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0年前，孔丘讲：食，色，性也。中国人伦理观念的基调就定了。
第一，作为探讨人和人之间以及天和人之间关系的伦理学，主要两个内容：食和色。食，讲工作，如何看待搵食，如何协调同事以及上下级的关系。色，讲生活，如何看待上床，如何保证生殖成功，子嗣繁衍。
第二，伦理学的基调是，食色性也。不肮脏，不可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老百姓需要的，皇上不禁。2500年前孔丘的理论和今天的生物学理论一致。对于生物体，生存是最大道理，吃饭，是为了个体生存，上床，是为了种群的基因生存。百年后，老张的血肉筋骨归于尘土，基因还在市面上流转，基因编码蛋白，蛋白聚合成眼珠子，小张眼珠子里的瞳孔看到大奶和大钞而放大，和上辈子老流氓的瞳孔并无不同，这就是常人实现不朽的形式和佛经说的转世。老天爷编写人性操作系统的时候，认定人性的最终驱动力是让个体基因存在下去的概率最大化。为了生存，可以六亲不认，无法无天，有奶就是娘，大奶是大娘。
中国人的工作观，比较简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做事要讲规矩，年轻人要学会等待。但是对于到底规矩是什么，2500年来，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直接总结过一二三四。只是明确了做事的态度：敬，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只是明确了做事需要达到的效果：和，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只是明确了做事过程中要把握的两个原则：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500年了，中国人一直在用这一套工作伦理，不清晰，但是实用。理论太清楚了，流氓的种类太多，混账事情的种类太多，不能套用，不实用。2500年过去，即使现在中组部选拔特大型国有企业一把手，把上千亿的国有资产交给某个五十来岁一百多斤的胖子，仿佛两千年前，秦王把全国一半的精壮男子交给王翦去灭楚国，用的不是平衡计分表（Balanced Score Card）或者关键业绩指标（KPI），用的还是大拇指原则：这个人可不可以托三尺之孤，寄千里之命。
中国人的性爱观，比较矛盾。宋明以前，乐生，人活天地间，顺应自然，尊重人欲。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没有影院，天黑了，农民们喝几杯自酿的米酒，院子里和自己身体里的虫子都在鸣叫，于是彼此娱乐各自的身体，缓解一天的疲劳，制造新的劳动力量。城市里的文人和官员到青楼和寺院，做诗饮酒，商议国家治理边防漕运。歌妓和女道士比花还香艳，穿戴着当时最先进生产力制造的绫罗绸缎和金银珠钻，吟唱着“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文化水平。在自然规律面前，孔丘自己也无可奈何，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即使孔丘本身也是这种性爱伦理的产物，《史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野合而生。到了宋明，国力狭促，理学盛行，讲究灭人欲，存天理。不是你老婆，看一眼都是不道德的，想一下都是罪过。有个笑话讲，一个理学信徒一辈子不上街，因为人上街则淫具上街，带着淫具在街上溜达，天理何在？文革时候，情况类似，衣服只有绿色和蓝色两种，偶像只有毛主席一个，男女手拉手，就是耍流氓。改革开放之后的性爱观，介于宋明之前和宋明之后的中间。白天在街上手拉手的还是很少，CEO们也基本都有老婆，但是中国二线城市以上，汇总起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色情业，这些服务产值由于没有包含在官方统计数字中，中国的GDP被严重低估。一天中最有效率的时间是在这些地方度过的，最重要的业务是在这些地方谈成，一个CEO教导我：“在中国做生意也复杂也简单，复杂到拜佛不知道庙门，简单到ABC，烈酒（Alcohol）、美女（Beauty）和回扣（Commission）。”
CEO们最近的潮流是每年去寺庙里上上香，吃几顿斋饭，住几天斋房，忘掉ABC，养肝固肾，想想公司未来三五年的战略和组织结构。有个老总上完香之后，问过我一个哲学问题：“一个人应该用一生去明白欲望就是虚幻呢，还是用一生来追求一个又一个欲望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