西商人范毓宾看到这个巨大的商机，主动请缨随军挑担运送军粮和补给，于是成千上万正愁没饭吃的山西农民离开土地，拉开了大规模“走西口”的序幕。
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山西人进入西北地区的门户。由于来往的客商很多，甚至造成了这个地方一度的商业繁荣。杀虎口的变迁，其实可以看做明、清山西历史的一个缩影。如果我们站在整个中国的角度打量山西，就会发现，山西北邻蒙古草原，南边紧挨着中原腹地。草原上的牧民需要农民种的茶、纺的布，中原的农民种地也少不了牧民放的牛、养的马。这种相互的需要，必然会造成商业的往来，如果商业往来被人为阻断的话，就只能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在这里，山西的地理位置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北京，还有其他地方，一直到西北边疆去的大通道，山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在这么个大形势之下，山西的走西口的群体就有了方向。
走西口是因为穷。“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惟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当一方水土，不足以养活一方人时，就只能走出去，民歌《走西口》便在村头、路边响起来。它的歌词其实是妻子送别丈夫，少女告别情郎时说的一些家常话。因为分别之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所以叮嘱的就多一些，生怕有什么自己想不到的地方。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是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是因为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歌曲反映了旧社会陕西、山西一带贫苦的劳动人民迫于生计，离乡背井，到包头、河套一带谋生的情形。
余秋雨先生在谈论到晋商时说“山西商人本来就是背井离乡的远行者”，再舍不得走，咬住牙也还得走，因为想着有一天一定要再走回来。后来有人真的回来了，要么是因为老了，要么是回来接走老婆和娘亲，甚至还有有去无回的悲惨景象，但是，还有更多的人加入了“走西口”的队伍。一首民歌竟扯出一段如此厚重的历史，这段历史包含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而今天他们的子孙还在继续着“走西口”。
晋商走西口的结果之一是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使这些地区与内地经济一体化。这些地区人口剧增，形成商业中心。“先后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说的就是晋商对这些地区开发的推动作用。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两百万。在一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一点一点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型。复盛公就是山西一户姓乔的商人在一百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在走西口的过程中山西也形成了一批富晋大户，除了以前说到的蒲州王崇古、张四维家族外，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乔家、渠家、曹家等富商都是走西口而富的。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的大盛魁一直繁荣到清末。在关东贸易中成长起来的以范家为代表的八大家，是清代著名的皇商。在走西口中富起来的山西人无计其数，山西成为明代中国之首富。
现在在杀虎口，上百年的老房子已经所剩无几，年轻人大都外出谋生，全村人口只剩下五六百，大街上难觅人影。杀虎口前用黑石铺就的西口古道上，深深的车辙仍在，曾经的故事永远藏在了车辙里。杀虎堡残墙外面种着的玉米已有一人多高，瓦蓝瓦蓝的天空下，绿色的玉米与土色的残堡对视着，沉默无言。
◎表里河山山西人
山西商人能快速地打开大局面，往往出自于结队成帮的群体行为，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冒险。
——《抱愧山西》
三晋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三晋大地，表里河山，人杰地灵。两千多年来，山西毗邻皇城，位于繁华富庶之地，虽然从未有人用“山清水秀”来形容过山西，但是山西有山、有水。更值得一提的是，这片古老的土地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留名史册的著名人物，他们就如历史长河中灿烂的群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这片土地和水源塑造了他们的行为和气节，缔造了他们的才华和成就，他们团结拼搏的精神为当世、乃至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余秋雨先生在《仁者乐山》中谈到，“就人生而言，应平衡于山、水之间。水边给人喜悦，山地给人安慰。水边让我们感知世界无常，山地让我们领悟天地恒昌。水边让我们享受脱离长辈怀抱的远行刺激，山地让我们体验回归祖先居所的悠悠厚味。水边的哲学是不舍昼夜，山地的哲学是不知日月。”而山西这是藏在山水间的一块宝地。
有“表里河山”之称的山西，自然少不了水。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从山西流过，在吉县附近形成了世界闻名的黄河壶口瀑布，该瀑布落差可达30米，水雾澎湃，气势磅礴；距壶口十几公里的河津段又有气壮山河的“龙门三激浪”；此外还有阳泉的娘子关飞瀑、宁武天池、运城盐池、阳城蟒河等，这些都构成了“表河”。但山西也确实是少水的。居于黄土高坡的山西水资源极度紧缺，引黄入晋也只能解决少许城市问题，而且黄河在天旱时也是处处断流。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晋祠的难老泉，历经几个世纪的流淌，打破难老的神话，呈现出龙钟之态。
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二十五公里处的悬瓮山麓，晋水源头，有一片古建园林，统名“晋祠”。这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在如画的美景中，历代劳动人民建筑了近百座殿宇楼阁和亭台水榭。而据记载，晋祠最早建于周朝后期，也有人认为始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写道：“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晋祠最早是用来祭祀晋国之主唐叔虞的。唐叔虞，字子于，为周武王的幼子，周成王的弟弟，姬姓。根据西周“封邦建国”的分封制度，他被封到今山西境内。当时人们把山西一部分称为“唐”，他先是封在唐地，就以唐为氏，所以又被称为唐叔虞，国名大概也叫唐国。后来他的儿子燮父迁都于晋水之旁，就改名为晋。所以，山西这一带后来都称为晋。而山西人从那时起就被称为晋人。可以说叔虞是晋人杰出的祖先，祭奠祖先的晋祠不仅是风水宝地，而且还是萦绕着祖先杰出思想和魂魄的地方，启迪并福佑着后人去开创赫赫伟业。祭奠祖先不仅是为了追缅先烈感昭日月的丰功伟绩，更是后人一个反思自身的过程，校正人生未来如何走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既有庄严的仪式感，又有剧烈的思想激荡。
晋祠有三绝：一绝是“宋塑侍女”；二绝是“古柏齐年”；三绝就是“难老泉”。关于这“难老泉”的来历，还有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相传，在晋祠北边二十里地的金胜村，有一个姓柳的姑娘，嫁到了晋祠所在地的古唐村。她婆婆虐待她，一直不让她回娘家，每天都叫她担水。水源离家很远，一天只能担一趟。婆婆又有一种脾气，只喝身前一桶的水，不许换肩，故意增加担水的困难，折磨她。有一天，柳氏担水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牵马的老人，要用她担的水饮马。老人满脸风尘，看样子是远道来的，柳氏就毫不迟疑地答应了，把后一桶水给了马。可是马仿佛渴极了，喝完后一桶水连前一桶水也喝了。这使柳氏很为难：再担一趟吧，看看天色将晚，往返已经来不及了；不担吧，挑着空桶回家，一定要挨婆婆的辱骂、鞭挞。正在踌躇的时候，老人给了柳氏一根马鞭，叫她带回家去，只要把马鞭在瓮里抽一下，水就会自然涌出，涨得满瓮。转眼老人和马都不见了。柳氏提心吊胆地回家，试试办法，果然应验。以后她就再也不担水了。婆婆见柳氏很久不担水，可是瓮里却总是满的，很奇怪。叫小姑去看，发现了抽鞭的秘密。又有一天，婆婆破天荒允许柳氏回娘家，小姑拿马鞭在瓮里乱抽一阵，水就汹涌喷出，溢流不止。小姑慌了，立刻跑到金胜村找柳氏。柳氏正梳头，没等梳完，就急忙把一绺头发往嘴里一咬，一气跑回古唐村，什么话没说，一下就坐在了瓮上。从此，水从柳氏身下源源不断地流出，流了千年万年，这就是“难老泉”。
“难老泉”，光听名字就给人一种年轻的感觉。不必看见，就仿佛已在眼前了。那喷涌的水源，那长流的碧波，永远是活泼泼的、青春常在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慨叹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相比之下，这难老泉实在值得叫人赞赏羡慕。而如今人们再到难老泉，已看不到汩汩而出的泉水了。据了解，这是山西省长期以来超量开采地下水和煤炭资源造成的结果。山西唯一能逮到救命的资源就是煤——黑色的黄金，所以山西的天空常飘着煤屑，透出一种雾蒙蒙的、凄凉的美；山西人的脸上粘着煤灰，灰色的沧桑写在眼底眉梢。可山西的灾难也来自于煤，一眼眼的煤坑，虽能挖出黑金，淘出生活，但也能埋葬生命，还严重威胁着水资源。据生活在晋祠附近的老百姓说，50年代，难老泉的水还很多，人站进去，几乎没顶。自80年代以来，水就越来越少，难老泉现在终于“老”了。
山无水而不灵，土无水而不沃。山西的水给人以清新，山西的山则给人一种孤寂苍凉之感，犹如英雄落寞的姿态站立着。它们多半是石山，呈现出光秃秃的、真实的强韧来。山上没有葱茏的树林，没有缤纷的山花，没有蒸腾着的霞蔚，它的美来源于一种最干净、最原始、最震撼，也是最寂寞的美。当然山西也有另一种山，呈现出一种博大情怀，葱郁的，有着些许灵秀气质的山。雄伟挺拔的“北岳”恒山，山峦起伏重叠，昔人以“恒山如行”来概括它的气势。陡峭的北坡遍布莽莽苍苍的松树林，南坡则有众多古代帝王为祭祀北岳修建的庙宇道观。恒山十八景，却已沉寂在渐行渐远的历史烽火里。说起恒山当然少不了提到经历千年风雨甚至地震，迄今却依然牢牢地紧贴在峭壁上的悬空寺，它就建在恒山脚下的悬崖上，或者说像是粘贴的悬崖上似的，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感觉。
在山西山中更为著名的恐怕要数佛教圣地五台山了。它由高耸入云、气势磅礴的五座山峰组成，海拔在3000米上下，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峰顶部平坦，如垒似台，故称五台山。五台各有特色，东台望海峰，西台挂月峰，南台锦秀峰，北台叶斗峰，中台翠岩峰。五台山古刹梵宇星罗棋布于林荫之中，山涧之旁。泉流潺潺，钟声悠悠，青山绿水，风景秀丽，身临其境如登梵宇仙山。五台山地势高兀，夏无怒暑，即便是盛夏时节也清凉如秋。是名副其实的“清凉世界”。
山西的山其实不仅仅是以山的面貌出现，它更内蕴了历史、文化及传奇。精卫填海的长子发鸠山、神龙尝百草的长治老顶山，因春秋介子推携母归隐被焚于此而闻名于世二千余年的绵山；有小五台之称的芦芽山、灵空山、太行山……山是山西的命脉，山是山西的屏障，山是山西的奇迹，山也是山西人走不出来的根本。因为山的性格就是山西人的性格。
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有山一样博大的胸怀与抱负，也有山一样的顽固与沉着。他们习惯于沉浸在旧时的骄傲与繁荣里。他们会告诉你人类祖先舜禹曾长在这片土地；告诉你晋代是怎样的繁华一世；告诉你狄仁杰是山西出来的宰相；告诉你曾经的李世民是如何雄威绝决地创造出一个令世人惊异的天地；告诉你武则天的绝世风华也算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连一个小小的上官婉儿也一再在轻愁里释放武后的特有气质；而在以后让山西人真正扬眉吐气的则是富贾天下的晋商。追寻许久，我发现从晋商里面很难找到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比方“徽商”有胡雪岩；南方商人有虞洽卿，甚至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与其说晋商留下来的是一个个豪门巨族，不如说晋商是一个群体，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兴盛与衰落在长时间的历史中，已经显得不是那么太重要了，重要的是，由这个群体形成的商业传统和理财观念，是一股强劲的力量，矗立于今天每一个山西人的人生背景之上。余秋雨先生在《关于友情》中阐述过“一切吞食个体自由的组合必然导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绝大多数高竖友情旗幡的帮派，最终都成了友情的不毛之地，甚至血迹斑斑，荒冢丛丛。”而晋商正是悟透了这一点，才得以流传至今。
只是这种坦荡与自律，这种坚韧与坚持，有时也恰恰成了他们进步的禁锢。生命本来如河，而他们却坚持着把自己固守成一座坚挺而荒凉的山。山西人回望着昨日的骄傲，沉浸在摸不着的迷惘里，他们坚守着骨子里的尊严，生存着。至于明天或者明天的明天，谁都不知道世界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
站在七朝古都前
◎开封何时才能开封
它背靠一条黄河，脚踏一个宋代，像一位已不显赫的贵族，眉眼间仍然器宇非凡。
——《五城记》
开封，古称大梁，又称汴梁，是我国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它位于河南省东部、黄河以南的豫东平原上，与郑州比邻，陇海铁路擦城而过。开封迄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相传，五千多年前，在现在开封城附近，就出现了居民点，成为我国最早开发的区域之一。当时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主要是以农牧为生，过着原始社会的生活。到了夏商时代（约公元前21世纪到前11世纪），由于这个地区的生产进一步发展而开始从原始公社进入奴隶社会。到了春秋时期这一带是郑国的地方。郑庄公命郑邴在这里筑城，作为当时囤粮食的地方，取开拓封疆之意，命名为开封。
根据开封的确切历史，最早在这里建都的还应当说是魏国。那时正处在战国时期，当时在中国领土上，分别存在着一些大大小小的封建诸侯国，魏国就是其中之一。魏国由于任用李悝、吴起等人进行社会改革，成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后来，远在西方的秦国，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国力也逐渐强大起来，开始和魏国等一些东方的诸侯国争夺土地和人口。公元前四世纪中叶，魏国一方面为了控制中原土地，另一方面为了回避秦国的武力威胁，于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2年），迁移至今天开封这个地方，并在这里建筑了一座城，命名为大梁。魏惠王迁都到大梁后，又称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的这段历史就是发生在这里。开封作为一个城市的诞生，它的历史应该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翻开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曾以开封为国都的一共有七个朝代。这就是战国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后来的北宋和金。另外，西汉时期的梁孝王，也曾把开封作为他的封国——梁国的都城；元末大起义的时候，红巾军首领刘福通也曾把开封作为他们所建立的农民政权的都城；明朝初年，朱元璋也一度把开封定为他的北京。至今留有“开封古城，十朝都会”之说。尤其是在北宋时期，借助漕运之有利条件，开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人口上百万，富丽甲天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开封的景点大多围绕龙亭而建。龙亭坐落于宋都御街上，建造在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周、北宋和金朝末年皇宫的遗址上，气势宏大。我们从南门而入，过玉带桥，就来到了龙亭大殿，龙亭建筑雄浑，富丽堂皇，又有碧波荡漾的潘杨二湖环抱，气势壮观。
到了开封不能不看开封府，就像到了北京不能不去故宫一样。“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辩忠奸，江湖好汉来相助，王朝马汉在身边”。来开封府为的是那朗朗正气和刚正不阿。开封府是北宋时期天下首府，威名远扬，在府内游走，耳畔仿佛响起包大人升堂时侍卫们气吞山河的“威武”之声，余音袅袅，不绝于耳。
余秋雨先生在《古本江先生》中说过“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所以开封也并非总板着脸孔，道貌岸然地对待我们，他也有上至天子下至“三教九流”的爱情故事，也有与开封帝都格格不入的才子、浪子们的故事。诸如风流天子宋微宗与名妓李师师在矾楼交盅吟唱；黑旋风夜闹东京……开封城每一粒的沙土，都乘载着历史抖落的一切。
开封有着“一统天下”的豪气、文化韵味。有如碑文，或遒劲明晰，或斑驳模糊；有如尖塔，根扎大地，上沐天光。据说开封的美好故事几乎都埋藏在厚厚的黄河泥土之中，只有这天下第一塔——铁塔，原建于山峰之上，保存至今基座完整。登塔眺望，可见黄河如带，大地似茵，游人至此，飘然如在天外，故有“铁塔行云”之美誉。岁月荏苒，当初的山峦和铁塔的基座因黄河数百年来一次次的泛滥而埋于地底，昔日“铁塔行云”的盛景已成为过眼云烟。看它迎着风向东微微倾斜着，是力量也是智慧。千年前建造者真的是绝对的智慧。开封因为大水淹了无数次，开封城下已是三座城，唯独这铁塔，立的好正，在阳光照耀下，五彩生辉，具有一种神秘的气氛。余秋雨先生借开封古塔，来寓意城市命运。将人类发展的进程，比作登塔，“塔顶塔尖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召唤”，“塔身中天地进行着青春和生命的接力赛”，启示我们只有“进塔”并不断攀登，登上古人不经意间留下的“物理上和心理上的两个制高点”，才能真正成为我们祖先有点出息、有点能耐的子孙，那么我们才有可能重塑古城现代的辉煌。
如现代社会的其他城市，今日的古都开封已不同往日，看上去似乎有些“破旧”，但开封的破旧中却透着一种古朴和风度。其实，这位被七个朝代留下来的老贵族，正以另一种面目延续着千年前夜晚的灯火。没有了宝马雕车，不再是钗头云鬓蛾儿舞，“珑鞋浅出，飘渺身”亦无处寻觅，更不会有塘溪渔船上“红乍笑，绿长颦”这许多可笑又矫情的做作。远离了踏在脚底百米以下的文明，灯火依旧阑珊。
面对开封历史年代的久远及它灿烂辉煌的过去，余秋雨先生说它曾“脚踏一个宋代”，将其与意大利的庞贝古城作了一番比较之后，就更加凸显出了开封古城旺盛的生命力。历史的长河推进到现代，“层层淤泥堆积，把宋代繁密的脚印深深潜藏”，开封“成了一个褪色的遗址”。余秋雨先生正是在感叹古城旧时的风貌、辉煌的同时，也表达了他对现实的关注及对现代辉煌的呼唤。
◎千秋画卷洗尽铅华
在富丽的大观园里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灿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
——《笔墨祭》
开封人最爱之物要算是《清明上河图》了。连余秋雨先生也要说“开封最骄傲的繁荣，见之于《清明上河图》”。在开封，宋王朝的汴京，按图放大的清明上河园成为一个符号，诠释着千古兴盛和衰亡。在《清明上河图》里，凝视汴河沿岸店铺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的喧闹繁华，好象听到一声巨大的开山炮响，水的波纹一圈圈向你荡来，你分明感受到面部的冲击，它们又转瞬消失得无影无迹。透过那笔笔玲珑的画意，透过人马喧闹的大宋都市，恍然间仿佛回到了盛极一时的大宋帝国，但我看到的却分明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王朝。
北宋末年，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法早已烟消云散。神宗皇帝、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英杰已乘鹤仙去；蔡京、王黼、童贯等奸臣把持朝政。他们狼狈为奸、骄奢淫逸、收受贿赂、卖官买爵，致使朝政一片混乱。他们排斥、打击异已，极力搜刮财富。徽宗本人不思治国，迷信道教，大造道观。他纵情享乐，奢靡无度，一年的财政收入尚不足九个月的支出，使“累朝所储扫地”。
余秋雨先生在《悬崖上的废弃》中说过“历史是坎坷，历史是幽暗，历史是旋转的恐怖，历史是秘藏的奢侈，历史是雨中的泥泞，历史是悬崖上的废弃，因此，不能太轻易地进入。”但是张择端做到了，他的《清明上河图》即取材于此时的汴京城。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宋徽宗赵佶驾临相国寺降香时听说了张择端的情况，便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并命题让其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却提出要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赵佶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东京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宋徽宗赵佶看时，宋徽宗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皇宫内府。
“靖康之难”时，《清明上河图》也被金兵掠获。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赵构。赵构与父亲赵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在沉痛的打击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已无法考证，但在民间传说中，张择端的确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
张择端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清明上河图》无疑是巨制，它融入了张择端毕生的心血，他画出了平常人世的风光。初夏的午后，汴都的街头，人们自得其乐，买米卖布拉车唠嗑，小家碧玉也在小桥上闲庭信步，桥下是一溪流水，一切都是这样的安逸，这样的悠然，此时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幅长卷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方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迷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
张择端是幸运的，他遍悟各家画道之后，走出了一条以风俗画反映市民生活的路子，创制出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张择端是不幸的，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的衰亡期。处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张择端无疑是痛苦的，但“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乃工”。张择端验证了这句话。在《清明上河图》中，张择端以丰富的笔墨反映了奢华逸乐和贫困辛劳对比鲜明的情状。幸与不幸是辩证的，“逆境造人”却是千古真理。
这幅张择端用了七年时间完成的《清明上河图》，曾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就连它的名字，至今都还让人们争论不休。《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究竟是什么含义呢？
专家对“清明”的含义有三种说法：一是指清明节；二是指清明坊；三是指清明盛世。据《辞海》解：清明，犹治平，指政治有法度、有条理。张择端从清明时节切入绘制他的长篇巨制并时，是否期望他的王朝能遵法度、复条理、“会朝清明”呢。台湾作家高大鹏曾说，清明节是中国民族的复活节。这一天，把中华儿女紧紧联在一起，形成一股内在信仰的力量，凭着这个，荡寇扫凶、绵延无穷；凭着这个，一次次超越历史的劫难，顽强地焕发出整个民族的大生命。
关于“上河”的含义也有诸多解释：有人认为“上河”是指“河的上游”；有人认为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人认为是“上坟之意”；还有的认为是“赶集上街之意”。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御河。
或许，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只是更多的历史被岁月所掩埋了。古往今来，《清明上河图》到底还有多少谜团没有解开？历朝历代，有多少人想占有你，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懂你？走在烟雨之中，倾听雨落的声音，思绪透明而滋润，仿佛游开封就是该在雨中。雨中漫漫地游，雨中静静地思索……忽然，前面出现一间农舍，一位青年画师正在那里作画……
千载宁谧的后院
◎翰墨风流才子地
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帖着历史定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超迈的感叹，读一读，那种鸟瞰历史的达观又能把你心头的皱折慰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这里休憩来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走走。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
——《白发苏州》
素有“水乡泽国”、“天下粮仓”、“鱼米之乡”之称的苏州古城坐落在水网之中，街道依河而建，水陆并行；建筑临水而造，前巷后河，形成“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风貌。这里河网密布，农业发达，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因其从古至今繁荣发达、长盛不衰的文化和经济，一直以来被誉为“人间天堂”，载有“丝绸之都”、“园林之城”的美誉。又因其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古城特色，而有“东方威尼斯”、“东方水城”之称。
现今的苏州已经成为“城中有园”、“园中有城”，山、水、城、林、园、镇为一体，古典与现代完美结合、古韵今风、和谐发展的国际化大都市。余秋雨先生说，他在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发现很多城市都在寻找一些词汇描述其城市。当一个词汇放到任何一个城市都说得通的话，那就是没有个性。“我们需要寻找的是一个城市的唯一性，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座城市像苏州这样，在对生活素质的追求上历2500年而不衰。”背负着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苏州，从出生便与仙界有着难以言喻的牵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的一切都美到了极致：流水，鸟鸣，天空，彩云，还有那撩人的弹唱和精美的典籍。成为了仙人也无比向往的净地。如今，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苏州再度焕发出勃勃生机。
有谓“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素以园林美景享有盛名。具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苏州，在《红楼梦》里被誉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富贵风流之地”必出“富贵风流之士”。与苏州有缘的古代文人都有以描写苏州园林为题材的佳作，如归有光写《沧浪亭记》，文徵明作《拙政园记》，翁覃溪的《跋拙政园记》，吴梅村的《咏拙政园山茶诗》等。可见苏州园林一直被一种文雅之气萦绕着。苏州园林何德何能，值得如此多文人为她挥毫泼墨？
实际上，苏州园林是文化意蕴深厚的“文人写意山水园”。古代的造园者都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能诗善画，造园时多以画为本，以诗为题，通过凿池堆山、栽花种树，创造出具有诗情画意的景观，被称为是“无声的诗，立体的画”。在园林中游赏，犹如在品诗，又如在赏画。为了表达园主的情趣、理想、追求，园林建筑与景观又有匾额、楹联之类的诗文题刻，有的以清幽的荷香自喻人品（拙政园“远香堂”），有的以清雅的香草自喻性情高洁（拙政园“香洲”），有的追慕古人似小船自由漂荡怡然自得（怡园“画舫斋”），还有的表现园主企慕恬淡的四园生活（网师园“真意”、留园“小桃源”）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充满着书卷气的诗文题刻与园内的建筑、山水、花木自然和谐地揉在一起，使园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均能产生出深远的意境，徜徉其中，可得到心灵的陶冶和美的享受。
现代著名建筑师童隽在《苏州园林》里这样写道：“中国园林实际上…是一处真实的梦幻佳境，一个小的假想世界”。
苏州园林不以创造呈现在眼前的具体园林形象为终极目的，她追求的是表现形外之意，是园主寄托情怀、观念和哲理的理想审美境界。这些亭台楼阁间留下了他们对生活的感悟，这些回环曲折的园林景致常常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他们的人生态度。
苏州园林虽小，但古代造园家通过各种艺术手法，独具匠心地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景致，在园中行游，或见“庭院深深深几许”，或见“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见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或见曲径通幽、峰回路转，或是步移景易、变幻无穷。至于那些形式各异、图案精致的花窗，那些如锦缎般的在脚下迁伸不尽的铺路，那些似不经意散落在各个墙角的小品，更使人观之不尽，回味无穷。
苏州园林是城市中充满自然意趣的“城市山林”，身居闹市的人们一进入园林，便可享受到大自然的“山水林泉之乐”。在这个浓缩的“自然界”，“一勺代水，一拳代山”，园内的四季晨错变化和春秋草木枯荣以及山水花木的季相变化，使人们可以“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乐”。
早在明代中后期，苏州便成为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真是“说不尽富丽乾坤，话不完繁华景象”（《四杰传》）。这就为市民文化的勃兴提供了适宜的温床。文化的多元自然少不了狂士的点缀。
余秋雨先生在《白发苏州》里曾这样诠释一个文人：“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这个人就是唐寅。
唐寅（公元1470年—1523年），字伯虎，号桃花庵主，晚年信佛，有六如居士等别号。“明四大家”之一的唐寅，被誉为明中叶江南第一才子。他博学多能，吟诗作曲，能书善画，经历坎坷，是我国绘画史上杰出的大画家。
唐伯虎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一方面，他是如此有名，称得上是妇孺皆知；另一方面，许多人对他的了解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文艺才华，而更多的是出于他的风流轶事。在众多的影视剧中，唐伯虎被塑造成一个轻狂、好色、蔑视礼法的家伙，一个喜欢讲黄色笑话的下流胚子，一个生机勃勃钻营正统秩序的怪味青年。对于年轻一点的朋友而言，他们乐于接受这样的唐伯虎，并且很希望自己能成为类似的一位。而对于另一些严肃的学问家来说，这些无关痛痒的行为完全掩盖了历史上真实的唐伯虎，传言越多，对唐伯虎的伤害就越深一层。
出生于苏州一个小商人家庭的唐伯虎，其先祖曾是唐朝功臣，其父唐广德虽为商人却深知功名的重要，对伯虎的教诲亦可谓不遗余力，所以，唐伯虎虽然“童髻入学”却“才气奔放”，从小就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个人禀赋，但是，他却时刻不敢稍忘涉及自己一生命运利禄的功名。无奈刚过乡试，成为“唐解元”的他便受到了牢狱之灾。科举受挫后的唐伯虎自然在事业上陷入了低谷，但他的仕途无望，却也无形间为中国文化史贡献了一位风流才子。对于唐伯虎本人来说，这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然，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唐伯虎才开始频频流连于烟花柳巷、脂粉堆里，创作了大量有关女色与享乐的诗词和绘画作品。
余秋雨先生在《白发苏州》中说过，“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唐伯虎的诗词向以“语殊俚浅”名世。他认为创作就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声言“人生贵适志，何用刿心镂骨，以空言自苦乎？”这种论点在以“前七子”为首的“复古派”把持文坛的当时，无疑具有一种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俚俗入诗对唐伯虎在民间的文名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同时，他的这种创作态度对晚明文坛影响甚巨，非但徐文长、袁中郎等人深受启发，甚至在清初“性灵派”文人的创作中也仍然能够看出唐伯虎的流风余韵。
提到唐伯虎，自然就会让人想起那个名段“唐伯虎点秋香”。早在明代，嘉兴人项元汴的笔记《蕉窗杂录》上，就载有唐伯虎与秋香的故事。稍晚一些，周玄日韦《泾林杂记》一书关于唐伯虎与秋香的故事更为详细，基本上形成了“三笑”的雏形。而明朝末年，冯梦龙以《唐解元一笑姻缘》为题，又将其编进了广为流传的《警世通言》中。明末还有孟舜卿写的《花前一笑》，单人月写的《花舫缘》等杂剧，以舞台演出的形式，更使其走进了千家万户。实际上，据《茶余客话》和《耳谈》等笔记记载，明代历史上的确有件为一个婢女而卖身为奴的事，但是一个名叫陈立超的书生，是好事者把它附会到了唐伯虎名下。另据史家考证，秋香是明朝成化年间南京妓女，姓林名奴儿，她的年纪比唐伯虎大十几岁。而华太师是无锡人，要比唐伯虎小27岁。因而，唐伯虎是与“三笑”姻缘无缘的。
唐伯虎有一篇《伯虎自赞》如是写道：“我问你是谁？你原来是我，我本不认你，你却要认我。噫！我少不得你，你却少得我。你我百年后，有你没了我。”我们不妨把它看做是民间唐伯虎与现实唐伯虎之间的灵与肉的对话。事实上，民间传说中的唐伯虎是不是他本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些传说感受到了民间大众向往自由的精神，同时也捕捉到了他们追求自由的灵魂。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找到一位如此丰满、鲜明的风流才子形象，哪怕是虚构多于真实，也仍然值得安慰——毕竟，历史因此变得格外鲜活、动人，不再寂寞。
苏州在文人的笔下熠熠生辉，文人在苏州的氛围熏陶下茁壮成长。苏州怎样能得以保存古文明而不被现代文明疯狂冲击？文人们怎样才能真切地触摸到苏州这一方水土的芬芳，而不致迷失？日子梭转而去，对蹉跎岁月的感叹和对生命本真的敬畏，使一切华丽的、虚荣的东西都渐渐失去原有的重量，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之初坦诚、透彻的领悟和追寻。
◎情人眼里出西施
千百年来，勾践的首府会稽，一直被称颂为“报仇雪耻之乡”，那末苏州呢，当然是亡国亡君之地。
——《白发苏州》
西施是春秋时越国有名的美女，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又以西施居首。自古以来四大美女就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享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尽雁之容”的佳话。这“闭月”指的是貂婵拜月的故事；“羞花”，说的是杨贵妃观花时的故事；“落雁”，讲的是昭君出塞的故事；而“沉鱼”，就是西施浣沙时的故事。
西施，原名施夷光，天生丽质。有句俗语“情人眼里出西施”，意思就是说，恋人之间产生了好感，就会觉得对方像西施一样美丽无比。就像古人诗中说的那样：“草茅多奇士，蓬荜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斯为得。”
究竟西施有多美？标准的美人是怎样的呢？《诗·卫风·硕人》对于美人有一段经典的描写：“手如柔荑，肤若凝脂，领如蝤蛴，齿若瓠犀，螓首蛾眉。”手指如初生的茅草一样纤细白嫩，皮肤像凝冻的脂肪一样洁白柔滑，脖子如天牛的幼虫一样白嫩颀长，牙齿如瓠瓜的种子一样洁白整齐，额头宽广光滑如同蝉的脑袋，眉毛修长好似蛾子的触须。接下来还有两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仪态生动，神韵飞扬。
西施生于浙江诸暨苎萝村，因苎萝有东西二村，而她又恰居于西村，故名西施。家里靠她的父亲卖柴、母亲浣纱维持生计。西施常帮助母亲在水边浣纱，因此又称“浣纱女”。相传西施在溪边浣纱时，水中的鱼儿被她的美丽吸引，看得发呆，都忘了游泳，以至沉入水底。故有“沉鱼”一说，西施天生丽质，禀赋绝伦，相传连皱眉抚胸的病态，都为邻村女所效仿，故留有“东施效颦”的典故。
西施为人们记忆最深刻的莫过于那场硝烟中成功的“美人计”。越王勾践三年（公元前494年），夫差击败越国，越王勾践退守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南），受吴军围攻，被迫向吴国求和，勾践入吴为质。释归后，勾践针对“吴王淫而好色”的弱点，与范蠡设计策，“得诸暨罗山卖薪女西施、郑旦”，准备送于吴王。越王宠爱的一宫女认为：真正的美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美貌，二是善歌舞，三是体态。西施只具备了第一个条件，还缺乏其他两个条件。于是，花了三年时间，教以歌舞和步履、礼仪等。西施发愤苦练，在悠扬的乐曲中，翩翩起舞，婀娜迷人；进而训练礼节，一位浣纱女成为了修养有素的宫女，一举指，一投足，均显出体态美，待人接物，十分得体。然后，又给她制作华丽适体的宫装，方进献吴王。吴王夫差大喜，在姑苏建造春宵宫，筑大池，池中设青龙舟，日与西施为水戏，又为西施建造了表演歌舞和欢宴的馆娃阁、灵馆等，西施擅长跳“响屐舞”，夫差又专门为她筑“响屐廊”，用数以百计的大缸，上铺木板，西施穿木屐起舞，裙系小铃，铃声和大缸的回响声，“铮铮嗒嗒”交织在一起，使夫差如醉如痴。自此夫差开始沉湎女色，不理朝政，终于走上了亡国丧身的道路。
吴亡后，相传西施随范蠡驾扁舟，泛五湖，不知所终。《越绝书》如此记载。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秋娘诗》中有：“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指的便是范蠡。在《史记》这部具有权威性的史书里，并找不到有关西施的只言片语，但却有范蠡的详尽记载。那么范蠡又是何人呢？
其实，范蠡也是一个极具个人魅力的人物。无论从古代人的标准还是现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都算是一个人中之龙。遗憾的是，他没能与那些功勋卓著的历史人物一样占据史书的重要地位。范蠡，字少伯，春秋楚国人，春秋末年政治家、军事家、大商人，后世尊称为“商圣”，“陶朱公”指的也是他。《越绝书》中记载的勾践小城、山阴大城，就是在范蠡的主持下建立的。他把城郭建设的得山水之利而无旱涝之忧，能攻易守而基业可据，完全无愧于后人所称之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的一个杰作”。
范蠡曾在越国担任主持军事的将军，在齐国被人们推举为主持政务的相国，后来隐居海滨，又成为家有万金的巨富。因此，司马迁称他“三迁皆有荣名”。而他功成身退，携着西施泛舟五湖，及忠言直劝文种：“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寥寥数语，个人魅力横溢。
灭吴之后，勾践封范蠡为上将军，范蠡给勾践上书说：我听说主忧臣劳、主辱臣死。当年大王受辱于会稽，我之所以没死，只是为了今日。现在是我该为会稽之辱死的时候了。勾践对他说：我刚要把越国分一部分给你来酬答你的功劳，你如果不服从，我就杀了你。范蠡知道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他喟然叹息说：我从计然那里学到的本领，已经让越国富强了，我再用在我自己的家上吧。于是在一个深夜，范蠡携带金银细软、带领家属和手下，驾一叶扁舟泛于江湖。
范蠡跳出是非之地，又想到风雨同舟的同僚文种曾有知遇之恩，遂投书一封，劝说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富贵，你为何还不离去？”文种看到书信后，便称病不上朝。后来有人诬告文种要造反，勾践便赐剑一把，令其引颈自杀。勾践赐死的命令也堪称经典，他给文种下令说：当年你献给我七条计策，我只用了三条便灭掉了强吴，还有四条在你那里，你到地下我先王那里去试试那四条吧。文种便自杀了。
范蠡辗转来到齐国，改姓换名，亲自率领儿子们耕作于海边，齐心合力，同治产业。由于经营有方，没有多久，产业竟然达数千万钱。范蠡的美名不胫而走，齐国上下一致称赞范蠡。齐王于是下诏，要拜范蠡为相。曾经沧海的范蠡婉辞不受，他迅速将财产分给亲戚朋友和乡里邻居，从小道离开了齐国，再次隐居埋名来到了陶，变易姓名为“陶朱公”。由于地理位置好，往来的贸易很发达，范蠡便做起了买卖，没有几年，又置下了千金的产业。《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天下人都称赞陶朱公是最会做买卖的人，拜其为文财神。
由于范蠡的出色智慧造就了春秋晚期吴越争霸的传奇，而范蠡本人也凭借自己的才能，适度掌握着进退之间的步伐。相比起来，文种的结局就有些悲凄，后人曾有评论说：“文种善图始，范蠡能虑终”，如此更显示出范蠡的迷人智慧之光。
西施与范蠡究竟有何瓜葛，一直都无从考证。《史记》中《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都提到范蠡却没有提起西施，就更不用说她和范蠡的关系了。有关西施的结局众说纷纭。是被沉于水，还是跟随范蠡归隐于西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结局，这仍是有待探索的谜……素有浪漫之风的大诗人李白在咏西施时也不敢过分浪漫，只就她的外貌吟道：“玉面耶溪女，青蛾红粉妆。一双金齿屐，两足白如霜。”
截不断的三峡情
◎醉里挑灯观三峡
过三峡本是寻找不得词汇的。只能老老实实，让嗖嗖阴风吹着，让滔滔江流溅着，让迷乱的眼睛呆着，让一再要狂呼的嗓子哑着。什么也甭想，什么也甭说，让生命重重实实地受一次惊吓。千万别从惊吓中醒过神来，清醒的人都消受不住这三峡。
——《三峡》
三峡，自古是我国自然风光与人文风光结合得比较完美的的文化场所。余秋雨先生在国外时，曾有一个外国朋友问他，中国哪里最值得去？只说一个。余秋雨先生回答“这样的提问我遇到过许多次了，常常随口吐出的回答是：“三峡！”据古人类学者研究，早在距今二百多万年前，三峡地区已有人类祖先的遗迹。巫山大庙区龙骨坡发现的三峡人类化石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这一发现充分证明了三峡地区是亚洲古人类起源地之一。
长江三峡流溢着、澎胀着诗的韵律：神奇俊秀的大宁河，从巫溪至巫山，把山民的祈盼溶入水里，将一串串精巧的故事告诉长江。位于巫山县城东约十五公里处的大江北岸有座神女峰，又叫望霞峰，是巫山十二峰之一。因为一根巨石突兀于青峰云霞之中，宛若一个亭亭玉立、美丽动人的少女，故名神女峰。古人有“峰峦上主云霄，山脚直插江中，议者谓泰、华、衡、庐皆无此奇”之说。每当云烟缭绕峰顶，那人形石柱就像披上薄纱似的，更显脉脉含情，妩媚动人。每天她第一个迎来灿烂的朝霞，又最后一个送走绚丽的晚霞，故名“望霞峰”。
巫山十二峰各有特色，千姿百态，妩媚动人，以神女峰最为著名。这里有着宋玉“神女赋”中楚襄王与神女幽会的故事，神女瑶姬下凡助禹治水的传说；那酷如少女之巧石倩立峰侧，使神女峰独领风骚千年。历代骚人墨客为此峰写了许多诗词歌赋以作歌颂。1956年6月，毛泽东主席在《水调歌头·游泳》中写到：“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如果说三峡的汹涌奇险是力量、是激情、是阳刚，那么神女峰的安静与传说则带着神秘美好陪伴着这力量、这激情、这阳刚。无以为报，三峡只有以湍急的浪与呼啸的风作为无言的答谢。正好李白等诗人执着游吟，出没于险山恶水间，找寻这样那样的美。神女峰的美好与独耸千年的落莫也被诗人用锐利的眼与澎湃的情浅浅吟出。一个虽残破却仍留在整个民族心中的神话就这样被描述。“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远古时代，瑶池宫里住着西天王母的第二十三个女儿，名瑶姬。她在紫清阙里，向三元仙君学得了变化无穷的仙术，被封为云华夫人，专司教导仙童玉女之职。
瑶姬生性好动，哪里耐得住仙宫里那般寂寞生活。一日，她终于带着侍从，悄悄地离开了仙宫，遨游东海。但是，当她看见大海的暴风狂涛给人间造成严重的灾难时，便出东海腾云西去。一路上，仙女们飞越千峰万岭，阅尽人间奇景，好不欢快。岂料来到云雨茫茫的巫山上空，却见十二条蛟龙正在兴风作浪，危害人民。瑶姬大怒，她决心替人间除龙消灾。于是，按住云头，用手轻轻一指，但闻惊雷滚滚，地动山摇。
待到风平浪静，十二条蛟龙的尸体已化作十二座大山，堵住了巫峡，壅塞了长江，使得滔滔江水，漫向田园、城廓，今天的四川一带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为着治理水患，治水英雄夏禹当即从黄河来到长江。然而，山势这般高，水势这般急，采用开山疏水之法，谈何容易。正当夏禹焦急万分的时候，瑶姬为夏禹百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唤来黄摩、童津等六位侍臣，施展仙术，助夏禹疏导了三峡水道，让洪水畅通东海。夏禹得知神女暗中相助，便登上巫山，找瑶姬致谢。上得山来，只见眼前一块婷婷玉立的青石；不一会，青石化为一缕青烟，袅袅升起；继而又形成团团青云，霏霏细雨，游龙、彩凤、白鹤飞翔于山峦峡谷之间……夏禹正在纳闷，美丽动人的瑶姬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瑶姬说：“你治水有功，但还要懂得天地间事物变化的道理。”边说边取出一部治水用的黄绫宝卷送给夏禹。
水患虽已治理，瑶姬却并未离去，她仍然屹立在巫山之巅，为行船指点航路，为百姓驱除虎豹，为人间耕云播雨，为治病育种灵芝。年复一年，她忘记了西天，也忘记了自己，终于变成了那座令人向往的神女峰；她的待从也化作一座座山峰，像一块块屏障，一名名卫士，静静地守立在神女的身旁。神女峰的传说，在巫山地区流传甚广，古代巫山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心目中的神女，尊称她为“妙用真人”，在飞凤峰山麓，为她修建了一座凝真观（即神女庙）。山腰上有一块平台，就是神女向夏禹授书的授书台。
三峡，是属于真正的诗人的，古往今来，从未变更过。余秋雨先生在《三峡》中提到“华夏河山，可以是尸横遍野的疆场，也可以是车来船往的乐土；可以一任封建权势者们把生命之火点燃或熄灭，也可以庇佑诗人们的生命伟力纵横驰骋。”
庄子云：“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蜀道三千，峡路一线，历代文人无论是得意还是落泊，他们都向往得“至美”而成为“至人”。一叶扁舟，草鞋一双，放情三峡，得山水至乐，日夕忘归，放歌三峡。雄奇三峡的“至美”，在文人的巨腕之下，垒起了三峡散文千年的风景线。从屈原《橘颂》、宋玉《高唐赋》、郦道元的《江水·三峡》，发轫至今，抒写三峡散文的名篇便浩浩瀚瀚，流淌在文人骚客的游踪墨痕之中。历代文人巨擘，或宦游三峡，或迁谪巴楚，驾言出游，叩舷而歌，饱餐风月，回舟返棹。出则鱼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旷达于一咏一殇的自在之中，放情于猿声如织的山水之间，捋胡放歌，把无数璀璨的散文名篇，撒向散文历史的长河星空之中。仅就一代文宗欧阳修而言，他一生创作了500多篇散文，而记游三峡的散文就有50多篇，部分手迹至今还镌留在洞壁石碑之上，散文在万万年的三峡中携游同行。
重庆奉节县白帝城是三峡的起点，位于瞿塘峡口的长江北岸，东依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水，雄踞水陆要津，气象萧森，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白帝城原名子阳城，为西汉末年割据蜀地的公孙述所建，并在此屯兵积粮。因城中一井常冒白气，宛如白龙，他认为此乃“白龙献瑞”，便借此自号白帝，并名此城为白帝城。改城池所在的这座山为“白帝山”。公元37年，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发兵攻蜀，公孙述不敌，战死。蜀人为纪念为位“白帝”，特地在白帝山上修建了一座庙宇，并供奉“白帝像”。这就是现在的白帝庙，而白帝庙后来之所以名声大噪，则是因为与三国英豪搭上了关系。公元222年8月，刘备在夷陵之战中大败于东吴，兵退夔门之外。从此刘备一病不起，乃于白帝城附近的永安城（今四川奉节县的夔州城）永安宫托孤于诸葛亮。约在唐代以前，白帝庙处就增建了祭祀刘备的先主庙和祭祀诸葛亮的诸葛祠。明代，公孙述的塑像被毁弃，庙内代之以刘备、诸葛亮、关羽和张飞的贴金塑像。从此，“白帝城内无白帝，白帝庙祭刘先帝”。
白帝城是观“夔门天下雄”的最佳地点。在这里可观赏夔门的雄壮气势。绕至庙后，可见蜿蜒秀丽的草堂河从白帝山下入江。历代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苏东坡、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等都曾登白帝，游夔门，留下大量诗篇，故白帝城又有“诗城”之美誉。
李白的七绝《早发白帝城》，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写这首诗的四年前（公元755年）爆发了震撼唐帝国的“安史之乱”。在这次战乱中，当时的皇帝唐玄宗被迫逃往四川。后来，唐玄宗便把皇位传给了他的儿子李亨，即后来的唐肃宗。不久，唐肃宗的弟弟永王李粼也起兵东下，想和唐肃宗争夺帝位。当时李白在庐山隐居避乱，对内情并不知晓，出于报国的热情，便加入了永王的幕府。公元758年永王遭到了镇压，李白也受到了牵连，在浔阳（今江西九江市）入狱，而且被判长期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次年西行至巫山时遇赦，他即从白帝城乘舟返回金陵（今江苏南京）。这首诗就是乾元二年（759）春天他到达江陵时所作，抒发遇赦后无比欢快的心情。
从白帝到江陵，要穿过七百里三峡。这里山势雄奇，林木苍翠，上有变幻多姿的云霞烟雾，下有惊心动魄的险滩急流。对这一切，归心似箭的诗人全不在意，只听得两岸山上猿猴的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就像在为诗人夹道送行一般。本来猿声悲哀婉转，让人有凄凉的感觉，但此刻诗人并没有把猿的啼叫放在心上，反而借它来映衬出船的速度之快。这时船已如离弦之箭一般，在此起彼伏的叫声中掠过峡谷，把一道道峦抛到身后去了。李白以58岁的年龄，被流放夜郎，抛妻别子，走向长途，忽然遇赦，得以回家，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余秋雨先生在《狼山脚下》中说过，“长江的流程也像人的一生，在起始阶段总是充满着奇瑰和险峻，到了即将了结一生的晚年，怎么也得走向平缓和实在”。也许李太白此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吧。
真正的诗人，是在湍急的水和险峻的山之间以一叶扁舟把酒临风，沉着而激动地吟出心中精神与感动的人，如李白在白帝城悄然登舟，没有多大事由，没有多大仪式，却被传记千年。而那些驰骋一时的战将与战事则随滔滔江水滚滚东去。三峡，是真正的诗歌的摇篮，有那阙《早发白帝城》为证，有李白为证。请那些在黄卷青灯间搔首苦吟的人们不要写诗了，那模样本不属于诗人。
余秋雨先生说“在李白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
三峡，将珠泪轻垂的神女、把酒游吟的李白留给了我们，还留下了满目的热泪，和那亘古不变的汹涌瑰丽。
◎鬼斧神工都江堰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都江堰》
都江堰无疑是世界水利史上的奇迹，与都江堰同时代或晚于都江堰的水利工程都干涸了、断流了、淤塞了、废弛了，甚至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而都江堰不仅是唯一留存于世的无坝引水工程，并且至今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都江堰水利工程建于公元前256年。而长城最早是由楚国在公元前656年左右修筑的。余秋雨先生在《都江堰》中写道：“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这样的论调虽然有些冒险而备受争议，但余秋雨先生作了雄辩的论述：“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并且发出“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的赞叹。
这是对于历史上的物质文化造福于后人的赞颂。这也是对于那些积极献身于现实生活中的才俊们的文化意义上的审美。端坐于河流之上，怀念一些人的名字，就像怀念他们流水一样干净而透明的身影。都江堰的建成和维缮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千千万万在这里劳动过的人们共同智慧的结晶。李冰、文翁、诸葛亮、高俭、刘熙古、阿尔泰……站在都江堰两旁的是无数默默的身影，他们身居高位而俯首民间，他们的身影遥远而清晰……
余秋雨先生对于建造这个伟大工程的秦国蜀守李冰进行了高度的赞扬，这是赞扬都江堰，而非李冰，“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很可惜的是古书上没有李冰生平的记载，那是因为秦始皇坑儒焚书和秦汉时战争的毁坏，使档案文书损毁太多的缘故。
在两千两百多年前，火药没有发明的时代，蜀地的太守李冰为了治水，曾刻苦钻研数载，从而总结出了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做堰”，以及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他们靠最原始的方式，用大火将岩石烧红，然后冷却，利用一热一冷，将山崖推开一个缺口，称之为“宝瓶口”。岷江水分流之后，其中一支就是乖顺地通过宝瓶口，再去灌溉千里农田，水流量因为这个工程而得到了控制，即使洪水滔滔之时，也不会泛滥成灾，淹没下游的田野和村庄。宝瓶口与飞沙堰、鱼嘴，三点成一线，构成了一个天衣无缝、完美无比、令人叹绝的都江堰。都江堰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到今天，仍发挥着巨大效益。李冰治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都江堰不愧为文明世界的伟大杰作，造福人民的伟大水利工程。成都平原能够如此富饶，被人们称为“天府”乐土，从根本上说，是李冰创建都江堰的结果。所以《史记》说：“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我们有理由相信，假如没有李冰的出现，没有都江堰的修建，就不会有农业丰收、航运便利、丰衣足食、富足安定的成都，汉代中国的五大都会就会因之而少了一个。成都这座城市必将像其他缺水的城市一样，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成都因水而生，因锦而盛。假如没有都江堰，成都就不会有濯锦浣纱的锦江，也就少了闻名世界的蜀锦，“锦城”也许会成为另一个城市的美誉；假如没有都江堰，成都就不可能成为“文章冠天下”的文化中心，就不会有“天下诗人皆入蜀”的朝圣似的聚集。而对盛唐的诗人们来说，他们诗意的耳廓将损失惨重，因为他们即使站在洁白的月光下，也无缘听见那些成都美女们在锦江边濯锦的水声与欢笑声。刘禹锡或许会懊恼地掷笔于地，因为他无法写出“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这样美妙的诗句。杜甫或许会刚刚吟哦到“晓看红湿处，花重——”时就突然卡住，因为他不知道，形容成都还有什么比“锦官城”更贴切的。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在成都建成后的四十三年左右，李冰在成都的西北地区修建了水利工程都江堰，从此，一座影响整个中国历史的城市在都江堰的润泽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李冰是—位爱民的地方官，也是一位杰出的科技专家。他在四川任职期间，不仅创建了造福万世的都江堰，还建了许多有益于民的工程。除了修建都江堰外，他还在成都市建了七座桥，修石犀溪；在祟庆县修建文井江，在广部凿盐井，在乐山三江江流处治理河道，在宜宾治理水道，在什邡县疏通洛水河道，引水灌溉。他的功绩，可以说是“泽被千秋”，万古不朽，其科学价值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人类史上至今仍是屈指可数的。
当然李冰治水功不只在他一人。除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外，还有他的儿子李二郎。关于李二郎的历史记载甚少，并且众说纷云，有的讲确有其人，有的讲属子虚乌有。宋代很有名的理学家朱熹在《朱子语》中说“溜口二郎乃是李冰第二个儿子”，因此，宋贞宗“御刺李二郎神碑”。这样一来他也就正式成了李冰家族中的一员，成为辅佐其父成就大业的元勋之一，千百年来受到广大人民的推祟、敬仰和顶礼膜拜。
中国有句名言：创业难，守业更难。创建都江堰的伟绩丰功当属李冰，但要永远保持也确非一件易事。历史上连降暴雨，发生特大洪灾，决堤泛滥，淹没农田，白浪滔天，沃野平原汪洋一片的事常有发生。因此，历代都把维修都江堰作为当时的一件大事。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文帝时蜀郡守文翁，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唐贞观年间孟州长史高俭，武则天时彭州长史刘易从，唐玄宗时章仇兼琼，唐末四川节度使高骈，宋代赵不白，元朝的李秉彝、吉当普，明代的卢立羽、施千祥，清朝的王来通、强望泰、丁宝祯，民国时期的张沅等都为都江堰修固完善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为都江堰的有功之臣而载入史册，名垂千古。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早在一千多年前，一代诗圣杜甫立于挺拔峻美的玉垒山麓、浩荡奔流的岷江之侧，临江迎风，忍不住豪气干云，朗声吟诵他胸中的宏丽诗篇，脱口而出一首《登楼》，遂成千古名篇，世代传诵。而激发他灵感的，正是他脚下东流不尽的秦时水，灌溉万物的都江堰。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肃宗时，官至左拾遗。公元759年弃官，移家成都，筑寓草堂。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幕府参军，严武奏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杜甫寓居成都期间，遍游巴山蜀水，因为都江堰与成都相距甚近，便成了杜甫必来之地，也让杜甫留下了许多传世名篇。
杜甫看见了李冰用以镇水的石牛时，曾写下了诗句“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今年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人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安得壮士提天纲，再评水土犀奔忙。”这些都是破除迷信，倡导科学的好诗。在游览宝瓶口时，杜甫写下了“灌口江如练，吞崖雪似银”的诗句。参观青城山时，杜甫又留下了千古名句“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杜甫观看岷山沱江画图时写下了“沱水临中坐，岷山到北堂”的诗句。
一代诗圣因都江堰而感慨万千，由此可见一斑。孔子说：“智者乐水。”《淮南子》说：“有象之类，莫尊水。”司马迁说：“水之为利害也。”宗炳说：“山水质而有趣灵。”都江堰是科技的都江堰，同时又是文化的都江堰，它澎湃了二千二百多年的水文化源远流长，丰厚凝重，浇灌了天府之国，润泽了巴蜀文明，甚至永久性地灌溉着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