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散记

我和李亚伟坐在成都的阴云下喝茶,五泡之后水淡如鸟,人也有些无聊了。赵野恰好来电——野哥,快来香格里拉。亚伟说:喊你去“斗地主”,他和默默二缺一。

亚伟才从那里回来,他们哥儿几个在那里开了个客栈,唤作“上游生活”。可能生意没起来,就只好窝里斗——拉哥们儿当地主玩儿了。人嘛,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在高原蓝天下过一回散仙日子,也不是没有诱惑。于是,次日我就飞去了。

进门就看见北京老友温老大温普林也在,就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没来得及交换流浪的方向,默默那厮就已经把牌发好了——先打三百杀威棒才开始喝酒。深夜,云南作家范稳又带着一个藏族朋友,夹着牦牛干巴和几瓶青稞酒来,接着又醉。

赵野是来筹拍电视剧《香格里拉》的,大家伙儿要调研,上午州里派了个车,送我们——赵温范默我五人去德钦。我原不想去,赵说要去茨中教堂,我一下心动——我知道这个深入藏传佛教腹地的天主教堂的一些故实。对这种文化奇观,我还是不想错过的,于是拿件衣服就上路了。

这条路原就是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现在叫滇藏公路,那种险峻还真是让我一路揪心。三江并流的奇特地貌就在此段,翻完白马雪山,不远就看见神圣的梅里雪山了。每个人都被这神山惊呆了,我和默默是初来,更觉肃然起敬,一起下车看山。

梅里雪山藏民唤作绒赞卡瓦格博,汉人又叫太子雪山,相传是文成公主进藏时,路上私生的一个孩子化作的神山。这是地球上少数未被人类征服的雪山之一,日本登山队已经在此留下了数具尸体,关于它的传说则更是令人咋舌。而我们竟然有幸看见了它十三峰的真面——云屏一扇扇渐次打开,我不能用语言来糟践那种奇美——当地人相信,无缘之人是难以遇见这种福报的,它常年皆在云雾之中。

看来这样的起步是有福的,我们这群中年浪子在神山前都变得严肃了。

德钦县城就在梅里雪山下的夹皮沟里,远远望去只有一条街,进城看还是一条。倾斜40度左右,很陡,长不过一公里,两头分了几个岔而已。我们被安排住进彩虹大酒店,范稳是本省的名人,他写的长篇《水乳大地》,正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所以和这里朝野皆熟。

首先来张罗酒食的是当地的藏族诗人扎西尼玛,一个黝黑的康巴汉子。来陪的宣传部长是位女士,也是藏族,却只三十出头的样子。主菜是土鸡炖野蘑,再配以青稞酒,很容易就把我们麻翻了。更别说扎西的藏族歌曲,在黄昏的高原显得那么单纯和高野。

饭罢作别部长,我提议哥儿几个去转转街,爬不动坡只好往下走。街头有个小桥,横跨在雪山下来的一道涧上,哗哗的急流惹得人就有了尿意。夜色初降,大家便站在桥上泄酒,一时竟有孩童时代的快感。

温老大是北京的名流,是80年代实验话剧和行为艺术的发起人,他所策划的包扎长城的大型行为艺术,在当年曾经轰动海内。他二十几年来频繁进藏区,与僧俗皆结下了许多胜缘,所拍的《天葬》纪录片,在海外获得过许多奖项。这厮也是个老顽童,骑马摔坏过腿,现在走路便显得道路不平。

赵野是80年代四川的诗人,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和命名者,现在是北京著名的钻石老五。他原来在迪庆有投资,做过些善事,这里的官员对他则较熟悉。

默默是上海诗人,撒娇派的领军人物,著名诗歌活动家。他在上海有个书房,藏有近十万册书和几张床——据说床上睡过中国诗坛的半个江山及其情人,我便命名那里为“万人坑”。

就这么一伙人,开始了香格里拉圣地之旅,似乎有点滑稽。

德钦面积不小,但人口只有八万,县城就住了八千,海拔四千多米。稀稀拉拉的村落沿澜沧江两岸散开,山高江深,确属苦寒之地。往西北走,就是西藏的盐井和芒康,道路更加不堪。

去茨中的路只要下雨,泥石流就会断路,我们只好在县里多待一天。好在默默接到个女生电话,是上海来的驴友,要往西藏去,已经到了德钦。我们皆大欢喜,急忙说喊来同吃同住吧——虽然狼多肉少,到底聊胜于无。一会儿,果然来了个清秀的女孩,默默介绍说叫小白鱼,是他一哥们儿的前女友。我戏说没关系,在路上,现女友也不怕。大家就笑。女孩是小学英语教师,老背包客,见得多,经得起玩笑。大家见她晒黑了,说还是改叫财鱼吧;她羞赧说怕太阳,我们又坏笑——想起太阳的文言称谓。

驴友或者背包客,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时尚,指那些单身上路的旅游人。他们一般通过网络或各地的青年旅馆联系同路人,一起不分男女同行同住,以便分担费用和旅途的寂寞,当然也有安全考虑。财鱼能跟我们走一程,彼此皆高兴,几个老头又多了许多谈兴。

下午到飞来寺对着梅里雪山喝茶,突然就看见了日本登山队的群墓。当年他们登山时,当地人极力反对——这是他们的神山,他们不想任何人去亵渎。那是一个绝对不会雪崩的季节,结果大雪还是掩埋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勇士;奇怪的是他们的尸体,多年后却在几十里外的冰川被找到。

现在当地人还在秘密传说,是卡瓦格博山神发怒,抖了一下肩膀。反正至今没有人类登上过此山,即使它只有六千多米,远远低于珠峰。州里准备立法,再不许任何人攀登。许多无神论官员到了这里,往往也学会了尊重一点此地的民俗。

太阳在雪山的反影渐渐消逝,温老大和范稳带着几个男女赶过来喝酒。除开扎西外,还有本县图书馆的馆长伦布、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中及他的女博士助手。大家边饮边聊,不知怎么就扯到马骅身上了。

马骅是天津人,复旦大学毕业,也是个诗人,曾经主办过诗生活网站。2003年厌倦了城市生活,忽然就来这里当了志愿者。他执教的小学就在梅里雪山下的明永冰川边,刚好是扎西的故乡。

他没有报酬,但给这个村小和边城,带去了许多新的东西。在这里,他和扎西及伦布等人一起,组织了卡瓦格博文化社,至今还坚持着活动。2004年他进城为孩子们买粉笔,搭便车回校时,车翻进了澜沧江。藏民们自发地沿江寻找,江边上插满了经幡,孩子们哭红了眼睛,他却连尸体也交付了急流。

在德钦,几乎无人不知道马骅,全国的媒体在他死后忽然热闹起来,最后他被奇怪地追认为党员。只有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自由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撰文议论——一个生前从未申请的人,死后实在不当获得这样的“荣誉”。

默默原与他很熟,扎西和伦布是他在这里留下的诗与爱的身边的江湖种子。我从这两个藏族兄弟身上,则看见了他那一脉书香还在经久相传。我找到了一封他最后的书信,在此转贴——

7月10日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作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茬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这几乎就是他最后的文字了,他真的就走失在这一片山谷里了……

马建中是个儒雅的藏族知识分子,我奇怪他为何叫这个名字。他说上小学时,他们那个霸道的汉族老师喊不清楚藏名,就直接给每个孩子命了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汉名,入了学籍,只好用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里许多藏民用的都是汉名,这是一个时代的印痕啊。

他就生长在迪庆,他说小时候就一心想考出这大山,他认为凡是能到北京去的就肯定是伟人。后来他考进了北京,觉得很失望,就想再走远些;又到美国读博,读完了还是发现没意思。后来他联系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又受命回到了故乡。他终于在重逢卡瓦格博神山时,跪倒尘埃,放声大哭起来。

该协会的总负责人曾经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也曾许多次以民间身份来考察本地,和他在一起吃每餐三五元的饭食。他说本来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岂敢妄谈保护自然。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个神山修传——把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敬畏传下去。这样一种文化深入民心之后,还需要你去圈地设网保护吗?

他本不嗜酒,也许见到几个还能勉强理解他的人,便不免多了兴致。那夜他与我推杯换盏,又不断地高唱藏族歌曲,最后被扎西扶了回去。他的妻子在昆明,他本可以在都市像许多“海龟”那样,做买办或者政府高参,混一个富贵荣华。他却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寂寞小城,默默地完成着自己良心的使命。我常想,有勇气不衣锦也还乡的人,是真正的高士。相形之下,我见出自己的小来。

夜里回到小城,大家谈兴犹浓,不忍散去,遂决定再到酒吧继续喝。

酒吧是藏式的,是伦布的妹妹开的,一个戴着眼镜的藏族姑娘——我很少看到她。恰好那天是伦布的生日,大家买来蛋糕又开始狂欢。伦布和扎西都是那种很腼腆的男人,我们这一伙则迹近土匪,但酒是一种燃料,对各个民族的男人皆有殊效。

我非常喜欢藏族歌舞,更欣赏他们随时想唱就唱的那种自然。扎西和伦布起舞开唱,然后又把歌词翻译给我们——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儿白,

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儿绿,

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

我对藏族民歌的歌词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和修辞。比如——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因为它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这种民歌和我们汉地相比,明显具有现代诗歌的许多味道。

我们的歌声吸引来了一对藏族父子,他们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抱着弦子来要求为我们弹唱。他们来自遥远后藏的日喀则,一路行吟卖唱只为来转一转卡瓦格博神山。现在他们的心愿已了,要唱出回家的路费。

他们的歌声更为苍凉嘶哑,那个小男孩的嗓子发出某种奇怪的弹音,令我心酸不已。在藏地,你随时可以邂逅这样的朝圣者,他们用一生的积蓄,用漫长的时间,去千里万里地完成一桩你难以理解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大地苍生,你无法不俯首低眉。

我们五个男人,分住三间房,其中必有一间多出一张床,正好可以安置财鱼。但问题是谁去当这个驴友,谁敢冒这个风险——要么独占春色,要么备受熬煎,这实在是个赌局,因为这不是可以事先和财鱼商量好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描写过“甲板上的爱情”——从一个码头开始,到下一个码头结束,这或者是今天许多背包客暗怀的动机。但我们又与此不太相同,这是个天外来客,而且我们哥们儿之间又太熟悉。既难以高尚到让贤,又不会卑鄙到抢先,还不会平庸到互相比着坐一晚上,那该如何是好?财鱼已经随便拿着一个钥匙牌先走了,大家看着剩下的那一间房的钥匙发笑。

酒不能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大家开始讲黄段子营造气氛。范稳说:一个大车司机独自开车从德钦到香格里拉赶夜路——这是一条孤独危险的路,果然他就遇见一个藏族汉子拿枪横在路上。他只好下车给买路钱,可人家不要。他问要啥,人说把你那东西掏出来,他只好掏出;人说打个手铳,他只好费劲打出来。然后说可以走了吧?人说再来一次,没办法只好又来一次。人问爽吗?爽。人说那再来一次,他说哥,实在不行了,你把我杀了吧。这时,那劫匪吹一声口哨,从林中出来一个绝色美女。匪对司机客气说——你,把她带到香格里拉去,她是我妹妹。拜托你,我放心了……

大家大笑,好主意,可谁愿来扮演那个可怜的司机呢?

迪庆自治州仅辖三县——香格里拉、德钦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茨中是个村子,属于德钦的雁门乡。去路完全沿着澜沧江走,柏油路面但不宽,弯多路险,几乎像在云中盘旋。稍有闪失,就会滚进悬崖下的急流。

我是开山路的老手,也曾经开过川藏北线,但仍被眼前的路吓得不敢往边上看。关键是江水滔滔,都是雪山下来的冰水,下去则是万劫不复。每年都有特大车祸,且都在其中十多公里的一段发生,一死几十人。按藏俗,每死一个,就在江边插一面白旗,有一阵子,那段路白幡飘摇,让所有的过客皆心惊胆寒。县领导也怕了,请来八方活佛念经作法,最后又在那段路修了13座白塔镇邪,这样一直到现在,才没再出车祸。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可解,我欣赏这样的官员——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冒犯无神论的原则,尊重民俗,为苍生做点功德无量的善事。

茨中教堂的委托管理者吴贡底老人就坐在我们车上。他来县里办事,刚好可以带我们回村。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文革”前在县里读过初中;因为信教,也因为出身富农,年轻时吃过许多苦头。90年代,政府落实部分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了教堂,由于昆明教区派不出神父,就委托他负责管理。无论政教两方,皆无任何经济补助;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也自愿为主服务。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做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作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入目。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百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的家人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父,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父,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着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儿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所香港富人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一百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历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我在那神父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1921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20世纪40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父,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1864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来此地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密宗信仰后,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他们从各国招募志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例外,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1905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疮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

十一

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两百多名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镇压。那么,西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

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一直未断,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带着一点儿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以及一些小礼品,开始敲开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

到清朝康熙帝,因为偶像和祖宗崇拜问题,儒生们觉得西教会破坏中国的人伦传统,开始和传教士吵架并向皇帝告状。康熙帝难辨是非,干脆禁止外人来华传教。一直到道光年间,教士们都只能悄悄在澳门活动,偶尔到广州私下传播一下。

鸦片战争本与这些罗马使者无甚干系,但其结果却是在清廷割地赔款的前提下,还必须允许各国传教士自由传教——这就难免把西教一下子拴上了耻辱柱,他们是和鸦片及坚船利炮一起被强行推进来的。更有个别教士因为精通英汉语言——那时这样的主儿不太好找,被拉去做了不平等条约的书案,这就似乎更难辞其咎了。

可是有几人知道,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反对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的。正是他们在民间看见这一毒品对生民的祸害,才屡屡发表报告,向英国议会及国际社会揭发和抗议,最后导致英国决定在1908年终止鸦片贸易。

十二

当然,吴贡底老人并不清楚这些前朝往事。他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来自西藏昌都,那时,这里的神父从土司手里买得大片土地,无偿邀请那些失地游民在此安居耕种,只要求他们为教堂提供一些服务。他们病了,还可以从神父手上获得灵药;遇到灾年,还能吃到施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洋人也是善人,尽管也有喇嘛说他们是魔鬼。

穷人只相信肚子的感觉,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神父的说教了,也不再到寺庙里烧香了,直至最后接受洗礼。而这个村子也由起初的九户人,渐渐团聚到几十户。至于村里还有人信佛或者信东巴,神父也不格外排斥。而民国时期,连最高领袖都是教徒,自然也没有人再驱赶这些洋人。一切仿佛都在这个山谷里和谐起来,一如那些法兰西的葡萄,不择土地,同样在此酿出酒浆。

但无论耶稣还是佛陀,都不能保证人间没有乱世。50年代初,这里最后一个会说藏语的神父接到了驱逐令,他必须像他世纪初的前辈们那样,匆匆撤离这块他已经倾注无限感情的土地。淳朴的村民不谙世道的颜色,牵马相送,茫茫雪山上留下乱离的蹄痕,很快又被新一场深雪覆盖。

之后,这里再也没有了神父。吴老汉把我带到不许人轻易踏进的圣坛上的告解室,他指给我看那些一百年前来自远方的铜烛台、石膏的圣母像以及覆满时间尘灰的《旧约圣经》。他告诉我——这些圣物都是“文革”时老百姓暗中藏下来的,他现在又一点一点收回来。他带我上钟楼,说以前的钟被对面的石棉矿拖去当上下班的命令去了,他前年去要,敲得只剩碗口大一块废铁,还向他开价要一千元才给。

他从山西又买回了一口钟,尽管没有神父了,他还是想让这洪亮的钟声,在山谷里重新发出回响,让无主的心灵也找到共振的旋律。

十三

熟悉滇藏生活的范稳告诉我,在这一带,还有好几个教堂,包含高黎贡山那边。他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题材,此次也带着帐篷等野战配置,计划再次徒步考察几天,吴老汉的大儿将为他牵马护航。如今的作家还能这样吃苦深入艽野的已然不多,他只比我小几月,而我已经被都市弄成废人了,面对如此雪山唯余敬畏矣。

退出教堂时看见门槛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藏族老人,正在旁若无人地享受峡谷中的残阳。范稳对我说,这就是最后一个神父的私人厨师,据说他会做一手地道的法式西餐。神父撤离时,非常想带他离开这个河谷,但他不知何故竟然拒绝了。以后他参与了叛乱,再以后他重新回到了故土。不仅再无缘品尝西餐,甚至连女人也终生未品。在动乱年代结束后,他成了这个教堂的看护人。我到门边他那间蜗居看了一眼,实在不愿用语言来描述。范稳感慨地说,可惜他一句汉语都不会,不知有多少故事永远烂在了他孤独的回忆里……

回吴家的路上,经过一条雪山上奔泻下来的山涧,涛声若怒,银练成匹,一头扎进澜沧江后很快就混作浊流了。古人谓出山不如在山清,于人于水,皆同此理。我和赵范二兄乐此清流,忍不住下到涧边,掬波而饮,其清冽不觉寒彻心头。然后大家又濯足沧浪,一洗四十几年的劳尘,在斜阳下翻晒着内心的倦怠。

吴家的炊烟已经在山谷中袅袅升起,忙碌着厨务的是二儿媳妇——一个很漂亮的藏族女孩。她在淘洗时偶与我们目光相遇,只是淡淡一笑,复又腼腆地低眉而去。对这种清纯,油滑的我辈也是不敢略加一句戏词的。吴家长子尚未婚,家里的苦活累活则多由其负担,次子则像个乡村时尚小哥,多享了父母的几分偏宠。

十四

澜沧江是我所见过的急流之最,它从西藏昌都狂奔而来,一路向南,一直到印度支那才变成美丽平缓的湄公河。此刻,它就在吴家边上咆哮,我们坐在黄昏的庭院里,依旧还能隐隐听到那起伏的涛声。

晚宴是那位美丽藏妹一手操办的,满桌的山珍土菜,仅供客人享受。他们一家则在厨房用餐,我们把吴老汉拉来一起喝酒。先是品尝他们的私酿——玫瑰红葡萄酒,果然别具一格。其长子又拿来一点儿窖藏了六年的珍品,自然更显浓淳。要买,他们却只肯卖一斤,说还要留给以后的客人。看来生意并不重要,他们要那份听每批来客夸奖的喜悦和自豪。

大家喝得兴起,吴老又自告奋勇地拿出他的毒蜂青稞酒,也是自家秘制,说是可治疗风湿。酒中泡了半瓶牛角蜂,许多人皆平生未见,嚷着要倒出来看看。我是深知此物厉害的,吴老却带头生吃起来。温老大等也跟着大嚼,吴老婆婆在一边着急,要老头子教大家掐去毒针后再吃,果然一会儿默默就喊舌头发麻了。

大家谈兴正高,吴老酒性大发,又去房里拖出他的独家春酒,谓能壮阳。大家看着财鱼坏笑,戏说昨天熬过了,今天喝了这个,怕是要犯错误了。一伙人仿佛久旱逢雨,抢着干杯,竟如饮鸩止渴一般,然后纷纷对财鱼毛遂自荐说——今夜你就点杀吧,像皇帝那样翻牌也行。尤其昨夜当了司机的那哥们儿,恨不得借酒复仇。

赵野先倒了,一听有独门暗器到,又从床上弹起来,似乎要死马当作活马医,上来就和吴老连干三杯。可怜吴老在茨中一世称雄,竟被自家的药酒当场麻翻,被大伙扛了回去。次晨起床,只见老头右脸红肿带伤,说是夜里从床上滚倒尘埃所致。

吴家全睡了,我们还在庭中待月。财鱼熬不住,先自上楼,剩下几个药性渐发的哥哥,在院中说黄段子解毒,谁也不好意思先去就寝。

这夜刚好又停电,整个山谷仿佛无人一般。到了午夜,才见月亮爬上东岸的山巅——那山实在是太高了。想想我们哥儿几个,皆是望五之人,大半辈子皆在谑浪风尘,不能说当年未曾别有怀抱,可怜俗世沉浮,现在竟到了求田问舍的心境。用古人的话说——不知今夕何夕,又奈此良宵何?

赵野后来有诗叹曰:

停电了,对面的山寨

起初还有隐隐烛光

酒再过三巡,澜沧江

仿佛奔流在天上

月亮升上东山,一个

年轻时才有的白夜

几个老男人讲完了

一生的轶事和笑话

关于政治,关于性

我们永恒的激情

墓园里的法国教士

一定已被吵醒

百年前,他们就闯进

这片时间消失的高原

带着天主的福音

和卢瓦河谷的葡萄

主人已先我们醉了

一个隐忍、谦卑的信徒

罗马的大人们,可否能

听到他梦中的祈祷

十五

茨中的黄昏,我一边翻看着吴家的留言本,一边和老人闲话。我想知道在这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小村,人们究竟能否和谐共处,古老教义所要传播的爱,是否真正抵达了这些草民的心灵。他告诉我——自从80年代恢复宗教自由以来,他们村连撒酒疯的都没一个。更有趣的是,各家都会有丧仪,天主教家庭按天主教规矩办,佛教徒也会来参与,但他们会坐楼上,然后各念各的经,反之亦然。

看着头顶的一线青天,听着身边永恒呜咽的逝水,我确确乎不知道究竟是哪位神祇在主宰着这片河谷,是谁使人民在此穷山恶水间安居乐业。我已活过大半生,认识各种宗教甚至“邪教”信徒,却未能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在有神和无神论之间,我倾向有神;但在一神论和泛神论之间,我却倾向泛神——恰好多数宗教都是只许相信自己的神。我之所以在个人情感上偏向于佛教,只是因为只有藏传佛教的领袖,敢于在全世界宣称——我尊重世界各种宗教和他们的信徒。

有一回饭局,座中有赵林(武汉大学宗教和神学博导)、符芝瑛(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前主编,星云法师弟子),还有一位基督徒是符的朋友。大家吃着吃着忽然谈起信仰来——大概是我故意挑的头。自然大家各说各的信仰,但最后我还是比较服赵林的说法。他说他是个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万物皆由神造,他莫能名之而已。比如你在火星上要是捡到一块手表,你一定会认为这是神造,但你捡到一块石头,你却觉得不是神造——但事实上,一个石头的分子结构,却可能远比一块手表复杂。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非要把无神论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我只知道在有神论的国度,科学照样发达。而在这样一个乡村,因为有神——无论这尊神来自印度或是法国,人们因信仰而安宁和谐,而有所敬畏。没有谁强迫他们每周日翻山越岭来教堂礼拜(好多户住周边山上),他们却远比拿工资学文件的那些人自觉认真且虔诚。

我和吴老聊天时,他的老伴从山上扫松针背回大篓,他的媳妇在洗土豆,他的长子在挤牛奶——我第一次看见给黄牛挤奶。他的次子在为我们摘李子。从雪山飘过来的云又飘到山外,从雪山流下来的河又流向天外。我们在这里来而复去,我们在人世间来而复去,我们都这样过着日复一日,我们的幸福何曾大于他们的幸福——他们在他们的神之庇佑下,欢乐而自足。

十六

人生大约有许多地方,原只配去一回;就这一回,往往还需要各种因缘凑合。古人说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这其中,本是另有如许身世怅惘的。仿佛生命,何等精彩华章,最后亦将化作这山河大地的一抹微尘。即这山河大地,也终必在某天复原为宇宙中的几粒灰沙。佛陀论世,一切不过劫数,他是相信末劫存在的。

遥想当日和易中天先生闲话,他说——所有的树木都将雕塑成灰。二十年过去,我回思这句话时,又深了一层领悟。我们在人世间播种浇水施肥,将幼苗培成大树,塑作雕梁,但一切何能逃过最后的火焰。

范稳留在茨中,继续他的田野调查。在德钦,财鱼马上就找来了一个武汉的男驴友,要继续西奔。马建中请告别宴,我们嫉妒地对那哥们儿感叹——唉,狼叼肉,最后喂了狗;一路就拜托了。大家又怪笑,我怕这几天玩笑过分,给财鱼敬酒说——垮掉的一代有句名言: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她笑答曰——阿拉晓得,阿拉18岁就跟那些诗人混,什么没见过。嗨,敢情有诗人这杯酒垫底,这世界还有什么酒可以惧怕的,我是瞎操心了。

回迪庆开夜车,却看见一匹狼在马路中间咬死一头羊,正在进餐。见我们车到,它不慌不忙地让开。我说下去把羊捡上来吧。那本地司机笑道——你还敢去和饿狼抢食啊?大家复笑。司机说,原来牧民有枪,现在政府把枪都收了,狼就到处横行,经常公然去抢牧民的牛羊,老百姓叫苦也没办法。想当年秦始皇聚天下之兵器,熔铸几个铜人,究竟还是二世而亡。也许在各人心中保存一座神山,远比没收几支刀枪有效。

十七

香格里拉县即过去的中甸,是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在茶马古道时代,这是个往来客商必要一歇倦足的重镇,名唤建塘镇,划属本地的藏族土司独克宗辖制。这里确是在高原极少见到的平原,四围皆高山,中间一大片草甸,镇中有龟山,古城则傍山而建。城边半山上,还有已经颓废了的泥筑寨墙。

所谓古城,即基本完整地保留了100年前的藏式民居和老街。新城在旁边,机关和干部当然也就在旁边。几年前,古城都近乎一座空城;因都是泥墙木构,百年风雨已使它破败难居,房主们都搬到新城去了。

后来,在此地做志愿者的一些老外,看中了这些老屋,用极低的价钱租下来,外面完全不动,只在里面做些现代装修,住进去就格外舒服了。于是,许多游客也徘徊不去,开始在此赁屋而居并做起小买卖来。州府的官员悟出了其中的商机,决定保护古城,很快这里就像回到了茶马时代,一下子热闹起来。

现在,古城的老屋多已租出,房客既有联合国官员,也有台港人士,更多的则是来自各地的波波族们。这些藏式院落确实好,都是巨木建构再夹以土墙御寒,房顶是木块做瓦,院子里往往还有果树草地,价钱则便宜得惊人。

古城的中心谓之四方街,有个大院坝,每天黄昏,当地的百姓就在这里跳锅庄舞。音乐声中,看那些老人完全非表演的自娱自乐,舞步复杂漂亮,真是我每个薄暮的享受。许多游客也会跟着学,人群围出好几个圈——中间的空地,则永远是留给一个疯子老头在那里独舞。这样的画面往往让我沉醉,各族混杂,翩跹共舞,唯一的语言——完全不需要翻译的音乐,在此刻穿过所有的心灵。

小城人很少,到了夜晚,就只有各个酒吧不同肤色的一些游客在闲坐,石板小街上还会有些牦牛来散步。一般来说,往镇外走十分钟,就到了乡下。夜里很静,偶有藏獒的吠声;无云的时候,天空则很低,星星大得像个卵形。

十八

在香格里拉,你真不知道哪片云会下雨。多数时候,总是阳光晃眼,但几乎每天都会突然飘来一阵急雨,有时还有板栗大的冰雹,打得木瓦乱响。但一转眼,又是满眼晴光。任何时候,只要在阴凉地,都要穿件外套。夜里盖着很厚的被子,依然感觉到寒气袭人。

一个古朴的小镇,完全像武侠小说中的某个背景地,埋藏着许多隐名高手。看着一个破败的墙垣,进去一问,原来却住的是卡特夫人——联合国派驻的官员。随便一个朋友邀你去喝下午茶,座中都可能遇见一批来历不菲的人物。看着像个村妞,一交换名片,原来竟是保护国际的中国首席代表。

芳姐来自台湾,在上海开着很大的设计公司,她在这里买了两个院子,一间自住,一间做了工作室。她几乎调查了这里每栋房子的历史和变迁,还带来了一批海外朋友各买一栋,按她的话说——自己组建了一个社区。

活佛会请你去喝藏秘红葡萄酒,吃尼泊尔餐,年轻喇嘛可能下山来和女游客品咖啡打扑克。除开路上,我几乎没见过警察扰民,当然,也没见到过小姐拉客。据说,凡是驴友多的地方,大家都自给自足了,断了人家的生意。有天,我们一伙烂人在自己的客栈上游生活开诗歌朗诵会,州长也跑来喝酒致辞。政协主席是前土司的后人,过来交换著作,我先以为就像我们内地那些爱文艺的宣传部长的东东,结果打开一看,把我们哥儿几个狂人全部镇服。我实在喜欢这些藏人,海阔天空,却一点儿也不装牛。

藏学所老所长是个掉队的红军的儿子,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权威之一。他会藏族的打情卦——全座的人背着他拿个自己的小物品,比如耳环手表之类,然后一一交给他,他用手握一会儿,就会用藏语唱首歌,再翻译给大家听。歌词的意思就会暗示出物主的爱情命运,所有的人都会在内心服气。

贺龙的红军曾经从我的故乡湘鄂西出发,经过这里小驻,开了个中甸会议,然后才打到陕北。我看了下地图,不得不感叹——他们真能走,比现在这些背包客强多了。要我从这里再走回故乡,发几个女驴友陪起,估计老夫也不行。

十九

香格里拉是英语文学为遥远东方贡献的一个名字,但也是洛克博士的游记为我们打开的一片净土。我无须去考证她的本来隶属,但她就在滇西北,这点无可置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香格里拉,按广告词所说——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她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许多年前,这里的原住民大概主要是藏族和纳西族,部分彝族、傈僳族、白族和独龙族则散居在山间水畔。后来普米人从北方随军南征有功,也在此留下,完整地保存和繁衍出一个民族。这里的回族人也很多,他们则多是左宗棠平西时辗转逃难而来的哲合忍耶派回民。按张承志的说法,这是最难忘记仇恨的一支人。但他们却在这块土地上,终于埋下斧头,化剑为犁,成为其他民族的睦邻兄弟。

一百多年前,上帝也派使徒来眷顾这块土地,并且也在这些宽厚慈悲且木讷的牧民农人中,传下了他们的福音。虽然时至今日,这里仍旧过着一种古朴而简单的生活,挤奶,打茶,饮酒和歌舞,依然是快乐的源泉,但多数过客,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临别踟蹰的怅然。甚至许多人,宁把他乡当故乡,视此为终老埋骨的梦乡。

我们为这里找到了一个主题词——和谐,虽然该词有可能被人张冠李戴,但在这个充满冲突和暗算的世界,这里,还基本当得起我们对该词的正确理解。

我不知道我对这里的潦草描述,是否真正抵达了每个人心中的香格里拉。我不知道我的短暂驻足,是否能够做到倦鸟歇翅落地生根。我们客栈的大门正对着白鸡山,山腰是墓园,山顶是白鸡寺。某日,我和赵野爬上了黄昏的墓地,我们坐在碑碣间突然谈起了死亡。

我忽然想起《西藏生死书》所要完成的普世劝慰,不过是一种死亡教育。死亡,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厄运,它是与生俱来的宿命。所谓生活、生命,不过是死亡的一种过程。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一点一点死去。昨天枕上的落发,今日胃里的溃疡,都是我们刚刚死去的局部。但悲哀的是,我们却总要拿这仅余的残肢,去祈求博取永恒和不朽。

我们在暮云璧合时下山,我们听到了黄昏的歌声,看见了华灯初现般的星空。仿佛正是这些永远的风景,带我们走到了香格里拉……

《身边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