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冰火两重天
小时候还有很多走街串巷帮人崩爆米花的，基本家伙就是那个放在火上不断旋转的密封炉子，上面往往还带着一块压力表。当时这种人来到附近，基本是周围孩子们的节日，往往大家都是自己准备着老玉米豆、大米去爆米花，等到慢悠悠地弄好了之后，我们都躲得远远的，好奇地等着那一声巨响。童年生活有时候蛮有趣味，比现在的微波炉爆米花有趣得多。
美国人拍了个纪录片打算重现这个过程，从中国进口了一个老式爆米花的炉子——这点我挺佩服老美，居然还能找到这种产品。往下就比较有趣了，做实验的那位穿上了防爆服，没错，就是美国军队或者特警用的那种拆炸弹的防护服。穿上这东西之后，爆米花这个工作看上去就很专业了，比当年我见过的那些穿着老棉袄的小贩强太多。搞笑固然搞笑，熟悉美国文化的人都知道，这绝对是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那就是遵守安全第一的原则。
当然，虽说美国人不太了解中国，但很多中国人还是挺了解美国的，这帮人对于安全有着相当偏执的重视，以至于他们的英雄都在电影上，实际上平日里循规蹈矩的人占了绝大多数。说好听点儿这是对于生命的尊重，说不好听就只能说是死板了。这方面美国人还比不上德国人、日本人，那是能把人逼疯的。
有一次我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去访学，中间有点儿私事少开了半天超级无聊的会，坐地铁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美国方面管接待的人士差点气疯不说，居然险些报警。在他们看来，倒不是说少开一个会有特别大的关系，而是觉得你人生地不熟的，万一走丢了会出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是完全哭笑不得，被当成道路白痴完全不好玩。
但这也正是他们厉害的地方，任何事情都不心存侥幸，按照各种规章制度走，起码出事的几率会大大降低。我这种无可无不可、自由散漫惯了的人，有时候反而适应不了美国人这种看上去自由散漫、无拘无束，实际上各种事情都有正规程序与做法的地方。
您看，这就是不同。我们这里是规矩挺多没人遵守，他们是规矩看上去不多，但大部分人都遵守。两个国家的差距，可能这是其中一项吧。
高考中的数典忘祖
考了659分的重庆高考文科状元何川洋被爆料说民族身份造假，而何川洋父母的身份更是令舆论对此事的注意升级：其父系巫山县招办主任何业大，其母为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卢林琼。高考状元、身份造假、父母的官方身份，几者相加，想不引起关注都难。
造假当然是不好的，不论是作弊还是更改民族身份。更改民族身份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政策规定的加分而已。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我等不敢妄言，而且对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确实有帮助少数民族的作用在其中。但有意思的是，这种政策往往被利用来给强势民族身份的学生加分，这不知道是否是当年制定政策者能够想到的。而虽然现在不讲究慎终追远，对于祖先的崇拜也大不如前，但为了能够加上些分数竟然擅改自己从祖宗方面传承下来的民族印记，说是数典忘祖也不算过分吧。自古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家”，连自己的祖宗都消失在高考的战云当中，指望考出一批为百姓说话的忠臣恐怕也就是妄想了。
但此事的重点倒未必是众所关注的身份造假与父母皆官，而是一个重庆文科的状元竟然也为了区区一点的分数而造假，让人觉得颇为不可思议。我们可以先看看何川洋的班主任是怎么说的：“何川洋没有一科特别突出，也没有一科特别不好。”何川洋虽然一直是年级前十名，但一次都没拿过年级第一名。对于何川洋考了659分的最高分，班主任说是“爆出了冷门”。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角度看：作为平日里学习不错的学生，对于高考也是心中无底的。正是因为这种心中无底，才导致了他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有个更好的前途而改换了他的民族身份。要是这次没有爆冷门夺得重庆的文科状元，此事未必会引发任何关注。冷门爆得不是时候而已啊。
在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同时，我们当然应该谴责这种行为，尤其是有某些证据表明，这次修改民族身份有利用职权的嫌疑之时。但是，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想一下，为什么对于一个学习尚可的孩子来说，依然需要那点分数作为一个“双保险”？
高考无疑是残酷的，提倡了这多年的素质教育与改革高考体制，其实质并无真正的改变，虽然不能完全说是一考定终身，但分数的一点差距就是冰火两重天。熟悉高考的人都知道，近些年里，或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学生即使成绩差一点也是有大学可上的，但在其他地区，那种竞争的激烈与残酷是很难想象的。在这种背景下，无数考生的家长都患上了“分数恐惧症”，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法，只要能提高最终分数就是好的。何川洋的父母固然有可能利用了官员的身份，其实他们在这个教育体制下依然是可怜的。
说这些并不是为这个学生以及他的父母乞怜，而是希望我们要反思的不是一个简单的改换民族身份或者滥用权力的问题，这些东西是一个大背景下的枝叶，根源远不在此。至于如何能改变这种高考制度，也远不是一篇小文能够说清的。只是新闻里面说，何川洋已经跟北大重庆招生组签下预录取的协议，现在正在等处理的结果。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他的考试并无作弊的话，这就是他的成绩，不能因为更改民族身份而被抹杀。父母如何处理倒还罢了，祸及孩子总是不好的。如果能够把成绩与改民族身份的事情分开处理，倒是不失为两全之道。只是这个两全之道很是悲凉：孩子一纸文凭的代价是家长受到党纪国法的处理，这也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之一吧。
千古忠奸未有知
所谓“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长跪在西湖岳王庙前的秦桧夫妇泉下有知，不知道是不是学会了上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能看到这条消息而感到欣慰：荆楚网转网友拍的照片，称自己在山东荣成成山头福海风景区旅游的时候，看到了一座当地旅游机构建立的“奸臣纪念馆”，里面列出了秦桧先生的同行们之大名与事迹，据说详尽得很。网友的说法是这个做法很“雷人”。
在还没有具体的消息与资料之前，讨论忠奸的问题似乎是远了点，更何况中国虽然有“盖棺定论”的说法，但只要是时世不同，这棺材板盖上了还是可以掀起来的，不论是弄出来鞭尸还是梳洗打扮一下放到圣人祠堂里陪祀冷猪肉，又或者是先陪祀然后鞭尸，更极端的是鞭尸也鞭了好几次，冷猪肉也吃了好多年，总是折腾个没完没了。到最后还有人打油诗云：周公恐惧留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时便身死，千古忠奸谁人知。谁人知？不学无术者反正是不知。
就我看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应该也不是为奸臣树立一座什么永不磨灭的丰碑之类的豪举，其后面的原因很可能简单到让人哭笑不得的程度：这“纪念”二字应该是某人不学无术的成果。大致的流程是这样：某人（很可能是领导）觉得自己这地方开发旅游要有噱头，也要有人文的景观。但自己这里没啥名人，风景虽好也不算出众，所以要出奇制胜地突出一个文化类别的东西，什么能够吸引眼球？结果就想起“奸臣”二字了。至于是不是对此物种有与众不同的爱好不好说。建了东西总要有个名头吧？关于人物的人文景观如果是新近设立的基本都冠以“纪念”之名，所以这东西就叫做“奸臣纪念馆”了。基本算是个没文化惹的祸。
这种事情算是屡见不鲜，当年曾有人征集过近年最雷人的标语口号，票选前十条基本都是让人以为出自能看文件的文盲之手。文化这东西虽然平日里似乎未必起眼，但在真到应用的时候，能够用好的确实不多见。
文字只是运用错误也就罢了，最多是出点诸如“宁可血流成河，不能超生一个”，以及这种“奸臣纪念馆”的笑话，但文字之后是文化的表现，而文化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往往是一种能够真正识别忠奸的能力。
正如上面那首打油诗里说的，不论是周公还是王莽，在他们还没把事情做完之前确实很多人都不能论断他们的行为是忠还是奸。能够判断这件事的，除了通过一般的常识，还要通过各种迹象与行为。后一种往往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后一种的分析判断，没有文化作为底蕴，则根本就是不可能。
所以，或许我们的文明里有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反智主义说法，但终究还是很看重文化这件事的。因为没有文化的“忠”往往是愚忠，有了文化就有了真正的自觉性，那种对于国家或者正义的忠，远不是凭借朴素的感情所能比拟的。
顺便说一句，历代权奸当中，除了严嵩等几个异类之外，大多数还真是在文化上半通不通的人士。文化这东西学好不容易，学成个基本识文断字然后去祸害天下倒是很简单的事情。当然，这话我不是在说起这个“纪念馆”之名的人，而只是说出这么个现象，请勿误会。
故宫的金缕玉衣
大概上过学的中国人都知道“金缕玉衣”这个东西，那是古代丧葬制度中的一种器物，用金丝穿玉片，成盔甲状套在逝者的身上，看上去像个人形雕塑。据说玉有保持尸体不腐败的功效，这个理念是这种葬制的来源。当然，这是王侯之类人物专享的葬制，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的。
古玩市场上有时候会有这种玉衣的残片出售，整件的东西相当罕见，也不是民间藏家能够得到的。但最近正在审理的一桩案子当中，原北京燕山华尔森实业集团法定代表人谢根荣，3年期间违规骗取建设银行贷款7亿余元。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位谢先生曾经向建设银行的有关人士出示过自己收藏的两件金缕玉衣，从而得到了对方的信任。而这两件所谓的金缕玉衣其实都是西贝货，是北京中博雅文物鉴定中心鉴定委员会主任、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栏目特聘鉴定专家牛福忠串起来的，用的是谢根荣给他的玉片。
但为什么银行的人士会认为这两件东西是真货、从而相信了他的经济实力？很简单，这两件行内称为“药”的东西，经过了故宫五位专家的鉴定，并且给出了价值24亿元的评估。而故宫的专家也是做金缕玉衣的那位鉴定专家请来的，最后拿走了几十万的鉴定费。
事情过了几年之后，在东窗事发之时，其中一位专家已经去世了，另外几位专家很轻易地就把主要责任都推到了去世专家头上，都说自己只不过是友情出演，主要还是听了那位专家的意见之后才做了那样的鉴定。这话当然属于不要脸的范畴，连基本的担当都没有了，把应该一体扣上的屎盆子扣在死去的同事头上，其品行如何，可想而知。
实际上这件事行内人一眼就知道，纯属友情鉴定、金钱鉴定的一种。古董行花样多、水深，这是其中一例。比如说买到假货又不甘心，找个专家鉴定一下之后，假货也就堂而皇之地烫了金，成为了真宝贝。据说某电视鉴宝栏目当中，还有人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换个人拿上去鉴定，然后给出一个天高地远的估价，从而哄抬市场价格。而各类专家当中，故宫的专家属于价位最高的那种，除了迷信“故宫”两字之外，重要的就是这帮人见多识广，按说不会走眼的缘故。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当中，专家是受人尊敬的一群人，他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为某些领域的建议者与裁判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专业与声誉就是他们的生命，也是别人愿意付钱给他们的原因。但您也看到了，专家这个词儿在咱这里基本属于骂人话，主要的原因倒不是专家不专，而是他们利用专家的名声与社会信誉度，明目张胆地为各种假货保驾护航，而且还不是在古董这一个领域，其他地方也会看到他们奋战的身影。
如果我们回过头看很多社会问题，总有专家们出来为各种机构进行粉饰，这个景象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在于，知识在任何地方都是让人清醒的东西，而且总是会划定一个界限，使得掌握了知识的人具备最起码的智力诚实、学术诚实，不会让他胡作非为，这就像一个经过训练的武林高手，不会随便出手肆意妄为。只有一种情况他们可以放弃这种约束，那就是知识本身早就不是追求，而只是用来不择手段攫取利益的工具，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还得不到惩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因为权威在我们这个社会已经成为了威权，而威权是被用来肆无忌惮地谋利的。这种威权既没有约束，也没有授权，自然也就不会对知识本身负责，而只是把知识当做工具。从上到下都是如此，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开始辟谣，这事儿基本就可以当真了。当威权必须要证明自己合理性的时候，必然要绑架其他力量为其背书。
这几乎是一个隐喻，是一个社会价值观溃败的缩影。当一个社会最该有公信力、美誉度的群体都成了这样的时候，真是让人无语凝噎了。最该有美誉度的公益机构几乎成了藏污纳垢地圣地，最该被相信的专家学者失去了公信力，裁判者、鉴定者成了造假者，一个社会就没有了公正可言。现在很多社会事件中，往往可以发现原本应该作为维护正常标准的机构与个人，恰恰就是造成灾难的人。
金缕玉衣无论如何华丽也是尸衣，专家的头衔无论如何耀眼，如果是这样使用，早晚也会变成他们的尸衣。
生前身后不安宁
名人的生前身后事基本都能成为街谈巷议的题材。季羡林先生主要的学术功绩是没几个人能弄懂的，大众名声多来自于其散文，以至于后来季先生驾鹤西去之后，举国媒体闹出一个“国学大师”的大笑话。而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前，更为轰动的消息倒是他的秘书涉嫌盗窃其收藏的事件，以及在他葬礼之上出现的闹剧。
不知道是不是北大方面的公关工作得当，前一起疑似“内鬼”的事件很快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最后到底是个什么结论，到现在也没人知道。信誓旦旦的季门弟子所承诺的猛料也再无音讯。没想到没过多久，一起更为“真实”的盗窃案又再次光临，这次是季先生生前在北大朗润园的故居被盗——或许称为洗劫更为合适，季先生的关门弟子钱文忠在博客里说：“几千册珍贵的线装古籍，数量不等的佛像、铜像，其价值是难以计算的。若论市场价格，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起码以百万计的数目。”
这件事无法不让人想起季先生生前最后那段日子所发生的事情。幸好网络是有记忆的，各类因为当时爆出的“疑似秘书盗窃事件”所留下的新闻采访都还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北大当时对季先生之“重视”真是空前之举，不但很少让人去探望，连季先生自己想花些钱都被限制着。季先生在接受某周刊采访的时候说：“我是周扒皮，最后只剩一张皮了。×××发财了，××也发财了，我成了穷光蛋，我拿100块钱都困难。”最为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个事件最终也没有到立案调查的程度，并且并无一个合理的解释。
盗窃案毕竟是警方的职司，分析案情、决定是否立案相信各方必有权衡。这次与上次不同，这是张明显著的盗窃事件，无论北大外宣部门与警方作何解释，不立案侦查想必是说不过去的，而这样一批东西如果流入市场，以笔者对于古玩行业的了解，顺藤摸瓜抓到案犯也不是什么难事，说不定挖出萝卜带出泥，还有些让人惊讶的东西等在后面。如果并非是被盗而是另有因由，这个故事相信会更加精彩了。
但此事的重点倒不是于此，而是如北大这样的学府对待一个学术大师的态度。记得有先哲说过，“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是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学校的镇校之宝是它拥有或者拥有过的学术大师，否则的话，未名湖畔再怎么风光旖旎，也不过是一弯浅水罢了。从各类报道来看，北大对于季先生的态度确实像是饲养一尾高档的观赏鱼，有着按照级别所给予的照顾，也有着当做摆设的冷漠。甚至在出事之后，熟练运用太极功夫进行推搪的手段，在在都显示出其态度之暧昧——这些几乎是需要搬家公司才能运走的东西就这么消失，作为一直强调校园管理的校方，不知作何解读？
前段时间，有个中学校长推荐的特招生在被北大面试的时候问招考人员，现在的北大是否还有当年的勇气与志向？那个招考人士回答得颇有官场特色：“特定的时代，大学的使命是不一样的。”这话说得就像现在这些事情的注解似的，真正的大师成了观赏品与装饰物，而围墙倒是拆了又盖、盖了有拆，大量的博士文凭颁发给了官员与商人，就连推荐研究生都考虑到了出身，还说这是符合规定的。
越是市场经济，也就越需要有大师、文化与象牙塔，而在这种状态下，一个大学的堕落比一个政府机构的堕落更让人痛心。
无能树木、何谈树人
北大算是又出事儿了。事情倒是不大，把自己所属地盘上十几棵树砍了而已，树龄似乎也不长，树身也不算庞大，不到一人合抱那么粗吧。看见砍树的学生都觉得这事儿不好，毕竟北方树不多，校园里有树才显得有品位，尤其是大树。要知道，北大也算是庆祝过自己百年校庆的地方，说什么也不能让人觉得“树小墙新”，像个暴发户不是？
但北大校方也有自己的道理，这是为了拆掉三座筒子楼，改建成学生的活动中心，还真似乎是为了学生着想的架势。只是之前的报道说的是将要把大树移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直接一砍了之。
这几年北大大动干戈、大兴土木的时候挺多的，一栋栋老式的楼房躺下、一座座新式的房子站起来。如果当年北大把自己南墙拆了是显示改革开放、走出象牙塔的决心，后来修上南墙是已经打定主意在自己院子里动土了，是不是深化改革则让人很拿不准。
对于砍树这件事大家反应这么大当然是好事儿，这证明环保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在学生当中，都知道树木也是人类的朋友，有树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前段时间南京砍树闹出了偌大的风波，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只是这个理由早就被大众所认同，奈何在很多时候并不会被掌握着树木生死的人认同，这大概也算是中国社会的某种缩影：很多时候社会已经进步到了某种阶段，一帮老百姓站在进化的前沿看着那些秉政者在后面爬行。
如果只是几棵树倒也罢了，长在校园里的树还是有所不同的。中国有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木与树人都需要一些耐心与智慧。学校、尤其是一所已经百余年的学校，既有树木的责任，也有树人的要求，树木与树人在一所老校园当中，是合而一体的事儿。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留下老树、大树，不但是承载一片绿荫，更多的时候是提醒很多在这里读书的学子，这个校园并非是一个新潮的地方，它可以有新潮的思维，但承载的更是历史的厚度。没有这种厚度，所有新式建筑都不过是需要时光陶冶的东西，它们还没有扎下根呢。北大虽说在世界上真说不上能排第几，但怎说也是中国接受大学制度以来的先锋之一，就凭这个地位，哪怕是留下一些东西撑起门面，就比满眼的新式建筑、成不了林的小树苗要好得多。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当中，急功近利的并非整个社会，作为社会压舱石的大学也被卷了进来，甚至更为变本加厉地成为急先锋。这几年北大的拆建速度比较快，而清华前段时间那个“真维斯楼”也算是让人笑掉大牙，让人奇怪的是，据说这都是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地方，您见过哪个世界一流大学做出这么下九流、毁文化的事情来着？
所以，这确实不是一件大事，但又确实不是一件小事，这事说明了一个早就有人担心的问题：现在北大的管理者不但在精神上没有去追赶那些前进的意识，甚至根本没有把北大的过去放在眼里，在他们看来，这个地方不过跟那些应该装上拉链的马路一样，不过是一团可以随便雕刻的烂泥罢了。
澡堂子的兴衰
老北京当年把公共浴池叫做澡堂子，是个聚众洗澡的地方。那时候的房子里普遍没有浴室，卫生间都少有，能够在热气腾腾的地方洗个澡是件大事儿，尤其是在北方的冬天里。曾经一座有着九十多年历史的澡堂子因为拆迁也可能要消失了，该地还是电影《洗澡》的取景地。为了不让这个澡堂子消失，当时的管理者打算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申请要是能批下来的话，这个地方就有可能不被拆掉。当然，咱这里古庙旧居都拆了好多，这个愿望是不是能够达成还真是很难说。
其实说起来中国很多城市当年都有这种洗澡的习惯，扬州就号称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上午那是说的著名的汤包，下午就是澡堂泡澡。而且纵观古今历史，有这种情况的国家也不少见，我们的东邻日本也同样有这样的设施，而且澡堂子还真不能说是只供洗澡的地方，更多的时候是酒肆茶寮的补充，大家在这里完成的社会功能除了清洁身体之外，更多的是进行某种程度的社交活动。
要是我们再往远了说，这种集社交与清洁为一体的设施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的时代。光荣属于希腊、伟大属于罗马。古罗马的城市是颇有现代化意识的城市，不但在城市中已经有了高达六层的公寓楼，而且各种公共设施相对齐全。现在走在意大利罗马的大街上，各种古代建筑不时映入眼帘，其中就有当年的公共浴池。
那时候的公共浴池不但便宜，而且是向社会所有阶层开放的，甚至奴隶都可以花上一点儿小钱进入其中，与某些大人物同池共浴。而且也相当科学，当时不但有搓澡的手艺在，就连现在我们的干蒸浴室也是有的，甚至还配备有医生，以便于救助那些实在扛不住冷热交替的人士。
古代社会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公共设施，实际上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如果想实现在家里洗澡的愿望，至少有两件事是必须的，一个是拥有随时可用的水源，一个是可以加热，并且有单独的房间。我们知道，城市当中的市政自来水出现并没有多少年，现在我们认为必须的生活条件，在一百年前还是科幻小说——在五十年前，是我们这里的科幻小说。
与之共同进步的是，我们的居住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原来中国的城市是一个扁平化的城市，也就是说没有多少高楼，人们的居住环境是在平地上，建立一个公共浴池所需要的社会成本比改造所有老式院子要少得多，摊薄了成本之后，基本上人人都可以享受清洁的便利。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很多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原本的社会在公共生活层面上的需求必须借助这些场所才能完成，酒肆茶寮当然也是很好的地方，但更多的人不喜欢花费那么多钱，或者那种地方的交往也往往是朋友之间小聚为多。澡堂子算是大家都赤条条的地方，交友或者侃山更毫无顾忌。这个老澡堂子的拥趸也认为，他们在这里交流更为放松。
现代社会的交往场所有了很大改变，不但经济发展之后选择更多，人们对于个人隐私也更为在意。实际上很多人并不喜欢与好多人坦诚相见到这个程度，或者用桑拿这种形式取代之。桑拿与老澡堂子的不同，就像现代小区与老北京大杂院的不同一样。
既然如此，这种已经过去了的文化与生意，是否有保留的必要？是否值得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个还真是不好说的问题。实际上澡堂子做的都是邻居生意，如果周边都拆迁完了，单独一个澡堂子在那里就没有生意了，因为老主顾很可能因为拆迁走人而天各一方，这种盛况不再的话，澡堂子的存在也就没有了意义。
实际上老式的生活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并不止这些，原本的大杂院文化等已经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而转变了，是不是都要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值得商榷的。不开玩笑地说，当年北京胡同里的公共厕所还算是一个景致呢，蹲在其中也有很多的社交功能。但似乎现在大家都去装修自己的卫生间了，没人留恋这个东西。
所以说有时候老东西没啥用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新一代的人怀念，让它消失也就罢了。
语言纯洁很无聊
商务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一直是识文断字的好帮手，虽说查字典已经是一件相当老套的事情，但这东西想必是不会从我们生活里消失的。当然，词汇的消失与补充，则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儿。字典永远会在，内容不断更新。
2012年，国内百余名学者联名写举报信，送至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该举报信称，商务印书馆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规——看着这条消息，心中就无来由地起了反感：这两年看NBA的时候总是听见什么“美职篮”，弄得脑子总要转个弯儿才能反应过来，而扯到CPI的时候，非要用“居民消费指数”这种称呼以正视听，尤其令人深恶痛绝。
这个倒不是说炫耀自己知道这些英文缩略语的意义，而是觉得既然说到《现代汉语词典》，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哪个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现代”二字，如果您编撰的是《汉语词典》，收入英文缩写的词语确实不合适，但如果是现代汉语的词典，那就是当下汉语的状况，而当下汉语当中，很多英文缩写已经成为接触这些词汇的群体的常用语，忽视或者打算强制改变这个现实，未免太不现代了。
汉语拼音在大陆已经普及多年，这是咱们自己引进改造的，再说大学学位证都要用英文四六级来换取，现在有这个结果，您能怪编字典的？对语言文字的纯洁化要求就像30岁的老处女，有意义、无价值。
这事儿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一个快速变化、资讯相对开放的社会，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与文字面对强势文化的时候，应该如何抵抗其入侵。承认自己的文化不够强势是很为难的，所以才会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拾遗补缺的工作，能扛一会儿是一会儿。
但很遗憾的是，强势的文化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保护而减轻威胁，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部美国大片正在电影院排期上映，我也正在翻找自己的电影院优惠卡，而且坚决不看中文配音的，一定要看原音——这个倒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原音更能有感觉。
顺便说一句，今天成为强势的那种文化之所以有这个江湖地位，最大的原因就是它的包容与变革精神。
左牵黄，右擎苍
苏轼老先生号称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有词云：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左牵黄，右擎苍”大概说的是他老人家在打猎的时候左手牵个黄狗、右手驾着猎鹰，一派豪迈的架势。但这路子的豪迈看跟谁比。近日，吉林有一位仁兄直接把两只小老虎牵到街上遛弯去了，虽说当年草原部落的酋长们也养过豹子、老虎什么的打猎，但现代社会里，除了某些君主制国家的酋长之外，别人也是没有这个实力与豪气的。哪怕是两只看上去出生没有多久的乳虎，这个级别也足以让东坡居士汗颜了。
对于任何人牵任何动物遛弯儿我都没意见，就目前我所见过的情况，牵个鬣蜥啥的完全体现不出一个人的档次与另类，最搞的还有牵着一棵白菜出门的——抱歉，那基本是拖着一棵白菜，回家估计都不能吃了。但我个人觉得对于法律还是应该有所敬畏，毕竟无论是哪种老虎都算是国家保护动物，随便牵着上街或者私人饲养，似乎不太符合目前的规定。
当然，对于某些猛兽不让私人饲养还是有依据的。在这漫长的人类进化史当中，能驯养的不是在给我们看家护院、跑步犁田，就是最终摆上人类的餐桌。凡是没有被饲养的，基本都有不能饲养的理由，比如说实在是野性难驯，基本不适应与人同居的日子，或者是成本过高，以至于把主人吃破产。
现在咱们这里生活确实好过了，很多人都有条件养一些明显看着不那么实用的宠物，而根据有钱人定理所言，有钱人所做的事情是不以绩效考核为基本的，越是没用且昂贵的东西越是能够得到青睐。从这个理由来看，养老虎算是个很合乎逻辑的选择，幸好是恐龙绝种了，不然侏罗纪公园绝对不是梦想。
其实我倒是更希望这是个行为艺术，毕竟这个时代沉闷得很，在街头能看见两个小虎崽也算是能有一个谈资，为我们日渐苍白与沉重的生活添上一抹虎纹的色彩。
记者无文化、教授少常识
北大最有名的未必是未名湖与红楼，更多的可能是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个传统发挥到极致之时，前有辜鸿铭先生的辫子，后有孙东东教授的言论。近日，当年说上访者“99％都有精神病”的北大孙东东教授再次发难，直斥“记者没文化，《人民日报》的记者除外”，以及医院“躺着进，竖着出，这不是正常的；竖着进，躺着出，才正常”。之后再次发表声明称：有关言论实属无中生有，严重失实。现特提出强烈抗议，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的权利——记者这个行当可能没文化，但绝对有录音机与摄像机，倒是想看看孙教授怎么追究此事。
这两句话中，前者可能是很多人关注的重点。这事儿当然挺好玩的，好玩的地方不在于教授说记者没文化，而是在于他是面对《人民日报》记者这么说的，可能是脑子一时不清，忘了对面也是个记者，然后赶紧找补一句以示区别。记者虽然文化比较少，但既然《人民日报》的记者已经除外了，不显示一下自己有文化都对不起孙教授。所以，笑纳了夸奖之余，还是把孙教授的言论给曝光了。孙教授不能怪人家，谁叫你把高帽子送上的？
我倒是比较关心后面这句言论。如果这句不是没文化的记者瞎写的话，问题可就实在是太大了。要知道，孙教授在北大误人子弟之余，还是起草某些医疗方面政策、法规的专家型学者，是要被咨询的对象。而他这话的意思是如果阁下去医院的话，站着进去、躺着出来，或者说那时候是躺在棺材里出来才算正常，而躺着进去自己健康地走出来算是不正常——这话听着不像说医院，而是在说屠宰场。如果这次不是因为记者没文化而导致的误读，我觉得后面这句比说一个群体没文化更可怕。您想，医院原本的责任是救死扶伤、治疗伤痛，结果其正常的职责竟然是恭送病人归西，就说火葬场与医院总是有合作，这么紧密的合作与一条龙服务还是让人不寒而栗。
孙东东教授的意思当然不是把手术台当做了杀猪台，而是说大家要树立这种意识，医院也要向患者讲明白这里面的风险。孙东东教授还说，之前的那句口号“救死扶伤、施行革命人道主义”是不对的，正是因为这样的宣传，导致医患纠纷越来越多。他建议院长们，应该多宣传“死人是正常的”，多给患者和亲属讲清不利的方面。
其实现在到医院看病的人都知道，院方借助自己的专业优势，已经从各种免责声明、告知书之类的东西上，把自己的责任推卸得差不多了，阑尾炎手术都能一堆文件，证明阁下要是因为某些原因挂掉不是他们的责任。至于说革命人道主义还是人道主义就不谈也罢，没钱治病被赶出去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说起来医学是一门专业性极强的科学，而由于工作性质，对于职业道德的要求也更严格。大多数医生都是很有职业道德的，在目前不太如意的医疗体系之下做了太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应该对他们的付出抱有最大的敬意。但这些医生的努力，在孙东东这样掌握着建言权的专家学者拨弄之下，变成了卸责的能力。
有时候说起来世风日下真的未必是普通人的责任，更多的可能是这种有文化、无常识的学者专家们的功劳。
人类中心主义
随着广大人民衣食保暖的问题得到解决，城市里的宠物也多了起来。当然，流浪的宠物也多了起来，尤其是流浪猫。猫这东西生存能力超强，是天生的专业杀手以及经常迷路不回家的物种，也有一部分是被人抛弃的。但可爱这件事并不因它们是流浪猫而减弱，某友是爱小动物的人士，每见猫狗必扑上去亲热之。某次看见一只异常可爱的流浪猫在小区晒太阳，她清啸一声打算上去自我介绍一下，那猫也清啸一声，被吓得跳起来就跑了。
热爱动物与大自然总是没错的，重要的是不要把动物吓得惨叫一声跳起来跑掉，这大概算是爱之而又害之的结果。但人类的爱心总是很泛滥，尤其是发挥起来的时候。最近专家版的《动物保护法》在征求意见，其中规定了很多关于动物保护的做法，主要是不虐杀或者虐食。有些动物保护的人士对此很是不满，说这是个绥靖的法律，没有真正达到动物保护的目的，而且没有脱离开“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
“人类中心主义”大概是这么回事：人类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东西要看人类的脸色，按照人类的价值观来分门别类、划分用途。这种思维方式最近数十年被很多思想进步的人士所批驳，大致跟当年批驳“征服自然”的论调相似。
当然，不能说人家没有道理。无论从古代宗教的“众生平等”，还是从现代的科学研究所显示的动物自我意识上说，尊重生命总是好事。可问题在于，批驳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其基础恰恰是人类所独有的智力与逻辑能力，就目前尚未发现地球上有另一物种发展到能用“主义”来互相抡棍子的现状来看，人类中心主义是件必然会发生的事儿。只要具有反思与保护的思想，必然就是以“人”这个特殊物种为基础进行思考，除非是给自己头上来一砖头，然后就可以泯然大众、天人合一、四肢着地、奔腾如烟，要不直接回到树上也是可以的。
人类自己批判“人类中心主义”当然会显得很滑稽，更滑稽的是，其基本论点之一是DNA：主要是说很多动物的DNA其实与我们人类比较相似，最相似的甚至达到98.5％。关于这点就完全是生物进化的不幸了，由于DNA本身是很懒的东西，大致来说所有现存物种的DNA都具有相似度，蚯蚓算是跟我们很不像的东西，但也有70％的DNA与我们是同样的，但它老人家能长出半截身子、雌雄同体——人类当中除了极个别的现象外，这招儿是谁也没学会的。
不过，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士把自己装进去的逻辑还不止这么一点。前几天参加一个研讨会，主题是善待动物。关于这点其实我个人倒是没啥意见，而且确实是想鼎力支持一下。比如说在该研讨会上我就建议不要谈什么“动物权利”、“动物福利”之类的大词儿，毕竟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饭都吃不饱、孩子上不起学、没有多少社保福利，虽然这两个词本身不是说让动物们有投票权或者享受经常出问题的廉租房，但总是会让人产生某种反感，因为很多人类很不幸地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毛病，一说到这些就先想起自己的境况。
其实更为讨厌的是，在很多抱持这样善待动物观点的人看来，另外一群人的生活与文化就是一种垃圾，比如说您不幸有时候吃点儿狗肉什么的。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算是歧视动物的话，不知道把另外一群人归入垃圾算是什么。说起来，大概能够明目张胆地歧视同类的，应该只有人类了吧？这样的环保与动物保护，我看还不如“人类中心主义”。
古典名著的权威
在中国拍古典名著其实挺有风险的，文化太深厚了就容易让人变得很执拗，一旦不能“忠实再现原貌”，自然免不了口诛笔伐。最新的那版《三国演义》就号称很真实，但看见演员骑在比狗大不了多少的骏马上，挥舞着清朝中期的兵器，脑袋在宽大的头盔里晃得象个滚珠似的，还真没觉得跟真实这事有什么关系。
喧嚣多年的新版《红楼梦》在选秀、黑幕、选秀变成扯淡后终于开机。没开机之前就换掉了第三任导演，该导演号称要让“红楼十二钗”穿上露背装亮相。这个自然是舆论大哗，有人反讽曰：比基尼、丁字裤与高跟鞋要不要也上阵？
说让演员穿丁字裤当然属于妄想，就是现代题材的电视剧，您老也休想看到这样的场景。这倒未必是演员不愿意为了艺术而牺牲，而是我天朝自有尺度在，不容演员这么牺牲。但露背装相信是可以的，连《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低胸装都可以，露背装也不是什么过大的尺度。当然，估计这些评论者要说的主要意思在于，既然是拍古典名著就要真实再现当时的风貌，不能把古代爱情悲剧拍成现代三角乃至多角恋爱，尤其是跟时装剧要区分开来。
关于艺术这事我是这么想的。从小我们受到的某种教育就告诉我们，艺术是为现实服务的东西，凡是不能反应现实的艺术，多少有些不太靠谱。一直以来，所谓的艺术的主流都是所谓现实主义的艺术，但凡真有个抽象的东西出现在大家面前，一般人还真是不认。
这种教育多了以后，看见什么都想往“真实再现”上靠。所以，露背装的说法一出，挑战的倒不是艺术的创造力，而是大众“真实再现”的神经。大家可能都觉得，古典名著是不能亵渎的东西，想要拍好就要按照原样去拍，最好是一几一案都要与当时的社会状态与实际生活相吻合。
但艺术要是这么混下去，估计离死的那天也就不远了。艺术总是要不断地发展与创造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算经典了吧，某导演就把这个生生地拍成了现代枪战时装剧。我们这里也不乏这样的人才。张导演纪中先生把金庸大作中的青城派弄成了“草裙舞”固然相当扯淡，但这种探索的精神未必是扯淡的。武林中人嘛，有个把门派的服饰特别一点，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总是觉得这种一说起古典名著就认为是不能再进行艺术创造的想法，有一点先天的迂腐味。尤其是在面对所谓“四大名著”的时候。《三国演义》本身就是演义不说，《西游记》根本就是神怪小说，《水浒》是根据传说改编的，《红楼梦》倒是有点写实的味道，可人家曹雪芹没说是哪个朝代。
有时候这种看见古典名著或者什么已经成为权威的东西就自动上去保卫其纯洁性的做法，你都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要说写这些东西的古人，都是开创前人所未有风格的大师，估计没指望后人把自己当作牌位供起来。愿意自动成为大师牌位卫士的，基本都是毫无创造力的庸众。
所以，接受不了露背装的人，真的不适合看《红楼梦》，或者说不适合看任何有艺术含量的东西。《霸王别姬》里有这么个镜头，葛优演的“戏霸”问：“别人的出场都是六步，你为什么是七步？”您说，他那是看戏么？
远离读经，珍惜经典
中科院院士杨秋子说博士要能够背诵《老子》与《论语》前七章，不会者不能参加他的博士考试。估计这个消息一出，大概应该是骂声一片了。这事儿不奇怪，除了文科、还必须是读中国文学有关的科目以外，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应用教育，甚至博士也不例外。至于人文之类的东西，按照当年电影《少林寺》的说法，叫做从此不上该寺戒条。
应该说中国的经典被两种人把名声给搞臭了。一个是原来的那些人文工作者，也就是八股那批人，除了把传承了几千年的剩馒头嚼到毫无滋味以外就没干什么别的。现在这帮人的精神后裔还在倡导一个叫做“读经”的运动，依然是那个古人已经把什么都说清楚了的欠揍德性。任何脑子正常的人都知道，只是把这些东西背熟是完全不足以在现代社会生活的。
还有一帮人认为古代经典都没啥用，看人家船坚炮利的掌握着号称科学的东西，我们就可以把这些都学过来一通发展，将来我们就是科学大国了、从此就站起来了。这当然也是脑子进水，人家不会只是表面上的实用科学好用，真正的东西是那种深植于其中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也不是他们的特产，我们这里其实也是不少的。
其实正常人都能通过常识来判断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绵延了这么长时间的文明肯定不会是一无是处，但在现代社会里古代的经典又不会全然好用。我们知道，文明总是一种继承与发展，完全否认或者完全复古都不是正常人的思考方式。而能够了解古人的思考方式或者理解自己文明中某些特质、打下这种人文的基础，对于将来的研究未必是坏事，即使这个研究是纯现代科学形式的。话说回来，就是在科学研究上没啥实用价值的话，至少写字说话还能不至于词不达意吧？能够把情书写得文通句顺，对于找老婆多少也会有点用处嘛。
我这个人虽然读了很多古代经典，但原来并没把这些东西当作有用的东西。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与知识的提高，越来越觉得从方法论或者哲学的角度来说，这些经典、尤其是杨院士指名阅读的两部书，确实值得拿来作为一种人文思想的底蕴。所以，我个人感觉这要求是不过分的，只要不是走到一味强调“读经”的极端上，珍惜并且学习一下这些经典，是每个学生应该可以做到的事情。顺便说一句，民国那些学术大家，不论文理科的学者，对于古代的经典都异常熟悉，其大家风范，真不是现在学者所能及的。至于是不是因为这些经典陶冶了其情操不敢说，至少这是当年他们的特征之一。
江湖规矩还是要守的
前两天有人在网上爆料，说是北京的一帮城管、公安把流浪者的棉服等东西给抢了。当时这新闻我都没在意，主要是觉得这事儿太过古怪，这些人毕竟都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抢这些东西能做什么？难道是晚上值班太冷？如果他们供职的机构不能提供御寒衣物的话，怕是也没这么多人去考公务员，也对不起咱们经济总量全球第二的盛名。
后来才通过正式的报道得知此事不假，只是双方的说法有差异。流浪者方面说是他们抢走，而公安、城管一方则说是收拾流浪者不要的衣物。话说您相信哪个？北京今年可称不上温暖宜人，流浪者的身家无多，大概是不会把御寒的衣物、被褥随便就丢弃的，他们可不是财政出钱养着的人员。
咱们中国是个有着优秀武侠文化传统的国度，当然，也可能是有着优秀武侠小说文化传统的国度。加上小说两个字之后，意思就大不相同了，武侠文化是一种以侠客自居的文化，而武侠小说文化，则是意淫为主的侠客精神，而这种精神在现实生活里相当罕见。从这种事情上来说，我们这里比较接近后者。
为什么这么说？作为一个对传统江湖稍有了解的人而言，当年道上的兄弟们还是有些风骨的，一般遵从“三不偷、五不抢”的政策，虽说执行情况不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是很有些盗亦有道的感觉，其中一项就是不偷不抢叫花子的财物。从道理上来说，强盗都说自己是替天行道，抢这种人与自己标榜的道义不和，从实际而言，这些人实在也是没有什么油水，没必要坏了名头。
说起来两者之间确实不能这么简单类比，毕竟国家执法人员与当年的侠盗们还是有区别的，区别的地方在于，一个是可以没有道德约束，一个则必须有道德约束。为什么国家执法人员没有约束？这就要从他们工作的性质说起了。
想必这些人也是普通人，他们得到的命令应该是清理整顿市容环境，整顿的目的之一，就是清空这些有碍观瞻的流浪人员。在这个任务目标之下，强制把人打翻弄走总是不好的，怎么才能让他们自愿走掉或者消失？剥夺他们生存的基本环境。抢走这些御寒物的目的就在于此，这种行为算是一种完成任务所必须的“恶”。正如当年开运动会想把低端人士清除出北京一样，直接清除不是个好办法，但他们可以规定地下室不能出租，让你们没有栖身之地、不得不走。
不得不说这种执法还真算是人性化了，至少比起当年的那种直接扔上车去昌平筛沙子强得多，最多就是冷一些嘛。但这种软驱除后面的狰狞，是很少人能够理解的，这比强制驱除更为邪恶。
因为强制驱逐我们还有媒体或者大众可以监督、声讨，也有那些惨不忍睹的照片可以激发大众正义感，但软驱逐发生之后，即使有现场照片，其冲击力也不足，而且他们完全可以找到各种借口说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符合规定的，被驱逐者只能默默消失在城市里，甚至倒毙街头也很难指责这种始作俑者的不是。
有时候死刑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虐杀，软驱逐在这个冬夜里就是一种虐杀，是找不到责任人的虐杀。一个政府机构一旦用这种方式虐杀民众，其良心完全就不可闻问了。如果这种做法成为一个国家中的常态，我们这里就不要再谈良心与社会正义，那玩意儿喂狗都不会吃。
书法也成是俗物
中国古代文人有“琴棋书画”四门清课，算是陶冶性情、增加点儿文化修养的修身之道。但文人入世的途径之一是做官，无论现实的官场怎么俚俗，毕竟都是文人聚集的地方，这些修身之道与官场文化结合，成为应酬的一种方式。可以说原本文人的修身之道，一开始就与官场结缘。后来咱们这里盛行的题字文化，除了附庸风雅之外，更多的也是古官场之流风余韵。在这点上看，用字母文字的蛮夷们就相差很远了，就是题字也题不出个花儿来。
也正是因此，各地书法协会各种头衔之多、之滥，是完全不用奇怪的。不但书法协会如此，画画的、写作的，凡是有点儿文艺范儿的地方，都能数出一长串各种副主席、荣誉主席、执行主席、联席主席等等，以至于这些地方要开会的话，光是介绍到场的领导就能用掉至少5分钟。在下不学无术，有时候在某些场合接到某位闻人的名片时，总是被上面各种文艺界副主席头衔所震惊，后来见多了，也就把这种敬意抛到了九霄云外，简而言之，这东西不值钱。
当然，这是我作为门外汉的看法，这种头衔想必还是值些银两的。微博爆料说，新一届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常务副主席等加起来足足有64人之多。《南方都市报》记者核实了一下，除去2名兼职秘书长，该协会新近选出的主席、常务副主席、副主席、名誉主席、顾问以及秘书长加起来一共52人，另有10名副秘书长，协会领导数量高达62人。其中还不乏退休以及在任的官员。
可能有人觉得退休以及在任官员成为这种协会主席什么的不可思议，但这种事并非值得关注的焦点。首先，我们要允许官员们有个业余爱好嘛，比如说陕西官场一定不会全是“表哥”杨达才那样的钟表鉴赏家，如此有文化积淀的地方，有些官员加入这种半官方组织不是怪事。其次，中国古代有僧人曾经说过，沙门不依王者不可兴盛。出家人尚且如此，书法协会这样的组织以有权力者为靠山，应该说是题中应有之意。
这种头衔对于官员来说，除了少数借着头衔明着卖字、暗里腐败之外，基本上就是个附庸风雅的意思，但对于很多“书法家”来说，这可是实在的真金白银。虽说我对于书画一道完全外行，但听过行内人解说，说是一旦挂上这种头衔，其每个字、每平尺价值马上得到提升。
另外一种好处则在于挂上这种头衔，在文化帮闲的序列里地位马上也就不同。我们知道，长期以来，各种文化协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地方名流，咱们这里又有政协这么个东西，可供容纳大量这种文化帮闲人士。一旦成为政协、人大之类的委员，多少总是有好处的，至于这个好处是不是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有不少隐形的权利。前段时间不是还有酒驾者高喊自己是什么政协委员么？这就是在我们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获取某种特权的证明。
其实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更想知道的是这些个头衔拥有者到底用不用公帑养着。作为半官方机构的管理者，我知道有很多人是有行政级别的，不但有行政级别，每年政府还要拨款给这些人，以便于支付其办公开支。拥有这些头衔的人越多，理论上支出的经费也就越多，加上其中还有退休、现任的官员，这笔钱是否可以公开出来晒一晒？
书法原本不是俗物，但现在变得这么俗，其中说不定还有某些私下的交易，大概也是某种特色了。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话说当年金庸先生成名于武侠小说，最初被人所知是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声名鹊起、脱颖而出的是《射雕英雄传》。“射雕”并不是一部完全独立的书，而是有所谓“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传》是第一部，主角郭靖、黄蓉深入人心的形象，甚至使得曾扮演过83版射雕的翁美玲永驻很多人心间。
近日，在“射雕”当中曾出现的地点——襄阳——要树立起郭靖、黄蓉的雕像，是为新的城市名片。老实说，小时候看这书之时才知道有个襄阳，就像到了嘉兴首先想到的除了粽子之外，想起来的居然是“江南七怪”一样。武侠小说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可谓极大，很多东西是从金庸先生的小说里学来的。
当然，让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耸立在襄阳城，这事儿要是不引发争议才是怪事。反对者的理由无外乎什么“虚拟人物不宜”之类的玩意儿，完全忘了丹麦的小美人鱼以及那些神话传说当中的人士。虚拟而又深入人心，正好证明了一种文化现象的成功。最多我们可以说在作者还没千古之前就给他笔下的人物立像有些着急，但为虚拟人物立像并不犯什么忌讳。实际上有时候那些现在看来烜赫一时的人物，他们经常会“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生命周期还不如郭靖、黄蓉。
关于立像与否就说这么多，城市名片倒是可以说几句。
郭靖、黄蓉以及贯穿着“射雕三部曲”的主题，不知道打算用他们作为城市文化名片的人是否知道？黄蓉的身世比较复杂，父亲黄药师属于那种自我放逐的类型，并没有多少家国之思；郭靖则是梁山好汉的后代，属于最终还是走上了正路的大侠。这个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并不出奇。
金庸是个知识分子，他所在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其实是描写了一场正常的家国之悲，郭靖他们虽然是以武犯禁的侠客，最终会走到与当局合作的这条路上来。这未必是他们所愿意的，但当其他入侵者更为凶残的时候，侠客的目的与当局的目的有共同之处。这在“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雕侠侣》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最终奠定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基调。
如果金庸止步于此，他也就是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远远说不上“伟大”二字。他伟大的地方在于，可以颠覆掉自己曾经建立的价值系统。在他后期的《天龙八部》、《笑傲江湖》中，不向权力谄媚的价值观固然还是主流，而这个权力到底是不是正当也是受到怀疑的。大侠萧峰出身异族、段誉则是大理王子，在他们心中的正义已经没有多少家国的背景，更多的是超越了国家之后，再看什么是自己能够认可的侠义精神。
只是这种思考往往是以一种归隐或者死亡作为归宿的。在那个或者这个时代里，单纯的侠义是不存在的，他们只能在两难当中进行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成为令狐冲，离开所谓的侠义与纷争，找个地方与自己的爱人终老。能有这个结局已经是不错了，比起他们战死在襄阳的前辈来，在白驹过隙的人生里算是有着自己个人的幸福。
武侠小说中的“侠”其实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写照，不过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把批判的武器变成了武器的批判，从而接着给自己的两难处境找一个归宿罢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已然是他们最好的结局，其他都是不堪闻问。借问一句襄阳今日的守城者，你们在立这个雕像的时候，真的明白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吗？
流放之路，成人之美
说起古代的刑罚，今人看起来似乎是种类繁多、严苛怪诞，这大致无非是古代所谓的“肉刑”留下的印象。去古不远，提起黥面、枭首、绞刑、千刀万剐、五马分尸，人们无不颤栗。这些都是事实，是文明未到的表现。实际上说，古人尚算质朴，其刑虽然在肉刑方面具有原始的残忍，但其他刑罚倒是简单的很。
有宋一朝，除了死刑之外，刑罚大致分为“杖、流、徒”三种，黥面而流者，高也不过三年，流配不过三千里。宋朝是知识分子很喜欢的一个朝代，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以一条杆棒打出一片锦绣江山，但也算是个好读书的，据说行军之时也载书而行。就此一点就比现代赌徒高明：现代很多赌徒因“书”“输”同音，家中讳设书房。不知是不是由此而尊重读书人，赵太祖明确对后人说除了谋逆大罪外“不杀大臣”。士人为官而不怕皇帝杀头，恐怕也算是中国几千年间的另类时代了。
对付不太合意的大臣或者失职者，宋朝的常规做法是贬官、流放。唐宋八大家里那几位，基本都遭到过这样的待遇。苏轼“乌台诗案”几乎被上纲上线到谋反的程度，最终也不过是贬抑到了盛产竹子的某地，挂个官衔没啥待遇可言。东坡居士是何等人？“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在那里炒笋炖肉的一通忙活，填词作诗之余还带着小妾。按说类似于现今“双规”的处理，当地实权官员是有责任去好好看着这个不安分的人物的。结果当地官员的这个责任变成了尽量照顾他的生活。谁说文人并无力量？东坡居士估计从来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慨，倒是颇有天下无人不识君的豪情。
与宋朝不杀大臣比较类似的倒是以蛮族入关的清朝。大概足够粗鲁而接受成熟文明过快，更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缘故，朝乾夕惕的结果是定下祖制云“不杀言官”。所谓言官就是瀚詹科道几种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品级不高而有直接上书皇帝的权力，还特准闻风言事——听见某种流言就可以说话，不一定要有证据。应该说清朝在这方面做的还算不错，大致上确实没有杀过什么言官，就是惩罚也一般是流放，或者最重的也不过是革职永不叙用。只有在八国联军那个时候，慈禧大怒之下把反对与各国开战的人杀了几个，其中有言官在内。而没过多少年，清亡。
清朝最著名的流人估计应该算是林则徐了。当然，他不是言官，只是因为封疆大吏任上虎门销烟引发战争一事而倒霉。他所发配的地方是新疆。新疆算是在清朝时才稳定下来的疆域，由于其辽远，从来都是发遣犯人的宝地，大致的意思是戍边而戴罪立功。到近代之时，前二十年严打，也是把犯人发配新疆。这个大致就不是戍边，而是开发边疆的意思了。
林则徐在新疆也是没有遭多少罪，原因也无非与东坡居士相似。或者当权者的想法与百姓或者其他官员的是非善恶标准总是有所不同，虽然经常有好官或者好人被误会，但更多的是遭到更大的同情。流放生涯未必总是给这些人带来彻底的伤害，倒是另外一种成就其不朽英名的另类方式。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在昏天黑地的世界上，不被流放过一次而在仕途或者做学问的路上一帆风顺，将来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曾经为民请命过。
因此，流放这件事对于很多人来说，未免更多的是有了一种浪漫与悲壮的色彩，是值得浮一大白的事情。在流放的命令下达之后，往往就是各种送行的开始，清朝虽然有旨下即行的规矩，但也是出了城门就算。城门外早就等着各路意气相投者，酒宴排开大致能有一个月的时间不用自己掏钱吃饭。
我有一位亦师亦友的朋友，近日要去新疆了。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
关于审美这件事原本是各说各话，因为一时一地的不同，审美的标准也有所差异。但这些年有个很古怪的现象，即只要是官方机构的建筑或者是活动，只要出来现世就会骂声一片。最新的骂声集中在苏州那个“东方之门”上。
那东西基本算是放大了的凯旋门，但细脚伶仃与两楼链接处，确实与低腰牛仔裤神似。既然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而人民群众手里又有诸如绘图工具等武器，这个建筑基本上就被调侃得体无完肤了。当然，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基本走的是下三路，上半身配上奥特曼、玛丽莲梦露不一而足。
《苏州日报》可能是被惹急了，发表宏论云，审美这事儿需要有基础才行，不是什么人都能看出好来的。这话我基本同意，从建筑的角度来看，这东西远称不上难看，比起什么造型如铜钱的方圆大厦、直接把楼盖成福禄寿三星的巨大塑像（当时我开车路过这三尊巨型楼宇，下巴差点直接砸在方向盘上）来说，这玩意儿也就是无功无过，要是比起全国很多政府办公楼都山寨成白宫或者故宫的式样，几乎都算是有创造力了。
其实这事儿与审美能力基本上没有关系，而是与民间的观感有联系。说起来无论是奥运会的鸟巢还是国家大剧院的鸟蛋，以至于被调侃到体无完肤的央视大裤衩，从纯粹的建筑领域来说，都不能说是难看的作品，甚至可以说放在这个时代里，与其他国外的建筑杰作相比毫不逊色。
之所以大家对这些东西不接受，更多的是民间对于弄个宏大名字、与政治有关的工程无法忍受。这种东西在现阶段的民间语境下与建筑的美感无关，与民间对政府有多少恶感有关。在老百姓看来，这些东西无一不是劳民伤财的象征，整体上厌恶感充斥心中，早就没有审美能力的容身之地了。这么说吧，丑人穿什么都不好看。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艺术，尤其是在公共建筑的领域，老百姓看见这些建筑，并不是看建筑的本身，而是通过诋毁这些建筑表达自己的厌恶之情。明白这个道理，就能明白为什么那些其实还不错的建筑永远不会得到夸奖。
另外一句俗话说得好：您自己长得像个包子就别怪狗追。
自污以求全
很难说每个人都有自虐的倾向，但据心理学家说，确实有很多人是有的，但平日里并不表现出来，而是潜藏的很深。要是没有一个诱因的话，可能终其一生都不会显现。而在很多时候，这种东西显现出来的时候，还是要有强大的外力压迫以及自我的心理建设才能真正甘心情愿地把一世清名换个污名回来。
明晚清初的士林领袖钱谦益自然是自虐的典型。重要的并非是他先是高蹈远隐、然后求死而怨水凉，而是既然已经坚持到了这等地步，哪怕水确实太冷而珍惜生命，远走江湖或者佯狂求免也就算了，最终还是出山为新主子效力，正所谓“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虽然使用苦命的女人为喻，在现有的语境与社会之下有政治不正确的嫌疑，但意思还是可以明白的。
这种自污加上自虐的手艺，未必也全是外界压力过大造成的。如钱谦益等人，其实也是有所谓理想在后面支撑。比如说要教化这些满人，使之能够接受圣人的学说——这个当然就是妄想了，华夏正统的龙子龙孙们有几个真的把孔家学问当做一回事儿的？也不过是弄一堆“外儒内道”、“外儒内法”以及汉家自有法度，霸王道杂之的把戏了。儒家这种自反而缩的精神气质倒是被用来做了多少“一队希夷下首阳”的底气。
但这也算是古代一种通例了。最近一些年，如对五代冯道的评价就大幅看涨。五代的皇帝与皇朝换得像走马灯儿似的，唯有冯道老先生始终如不倒翁一般。有新皇登基招来问之：汝何人？冯道对曰：痴顽老子。自污及自虐几乎到了底。但这种话在皇帝而言是爱听的，于是他也就好官我自为之了。此人私德上非常良好，以至于没人能抓住他的小辫子。皇朝时代并无民族国家概念，他也算为保存文化传承立下功劳。南怀瑾后来在自己的书里提到他数次，未必有明面上的褒贬，但看上去还是赞赏的。
文化人这么做当然有多年被圈养之后的软骨病症状，实际上高贵如一国之君也并不例外。后主刘禅“乐不思蜀”的典故不用再提，历史上以后主之名名世的几位，大多曾做过卑躬屈膝的举动，甚至有自污为奴者。但结局其实都不怎么好，没有几个能够得终天年，哪怕是碰到有宽仁之名的赵匡胤手下，也因为一首词送了卿卿性命。当然，他们自污与自虐除了保存自己的性命之外，更多的还能安慰自己是在保存祖先的血嗣不绝。
直到近代的时候，这种自污兼自虐才在汪精卫身上有了个人的最高成就，甚至这不是他一个人在战斗，而是周围一群人都以一种相当高昂的气象投入到了自污的征程当中。他们的理由更是正大，毕竟日本人统治也是统治、自己人统治也是统治，那为什么不为了救当时沦陷区的百姓于水火中呢？至少在后来为自己辩解的时候，汪精卫那些为其精神所感召的人当中是有人如是说的，如果当年能够舍身谋刺摄政王的汪先生当时尚在人世的话，说不定也是要这么说的。而近代颇有人为汪精卫正名翻案，其道理也是在此。自污确实是常人勇气所不能为的，但要说自污、自虐到这个地步，总是令人难以置信。
说了半天，似乎自污与自虐都是高等阶层的事，与我们老百姓是没有关系的。这倒也并非无因，而是在那些时候确实用不到老百姓自污，汝等只能被冤枉，但不用你们自己来冤枉自己，最多是屈打成招。真正能够触及到这个阶层的自污与自虐狂潮，大概也就只有“文革”了。
“文革”之后有所谓伤痕文学流行于一时，其中几乎都会写到一些自我的检讨、自我的精神阉割，一次写不过去还要接着去写，直到把小时候偷过贫农家里的一根黄瓜都写出来，然后成为下次整你时候的材料。主要的目的已经不是强迫判你有罪，而是要在那种你自己承认有罪的前提下，提升整人的快感与道义的正确性。
比之当年那些高阶层的自污与自虐，至此才算完成了整个过程的历史使命而到了真正的大成。所有用以衡量罪与非罪的界限都在于掌握当中，那是所有人都逃不开的天罗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