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韩国庆星大学中韩文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
今天这个文学活动是我参加过的所有国际文学活动中内容最为具体、清晰的，最具明确意义的。因此，可能也是最值得每一位参加者日后回忆、怀念的。
在大家都谈论中韩双方的具体作品时，我想就两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选择性标准与差异，谈以下几点看法。
一、就数量而言，韩国翻译的中国文学——以小说而论，新时期的10年来，根据朴宰雨教授201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中国作家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作品数字，及我在中国了解的中国作家的作品版权被韩国出版社买去还未及翻译出版的作品数字，二者加在一起，作家大约在60人，作品大约有200部。其中莫言、余华、苏童和曹文轩等，每人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作品，都有六七部之多，有相当的影响。但这10年来，中国翻译的韩国文学，仅在三十几部。就纯文学而论，有较大影响的是广州花城出版社几年前出版的“韩国当代作家丛书”。从这悬殊的数字统计来说，中国对韩国严肃作家作品的翻译，远远不如韩国对中国严肃文学的翻译。从表面上看，两国彼此的翻译，呈现出较大的反差。似乎就文学作品来说——当然不是那些让中国的年轻一代着迷的电影、电视——韩国的出版社和读者更热衷于中国的作家和作品，而中国的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及读者，则相对疏远韩国的作家和作品。但考虑到中国有13亿人口，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两万多部这庞大的数字，单成为中国作协会员，被称为作家的人数就有7000多个，那么就人数而言，韩国人口基数较小，作家总人数比中国作家人数也相对较少的情况，韩国被介绍到中国的作家的作品数量，与中国被介绍到韩国的作家的作品数量还是均衡的，甚至是偏高的。因为，在中国可以称为作家或自称为作家的人数要在万人之上，而韩国可以称为或自称为作家的人数不一定会超过这个数字的1/10。
二、就选择标准而论，从我们的选择角度去谈，韩国的出版方是既兼顾了韩国的大众阅读，也兼顾了韩国读者对纯文学阅读需求的。在中国，在我的那些写严肃作品的朋友中，几乎所有的或绝大部分的作家，都有作品被介绍到韩国来。看很多中国作家在出版作品时写的个人简介中，他或她都会说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了韩语、日语、英语等。而且在这种说明文字中，说到被介绍到韩国的是最多的——当然，也不排除那些骗子作家的作品，从没被介绍到国外，他也要在简历中写上他的作品被输出到韩国去。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中国，作家欺骗读者是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就像你们到北京吃了地沟油，中国的餐馆不负责任一样。反之，从韩国被介绍到中国的文学作品看，被介绍更多的、更有影响的，还是那些被改编成影视后十分畅销的作家和作品，如《我的野蛮女友》、《菊花香》、《那小子真帅》、《狼的诱惑》、《大长今》和《七朵水仙花》等。在中国，真正有影响的韩国作家，不是那些纯文学作家的作品，而是那些有市场、可以赚钱的畅销书作家和作品。这和中国严肃作家在韩国有相当影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反照。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阎连科不那么爱国的结论：就是韩国出版方和读者似乎更偏爱有一定价值的纯文学作品，尽管他们也介绍了很多中国的影视小说和畅销小说，但纯文学作家和其被翻译的作品，还是占主导地位的。而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上，韩国纯文学作家的作品在整个被翻译的韩国作品中，并不占主导，构不成韩国被翻译作品的主要阵容。分析这种情况，原因当然有很多，但最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是韩国的读者和出版方的文学品位在一定程度上高于中国的读者和一些中国的出版机构，另一方面，是今天中国的图书市场，比韩国的市场更为初级、混乱，更注重利益和收益。
三、韩国有许多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机构和专家。比如韩国对鲁迅的研究，所出版的研究鲁迅的丛书，洋洋大观，相当惊人。几年前我第一次到韩国外国语大学时，看到朴教授的办公室的书架上有一大排研究鲁迅的专著，当时我惊得哑然失语，说不出话来。然反观在中国研究韩国文学的情况，除了社科院和高校中的个别韩语教师，那就相对少得多了。其研究专著，也相对较少。形成这种研究状况偏差的原因，当然是两国的文化和历史的根由。但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韩国研究者、批评家无论如何，他们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尊重都令人敬佩，而中国的那些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则更愿意把目光投向欧洲和美国，而疏忽了我们周边的人口较少、土地面积也较小，但其文化、文学一样值得尊重、研究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友邻。比起以上我说的这些国家，中国研究者对韩国文化、文学的研究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比较中国研究者对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的重视，显然这又是不够的。而这种存有偏差的研究和尊重，反过来也从更深的层面上，主导和影响着读者和出版机构对两国文学的翻译和选择。
四、国情现实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和主导。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这30年来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变化令世人瞩目，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开放与解放，和其经济发展相比，是相当不够均衡的。一句话，经济发展如一列奔驰不停的高速列车——可惜，几个月前中国的高速列车在温州出了大问题——而我们政治的开放、政治的发展，还多少有些像乌龟的爬行。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高速列车，一方面是思想和意识缓慢爬行的乌龟，这种失衡的状况，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和韩国出版部门对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的选择。比如中国作家协会最近出钱请国外翻译100部他们推荐的文学作品。那么，30年来除了这100部作品之外，就没有更好的文学作品吗？这100部中，真的就是每一部都具有文学价值吗？还有包括韩国在内的其他的全世界的国家，都特别关注中国那些被争论、被禁止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当然有卖点。它们在中国被禁了，也理应受到他国出版者的注目。但以我自己反复被禁、被争论的经历而言，必须承认，一部书被禁并不等于说它就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如《为人民服务》，它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有很多叫好声和称道声，但如果你们有机会看了我的《坚硬如水》和别的作家的一些写“文革”的小说，你们就不会那么称道《为人民服务》了。无论是中国作协推荐的100部文学作品，还是中国每年都被禁、被批、被争论的那些作品，它们也许确实值得翻译和推介，但不能忽视那些没有被推荐、被争论的极有特色的作家和作品。也许后者，才是更值得关注和翻译的。与此情况相比，韩国被禁、被批的作品几乎没有，但那些真正具有文学品位，又受到读者和市场冷遇的文学作品，才是更值得中国的出版机构和读者介绍和翻译的，也是更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推介给中国读者的。
201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