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材城里的人间烟火
郑州西里路，是摄影器材店聚集的一条街。其中一家门面不怎么起眼的二手相机店，是郑州乃至河南摄影圈的朋友常去的地方，也是我每到郑州就会常待的地方。店主张二，本名张永生，长我两岁，我随大家一样，称他二哥。二哥也是我刚到郑州就认识的朋友，是个靠谱的好人。店的正式名字我一直记不住，二哥的名片上盖了一个方戳，只写着：张二的店。当地摄影的朋友互相打电话的时候，问“下午你在哪？”，答“我去二哥店里”或者说“我在西里路”指的都是这一个地方。
二哥的店就是租的一间门面房，进门右侧有几尺玻璃柜台，墙上的玻璃柜里放着些二手镜头和机身。也有一点延伸物品，比如几块老的手表和望远镜。二哥似乎始终无意将销售阵势扩大化，店里的大部分面积还是空着。摆了一张桌子，上摆一台二手电脑，椅子比较多，来的人可以流水席一样在那喝茶谈笑。绝大多数都是艺术男，因此常常半天下来，桌上地上搞得乱糟糟的。二哥也不管，总是到傍晚下班时才去收拾一下。艺术家、策展人、教摄影的老师、商业摄影师、老中青摄影发烧友都是这里的常客。我们曾笑称这里是郑州的798艺术区。这个不怎么起眼的小店，正是郑州影友集散地、邮件中转站、信息交流中心……
河南实在是摄影大省，从往来宾客上看，张二相机店又实在是个大店。郑州的摄影师李宇宁、孙彦初、陈卓、牛建海、蓝普生等都是常客，开封的田野和焦作的慕容拖鞋到省城时也常来此落脚。
二哥也是位摄影师，非常关心艺术，很有思辨思想。做着器材生意，自然也是设备行家。身边朋友也或多或少在他这倒腾过器材，着实方便。二哥是河南道口人，那里烧鸡很有名，他在郑州还有一个道口烧鸡店，主要交给妻子打理。他的一双儿女也都已长大，他的压力正处在最吃紧的时期。他以一种顺其自然的方式对待着他的生意，店里人才济济高谈阔论的时候，二哥仿佛更开心。用他的话说，他是“卖烧鸡中拍照拍得最好的，拍照的人中烧鸡做得最好的”。只是店里不论生意好坏，每天总得开门，顽强地跨界经营，搞得没有多少时间去拍照，这是他一个长期的苦恼。有时候我去了，他也会豁出去，把店交给朋友代看，开着他的破车跟我们出去疯狂拍两天照片。店里真来了不错的生意，他也会心神不宁，纠结着是不是回去，他说：“艺术要搞，商务也要搞啊。”
没事就溜达去西里路待着，几乎成了大家一种下意识的安排。常客们延续着常态，人多的时候抽烟、喝茶、聊天，聊不聊摄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到这里总会非常欢乐。比如，有人在绘声绘色描述：“那天老牛和老蓝抬杠了，还吵起来了……”这时候，刚巧老牛进门了，话题突然收住的尴尬引发一阵哄笑。这个话题在下一次就变为：“那谁当时正在说老牛，老牛刚好进门来！”又成为下一拨人的笑谈。
外出拍照的人回来，或来扫描照片的人也可在店里与众人看照片、交流，假意恭维或真心贬损皆可，气氛绝对轻松。来顾客了，谁都可以帮着招呼一声，俨然一位正老板之外还有好几个副的。二哥有事外出，就真的让朋友帮着看店，临时老板都会很上心。在那儿玩闹的人，还都是巴望着二哥生意好的，就像自己的生意。这个地点要持续好好地存在，好比没有同福客栈，就没了大家的武林外传。可能是搞摄影这种事太个人了，就像出去拍照一样，总是一个人行走实在寡趣，大家时常也是需要在一起聚集、抱团、抚慰乃至是相互壮胆的。
最常去相机店的人，要数蓝普生了。老蓝是个知识渊博的胖子，喜欢反传统、反经验的艺术，包括摄影。自己平时脖子上挂个小相机走到哪儿拍到哪儿，只要在郑州，他几乎天天骑个自行车去张二相机店玩。自从他发现了微博这种东西，立即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微博控。一到店里，就霸占那台二手电脑，屁股像生了根一般不再动弹，一直刷屏到黄昏。大伙都笑话他，每天跑到相机店来上班，却是给新浪打工。蓝普生常会带大包的零食去店里，花生糖、瓜子之类的，扔在桌子上大家一起吃。依我看，那像是为他的微博持久战而备的干粮。有次我到郑州，发现老蓝还把他的电烤锅带去了，晚饭时几个人就在摆满相机镜头的玻璃柜台上烤起了肉吃！一时间烟气升腾，香味四溢，好不欢乐。一片恍惚间，我第一次觉得摄影竟然可以离“人间烟火”这么近。
他们对抗了失忆
两年前，二哥骑自行车摔断了腿，这是一件震动朋友圈的大事。他在医院做接骨手术、住院期间，平时常来店里的朋友轮流往医院跑。出院后，因为行动仍不方便，二哥就在店里摆了一张床，平时住在那里。朋友们更是没早没晚地往店里跑。帮忙、陪护，直到二哥从坐轮椅到拄拐，再到丢掉双拐，“门客”数也未见减少。二哥有一次感慨地跟我说：“遭遇这个事情，我甚至一点也不难过，因为我真正感受到了朋友这个词的分量。”
后来，我也是在张二相机店，听说了河南老摄影家赵震海的事情。
赵震海是著名的纪实摄影家，当过文艺兵、报社记者、大学老师等，而从前些年开始，被重度阿尔茨海默症缠身，生活不能自理。赵老师是个很刚正的性情中人，拍摄过中原地区的时代百态，成为一代摄影人的记忆，是非常令人敬重的前辈。而这些年里，因为越来越严重的失忆，他不仅不能再拿起相机拍照，生活也陷入越来越艰难的境地。在他患病后的两年里，很多人曾努力为其恢复社保、医保待遇，均告失败。赵震海和老伴都没有生活来源，靠低保和一些朋友帮助售卖其早年的摄影作品勉强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很多次在相机店里听大家讨论、想办法帮助赵老师，二哥以及当地业内外人士，包括很年轻的晚辈也一直为此奔忙。他们跑相关部门、上网发帖，呼吁解决困难、寻求支援。
赵老师以前用的胶片盒子在家中也都成了药罐，往年很多的人和事，已经因失忆症渐渐从他的脑中消失。二哥说，他前两年到赵老师家，翻开他以前拍的那些黑白照片时，赵老师还会忆起当时的情境，突然很精神地说上一段。而后来，再把那些照片翻给他看，询问那些作品背后的故事时，他只会说：“对，这些都是我拍的。”除此之外，再无任何的记忆了……
几十年来，一位摄影师曾坚定地走过那么多的路，赤诚面对过这块土地上那么多的人和事，而现今，他已像一位迷路的老人，只能勉强完成对自己曾经身份的指认。
每次在一起说到这个事，大家的神色都是焦急凝重的。我知道，所有人感慨之余，虽不想说出“赵老师的今天或许就是自己的明天”这样的危言，但面对一位曾给我们提供记忆的老人，所有的兄弟都会做到以摄影之名、以记忆之名所能坚持做到的一切。前不久，在众多业内外热心人士的发起与操持下，赵震海作品义售活动成功举办，受到广泛关注和支持。几天内一百幅作品被订购，所得款项用于赵老师的医疗与生活。家里连暖气都没有的赵老师在这个冬天真真切切收到了源于摄影的温暖。
二哥是第一个说我有“焦虑症”的人，虽然我也不怎么承认，但是凡事担心、务求周全的习惯肯定是一个长期出门的人的后遗症，总想让诸多事能准确靠谱，像一张拉满弦的弓，时常觉得要绷断了。我也多想能像二哥那样，在面对巨大的生活繁务与压力时，能做到轻松踏实。但谈何容易啊，我尽量改吧。
陈卓说，自己曾有机会去其他城市发展，但一想到这里有一圈这样的朋友，就总是不想走。我经常一到郑州，就直奔张二相机店而去，每次离开时也从那儿出发。在那里，我有莫名的踏实，也从来不焦虑。这些年来，我是把自己的精神包在一个自我的壳里的，把很多来自他人的温度隔在外面，甚至忽略了那些最善意友好的面孔和眼神的温度。
张二相机店不是一个摄影主题茶馆，同道中人感受着“常相见”的岁月静好，也在摄影这根本不知通向何方的道上拼车赶路、互相照应、坐稳扶好。或许摄影要干的一切事就是对抗失忆，给人安慰。在这里我晓得了人活着可以不拘谨、不焦虑，不一定要有壮志，但需要有足够豪情。
但愿在按与不按快门的每一天，朋友与摄影都不会离我们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