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我觉得自己成功地融入了西方文化。我身边的女伴有金发和天蓝色的眼睛。我20多岁，不懂爱情，但能辨识旁人目光里的羡慕；尤其在烟熏火燎的唐人街上，那些缄默然而机警的中国老乡，眼神犹如一把把钝锈的菜刀，指向我摇晃的后脑勺和轻狂的下巴。卡特琳偎在我身旁，浑然不觉。她由衷地赞叹着窗后挂的油鸡和烤鸭。
这女人比我大5岁，爱好中国菜和东方文化。那年冬天，我放弃了华尔街的薪水和职业，变成一个没有身份的失业者。周围几乎所有人都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痛惜和不解，甚至轻蔑。而卡特琳朝我张开双臂，给了我温暖和爱。
在她的家里，有迷香、草药、高纤维的德国黑面包、两只大猫，还有一张高及屋顶的怪床。卡特琳的家乡是德国巴伐利亚州。她自小叛逆，和父母关系紧张。后来被送到美国读书，就不再回去。我知道她经历复杂，有过若干痛苦的记忆。
1989年4月，春暖花开。我和卡特琳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记得那天在唐人街吃完饭，回家又大吵一架。最后我精疲力竭，上床睡觉。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坐着，幽幽地哭，后来我就听见她打了个很长的电话。
第二天早晨，我们和好如初。缠绵温存之后，卡特琳跟我说起约翰·戴维斯，还有南加州洛杉矶北部的一个小公社。总而言之，那儿有几位我没见识过的男男女女，他们是卡特琳的好朋友。她正式邀请我去西岸，在朋友们的公社里住上两星期。那地方环境特别好，约翰·戴维斯又是一位智慧的长者，说不定，我们的关系能因之而有所改善。
在那个烦躁和伤心的春天，我预感到卡特琳和我终将分手。对于参观什么嬉皮士公社，我有重重的疑虑。周围是一群她的怪朋友，一旦发生什么分歧或冲突，我将陷于彻底的孤立。最后还是好奇心占上风，我义无反顾地和她一起去订了机票。
二
临上路的头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中国人的聚会。那不是一般的喝酒吃饭，更像是一个煞有介事的会议。他们目光炯炯，脸孔涨得通红，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一副舍我其谁的气派，非一般蔫头蔫脑的留学生、访问学者们可比。
在宾州小学院里读书的头两年，我的生活枯燥至极。我最大的梦想，是能有一天又回到这么一群牛逼哄哄的北京大哥中间，重温甚至延续一种越来越遥远的青春氛围。后来工作，交女朋友，有了新的烦恼和爱好；那些似乎属于另一个时空的激动和渴望，慢慢被磨平，淡忘。走进这间屋子，四面轰响着我格外亲切又稍有一点隔膜的北京话，血管里沉睡的细胞开始流淌，苏醒；然而，我的内脏里似乎增添了新移植的器官，它们无法兼容。我感到无所适从。
我意识到，最近不够关心时事，错过了某些大事件。除了感受到空气里弥漫着的愤怒和期待，我并不明白他们辩论的话题。这时，一位老朋友向众人推介：“这位王先生来美国多年，曾就职于纽约金融界，已融入主流社会。哦，对了！他还有一位德国未婚妻。不妨请王先生谈谈，西方一般民众如何看待今日之中国。”
这两个星期，家里那位西方人士频频和我吵架，无论是和她还是她的朋友，都没有深入讨论过中国的形势。于是我清了下嗓子，支支吾吾地说：不论近期的事件朝哪个方向演变，从根本和长远的意义上来看，除了少数学者政客，一般西方大众不会特别在意。说到底，中国不在他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内。何至于此？以我个人的观点，意识形态的品牌化、营销化，还有生活观念的极度多元化，可算是重要原因。
看得出，有好几位脸上露出扫兴和不悦。但我还是忍不住多说了两句：“西方人自己将富裕和自由视为天经地义，很久没有为之作过流血斗争。但社会彻底多元化，各顾各，孤独和失落，找不着身份和感觉。某一天倘若在思想上、情感上，同一般西方人不再有多少隔阂或距离，其可靠标志乃是连自己都找不着北了。”
说完我坐下，大伙儿面面相觑。有一位打破沉默：“小王对西方的观察还算深入、细致，他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现象：相当一批海外华人，未能充分融入西方的上流和主流，容易坠入民族主义的精神洞穴。对此，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我明白自己当了一回反面教材。我做东方人已不够格，做西方人也挺窝囊。或许，加州的灿烂阳光，将朝我展开大西方另外一片天。
三
约翰·戴维斯和妻子一起来洛杉矶国际机场接我们。他高高的额头和鼻梁，脸孔浑圆发亮。我无须再追问卡特琳，每次和我吵架之后，那些长电话都打给了谁。
我曾高度怀疑，对卡特琳来说，约翰像一个替代父亲、精神导师，还有点暧昧的混合体。这种奇特关系像一团阴霾，笼罩着我们两人共眠的高床。一见面，约翰的大眼睛迸射出激动、欣喜和憨直，和我紧紧拥抱，专注而且时间长久，似乎要传递某种能量。从机场到欧亥镇车程两小时。一路上，卡特琳拉着我的手，头靠在我的肩上。窗外呼呼吹来潮湿的海风，还有棕榈的清香。前些天我对卡特琳和约翰的阴暗猜疑，无影无踪，随风飘散。
那地方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完全就是南加州富裕中产者的山地庄园。大草坪、游泳池一应俱全。一打开门，从楼上飞奔下来一个十二三岁丰满红润的小姑娘，她和每人重温一遍约翰式的拥抱，还在我嘴唇上重重吻了一下。这是麦娅，胖大嫂卓娅的女儿。现在我明白了欧亥公社的见面礼节：充分地拥抱、亲吻，以期消除猜疑、敌意，或人性中储存的其他负面能量。
吃饱了，困了，天也黑了。卡特琳告诉我，在后院树林子里有个大木盆，灌上热水，可以享受星光下的盆浴。胖大嫂卓娅一听，急急地说也要去。我感到极度困惑和扫兴，但不敢流露，毕竟胖大嫂准备了迎接我们的晚餐。况且对公社里的各种礼节我还不甚了了，也不好意思问得太具体。
洛杉矶著名的废气之雾飘不到这山里。在几根黑色树枝上面，淡蓝色的夜空如流星雨一般璀璨。那个大木盆，别说三人共浴，恐怕五个人都绰绰有余。我想得太多了。这里不忌讳男女一道脱光了身子洗澡或游泳，如此而已。
水蒸气蒙住了我的眼睛。旁边的胖大嫂稍稍一动，一股强烈的波浪便涌上我的脸颊。我听见卡特琳用陶醉的声调对卓娅说：约翰不是普通人，他能接通宇宙之大能。虽然热气逼人，我还是感觉到全身泛起的鸡皮疙瘩。
第二天早晨，卡特琳和我两度缠绵，许久未曾有如此酣畅的亲热和释放。我拢着她汗湿的头发，心中涌出无与伦比的柔情。“我爱你！”我对她说。她沉默良久，用她的蓝眼睛注视我。我从那眼里看见从未见过的冰冷。“我不能再爱你了，”她说，“我有病，还在康复之中；我得先学会爱自己。”
四
我克制住了提前返回纽约的冲动，硬下心肠在让我心碎的欧亥伊甸园里住满了15天。我搬到大宅子的另一角，强忍着溢满胸腔的委屈和伤感，每天找些方法来打发时间。
在公社，我认识了沃夫冈和他的美国女友妮娜。沃夫冈也是德国人，据说从前是西德学生运动的激进左派，抛下妻小，一个人跑到加州。每天和他们闲聊，我慢慢了解了欧亥公社所代表的一些学说和主张。大概意思是：在每个人的身体和潜意识深处，都埋藏着巨大的能量，通向无限的生命和宇宙之大爱。寻常世人的喜怒哀乐、情感欲求通通不值得重视。多数人一生辛劳求索，悲喜轮回，无止无息。那么，如何找到那个能量呢？答案是：慢慢学会爱自己。当然，约翰可以给予某些指导。
“约翰·戴维斯是好人。”沃夫冈说，偶尔有朋友来此地小住，有钱就给点儿，没有也不计较。戴维斯原来是骨科医生兼康复专家，后来有个好莱坞过气女星给了一笔数目可观的捐助，从此他行医兼心理咨询并布道，还享受一小批人源源不断的追捧。沃夫冈还说，在阳光灿烂、内心空虚的南加州，像戴维斯这样的小教主不在少数。
欧亥公社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个绛蓝色的游泳池。无聊的下午，我去游泳池，沃夫冈和妮娜总在那里。于是，在清得发亮的水里，两个赤条条的大男人，有时加上抱着塑料鸭子的小麦娅，来来回回地穿梭游动。妮娜始终躺在大毛巾上读流行小说。每次转变方向，我试图不朝她的方向看，以免过分注意到刺目阳光下她袒露无遗的身体。
当时我想，能当上戴维斯这样一个满面红光、招人喜欢的大骗子，实在是一种不错的活法。
临走前两天，卡特琳帮我跟戴维斯约了时间。白天他忙，约在深夜。我们坐在大木盆旁边，看着远处的山脉和星星。出乎意外，他对我和卡特琳的伤心史毫无兴趣，倒问了很多涉及中国的问题，关于我如何长大、与父母怎样相处，等等。他还问我如何看待美国的自由。我反问：“你怎样看呢？”他回答：“美国人有各种法律权利，但毫不自由。因为他们缺乏感觉的自由，要别人来教，才晓得怎样开心、怎样给自己找乐。”世上有这么蠢的人吗？
分手了。我和约翰·戴维斯紧紧拥抱。他不经意间讲了一声：“聪明小伙儿，找个别的女孩罢，容易得很。”
五
20多年过去了，卡特琳和我建立了比较持久的友情。有一年我情绪低沉，约她一道吃饭。我告诉她决定放弃绿卡，返回中国。卡特琳未表示丝毫的不解或惊讶。
不出几个月，我从北京打国际长途给她，我已彻底变卦，终归不能适应在中国长住。卡特琳开心地哈哈大笑，没有任何藐视或嘲笑的意思。
那年在纽约一道开会的年长朋友，直至今日，仍然学不会或不肯学会英语，还继续愤愤不平地议论着与当初相似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