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初衷是，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色情时的感觉。但是，当我写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发现，已经写晚了。尽管我有小时候的八本日记，有二十三岁的时候写的一个两万字中篇小说，但是，我想那个姑娘的时候，心跳再也到不了每分钟一百二十次，手指再也不微微颤抖。王朔写《动物凶猛》的时候，也反复在正文里怀疑并否定自己记忆和叙述的真实性，以致息淹雄心，把一个长篇的好素材弄成个中篇，硬生生结了尾巴。
我想到的补救办法是，全篇引入成年后回望少年时代的视角：书中的少年人偷窥当时周围的世界，写书的中年男子二十几年后偷窥书中的少年。姜文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结尾用了一点点这样的处理：加长卡迪拉克转上建国门立交桥，长大了的混混们喝着人头马XO，看见儿时的傻子骑着棍子走过，傻子对他们的评价依旧：傻逼。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初稿完成，我换了工作，换了城市。原来在北京的房子大，四壁都是书架。香港的房子比我原来的厕所大点有限，睡了人就不能再放书。我把所有的书装了四十四个大纸箱，四吨多，堆到大哥家某间十几平米的空房。
“地板禁得住嘛？”我问。
“没问题。蹋了也砸死楼下的。”我哥说。
我大哥赋闲在家，我说，别无聊，你每年打开一个书箱，全部读了。四十四箱书读完，你就成为了一个幸福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快要告别人世的人。
在书籍装箱的过程中，我找到自己一堆手稿，搞不清楚是过去的情书还是无病呻吟的文字，反正都没兴趣，飞快收拾起来，免得老婆看见生事儿。有过教训：我一个学计算机的朋友，被老婆发现他大学时代写给其他姑娘的情诗，勒令三天之内写出十首新情诗献给老婆，要比舒婷写得好，诗里还不能有“0”或“1”。
修改《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时候，我明白，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谈论这个主题，忽然想起那些手稿，想找出来看看有哪些素材可以废物利用。于是，二零零四年三月，在我满三十三周岁之前，我发现了一部我十七岁时候写的长篇小说：蓝黑钢笔水写满的三百二十七页浅绿色稿纸，封存在一个巨大的牛皮纸袋子里，竟然是个结构和故事极其完整的长篇小说，不可割断，不可截取，《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几乎一点也用不上。
奇怪的是，十六年之后，我对这本长篇小说的记忆几乎丧失，什么时候写的？为什么写？当时的情景如何？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全部忘记了？我无法回答，甚至那些蓝黑钢笔水的字迹和我现在的字体都有了本质的差别，要不是小说结尾清晰写着八九年九月，要不是手稿沉甸甸攥在我手里，我不敢相信这个东西是我的。我心虚地举目四望，周围鬼影憧憧，我看见我的真魂从我的脚趾慢慢飘散，离开我的身体，门外一声猫叫。
我托人将手稿带给出版家熊灿，他说找人录入。他是个有明显窥阴癖倾向的人，在录入之前就偷偷看了手稿。打来电话：“你丫小的时候，写的小说很有意思。有种怪怪的味道，说不出来。”
“我打算友情出让给我的小外甥王雨农，让他用这本书和他七岁的傲人年纪，灭了韩寒和郭敬明，灭了王蒙的《青春万岁》。”
“不好。浪费了。要你自己用。简直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阴柔纯情版哦。”
“你觉得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还好？”
“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真实哦，简直就是活化石，恐龙蛋，有标本价值。你现在和王朔当年一样，记忆都有了变形。嘿，总之，比《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强。”
“你是说我这之后的十六年白活了，功夫白练了。日你全家。”
“你的孤本在我手上哦，语言要检点哦。毁了之后，没有任何人能再写出来哦。”
“北京是个有所有可能的地方，我的手稿少了一页，就找人剁掉你一个指头，少了十页，就剁掉十个指头，少了十一页，就剁掉你的小鸡鸡。”
择了个吉日，我重新校对了一遍。我不相信熊灿的判断，我自己的判断是，优点和不足同样明显。小说语言清新，技巧圆熟，人物和故事完整，比我现在的东西更像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对少年的描写，细腻嚣张，是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现在肯定写不出。但是，思想和情感时常幼稚可笑，如果拿出来，必然被满街的男女流氓所伤害。
我有过多次冲动，想动手修改这篇少年时的作品，按照现在的理解，掩饰不足，彰显优点。但是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稍稍动手就觉得不对劲儿。思量再三，决定放弃修改，仿佛拿到一块商周古玉，再伤再残，也绝不动碾玉砣子，防止不伦不类。等到我奠定了在街面上的混混地位或是四十多岁心脏病发作辞世，再拿出来，一定强过王小波的《绿毛水怪》和《黑铁时代》。随手给这个长篇起了个名字，叫做《欢喜》。也只有那个年代和年纪，有真正的欢喜。
最后，打电话给大哥，开箱翻书的时候一定留神，要是再发现整本的手稿一定要告诉我。没准在那四十四个大箱子里，还隐藏着我少年时代写成的另外三、四个长篇小说。幸亏这些小说当时没有在街面上流行，否则作者现在就是另外一个忧伤的仲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