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乌龟与兔子 压抑与超越

——在法国第四届“小说国际论坛”上的讲演

女士们、先生们:

法国“小说国际论坛”是一个面对小说,作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地方。这里就像一个宽广的舞台,我们可以随意地释放情感和歌唱。在这里,我想就写作的压抑和超越发表感言,如同早晨醒来的野鸟,用最粗糙的嗓子,鸣叫出最真实的声音。

关于写作的压抑,在中国是一件司空见惯又必须面对的事情。但中国又不是30年前的“文革”时期,写作被完全禁止,个人的声音被完全抹杀。这就是今天中国写作的复杂和独特。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如同野兔的奔跑,但思想自由的速度,却如乌龟的爬行。今天中国作家所处的写作环境,就是乌龟和兔子在高速公路上力量悬殊的赛跑。

我们可以写作,但必须面对某种强大而无形的压力的存在。作家每时每刻,都在写作的压抑之中。这种压抑的力量,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强大权力支配的意识形态;二是高速发展的经济之下的金钱、荣誉和娱乐的诱惑;三是来自作家本人内心的一种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意识形态和金钱、荣誉、娱乐对文学的挤压、侵蚀这些情况,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大家和前辈作家们,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都有那种抵抗的力量、胆略和智慧,但一个作家对自己写作的自我约束和审查,却可能是中国作家最独有的一种写作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写作都有明确的规定和政策,冒犯了这种规定和政策,会遭受严重的处罚。作家的写作,其实就是钻在铁笼中的舞蹈。这样久而久之,有一天让你从牢笼出来,你已经不再会真正地行走、跑步和跳舞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你写出了被文艺政策认为是好的作品,政府会给你权力、荣誉和奖励,让你做官,让你获得金钱,所有的媒体和不明艺术真相的百姓,也都对你尊崇和恭敬,让你享受荣誉所带来的光辉和欢乐。如此,许许多多有才华的作家,从年轻的时候开始,都自然而然地沿着这样的创作道路进行创作。而我自己,在20多岁时,也是这样为权力和荣誉而努力写作中的一个。当你20岁、30岁就开始这样写作了,到了40岁、50岁,其实你已经很难有能力为了艺术、为了美、为了自己的内心和灵魂的真实进行写作了。当你坐在书桌前,拿起笔来,会有一种来自你自身的声音告诉你,说这是可以写的,那是不可以写的;你会告诉你自己,这样写可以靠近权力,获得荣誉、金钱和地位,那样写不仅要遭到批评、冷落,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地方出版。

当然,自我的约束和审查,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一种本能的约束和审查。自己以为自己的写作是自由的,其实在动笔写作之前,在构思故事之前,他已经本能地、无意识地约束、审查了自己的创作。这就像一个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他以为自己的童年是自由的、快乐的,可他不知道他的童年,是已被社会和学校的纪律规范过了的。这样的作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写作是自由的,他把自己的才华大量地运用在了小说的技巧、技术和学习外来的各种主义上,以此证明自己的写作是纯文学的、和主流体制疏远的,是独立存在的。小说的写作,当然应该有技术、技巧和自己对某种主义的追求,但我们试想,面对一个复杂、混乱,乃至还存在许多尖锐矛盾和复杂问题的发展中的现实,作家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文本的技术、技巧和主义上,这是不是和一个如大水、大火都已经淹没、烧到了自家房屋,乃至水到脚下、火到面前,你还在专注地把玩自己手中那支精美到玩具般的钢笔有些相像呢?艺术和形式是需要把玩和探索的,但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要去不顾现实地把玩和探索。伟大的小说、伟大的艺术,应该在水的面前是一只大船或者一叶小舟,在火的面前是一片海洋或者一桶井水。而不是在水的面前,它是只可以搭救作家本人的救生圈,在火的面前,它只是可以保护作家本人的防火墙。

这个问题,就是我要说的——面对自我约束和自我审查时,以及面对体制下的意识形态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之下的金钱、荣誉、地位、娱乐时的超越。要超越这些,超越自我审查,真正达到精神自由的高度,在写作中需要的不仅是勇气、智慧和对现实社会独到、深刻的洞察和理解,还需要作家对文学的爱,真正如同圣徒之于宗教、草木之于大地、人之于人格的那种真爱和大爱。可实际情况,在中国却不是这样。我以为,中国作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作家。因为种种政治和运动的原因,他们成了世界上最善于保护自己的群体。包括我在内,都经常不知道我的同行朋友们哪句话是假的,哪句话是真的;哪些行为是表演,哪些行为是真实。他们可以以政治的名誉反对一切,也可以以真实的名誉否定艺术。在写作中要超越政治、宗教、党派和金钱与荣誉,乃至超越那些不明艺术真相的读者,唯一的方法,就是真正把文学视为生命,让文学成为自己仅有的灵魂和活在东方世界的唯一理由。要相信,政治是强大的但不是全部。政治可以让作家死去,但文学可以让作家重新活过来——这就是文学与政治的不同之处。

在中国写作,要超越政治、体制、宗教、党派和现实社会中的金钱、名利、地位、娱乐以及盲从的读者,首先就要超越自己内心存在的自觉和不自觉的自我约束和审查,还要超越本土传统的写作经验和20世纪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现代写作经验。要相信,20世纪西方的文学遗产是宝贵的,但对于我们今天的东方写作,它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我们只有努力尝试着超越这些,才能有我们写作的理由和写作的继续。能不能超越是一件事情,去不去努力超越,是另外一件事情。也许,在世界范围内,东方的当代文学还难有真正的一席之地,这就注定我们的写作是边缘的,甚至是被忽略的,但在东方的那个民族生活着的让我爱恨交加的土地上,我愿意在高速列车的阴影和压迫中,一步一步不停歇地爬下去,直到终点。

不求做世界上名垂青史的大作家,但求做一个在13亿人口中不被淹没的、有自我存在坐标的、别人可以找到我在哪儿的一个写作者;做一个在庞大的人群中不被“丢失的人”。

2008年5月30日

《一派胡言:阎连科海外演讲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