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位老师

他实际上不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在他之前,我已经有几位老师了。不过都已面影迷离,回忆渺茫,环境模糊,姓名遗忘。只有他我还记得最清楚,因而就成了第一了。

我这第一位老师,姓李,名字不知道。这并非由于忘记,而是当时就不注意。一个九岁的孩子,一般只去记老师的姓,名字则不管。倘若老师有“绰号”——老师几乎都有的——则只记绰号,连姓也不管了。我们小学就有“ShiaoQian'r(即知了,蝉。济南这样叫,不知道怎样写)”、“卖草纸的”等等老师。李老师大概为人和善,受到小孩子的尊敬,又没有什么特点,因此逃掉起“绰号”这一有时颇使老师尴尬的关。

我原在济南一师附小上学,校长是新派人物,在山东首先响应五四运动,课本改为白话。其中有一篇《阿拉伯的骆驼》,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寓言故事。我叔父忽然有一天翻看语文课本,看到这一篇,勃然大怒,高声说:“骆驼怎么能会说话!荒唐之至!快转学!”

于是我就转了学,转的是新育小学。因为侥幸认识了一个“骡”字,震动了老师,让我从高小开始,三年初小,统统赦免。一个字竟能为我这一生学习和工作提前了一两年,不称之为运气好又称之为什么呢?

新育校园极大,从格局上来看,旧时好像是什么大官的花园。门东向,进门左拐,有一排平房。沿南墙也有一排平房,似为当年仆人的住处。平房前面有一片空地,偏西有修砌完好的一大圆池塘,我可从来没见过里面有水,只是杂草丛生而已。池畔隙地也长满了杂草,春夏秋三季,开满了杂花,引得蜂蝶纷至,野味十足,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倘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到这里,必然认为是办学的最好的地方。

进校右拐,是一条石径,进口处木门上有一匾,上书“循规蹈矩”。我对这四个字感到极大的兴趣,因为它们难写,更难懂。我每天看到它,但是一直到毕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石径右侧是一座颇大的假山,石头堆成,山半有亭。本来应该是栽花的空地上,现在却没有任何花,仍然只是杂草丛生而已。遥想当年鼎盛时,园主人大官正在辉煌夺目之时,山半的亭子必然彩绘一新,耸然巍然。山旁的隙地上也必然是栽满了姚黄魏紫,国色天香。纳兰性德的词:“晚来风动护花铃,人在半山亭”所流露出来的高贵气象,必然会在这里出现。然而如今却是山亭颓败,无花无铃,惟有夕阳残照乱石林立而已。

可是,我却忘记不了这一座假山,不是由于它景色迷人,而是由于它脚下那几棵又高又粗的大树。此树我至今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它春天开黄色碎花,引得成群的蜜蜂,绕花嗡嗡,绿叶与高干并配,花香与蜂鸣齐飞,此印象至今未泯。我之所以怀念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年连小学生也是并不那么“循规蹈矩”的——那四个字同今天的一些口号一样,对我们丝毫也不起作用。如果我们觉得哪个老师不行,我们往往会“架”(赶走也)他。“架”的方式不同,不要小看小学生,我们的创造力是极为丰富多彩的。有一个教师就被我们“架”走了。采用的方式是每个同学口袋里装满那几棵大树上结的黄色的小果子,这果子味涩苦,不能吃,我们是拿来做武器的。预备被“架”的老师一走进课堂,每人就从口袋里掏出那种黄色的小果子,投向老师。宛如旧时代两军对阵时万箭齐发一般,是十分有威力的。老师知趣,中了几弹之后,连忙退出教室,卷起铺盖回家。

假山对面,石径左侧,有一个单独的大院子,中建大厅,既高且大,雄伟庄严,是校长办公的地方。当年恐怕是大官的客厅,布置得一定非常富丽堂皇。然而,时过境迁,而今却是空荡荡的,除了墙上挂的一个学生为校长画的炭画像以外,只有几张破桌子,几把破椅子,一副寒酸相。一个小学校长会有多少钱来摆谱呢?

可是,这一间破落的大厅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至今历历如在眼前。我曾在这里因为淘气被校长用竹板打过手心,打得相当厉害,一直肿了几天,胖胖的,刺心地痛。此外,厅前有两个极大的用土堆成用砖砌好的花坛,春天栽满了牡丹和芍药。有一年,我在学校里上英文补习夜班,下课后,在黑暗中,我曾偷着折过一朵芍药。这并不光彩的事,也使我忆念难忘,直至今天耄耋之年,仍然恍如昨日。

一大厅院外,石径尽头,有一个小门,进去是一个大院子,整整齐齐,由东到西,盖了两排教室,是平房,房间颇多,可以供全校十几个班的学生上课。教室后面,是大操场,操场西面,靠墙还有几间房子,老师有的住在那里。门前两棵两人合抱的大榆树,叶子长满时,浓荫覆盖一大片地。树上常有成群的野鸟住宿。早晨和黄昏,噪声闹嚷嚷的,有似一个嘈杂无序的未来派的音乐会。

现在该说到我们的李老师了。他上课的地方就在靠操场的那一排平房的东头的一间教室里。他是我们的班主任,教数学、地理、历史什么的。他教书没有什么特点,因此,我回忆不出什么细节。我们当时还没有英文课,学英文有夜班,好像是要另出钱的,不是正课。可不知为什么我却清清楚楚地回忆起一个细节来:李老师在我们自习班上教我们英文字母,说f这个字母就像是一只大蜂子,腰细两头尖。这个比喻,形象生动,所以一生不忘。他为什么讲到英文字母,其他字母用什么来比喻,我都记不清了。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以忘怀。有一年春天,大概是在清明前后,李老师领我们这一班学生,在我上面讲到的圆水池边上,挖地除草,开辟出一块菜地来,种上了一些瓜果蔬菜一类的东西。我们这一群孩子,平均十一二岁的年龄,差不多都是首次种菜,眼看着乱草地变成了整整齐齐、成垅成畦的菜地,春雨沾衣欲湿,杏花在雨中怒放。古人说:杏花、春雨、江南。我们现在是杏花、春雨、北国。地方虽异,其情趣则一也。春草嫩绿,垂柳鹅黄,真觉得飘飘欲仙。那时候我还不会“为觅新词强说愁”,实际上也根本无愁可说,浑身舒服,意兴盎然。我现在已经经过了八十多个春天,像那样的一个春天,我还没有过过,今后大概也不会再有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同李老师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众多的小学老师,我只记住了李老师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事出有因了吧。李老师总是和颜悦色,从不疾言厉色。他从来没有用戒尺打过任何学生,在当时体罚成风、体罚有理的风气下,这是十分难得的。他住的平房十分简陋,生活十分清苦。但从以上说的情况来看,他真能安贫乐道,不改其乐。

我十三岁离开新育小学,以后再没有回去过。我不知道李老师后来怎样了,心里十分悔恨。倘若有人再让我写一篇《赋得永久的悔》,我一定会写这一件事。差幸我大学毕业以后,国内国外,都步李老师后尘,当一名教师,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我当一辈子教员已经是注定了的。只有这一点可以告慰李老师在天之灵。

李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1996年7月

《读书与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