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格里拉散记

我和李亚伟坐在成都的阴云下喝茶,五泡之后水淡如鸟,人也有些无聊了。赵野恰好来电——野哥,快来香格里拉。亚伟说:喊你日马去斗地主,他和默默二缺一。

 

亚伟才从那里回来,他们哥几个在那开了个客栈,唤作“上游生活”。可能生意没起来,就只好窝里斗——拉哥们当地主玩儿了。人嘛,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在高原蓝天下过一回散仙日子,也不是没有诱惑。于是,次日我就去了。

 

进门就看见北京老友温老大温普林也在,就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没来得及交换流浪的方向,默默那厮就已经把牌发好了——先打三百杀威棒才开始喝酒。深夜,云南作家范稳又带着一个藏族朋友夹着牦牛干巴和几瓶青稞酒来,接着又醉。

 

赵野是来筹拍电视剧《香格里拉》的,大家伙要调研,下午州里派了个车,送我们——赵温范默我五人去德钦。我原不想去,赵说要去茨中教堂,我一下心动——我知道这个深入藏传佛教腹地的天主教堂的一些故实。对这种文化奇观,我还是不想错过的,于是拿件衣服就上路了。

 

这条路原就是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现在叫滇藏公路,那种险还真是让我一路揪心,三江并流的奇特地貌就在此段,翻完白马雪山,不远就看见神圣的梅里雪山了。每个人都被这神山惊呆了,我和默默是初来,更觉肃然起敬,一起下车看山。

 

梅里雪山藏民唤作卡瓦格博,汉人又叫太子雪山,相传是文成公主进藏时,路上私生的一个孩子化作的神山,这是地球上唯一未被人类征服的山。日本登山队已经在此留下了数具尸体,关于它的传说则更是令人咋舌,而我们竟然有幸看见了它十三峰的真面——云屏一扇扇渐次打开,我不能用语言来糟践那种奇美——当地人相信,无缘之人是难以遇见这种福报的,它常年皆在云雾之中。

 

看来这样的起步是有福的,我们这群中年浪子在神山前都变得严肃了。

 

德钦县城就在梅里雪山下的夹皮沟里,远远望去只有一条街,进城看还是一条,倾斜40度左右,很陡,长不过公里,两头分了几个岔而已。我们被安排住进彩虹大酒店,范稳是本省的名人,他写的长篇[水乳大地]正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所以和这里朝野皆熟。

 

首先来张罗酒食的是当地的藏族诗人扎西尼玛,一个黝黑的康巴汉子,来陪的宣传部长是位女士,也是藏族,却只三十出头的样子。主菜是土鸡炖野蘑,再配以青稞酒,很容易就把我们麻翻了,更别说扎西的藏族歌曲,在黄昏的高原显得那么单纯和高野。

 

饭罢作别部长,我提议哥几个去转转街,爬不动坡只好往下走。街头有个小桥,横跨在雪山下来的一道涧上,哗哗的急流惹得人就有了尿意。夜色初降,大家便站在桥上泄酒,一时竟有孩童时代的快感。

 

温老大是北京的名流,是80年代实验话剧和行为艺术的发起人,他所策划的包扎长城的大型行为艺术,在当年曾经轰动海内。他二十几年来频繁进藏区,与僧俗皆结下了许多胜缘,所拍的[天葬]纪录片,在海外获得过许多奖项。这厮也是个老顽童,骑马摔坏过腿,现在走路便显得路不平。

 

赵野是80年代四川的诗人,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和命名者,现在是北京著名的钻石老五。他原来在迪庆有投资,做过些善事,这里的官员对他则较熟悉。

 

默默是上海诗人,撒娇派的领军人物,著名诗歌活动家。他在上海有个书房,藏有近十万册书和几张床——据说床上睡过中国诗坛的大半个江山及其情人,我便叫那里为万人坑。

 

就这么一伙人,开始了香格里拉圣地之旅,似乎有点滑稽。

 

德钦面积不小,但人口只有八万,县城就住了八千,海拔三千多米。稀稀拉拉的村落沿澜沧江两岸散开,山高江深,确属苦寒之地。往西北走,就是西藏的盐井和芒康,道路更加不堪。

 

去茨中的路只要下雨,泥石流就会断路,我们只好在县里多呆一天。好在默默接到个女生电话,是上海来的驴友,要往西藏去,已经到了德钦。我们皆大欢喜,急忙说喊来同吃同住吧。虽然狼多肉少,到底聊胜于无。一会儿,果然来了个清秀的女孩,默默介绍说叫小白鱼,是他一哥们的前女友。我们说没关系,在路上,现女友也不怕。大家就笑。女孩是小学英语教师,老背包客,见得多,经得起玩笑。大家说还是改叫财鱼吧,她说怕太阳,我们又坏笑--想起太阳的文言称谓。

 

驴友或者背包客,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时尚,指那些单身上路的旅游人。他们一般通过网络或各地的青年旅馆联系同路人,一起不分男女同行同住,以便分担费用和旅途的寂寞,当然也有安全考虑。财鱼能跟我们走一程,彼此皆高兴,几个老头又多了许多谈兴。

 

下午到飞来寺去对着梅里雪山喝茶,突然就看见了日本登山队的群墓。当年他们登山时,当地人极力反对--这是他们的神山,他们不想任何人去亵渎。那是一个绝对不会雪崩的季节,结果大雪还是掩埋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勇士。奇怪的是他们的尸体却在几十里外的冰川被找到。

 

现在当地人还在秘密传说,是卡瓦格博神发怒抖了一下肩膀。反正至今没有人类登上过此山,即使它只有五千多米,远远低于珠峰。州里准备立法,再不许任何人攀登。许多无神论官员到了这里,往往也学会了尊重此地的民俗。

 

太阳在雪山的反影渐渐消逝,温老大和范稳带着几个男女赶过来喝酒。除开扎西外,还有本县图书馆的馆长伦布,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中及他的女博士助手。大家边饮边聊,不知怎么就扯到马骅身上了。

 

马骅是天津人,复旦大学毕业,也是个诗人,曾经主办过诗生活网站。2003年厌倦了城市生活,忽然就来这里当了志愿者。他执教的小学就在梅里雪山下明远冰川边,刚好是扎西的故乡。他没有报酬,但给这个村小带去了许多新的东西,他和扎西及伦布等人一起组织了卡瓦格博文化社。2004年他进城为孩子们买粉笔,搭便车回校时,车翻进了澜沧江,藏民们自发地沿江寻找,江边上插满了经幡,孩子们哭红了眼睛,他却连尸体也交付了急流。

 

在德钦,几乎无人不知道马骅,全国的媒体在他死后忽然热闹起来,最后他被滑稽地追认为党员,只有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自由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撰文抗议——一个生前从未申请的人,死后却要横遭唐突。

 

默默原与他很熟,扎西和伦布是他在这里留下的诗与爱的种子,我从这两个藏族兄弟身上,则看见了他那一脉书香还在经久相传。我找到了一封他最后的书信,在此转贴——

 

7月10日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

 

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做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楂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祝各位每天进步!

 

马建中是个儒雅的藏族知识分子,我奇怪他为何叫这个名字,他说上小学时,他们那个霸道的汉族老师喊不清楚藏名,就直接给每个孩子命了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汉名,入了学籍,只好用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里许多藏民都用的是汉名,这是一个时代的伤痕啊。

 

他就生长在迪庆。他说小时候就一心想考出这大山,他认为凡是能到北京去的就肯定是伟人。后来他考进了北京,觉得很失望,就想再走远些,又到美国读博,读完了还是发现没意思。后来他联系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又受命回到了故乡。他终于重逢卡瓦格博神山时,跪倒尘埃,放声大哭起来。

 

该协会的总负责人是美国现任财政部长,曾经许多次以民间身份来考察本地,和他在一起吃每餐三五元的饭食。他说本来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岂敢妄谈保护自然。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个神山修传--把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敬畏传下去。这样一种文化深入民心了,还需要你去圈地设网保护吗?

 

他的教育本不嗜酒,也许见到几个还能勉强理解他的人,便不免多了兴致。那夜他与我推杯换盏,又不断地高唱藏族歌曲,最后被扎西扶了回去。

 

他的妻子在昆明,他本可以在都市像许多海龟那样,做买办或者政府高参,混一个富贵荣华。他却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寂寞小城,默默地完成着自己良心的使命。我常想,有勇气不衣锦也还乡的人,是真正的高士。相形之下,我见出自己的小来。

 

夜里回到小城,大家谈兴犹浓,不忍散去,遂决定再到酒吧继续喝。

 

酒吧是藏式的,是伦布的妹妹开的,一个戴着眼镜的藏族姑娘-我很少看到。恰好那天是伦布的生日,大家买来蛋糕又开始狂欢。伦布和扎西都是那种很腼腆的男人,我们这一伙则迹近土匪。但酒是一种燃料,对各个民族的男人皆有殊效。

 

我非常喜欢藏族歌舞,更欣赏他们随时想唱就唱的那种自然。扎西和伦布起舞开唱,然后又把歌词翻译给我们: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白

  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绿

  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

我对藏族民歌的歌词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和修辞,比如: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因为他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这种民歌和我们内地相比,明显具有许多现代诗歌的味道。

 

我们的歌声吸引来了一对藏族父子,他们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抱着弦子来要求为我们弹唱。他们来自遥远的后藏的日喀则,一路行吟卖唱只为要来转一转卡瓦格博神山。现在他们的心愿已了,要唱出回家的路费。他们的歌声更为苍凉嘶哑,那个小男孩的嗓子发出某种奇怪的弹音,令我心酸不已。在藏地,你随时可以邂逅这样的朝圣者,他们用一生的积蓄,用漫长的时间,去千里万里地完成一桩你难以理解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大地苍生,你无法不俯首低眉。

 

我们五个男人,分住三间房,其中必有一间多出一张床,正好可以安置财鱼。但问题是谁去当这个驴友,谁敢冒这个风险-要么独占春色,要么备受熬煎-这实在是个赌局。因为这不是可以事先和鱼商量好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描写过"甲板上的爱情"-从一个码头开始,到下一个码头结束-这或者是今天许多背包客的暗怀动机,但我们又与此不太相同,这是个天外来客,而且我们哥们之间又太熟悉。既难以高尚到让贤,又不会卑鄙到抢先,还不会平庸到互相比着坐一晚上,那该如何是好?鱼已经拿着钥匙牌先走了,大家看着剩下的钥匙发笑。

 

酒不能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大家开始讲黄段子营造气氛。范稳说一个大车司机独自开车从德钦到香格里拉赶夜路-这是一条孤独危险的路-果然他就遇见一个藏族汉子拿枪横在路上。他只好下车给买路钱,可人家不要。他问要啥,人说把你那东西掏出来,他只好掏出,人说打个手铳,他只好打出来。然后说可以走了吧。人说再来一次,没办法只好又来一次。人问爽吗,爽。再来一次,他说哥,实在不行了,你把我杀了吧。那劫匪吹一声口哨,从林中出来一个绝色美女,匪对司机说-你,把她带到香格里拉去,她是我妹妹。拜托。

 

大家大笑,好主意,可谁愿来扮演那个可怜的司机呢

 

迪庆自治州仅辖三县——香格里拉,德钦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茨中是个村子,属于德钦的雁门乡。去路完全沿着澜沧江走,柏油路面但不宽,但弯多路险,几乎像在云中盘旋。稍有闪失,就会滚进悬崖下的急流。

 

我是开山路的老手,也曾经开过川藏北线,但仍被眼前的路吓得不敢往边上看。关键是江水滔滔,都是雪山下来的冰水,下去则是万劫不复。每年都有特大车祸,且都在其中十多公里的一段发生,一死几十人。按藏俗,每死一个,就在江边插一面白旗,有一阵子,那段路白幡飘摇,让所有的过客皆心惊胆寒。县领导也怕了,请来八方活佛念经做法,最后又在那段路修了13座白塔镇邪,这样一直到现在才没再出车祸。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可解,我欣赏这样的官员-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冒犯无神论的原则,尊重民俗,为苍生做点功德无量的善事。

 

茨中教堂的委托管理者吴贡底老人就坐在我们车上。他来县里办事,刚好可以带我们回村。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文革前在县里读过初中。因为信教,也因为出身富农,年轻时吃过许多苦头。90年代,政府落实部分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了教堂,由于昆明教区派不出神甫,就委托他负责管理。无论政教两方,皆无任何经济补助。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也自愿为主服务。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作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做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下派。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100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共同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甫,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仍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本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甫,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著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个香港富婆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100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我在那神甫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1921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40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甫,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1864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在此地来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秘宗信仰后,是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的。他们从各国招募自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外,也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1905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创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

 

十一

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200多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权镇压。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指责那些人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先锋和走卒。

 

这,正是我们迄今仍然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由于多年定于一尊的教育模式,这种观点已经深入广大人心,成为我们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尺之一。谁想在此问题上做翻案文章,那肯定是徒背朝野骂名。

 

那么,西教[此处仅指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

 

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一直未断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通过向皇帝行贿小礼品,带着一点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开始敲开了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

 

到清朝康熙帝,因为偶像和祖宗崇拜问题,儒生们觉得西教会破坏中国的人伦传统,开始和传教士吵架并向皇帝告状。康熙帝难辨是非,干脆禁止外人来华传教。一直到道光年间,教士们都只能悄悄在澳门活动,偶尔到广州私下传播一下。

 

鸦片战争本与这些罗马使者无甚鸟干系,但其结果却是在清廷割地赔款的前提下,还必须允许各国传教士自由传教——这就难免把西教一下子栓上了耻辱柱——他们是和鸦片及坚船利炮一起被强行推进来的。更有个别教士因为精通英汉语言[那时这样的主儿不太好找],被拉去做了不平等条约的书案,这就似乎更难辞其咎了。

 

可是有几人知道,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反对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的。正是他们在民间看见这一毒品对生民的祸害,才屡屡发表报告,向英国议会及国际社会揭发和抗议,最后导致英国决定在1908年终止鸦片贸易

 

十二

当然,吴贡底老人并不清楚这些前朝往事。他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来自西藏昌都,那时,这里的神甫从土司手里买得大片土地,无偿邀请那些失地游民在此安居耕种,只要求他们为教堂提供一些服务。他们病了,还可以从神甫手上获得灵药,遇到灾年,还能吃到施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洋人也是善人,尽管也有喇嘛说他们是魔鬼。

 

穷人只相信肚子的感觉。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神甫的说教了,也不再到寺庙里烧香了,直至最后接受洗礼。而这个村子也由起初的九户人,渐渐团聚到几十户。至于村里还有人信佛或者信东巴,神甫也不格外排斥。而民国时期,连最高领袖都是教徒,自然也没有人再驱赶这些洋人。一切仿佛都在这个山谷里和谐起来,一如那些法兰西的葡萄,不择土地,同样在此酿出酒浆。

 

但无论耶稣还是佛陀,都不能保证人间没有乱世。50年代初,这里最后一个会说藏语的洋和尚接到了驱逐令,他必须像他世纪初的前辈们那样,匆匆撤离这块他已经倾注无限感情的土地。淳朴的村民不谙世道的颜色,牵马相送,茫茫雪山上留下的乱离的蹄痕,很快又被新一场深雪覆盖。

 

之后,这里再也没有了神父。吴老汉把我带到不许人轻易踏进的圣坛上的告解室,他指给我看那些100年前来自远方的铜烛台,石膏的圣母像以及覆满时间尘灰的旧约圣经。他告诉我——这些圣物都是文革时,老百姓暗中藏下来的,他现在又一点一点收回来。他带我上钟楼,说以前的钟被对面的石棉矿拖去当上下班的命令去了,他前年去要,敲得只剩碗口大一块废铁,还向他开价要1000元才给。

 

他从山西又买回了一口钟,尽管没有神甫了,他还是想让这洪亮的钟声在山谷里重新发出回响,让无主的心灵也找到共振的旋律。

 

十三

熟悉滇藏生活的范稳告诉我,在这一带,还有好几个教堂,包含高黎贡山那边。他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题材,此次也带着帐篷等野战配置,计划再次徒步考察几天,吴老汉的大儿将为他牵马护航。如今的作家还能这样吃苦深入艽野的已然不多,他只比我小几月,而我已经被都市弄成废人了,面对如此雪山唯余敬畏矣。

 

退出教堂时看见门槛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藏族老人,正在旁若无人地享受峡谷中的残阳。范稳对我说,这就是最后一个神甫的私人厨师,据说会做一手地道的法式西餐。神甫撤离时,非常想带他离开这个苦难将至的河谷,但他不知何故竟然拒绝了。以后他参与了藏军叛乱,再以后他重新回到了故土。不仅再无缘品尝西餐,甚至连女人也终身未品。在动乱年代结束后,他成了这个教堂的看护人。我到门边他那间蜗居看了一眼,我实在不愿用语言来描述。范感慨地说,可惜他一句汉语都不会,不知有多少故事永远烂在了他的孤独回忆里。

 

回吴家的路上,经过一条雪山上奔泻下来的山涧。涛声若怒,银练成匹,一头扎进澜沧江后很快就混作浊流了。古人谓出山不如在山清,于人于水,皆同此理。我和赵范二兄乐此清流,忍不住下到涧边,掬波而饮,其清冽不觉已寒彻心头。然后大家又濯足沧浪,一洗四十几年的劳尘,在斜阳下翻晒着内心的倦怠。

 

吴家的炊烟已经在山谷中袅袅升起。忙碌着厨务的是二儿媳妇——一个很漂亮的藏族女孩。她在淘洗时偶与我们目光相遇,只是淡淡一笑,复又腼腆地低眉而去。对这种清纯,油滑的我辈也是不敢略加一句戏词的。吴家长子尚未婚,家里的苦活累活则多由其负担,次子则像个乡村时尚小哥,多享了父母的几分偏宠。

 

十四

澜沧江是我所见过的急流之最,它从西藏昌都狂奔而来,一路向南,一直到印度支拉才变成美丽平缓的湄公河。此刻,它就在吴家边上咆哮,我们坐在黄昏的庭院里,依旧还能隐隐听到那起伏的涛声。

 

晚宴是那位美丽藏妹一手操办的,满桌的山珍土菜,仅供客人享受。他们一家则在厨房用餐,我们把吴老汉拉来一起喝酒。先是品尝他们的私酿——玫瑰红葡萄酒,果然别具一格。其长子又拿来一点窖藏了六年的珍品,自然更显浓淳。要买,他们却只肯卖一斤,说还要留给以后的客人。看来生意并不重要,他们要那份听每批来客夸奖的喜悦和自豪。

 

大家喝得兴起,吴老又自告奋勇地拿出他的毒蜂青稞酒,也是自家秘制,说是可治疗风湿。酒中泡了半瓶牛角蜂,许多人皆平生未见,嚷着要倒出来看看。我是深知此物厉害的,吴老却带头生吃起来。温老大等也跟着大嚼,吴老婆婆在一边着急,要老头子教大家掐去毒针后再吃。果然一会儿默默就喊舌头发麻了。

 

大家谈兴正高,吴老酒性大发,又去房里拖出他的独家春酒,谓能壮阳。大家看着财鱼坏笑,戏说昨天熬过了,今天喝了这个,怕是要犯错误了。一伙人仿佛久旱逢雨,抢着干杯,竟如饮鸩止渴一般。然后纷纷对财鱼毛遂自荐说——今夜你就点杀吧,像皇帝那样翻牌也行。尤其昨夜当了司机的那哥们,恨不得借酒复仇。

 

赵野先倒了,一听有独门暗器到,又从床上弹起来,似乎要死马当着活马医,上来就和吴老连干三杯。可怜吴老在茨中一世称雄,竟被自家的药酒当场麻翻,被大伙扛了回去。次晨起床,只见老头右脸红肿带伤,说是夜里从床上滚倒尘埃所致。

 

吴家全睡了,我们还在庭中待月。财鱼熬不住,先自上楼,剩下几个药性渐发的哥哥在院中说黄段子解毒,谁也不好意思先去就寝。

 

这夜刚好又停电,整个山谷仿佛无人一般。到了午夜,才见月亮爬上东岸的山颠——那山实在是太高了。想想我们哥几个,皆是望五之人,大半辈子皆在谑浪风尘,不能说当年未曾别有怀抱。可怜俗世沉浮,现在竟到了求田问舍的心境。用古人的话说——不知今夕何夕,又奈此良宵何。

 

赵野后来有诗叹曰——

 

  停电了,对面的山寨

  起初还有隐隐烛光

  酒再过三寻,澜沧江

  仿佛奔流在天上

  月亮升上东山,一个

  年轻时才有的白夜

  几个老男人讲完了

  一生的佚事和笑话

  关于政治,关于性

  我们永恒的激情

  墓园里的法国教士

  一定已被吵醒

  百年前,他们就闯进

  这片时间消失的高原

  带着天主的福音

  和卢瓦河谷的葡萄

  主人已先我们醉了

  一个隐忍、谦卑的信徒

  罗马的大人们,可否能

  听到他梦中的祈祷

十五

茨中的黄昏,我一边翻看着吴家的留言本,一边和老人闲话。我想知道在这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小村,人们究竟能否和谐共处,古老教义所要传播的爱,是否真正抵达了这些草民的心灵。他告诉我——自从80年代恢复宗教自由以来,他们村连撒酒疯的都没一个。更有趣的是,各家都会有丧仪,天主教家庭按天主教规矩办,佛教徒也会来参与,但他们会坐楼上,然后各念各的经,反之亦然。

 

看着头顶的一线青天,听着身边永恒呜咽的逝水,我确确乎不知道究竟是哪位神祗在主宰着这片河谷,是谁使人民在此穷山恶水间安居乐业。我已活过大半生,认识各种宗教甚至"邪教"信徒,我却未能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在有神和无神论之间,我倾向有神。但在一神论和泛神论之间,我却倾向泛神——恰好多数宗教都是只许相信自己的神。我之所以在个人情感上偏向于佛教,只是因为只有达赖喇嘛这样的教宗,敢于在全世界宣称——我尊重世界各种宗教和他们的信徒。

 

有一回饭局,座中有赵林[武汉大学宗教和神学博导],符芝瑛[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前主编,星云法师弟子]还有一位基督徒是符的朋友。大家吃着忽然谈起信仰来——大约是我故意挑的头。自然各家各说各的,但最后我还是比较服赵林的说法。他说他是个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万物皆由神造,他莫能名之而已。比如你在火星上要是捡到一块手表,你一定会认为这是神造,但你捡到一块石头,你却觉得不是神造——但事实上,一个石头的分子结构,却可能远比一块手表复杂。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非要把无神论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我只知道在有神论的国度,科学照样发达。而在这样一个乡村,因为有神——无论这尊神来自印度或是法国——人们因信仰而安宁和谐,而有所敬畏。没有谁强迫他们每周日翻山越岭来教堂礼拜[好多户住周边山上],他们却远比拿工资学文件的那些人自觉认真且虔诚。

 

我和吴老聊天时,他的老伴从山上扫松针背回大篓,他的媳妇在洗土豆,他的长子在挤牛奶——我第一次看见给黄牛挤奶。他的次子在为我们摘李子。从雪山飘过来的云又飘到山后,从雪山下来的水又流向山外。我们在这里来而复去,我们在人世间来而复去。我们都这样过着日复一日,我们的幸福何曾大于他们的幸福——他们在他们的主的庇佑下,欢乐而自足。

 

十六

人生大约有许多地方,原只配去一回。就这一回,往往还需要各种因缘凑合。古人说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这其中,本是另有如许身世怅惘的。仿佛生命,何等精彩华章,最后亦将化作这山河大地的一抹微尘。即这山河大地,也终必在某天复原为宇宙中的几粒灰沙。佛陀论世,一切不过劫数,他是相信末劫的。

 

遥想当日和易中天先生[原武大教授]闲话,他说——所有的树木都将雕塑成灰。20年过去,我回思这句话时,又深了一层领悟。我们在人世间播种浇水施肥,将幼苗培成大树,塑作雕梁,但一切何能逃过最后的火焰。

 

范稳留在茨中,继续他的田野调查。在德钦,财鱼马上就找来了一个武汉的男驴友。马建中请告别宴,我们嫉妒地对那哥们感叹——哎,狼叼肉,最后喂了狗。一路就拜托了。大家又怪笑。我怕这几天玩笑过分,给鱼敬酒说——垮掉的一代有句名言: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她笑答曰——阿拉晓得,阿拉18岁就跟那些诗人混,什么没见过——嗨,敢情有诗人这杯酒垫底,这世界还有什么酒可以惧怕的。我是瞎操心了。

 

回迪庆开夜车,却看见一匹狼在马路中间咬死一头羊,正在进餐。见我们车到,它不慌不忙地让开。我说下去把羊捡上来吧。那本地司机笑道——你还敢去和饿狼抢食啊。大家复笑。司机说,原来牧民有枪,现在政府怕暴动,把枪都收了,狼就到处横行,经常公然去抢牧民的牛羊。老百姓叫苦也没办法。想当年秦始皇聚天下之兵器,熔铸几个铜人,究竟还是二世而亡。也许在各人心中保存一座神山,远比没收几支刀枪有效。

 

十七

香格里拉县即过去的中甸,是迪庆自治州府所在地。在茶马古道时代,这是个往来客商必要一歇倦足的重镇,名唤建塘镇,划属本地的藏族土司独克宗辖制。这里确乃在高原极少见到的平原,四围皆高山,中间一大片草甸。镇中有龟山,古城则傍山而建。城边半山上,还有已经颓废了的泥筑寨墙。

 

所谓古城,即基本完整地保留了100年前的藏式民居和老街。新城在旁边,机关和干部当然也就在旁边。几年前,古城都近乎一座空城。因都是泥墙木构,百年风雨已使它破败难居,房主们都搬到新城去了。

 

后来,在此地做自愿者的一些老外,看中了这些老屋,用极低的价钱就租下来,外面完全不动,只在里面做些现代装修,住进就格外舒服了。于是,许多游客也徘徊不去,开始在此赁屋而居并做起小买卖来。州府的官员悟出了其中的商机,决定保护古城,这样很快这里就像回到了茶马时代,一下子热闹起来。

 

现在,古城的老屋多已租出,房客既有联合国官员,也有台港归侨,更多的则是来自各地的波波族们。这些藏式院落确实好,都是巨木建构再夹以土墙御寒,房顶是木块做瓦。院子里往往还有果树草地,价钱则便宜得惊人。

 

古城的中心谓之四方街,有个大院坝,每天黄昏,当地的百姓就在这里跳锅庄舞,音乐声中,看那些老人完全非表演的自娱自乐,舞步复杂漂亮,真是我每个薄暮的享受。许多游客也会跟着学,人群围出好几个圈——中间的空地,则永远是留给一个疯子老头在那里独舞。这样的画面往往让我沉醉,各族混杂,翩跹共舞,唯一的语言——完全不需要翻译的音乐——在此刻穿过所有的心灵。

 

小城人很少,到了夜晚,就只有各个酒吧不同肤色的一些游客在闲坐,石板小街上还会有些牦牛来散步。一般来说,往镇外走10分钟,就到了乡下。夜里很静,偶有藏獒的吠声。无云的时候,天空则很低,星星大得像个卵形。

 

十八

在香格里拉,你真不知道哪片云会下雨。多数时候,总是阳光晃眼,但几乎每天都会突然飘来一阵急雨,有时还有板栗大的冰雹,打得木瓦乱响。但一转眼,又是满眼晴光。任何时候,只要在阴凉地,都要穿件外套。夜里盖着很厚的被子,依然感觉到寒气袭人。

 

一个古朴的小镇,完全像武侠小说中的某个背景地,埋藏着许多隐名高手。看着一个破败的墙垣,进去一问,原来却住的是卡特夫人——联合国派驻的官员。随便一个朋友邀你去喝下午茶,座中都可能遇见一批来历不菲的人物。看着像个村妞,一交换名片,原来竟是保护国际的中国首席代表。

芳姐来自台湾,在上海开着很大的设计公司,她在这里买了两个院子,一间自住,一间做了工作室。她几乎调查了这里每栋房子的历史和变迁,还带来了一批海外朋友各买一栋,按她的话说——自己组建了一个社区。

 

活佛会请你去喝藏秘红葡萄酒,吃尼泊尔餐。年轻喇嘛可能下山来和女游客品咖啡打扑克。除开路上,我几乎没见过警察扰民,当然,也没见到过小姐拉客——据说,凡是驴友多的地方,大家都自给自足了,断了人家的生意。有天,我们一伙烂人在自己的客栈——上游生活——开诗歌朗诵会,州长也跑来喝酒致辞。政协主席是前土司的后人,过来交换著作,我先以为就像我们内地那些爱文艺的宣传部长的东东,结果打开一看,把我们哥几个狂人全部镇服。我实在喜欢这些藏人,海阔天空,却一点也不装逼。

 

藏学所老所长是个掉队的红军的儿子,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权威之一。他会藏族的打情卦——一座的人背着他拿个自己的小物品,比如耳环手表之类,然后一一交给他,他用手握一会儿,就会用藏语唱首歌,再翻译给大家听,歌词的意思就会暗示出物主的爱情命运,所有的人都会在内心服气。

 

贺龙的红军曾经从我的故乡湘鄂西出发,经过这里小驻,开了个中甸会议,然后才打到陕北。我看了下地图,不得不感叹——他们真能走,日马比现在这些背包客强多了。要我从这里再走回故乡,发几个女驴友陪起,估计老子也奈不活。

 

十九

香格里拉是英语文学为遥远东方贡献的一个名字,但也是洛克博士的游记为我们打开的一片净土。我无须去考证她的本来隶属,但她就在滇西北,这点无可置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香格里拉,按广告词所说--一个梦开始的地方。

 

她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

 

许多年前,这里的原住民大约主要是藏族和纳西族,部分彝族,傈僳族,白族和独龙族则散居在山间水畔。后来普米人从北方随军南征有功,竟也在此留下,完整地保存和繁衍出一个民族。这里的回族人也很多,他们则多是左屠夫平西时辗转逃难而来的哲合忍耶派回民--按张承志的说法--这是最难忘记仇恨的一支人。但他们却在这块土地上,终于埋下斧头,化剑为犁,成为其他民族的睦邻兄弟。

 

100多年前,上帝也派使徒来眷顾这块土地,并且也在这些宽厚慈悲且木讷的牧民农人中,传下了他们的福音。虽然时值今日,这里仍旧过着一种古朴而简单的生活,挤奶,打茶,饮酒和歌舞,依然是快乐的源泉。但多数过客,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临别踟蹰的怅然。甚至许多人,宁把他乡当故乡,视此为终老埋骨的梦乡。

 

我们在为这里找一个主题词,我们找到了一个词--和谐--虽然此词有可能被人张冠李戴,有可能被人欺世盗名,但在这个充满冲突和暗算的世界,这里,还基本当得起我们对此词的正确理解。

 

我不知道我对这里的潦草描述,是否真正抵达了每个人心中的香格里拉。我不知道我的短暂驻足,是否能够做到倦鸟歇翅落地生根。我们客栈的大门正对着白鸡山,山腰是墓园,山顶是白鸡寺。某日,我和赵野爬上了黄昏的墓地,我们坐在碑碣间突然谈起了死亡。我忽然想起【西藏生死书】所要完成的普世劝慰,不过是一种死亡教育。死亡,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厄运,它是与生俱来的宿命。所谓生活生命,不过是死亡的一种过程。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一点一点死去。昨天枕上的落发,今日胃里的溃疡,都是我们刚刚死去的局部。但悲哀的是,我们却总要拿这仅余的残肢,去祈求博取永恒和不朽。

 

我们在暮云璧合时下山,我们听到了黄昏的歌声,看见了华灯初现般的星空。仿佛正是这些永远的风景,带我们走到了香格里拉。

《尘世·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