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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斯纳布鲁克,德国西部一个小城,从柏林巴士总站出发,四五个小时的车程。《西线无战事》的作者雷马克,就在那儿出生长大。后来希特勒执政,雷马克流亡国外,至死没有再回德国和他的家乡。

好几次,萨洛美向我提起那个地方。她从网上搜出照片:保存完好的故居,镇上的小旅店。但阴差阳错,终归没有成行,我们已经各奔东西。

同她分手之后,我读了每一篇能找到译本的雷马克小说。多数的故事里,总有一位亡命天涯的中年男人,沧桑,冷峻,怀抱莫名的伤痛,遇上一个感情炽热的女人,却无法相互理解。有一天他终于明白,这段充满误解的关系,正是他一生中最真实的爱情。但为时已晚。

这女孩的名字比较奇怪:萨洛美·纳日·阿帕启泽。姓氏分别来自父亲和母亲,一边是高加索山上的格鲁吉亚,另一边是匈奴王阿蒂拉的后裔匈牙利。她不喜欢讨论自己的母语和身世,家乡或归属是一个使她苦恼的问题。

相处的头几个星期充满浪漫。每天下课,我在大学门口等她,一起搭无轨电车去多瑙河边,带着食物和饮料。发黄的笔记本上,留着她教我写的格鲁吉亚字母、匈牙利语里“我爱你”的好几样说法,还有她用歪歪扭扭的汉字抄的一首小诗。萨洛美的手柔滑而丰满,使我着迷,她的鼻梁让我想起画上的波斯公主,但两只大眼中流出绝望和放纵,又像漂泊街头的吉卜赛女贼。

我有过一些生活经历,男女间分分合合,自有难受的时候,过了也就过了。相信这是绝大多数同龄人的真实状态。而与她分开好几年了,大漠一般无垠无涯、周而复始的锥心疼痛,实在出乎自己的意料。无奈地印证了雷马克小说中的套路:爱上她时,已经曲终人散,无迹可寻。

必须承认,一开始我没把她当回事儿。在网上认识,没想到她愿意学汉语。当时我在上海,前景茫茫,无所事事。萨洛美的真挚和殷切,使我不知所措。她小我十几岁,是国籍不明的欧洲女孩,在维也纳读书。这些资讯,对我的虚荣心和冒险心,是很大的刺激和满足。她说暑假想来中国,但没有钱。我说那好,我来维也纳找你。

阿帕启泽是比较常见的格鲁吉亚人姓氏。老先生快70了,落魄潦倒,在维也纳领救济维生。看上去却身材魁梧,精神矍铄,满面白须,浓密而蓬松。两眼锐利,如同苍老的山鹰。

出于对“东欧知识分子”的习惯性仰慕,我表达了拜见她老爸的真诚愿望。拖了几个星期,完成一次不很隆重的会见。萨洛美的父母早已离婚。女儿和父亲同住一个城市,但很少见面。她特别交代,不可显露我们已是情人。因为根据格鲁吉亚老家的族谱,阿帕启泽先生算一个王子。他重视自己的高贵血脉,对异族婚恋有强烈反感。

老人家比我想象中热情健谈。三人之间找不到通用的语言,也不愿让萨洛美总当翻译,阿帕启泽先生和我干脆使用俄语。模模糊糊地,我听出他曾是电影导演、苏联时期政治异见者、独立后第一届国会议员、反政府游击队员、民主转型挫败的被牺牲者,他去过苏联境内各个角落,通晓德语、俄语、突厥语和阿拉伯语。

阿帕启泽先生同女儿说话时,使用一套完全陌生但听来相当优美的音节,我猜想是格鲁吉亚语。从眼神和语调中,我感觉得出他很爱女儿,像是老迈的王子在对他的公主说话。女儿只用德语回答,而且口气生硬。

回来以后,萨洛美情绪不错。她说,老爸情形比过去好。在她小的时候,一家人生计困顿,颠沛流离,父亲酗酒打人。有一段时间,萨洛美被送到外婆家,后来老爸拿到奥地利的难民身份,她便随之来这里读书。

我慢慢发现,她不像我最初认为的那样单纯,曾有过短暂的婚史。母亲抛弃了他们父女,她说,自己过好日子去了。几星期后,萨洛美递给我一封信。我拆开一看,是老式打字机高低不平的字迹,使用非常正式而且古旧的英语修辞:

王先生:您欺骗了我们,滥用了一个高贵民族的好客和诚恳,亵渎了我们最神圣和纯洁的情感。我不想贬损您所来自的古老文化,相信你们有自己关于羞耻的概念。请别继续玷污您自己的家庭和种族,尊重我的女儿和我们民族的神圣传统,立刻断绝同我女儿的一切联系!请允许我提醒您,为了捍卫家庭的荣誉和种族的纯洁,我们不惧怕采取任何必要的方式。

真诚的杜萨·阿帕启泽(签名)

7月以后,我们开始频繁地吵架。我注意到,萨洛美一方面排斥她父亲,同时又有很深的恋父情结。她很尖锐,不经意的一两句话,每每准确无误地刺中我最为隐秘而且不堪的痛处:自私算计,虚伪掩饰,自以为成熟老到。总归我被她一眼看破。而我的恼羞成怒,亦激不起她的丝毫畏惧。

很久以后,我慢慢悟出道理:这女孩没头没脑地爱我,并非只出于幼稚冲动。她老爸固然威胁要阻杀我,但在气质秉性上,却与我有共通之处。比如个性浪漫,四处漂泊,小有才华,但冲动多变,好高骛远,一事无成,等等。萨洛美继承了她老爸的部分性格与爱好,但作为女孩,她未曾得到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必须给予的支持与呵护。她小时候,老爸喝多了酒,恐怕也没少宣讲什么欧亚文明、历史宗教、民族使命等等。而她所感觉到的,是老先生作为一个男人的孤独、失落、虚张声势、失落的抱负,以及被遗弃的激愤。

凭着锐利的女性直觉,萨洛美开始洞察到我在若干细微层面上对她的敷衍和应付,欲望释放后四处游弋的色眼,还有更致命的一点:最为本质和真切的内心情感中,我的冰冷盔甲和自我保护。

夏天到了末尾,我的财政严重赤字。萨洛美四处求职,屡屡碰壁。真正的危机开始浮现,我有些恐慌了。在萨洛美身上,却发生令人意外的变化。她颧骨和鼻梁上的线条,在夜间变得温润而柔和。执拗好斗的神情,消逝得无影无踪。每天她来陪我,不论我干什么事,她总坐在旁边,饶有兴味地看着。晚上,她用手抚摸我的脸孔和身体。她说,不论发生什么,总归两人在一起,直到最后。

我对她说,跟我去中国罢。她说,那好啊!可你不太喜欢中国吧?我说,哪儿都喜欢,只要和你在一起。她问我在中国她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是否可以教德语,等等。我再次感到沮丧,因为在中国我一无所有,残酷的真相将要暴露无遗。她将结识新的朋友,将有鉴别和比较。那是一个比起消极无为的旧欧洲要现实一百倍都不止的急躁氛围。

这些深层的焦虑,我不敢有太多流露。我们又讨论,离开欧洲之前,该去什么地方走走,最后说好了去雷马克的家乡。萨洛美还说,要带我去看她和外婆一起生活过的匈牙利小城。那地方叫得布列岑,在匈牙利和乌克兰的边界上。城市的郊外有一片无名的荒野,她小时候,每次想爸爸妈妈,就一个人出城去那片空地。

那片无名的空地上长满了金黄色的草。天空灰白,四周听不到虫鸣或鸟叫,只有远处吹来的瑟瑟凉风。不知为何,我眼眶潮湿。看着她那张辨不清种族或来由的脸孔,两人同时淌下酸苦然而清甜的泪水。我们的身体缠绕为一,几个小时,漫长的,死而复生的陶醉,直到天黑。

回来的车上,萨洛美接到姨妈发来的短信。卧床不起的外婆,在睡梦中去世。

欧洲城市的冬天冷寂凄凉,常常不到下午4点,天空已经乌黑。在新年前的最后三个月,我觉得自己和妻子在一起。在幽暗的街上,拎着几个塑料袋,牵着手一起回家。偶尔在别人的窗口里,看见闪耀的圣诞树。

我的投资从滑坡进入谷底,继而又坠入深渊。我对她说,一起去中国的事再等等吧,我还得回美国,先赚两笔快钱。她忽然显得迷惘。我说,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美国?她摇头。这场探讨没有结论。过一两天,她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去美国,我会失去你的。我听得莫名其妙,说我很爱你了,你知道的。她摇头说,你在美国那么些年,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你去了会回复原来的样子。

我到美国后,她发了很多短信和长信。我们一道生活的片段,自己拍成的录像,她做了编辑,一段段地给我寄来。

萨洛美终于找到了一份卑微的工作。4月初,她给我最后一封短信:“再见了,我最亲爱的雷马克式男人。我们在一起的路走完了。别再来找我。你不会找到我的。”

这场曲折的感情战斗,她是最后胜利者,我已被她征服。在我内心底层,闭得最深、最密的一扇小门,被这女孩撬开。从此真相显露,她是长大的女人,我成了无助的老男孩。从此以后,她可以不经意地将我甩开,我却没有能力反抗。

爱情是敞开自己。生命历程和动物直觉中最原始、率真,甚至非常羞耻的层面,赤裸裸袒露给对方。一触碰便弄得血肉模糊,痛不欲生。由此长出另一个稚嫩生命。不是肚里的胎儿,而是非常纤细、被不太准确地称之为“我们”的东西。它多半只在瞬间存活,然后随风飘逝,留下漫漫一生的痛楚和遗憾。

这个历程使女人更加柔韧而丰满,男人则远远未必。

女性不遵从逻辑,但抚育神秘的生命。从哭号、废墟和分离中,她重筑生活的小花园。未来属于女性。在北美、欧洲和亚洲,我看见相似的铁证。除却即将来临的生态崩溃和经济瓦解,女性的复兴是唯一需要关注的人类转型。

宏大悲情是所有自恋男性的生锈盾牌。失去了萨洛美,此生中唯一透彻的所爱,亦失去了我梳理半生的羽毛悲情。我远不是“思想者”或“文化流亡者”,仅是一个不太勇敢的男人。但生活的逻辑高于自恋男人的滔滔呓语。

《与故土一拍两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