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王室何以有那么崇高的声望和权力，一直是政治社会学界的议题。许多人把原因归在普密蓬个人身上，说他爱民如子，引进多项改革，促进了泰国的现代化。其实这种讲法既没有看到曼谷王朝百多年来的历史作用，也忽略了泰王在开放西化之外的保守与传统。
和所有现代民族国家一样。泰国人也很喜欢强调自己有种与别不同的“泰国性”(Thainess)，并且认为这是从传统那里自然而然地承传下来的，值得自豪，需要捍卫。但是也和所有民族国家的民族性传说一样，所谓的“泰国性”其实也是种历史很短的现代产物，是它从传统王朝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时一并构造出来的。
著名的东南亚史学家、前泰国学运领袖彤才·维尼察古(Thongchai Winichakul)在他的经典著作《绘图暹罗》(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 heGeo-body of a Nation)里说的就是这个“泰国性”的生产过程。其中有几个地方提及泰国王室，相当有趣。
原来泰国王室虽然一直是暹罗地区的最高强权，但它并非唯一的王室，至少在泰北就有驻都清迈的兰那王朝。虽然后者也得向曼谷称臣。但是彼此各有权限，边界模糊。在欧洲列强侵入东南亚之后，各方势力逼迫暹罗成为一个疆界清楚确定的现代国家，曼谷王室才成为泰国不可争议的唯一统治者。因此在泰国人的心目中，从自有“泰国”这个称号始。王室就和佛教并列，成为界定“泰国性”的传统支柱。
泰国在政治上真正特别的地方，是她乃整个东南亚唯一未曾沦为正式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在官方的历史教育里，这个值得骄傲的奇迹是泰国历代国王的成就，他们审时度势，总是在适当的时候做最精明的决定；在与英法和随后的日本等列强周旋，进退有据。因此泰国的独立，本身就离不开泰国王室的存在。
看过《国王与我》的，想必也知道片子里那位非常开放，接受英国女教师教育长大的太子就是后来曼谷王朝最有名的朱拉隆功大帝(Chulalongkom，1853-1910)。他和他的继承人都从西方引进了许多新观念新技术，就和今天的普密蓬一样，因此有不少外国人以为泰国王室在紧守传统价值之余，也是泰国西式的“现代化”的推手。
诚然，王室是外国文化进入泰国的阀门之一，只是他们同时也过滤和障蔽了不少事物。例如朱拉隆功，就曾宣布政党和议会政治并不适合泰国。他的儿子瓦栖拉兀(Vajiravudh，1881-1925)更认为现代经济学也是违背传统的，因此禁止第一本泰文经济书的出版。可见王室在协助建立“泰国性”的时候是很小心的，他们自有一套什么东西适合、什么东西不适合泰国的标准。
泰王的地位，因此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它的历史．其作用已深深植入泰国社会的基础。时至今日，泰国的“国家身份委员会”依然把王室列作国民身份的要素之一。
原题为“泰王的地位”，刊于《都市日报·兵器谱》2006年10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