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政府都有不知不觉把自己当成保姆，将人民看做孩子的倾向。它们害怕只要一不留神，人民就会犯错甚至犯罪。为了防患于未然，它们会忍不住想从“根处”下手，消灭人民走上歪路的机会。
那么，什么是那个可以深深影响老百姓的“根处”呢？通常被指出来的就是媒体了。根据一种流传已久但在学术上仍然无法确证的常识，媒体是能够教化受众的。如果一个人老是看描写黑社会的电影，他很有可能会变成黑社会；假如一个人老是看《超级女声》之类的选秀节目，他的品位会变得很坏。为了防止有人加入黑社会，为了防止整个社会的品位低俗浮浅，政府有必要出手介入。所以广电总局最近下令，各地电视台“选秀节目”的播出时段不准超过两个半月。原因就是这些节目太媚俗了，人民看多了没好处。
先不管传媒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的学理争论，也别碰“超女”之类的节目是否低俗的审美问题，我们应该注意的反而是这种“保姆政府”的假设。我始终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只要进了广电总局之类的部门，就会变得比较聪明，比较有品位，比较有能力去辨识美丑善恶？是不是这些部门都有一些严格的甄选机制，少点智力少点艺术上的天分都进不去呢？还是它们都有精深的培训课程，使得一个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经过训练之后能够摇身一变，成了看电视的专家？答案我们是知道的，在媒体管理部门工作的也只不过是普通人。
可见，“保姆政府”不只在政治哲学的高度上备受争议；就算我们真想要一个把人民裹在襁褓里的政府，也很难去找到有足够资格当保姆的官员。那么政府是否就彻底放手，让媒体放任自流呢？当然也不，即使是全球媒体自由度最高的丹麦等北欧诸国也不可能毫无底线，问题只是底线何在。这条底线该怎么划，决定于国家的形态，有的注重提政治，有的注重提道德。以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在这里先不讨论政治问题，而专注道德品位的问题。
最近《锵锵三人行》成了媒体焦点，原因是嘉宾王朔在我有份参与的那几集节目里说了许多粗言秽语，逾越了一般电视可接受的尺度。
有意思的是，经过事后一番查考，我才发现所谓的“尺度”原来是不存在的，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法律去定出这样的尺度，更没有明确的法律去管理电视传媒的用语范围！因此，目前绝大部分的尺度几乎都是来自传媒自己的约束，或者政府部门的意志。
这种情况当然极不理想，也有悖于依法治国的大势，所以许多学者都曾提出要为传媒管理立下可行法规。我完全赞成立法，问题是立法的原则是什么？具体操作的办法又是什么？
先谈立法管理传媒品位与道德的原则问题，且以语言问题为例。同样是粗话与不文明的内容，你可以因为它会造成坏影响而规管它，也可以因为它会伤害受众而限制它。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准某个字出现在电视上，但出于截然不同的原因。关于影响这种说法，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还存在着许多争议，因此有些发达国家越来越不愿意根据它去管理媒体。相反，你若对电视上某人的粗言秽语感到恶心，或者觉得某种言论是在歧视你的性别、冒犯你的族群，这种感觉则是实在可感的，它造成的心理伤害和尊严受损也是可以具体说明的。因此，若要立法管理传媒的言论，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语言是否会伤害人，而不是它们的影响好不好，更不是它们的品位高不高。
至于操作上的程序，不少国家都采用字库的方法罗列不宜出现在电视传媒上的词语，让传媒依靠自律，触犯者自当以法论处。然而，语言造成的伤害就和品位问题一样，可以是件非常主观的事，没有人有能力去为它做个最终的客观评断。故此又该有某种评审委员会的机制，在专业人士与学者之外，还要集合各种阶层与界别的代表，使之成为全社会的样本，代表主流共识，去为我们定出一份字库，告诉媒体有哪些字眼是当前社会主流所不能接受的。可是语言流变不拘，很多曾经污秽不堪的字词经过岁月的变迁早成了大众日用的语言，例如“吊儿郎当”和“王八”。所以这份字库又要定时重检，这个评审团又得定期重审，与时俱进剔出过时的东西再加入新生的说法。
以上所言虽然局限在语言尺度方面，但其原则也适用于整个传媒的法律管理之上。它不外乎不要以可疑的原理去限制传媒，比如说“造成坏影响”和“品位低俗”，而该以尊重主流国民的感受和尊严为大前提。在具体操作上，它不该信任少数官方精英的能力和品位，而要用一种机制去尽量体现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见。如果大家能够把最近有关媒体的新闻转化为开拓未来的理性讨论，坏事说不定就能变成好事了。
原题为“不要以可疑的原理去限制传媒”，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