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尔君小姐从海滨浴场回来了，法鲁克先生在等着她。他们坐了下来，我端来了早餐。他们三人一个看着报纸，另一个打着盹。他们聊着笑着吃完了饭。之后法鲁克先生拿起他那个大包，就去盖布泽的档案馆了，倪尔君则到禽舍那边看书去了，麦廷还在看报纸。我没有收拾早餐桌就上了楼。我敲了敲老夫人的门就走了进去。
“老夫人，我要去市场了，”我说，“您想要点什么吗？”
“市场？”她说，“这里有市场么？”
“好多年前开了小店，”我说，“您知道的。您想要点什么？”
“这些店里我什么也不想要！”她说。
“我们中午吃什么？”
“我不知道，”她说，“做点能吃的东西！”
我下了楼，脱下围裙，拿上网兜、空瓶子和软木塞出去了。她经常告诉我什么是不能吃的，却不告诉我什么才算是能吃的。以前由我去想，去找，但是已经四十年过去了，我知道她都吃些什么!天气热起来了，我出汗了。街上人开始多了起来，但还是有些人正赶着去伊斯坦布尔上班。
我爬上了坡，房子变少了，花园和樱桃树多了起来。鸟儿们还站在枝头。我心情不错，但没有再走下去。我拐上了一条土路，不久就看到了他们的房子以及房顶的电视电线。
奈夫扎特的妻子和杰奈蒂大婶正在挤牛奶。
冬天里冒着热气的时候来观赏一下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奈夫扎特也在那儿，他正弯腰摆弄着靠在房子另一面墙上的摩托车。我走了过去。
“你好。”我说道。
“你好。”他说道，但并没有转身看一眼。他正把手指插进摩托车的某个地方摆弄着。
有一会儿我们都没说话。后来为了随便说点什么，
“坏了吗？”我问道。
“没有，伙计！”他说道，“这怎么会坏呢？”
这辆摩托车是他引以为傲的东西，它的轰鸣声能把整个街区闹得一团糟。两年前他用自己当园丁和卖牛奶挣到的钱买了这辆车。每天早上他骑着摩托车送牛奶，但是我让他别给我们送，我会自己过来拿，我们可以聊一聊。
“你拿来了两个瓶子？”
“对，”我说道，“法鲁克先生他们也来了。”
“好吧，放在这儿吧。”
我放了下来。他从屋里拿来了漏斗和量具。他先把牛奶装进量具，然后又用漏斗倒到瓶子里。
“你有两天没来咖啡馆了。”他说道。
我没有说话。
“哎呀，”他说道，“伙计，别理那些可耻的家伙。他们都没有教养。”
我想着。
“说真的，那报纸上写的是真的吗？”他后来问道，“真的有这样一个侏儒之家吗？”
大概所有人都看了报纸。
“你马上就生气走掉了，”他说道，“值得跟那些没教养的家伙生气吗!当时你去哪儿了？”
“去看电影了。”
“演的什么？”他问道，“快讲一讲。”
我给他讲了。我讲完的时候瓶子已经都装满了，他开始用木塞封口了。
“软木塞现在很少见了，”他说道，“涨价了。一些劣质葡萄酒已经在用塑料塞子了。我说你们可别把软木塞弄丢了，弄丢一个的话就要十个里拉。因为我的不是泉水牌的牛奶。如果你们觉得不划算的话，你们就让你们的孩子喝添加了药水的牛奶吧。”
他经常说这些事情。我本来是要把法鲁克先生给我的软木塞从兜里掏出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不想这么做了。仅仅是为了迎合他，我说：
“什么东西都涨价，涨了不少。”
“的确如此！”他迅速地往瓶子里灌牛奶的时候说道。他有些激动了。他说起了物价上涨，说起了过去那些美好的时光，我觉得很烦，就没听他说的话。他把所有的瓶子都灌满放到箱子里，“我要去送这些牛奶，”他说道，“你要是愿意的话我也可以把你送回家。”他踩了一下脚蹬，摩托车“轰隆”一声就发动了起来，他坐了上去。“快点！”他喊道。
“不了，”我喊道，“我要走走。”
“那好吧！”他说道，骑着摩托车飞驰而去。
我看着他身后扬起的尘土，直到他开上了柏油路。我也为他感到脸红。我提着装有牛奶瓶子的网兜走着。走了一会儿我转身看了看身后。奈夫扎特的妻子和杰奈蒂大婶还在挤牛奶。杰奈蒂大婶得过瘟疫，我妈妈过去常说。她经常讲瘟疫泛滥的那些日子，我也常常会害怕。走过花园，听不到蟋蟀叫了，这时两旁就有房子了。多少年来这些地方一点都没有变。后来，九月份的时候人们开始来这里打猎，还带着许多像疯狗一样从车里窜出来的凶猛的肥狗，孩子们，别靠近它们，它们会咬人的!一面墙的裂缝深处有一只壁虎!它逃走了!儿子，你知道壁虎为什么会把尾巴留下吗，塞拉哈亭先生问道，你知道这是根据什么规律吗?我不说话，害怕地看着他：爸爸，大概它累了，很虚弱，疲惫不堪了。等一下，我要写在一张纸上给你，他说道，写下了查尔斯?达尔文，我还藏着这张纸。他活着的最后那段时间里又给了我另一张纸：儿子，这上面列出了我们身上缺少以及过剩的东西，我只把这个留给你，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的。我接过纸看了看：是用奥斯曼文写的。他那因为喝酒而充满血丝的眼睛近距离地看着我，一整天他都在自己的房间里努力写他的百科全书，他很累了。晚上的时候他会喝点酒，然后，一星期有一次，他会喝得很多，大闹一场。有时候他会在花园的某个地方、在他的房间里或者在海边醉醺醺地溜达好几天，直到在酒精的作用下睡去。那些日子里老夫人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从来不出门。我去了肉店。里面人很多，但深色皮肤的漂亮女人不在。
“雷吉普，你要等一会儿了。”玛赫穆德说道。
一直提着瓶子，我也累了，坐一会儿就好多了。后来，一在他酒后酣睡的地方找到“他”，我就会心惊胆战地过去把他叫醒，免得被老夫人看到后又要发作，也免得让他一直在那儿受冻。先生，你怎么躺在这儿呢，要下雨了，您会着凉的，快回家吧，睡在您的房间里，我常常这么说。他会嘟囔着，自言自语着，用苍老的声音骂着：这该死的国家!这该死的国家!一切都白费了!要是我能一口气把那几册写完就好了，最起码要是我早把那个小册子寄给伊斯泰邦就好了。都什么时候了，整个民族还在沉睡，整个东方还在沉睡，不，没有白费功夫，但是我已经不行了，唉，要是我有一个我想要的那种女人就好了，雷吉普，你妈妈什么时候死的，儿子啊!最后他会站起来，挽着我的胳膊，我领着他回家。走在路上他嘴里嘟囔着：你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觉醒呢?那些傻瓜们正安逸地睡着，他们都沉浸在了虚假愚蠢的安逸之中，他们相信世界与他们头脑中的狡辩和愚昧故事是一样的，带着这种愚昧的喜悦他们一直睡着。我要拿棍棒打他们的脑袋，把他们都给打醒!傻瓜们，快摆脱这些谎言吧，你们快醒过来看看吧!后来，“他”靠着我，我们一起上楼往他的房间去的时候，老夫人的房门从里面悄悄地打开了，她那充满嫌恶而又不安的眼睛似乎从黑漆漆的门缝一闪而过。这时，他会说，咳，愚蠢的女人，愚蠢胆小的可怜女人，我对你的感觉只有厌恶，雷吉普，扶我上床，我醒来的时候把咖啡准备好，我想马上开始工作，我必须得快点，他们已经把字母都改了，把我百科全书的计划全给打乱了，十五年了我都没能整理好，他常这么说，然后他说着说着就会睡着了。我会看一会儿他睡得怎么样，再安静地离开他的房间。
我想得出神了。我意识到，其中一个女人的孩子正着魔似的看着我。我心里烦了。我来想点别的事情吧，我想，但还是无法忍受，我起身拿起了瓶子。
“我过会儿再来。”
我出去了，走向杂货铺。孩子的好奇心是让人无法忍受的。小时候我自己也会常常感到好奇。我曾经以为，这是因为我妈妈没结婚就生下了孩子，但那是后来的事情了，是妈妈说我爸爸不是亲爸爸之后的事情。
“雷吉普伯伯！”有个人喊道，“你没看见我吗？”
是哈桑。
“我确实没看见，”我说道，“我愣神了。你在这儿干吗呢？”
“什么都不干。”他说道。
“快点回家做你的功课吧，哈桑，”我说道，“你在这些地方能干什么呢?这不是你来的地方。”
“为什么不是？”
“孩子，你别误会，”我说道，“我是说你要用功学习。”
“伯伯，早上我学不进去，”他说道，“太热了。我都是晚上学。”
“晚上要学，早上也要学，”我说道，“你想要学习，是吗？”
“我当然想要了，”他说道，“学习也不像你想的那么难，我会学得很好的。”
“但愿如此！”我说道，“你现在快回家吧。”
“法鲁克先生他们来了吗？”他问道，“我看到那辆白色的阿纳多尔车了。他们好吗?倪尔君和麦廷也都来了吗？”
“他们都来了，”我说道，“都很好。”
“向倪尔君和麦廷问好，”他说道，“事实上我刚才就看见了。我们以前都是朋友。”
“我会跟他们说的，”我说道，“你快回家吧！”
“我现在就回去，”他说道，“但是雷吉普伯伯，我想求你点事。你可以给我五十里拉吗?我要买本子，本子都可贵了。”
“你在抽烟吗？”我问道。
“我是说我的本子用完了…”
我把瓶子放到地上，掏出二十里拉给他。
“这不够。”他说道。
“得了，得了，”我说道，“我可是要生气了。”
“那好吧，”他说道，“我只能买一支铅笔，没办法啊。”他正要走的时候又停住了，“别告诉我爸爸，行吗？”他说道，“他又会瞎难过的。”
“是呀！”我说道，“别让你爸爸难过。”
他走了。我拿起瓶子，去了纳兹米的铺子。一个顾客都没有，但纳兹米却很忙。他正在一个本子上写着什么。后来他看看我，我们聊了一会儿。
他问起了他们。我说他们都很好。法鲁克先生吗?我为什么要说他喝酒的事情呢，他本来就知道，他每天晚上都过来，买了一瓶又一瓶。其他人呢?他们也都长大了。我看见那个姑娘了，他说道，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倪尔君。她早上的时候会来买报纸。她长大了。是的，她长大了。另一个才是真的长大了，我说道。是的，那个，麦廷。他也看见他了，讲了他是怎么看见他的。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聊天和友谊。我们彼此讲述着我们所知道的事情，我喜欢这样，全部都是些词语和句子，我知道很空洞，但我还是这样打发打发时间，心情变得愉快起来。他把东西都称过包好了。我说你把账写在一张纸上吧。然后我回家抄在本子上，月末的时候，冬天则是两三个月一次，把开支一块儿拿给法鲁克先生看。法鲁克先生，这是账单，我会说，那是多少多少，这是多少多少，您看看这账有没有什么差错。他从来不看。好的，雷吉普，谢谢你，他会说，这是家里的开支费用，这个是你的工资，他从钱包里拿出潮潮的、皱巴巴的钱递给我，那钱带着一股皮革味儿。我会接过来，数都不数就放进兜里，我会谢谢他，想马上说点别的事情。
纳兹米把账目写在一张纸上给了我，我付了钱。我走出铺子的时候他突然说道：
“不是有一个叫拉西姆的人吗，”
“卖鱼的拉西姆。”
“对，”他说道，“听说昨天死了。”
他看着我，我什么都没说。我拿起了找回的零钱、网兜和包。
“据说是死于心脏病，”他说道，“后天中午他的儿子们一回来就要安葬他了。”
就是这个样子，一切都离我们的话语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