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天，那里会出现一个怎样的世界？
“谁也不知道。”深绘里说。
但天吾醒来的这个世界，与昨晚睡去时那个世界相比，看不出有什么变化。枕边的时钟指向六点刚过。窗外已经大亮，空气无比澄澈，从窗帘的缝隙间，光线像楔子一般照进来。夏季似乎也终于即将结束。
鸟鸣声尖利鲜明地传来，让人觉得昨日那猛烈的雷雨宛如幻梦，像是在许久以前，发生在某个不知是何处的地方的事。
醒来后先浮上天吾脑际的是，说不定深绘里已经在昨天夜里消失了踪影。但那位少女就在他身旁，像冬眠中的小动物，正睡得很沉。
睡容美丽，细细的黑发垂在雪白的脸颊上，勾勒出复杂的纹样。耳朵藏在头发下面，看不见。鼻息轻轻传来。半晌，天吾望着天花板，倾听着那小小的风箱般的呼吸声。
他还清晰地记着昨夜射xx精的感觉。一想到自己真把精液射在了这位少女体内，他便感到头脑混乱。还是大量的精液。到了早晨，这就像那场雷雨一样，让人觉得似乎并非发生在现实中的事。简直像是梦中的体验。十多岁时，他多次体验过梦遗。做了非常真实的春梦，在梦中射xx精，然后醒来。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梦，只有射xx精是真实的。
就感觉而言，这两件事十分相似。
但这不是梦遗。他确实射在了深绘里体内。她引导他的xxxx插入自己体内，有效地榨取了他的精液。他只是听任摆布。当时，他的身体完全麻痹，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而且，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小学教室里射xx精的。但不管怎样，深绘里说她没有月经，不必担心怀孕。他实在无法理解竟会发生这种事情。然而，的确真的发生过。在现实世界中，作为现实。大概是。
他下了床，换好衣服，走到厨房里烧开水，泡了咖啡。一边泡咖啡，一边试着理清思绪，就像理清抽屉里的东西一样。但他理不清。
只是将几样东西调换了位置。在原来放橡皮的地方放了回形针，原来放回形针的地方放了转笔刀，原来放转笔刀的地方放了橡皮。只不过是从一种混乱形态改变为另外一种混乱形态。
喝了新鲜的咖啡，走进洗手间一边听调频广播的巴洛克音乐节目，一边刮胡子。泰勒曼①为各种独奏乐器创作的组曲。老一套的行动。
在厨房里泡咖啡，喝下去，一边听着收音机的“为您倾情呈献巴洛克音乐”，一边刮胡子。每天只有曲目会改变。昨天好像是拉莫②的键盘音乐。
解说人介绍道：
十八世纪前半叶作为作曲家在欧洲各地享有盛誉的泰勒曼，进入十九世纪之后，因过于多产而受到了人们的轻侮。但这其实并非泰勒①GeorgPhilippTelemann(1681-1767)，德国作曲家。
②Jean-PhilippeRameau(1683-1764)，法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
曼的过错。伴随着欧洲社会构成的变化，音乐的创作目的发生了很大改变，导致了这种评价的逆转。
这就是新的世界吗？他心想。
再次环视四周的风景，仍然看不到能称为变化的东西。轻侮的人们现在还未现身。但无论如何，胡须必须得刮。不管世界是面目全非还是一成不变，反正不会有人来替他刮胡子。只能自己动手。
刮完胡子，烤好吐司抹上黄油吃，又喝了一杯咖啡。去卧室看看深绘里，她好像睡得酣沉甜美，身子一动不动。姿势始终没有改变过。
头发在面颊上描绘着相同的纹样。鼻息也像刚才一样安宁。
天吾今天没有安排，也没有补习学校的课。不会有人来访，也没有拜访别人的计划。今天一整天他是自由的，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他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继续写他的小说。用钢笔将字填进稿纸里。一如往常，他很快进入了角色。意识频道被切换，其他的事物迅速从视野里消失了。
深绘里醒来，是在九点之前。她脱去睡衣，穿着天吾的T恤。杰夫·贝克访日公演的T恤。他去千仓探望父亲时穿过。一对Rx房鲜明地凸起，不由分说地让天吾回想起昨夜射xx精的感觉。就像一个年号会让人联想起历史事件一样。
调频广播里放着马塞尔·迪普雷①的风琴曲。天吾停下写作，为她做早餐。深绘里喝了伯爵红茶，在吐司上抹了果酱吃。她就像伦勃朗在描绘衣服的褶皱，仔细地花了很长时间，往吐司上涂抹果酱。
“你的书卖了多少？”天吾问。
①MarcelDupre(1886-1971)，法国风琴演奏家、作曲家。
“是《空气蛹》吗。”深绘里问。
“对。”
“不知道。”深绘里说，还轻轻地皱起眉头，“好多好多。”
对她来说，数字并不是重要的因素，天吾想。她那句“好多好多”，让人联想起辽阔的原野上一望无际的三叶草。三叶草表示的，始终是“多”这个概念，那数字谁也数不清。
“好多人都在读（（空气蛹>。”天吾说。
深绘里不声不响，检查着涂抹的果酱。
“我得跟小松先生见一面。越早越好。”天吾隔着餐桌，望着深绘里的脸说。她的脸一如平日，没有浮现出任何表情。“你一定见过小松先生吧？”
“记者见面会的时候。”
“说话了吗？”
深绘里微微摇头。意思是：几乎没说话。
他能清晰地想象出那幅场景。小松还是老样子，快嘴快舌滔滔不绝，说着些心中所想——也许其实没有想——的事情。而她几乎一言不发，也没好好地听对方说话。小松对此毫不在意。如果有人要求以具体实例说明“一对绝不相容的人物组合”，只要举出深绘里和小松即可。
天吾说：“很久没见到小松先生了，也没有电话来。他最近一定忙得不可开交。因为《空气蛹》成了畅销书，他忙得不亦乐乎。不过，已经到时候了，应该面对面坐下来，认真讨论一下各种问题。正好你也在，是个好机会。我们一起见见他，好不好？”
“三个人。”
“嗯。这样说话更容易些。”
深绘里略作思考，也许是略作想象。然后答道：“没关系。如果能做到的话。”
如果能做到的话，天吾在脑中复述。话里有一种预言般的余韵。
“你认为可能做不到吗？”天吾战战兢兢地问。
深绘里未作回答。
“如果可能，就跟他见一面。这样行不行？”
“见了面做什么。”
“见了面做什么吗？”天吾将提问重复了一遍，又说，“先把钱还给他。作为改写《空气蛹》的报酬，他向我的银行账户里汇进一笔巨款。但我不想接受这种东西。我并不是后悔改写了《空气蛹））。这项工作刺激了我，把我引向了好的方向。虽然自己说有点那个，但我觉得改写非常成功。事实上，外界评价也很高，书也十分畅销。我觉得接受这项工作本身没有错。但是，我没想到事情竟然闹得这样大。当然，接受这项工作的是我自己，为此承担责任也理所当然。但总而言之，我不打算因此收报酬。”
深绘里微微耸了耸肩。
天吾说：“的确如此。就算我这么做，事态恐怕也不会有丝毫改变。但我宁愿表明自己的立场。”
“对谁。”
“主要是对我自己。”天吾的声音有点低沉下来。
深绘里拿起果酱瓶子，好奇地看着。
“不过，也许太迟了。”天吾说。
深绘里未发一言。
一点过后，给小松的公司打电话时（上午小松从来不上班），接电话的女子说，小松这几天没来上班。但她不了解详情。要不就是知道什么，却似乎不打算告诉天吾。天吾请求她将电话转给一个熟识的男编辑，他用笔名为此人编辑的月刊杂志撰写短专栏。这位编辑比天吾大两三岁，又和他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对他颇有好感。
“小松先生已经一个星期没来上班了。”这位编辑说，“第三天，他打过电话，说是身体不适要休息几天。自那以后就再也没来上班。
出版部那群家伙伤透了脑筋。因为小松是《空气蛹》的责任编辑，那本书全由他一个人负责。他本来是分管杂志的，但根本不管什么部门，一个人大包大揽，什么人都不让碰。结果现在他一放手，别人根本接不上手。不过，既然他说身体不适，也没办法了。”
“身体怎么了？”
“那谁知道。他只是说身体不适。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从此杳无音信。有事要问他，往他家里打电话，也打不通，一直是录音电话。
真叫人犯难啊。”
“小松先生没有家属吗？”
“他是单身。有太太和一个儿子，不过很久以前就离婚了。他一句也不提，我们也不了解详情。只是大家都这么说。”
“一个星期都不来上班，却只打电话联系过一次，不管怎么说都有点奇怪。”
“但你也知道，他可不是个能用常识衡量的人啊。”
天吾握着听筒想了一下，说：“确实，谁也说不准这个人会干出什么事来。缺乏社会常识，还有点任性。不过据我所知，他可不是个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人。在《空气蛹》这样畅销的时候，再怎么身体不适，他也不太可能扔下工作不管，甚至都不和公司联系。还不至于这么不近人情吧。”
“你说得有道理。”那位编辑同意，“也许该到他家里去一趟，探视一下情况究竟怎样。因为牵涉到深绘里失踪，与‘先驱’也有点纠纷，而她至今仍下落不明。弄不好是出了什么事。该不会是小松先生装病，把深绘里给藏起来了吧？”
天吾沉默不语。总不能告诉他，深绘里就在自己眼前，正在用棉棒掏耳朵吧。
“不光是这件事，还有那本书，也有些地方令人生疑。书卖得好当然是件好事，但有点想不通。不光是我，公司里还有许多人这么觉得……对了，天吾君找小松先生有事吗？”
“不，没什么事。只是有一阵子没跟他聊天了，想看看他近况如何。”
“他这阵子真忙得够戗。说不定是太紧张的缘故。总之《空气蛹》是我们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畅销书，今年的奖金看来相当可观啊。天吾君看过那本书了吗？”
“当然，还是应征稿的时候就读过。”
“这么说还真是啊。你负责预读来稿。”
“写得好，很有趣。”
“是啊。内容的确很好，值得一读。”
天吾从他的话里听出了不祥的余韵。“但是有令人担心的地方吗？”
“这大概是做编辑的直觉吧。写得非常好，这一点千真万确。不过，有点好得过分了——对于一个十七岁的新手、一个小女孩来说。
而且作者目前行踪不明，和责任编辑也联系不上。于是只有小说，就像一艘没有一个乘客的远古幽灵船，沿着畅销书的航道一帆风顺地笔直向前。”
天吾暖昧地支吾了一声。
对方继续说道：“恐怖，神秘，故事写得太好了。这话不要外传哦——公司里甚至有人在背地里议论，说怕是小松先生对作品大动手脚，超出了情理。我想总不至于吧，不过万一是真的，我们就等于抱着一枚危险的炸弹。”
“也许只是好运连连呢。”
“就算是这样，也不可能永远走运。”那位编辑说。
天吾道谢后，挂断了电话。
天吾放下电话，告诉深绘里：“小松先生大约有一个星期没去公司上班了。打电话也联系不上。”
深绘里什么也没说。
“在我身边，很多人好像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天吾说。
深绘里还是什么也没说。
天吾忽然想起了人每天都要丧失四千万个表皮细胞的事实。它们丧失，剥落，化作肉眼看不见的细小尘埃，消失在空中。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或许就像是它的表皮细胞。如果是这样，有人某一天忽然消失，也不是什么怪事。
“弄不好下次就轮到我了。”天吾说。
深绘里微微地摇头。+“你不会消失。”
“为什么我不会消失？”天吾问。
“因为驱过邪。”
天吾对此思考了几秒。自然不会有结论。从一开始就明白——再怎么绞尽脑汁，都是白费力气。尽管如此，却不能不努力思考。
“总之，现在无法马上见到小松先生。”天吾说，“也无法还他钱。”
“钱不是问题。”深绘里说。
“那到底什么才是问题呢？”天吾试着问了一句。
当然没有回答。
天吾按照昨晚的决心，开始搜寻青豆的下落。花上一天集中精力去找，肯定能得到一点线索。但他真正动手尝试之后，才明白这件事绝非想象中那样简单。他把深绘里留在家里，（反复叮嘱了许多次：“不管谁来了都不能开门！”）赶到电话总局。那里有日本全国各地的电话号码簿可供阅览。他把东京二十三个区的电话号码簿从头到尾统统翻了一遍，寻找青豆这个姓。哪怕不是她本人，也肯定有亲戚住在什么地方。只要向他们打听青豆的行踪就行了。
然而，哪一本号码簿里都没有姓青豆的人。天吾将范围扩大到整个东京，仍然一个人也没找到。随后他又将搜索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关东。千叶县、神奈川县、埼玉县……至此，能量与时间都耗尽了。由于长时间盯着电话号码簿上细小的铅字看，眼睛深处生疼。
可以考虑几种可能性。
（一）她住在北海道的歌志内市郊外。
（二）她结了婚，随夫改姓“伊藤”。
（三）她为了保护隐私，没将姓名登在电话号码簿上。
（四）她在两年前的春天染上恶性流感死了。
此外还可以举出无数可能性。单靠电话号码簿终究不行。总不能把全日本的电话号码簿一本不剩地查阅一遍。查到北海道，只怕该到下个月了。必须另外想办法。
天吾买了张电话卡，钻进电话局内的电话亭，给母校——市川市的那所小学打了个电话，声称是同窗会要联系老同学，请求查找青豆登记的地址。热情而且似乎闲得无聊的事务员替他查阅了毕业生名录。
青豆是在五年级读到一半时转学的，所以不算毕业生，毕业生名录上没有她的名字，现住址也不明。不过当时的迁居地址可以查到，想知道吗？
想知道，天吾答道。
天吾用笔记下那个地址和电话号码。是东京足立区的某处地址，由“田崎孝司”转交。她当时好像离开了亲生父母，看来发生过什么事。天吾想，这个号码大概没什么用。不过还是试着拨打了一下。果然不出所料，该号码已经废弃不用。毕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打给查号台，报上地址和田崎孝司这个名字，却得知无人以此姓名登记过电话号码。
然后，天吾又查找“证人会”总部的电话号码。但无论他怎样查找，电话号码簿上都没有刊登他们的联系地址，也没有刊登“洪水之前”、“证人会”或其他类似的名字。在按行业分类的电话号码簿的“宗教团体”类别下，也没有找到。天吾经过一番苦战后，得出了“他们大概不希望任何人和自己联系”的结论。
仔细一想，这也是怪事。他们随心所欲地想何时来访就何时来，不管你是在烤舒芙雷，在做焊接，在洗头发，还是在训练小白鼠，甚至是在思考二次函数，他们毫不体恤，照样按门铃或敲门，笑嘻嘻地劝诱：“咱们一起来学《圣经》好吗？”他们可以只管找上门来，但别人（恐怕只要不做信徒）就不能自由地去找他们。连问个简单的问题都不行。要说不方便，也真够不方便的。
然而，即使查到了电话号码，打通了电话，既然他们如此壁垒森严，也很难想象他们会答应我的请求，将个别信徒的信息热心地提供给我。在他们看来，恐怕大有戒备森严的必要。由于他们那极端而古怪的教义，由于他们对信仰的冥顽不灵，世间有许多人嫌恶他们，疏远他们。曾经引发过一些社会问题，结果受到过近似迫害的待遇。在绝不能说是善意的外部世界面前保护自己的共同体，也许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性之一。
总之，搜寻青豆的途径暂时受阻。此外还剩下什么搜寻手段，天吾一下子也想不出来。青豆是个非常少见的姓氏，听过一次就不会忘记。但他试图追踪一个这个姓氏的人的行踪，却立刻四处碰壁。
说不定直接向“证人会”信徒打听，反而省事。规规矩矩地向他们的总部咨询，也许徒然招致怀疑，什么也打听不到。天吾觉得，如果询问普通信徒，他们很可能会热情地告诉自己。然而，他连一个“证人会”的信徒都不认识。而且仔细一想，这近十年来，他一次都没有受到过“证人会”信徒的访问。为什么希望他们来的时候总也不来，不希望他们来的时候偏偏不期而至？
还有一个办法，在报纸上登个寻人启事。“青豆：盼尽快联系。
川奈。”愚蠢的文字。加上天吾觉得，就算亲眼看到了这则启事，青豆也不会特意和自己联系，只会落得被她提防的下场。川奈也不是个寻常的姓，但天吾绝不认为青豆还记得自己的名字。川奈——这人是谁？反正她是不会和我联系的。本来嘛，哪有人会看什么寻人启事？
还剩下一个办法，去找家大点的侦探事务所。他们肯定习惯做这种寻人业务，拥有各种手段和人脉。也许只需要一点线索，转眼就能把人找到。收费大概也不会太贵。不过，这最好还是留作最后的手段吧，天吾想。先自己动手寻找。他觉得应该再动动脑筋，看看自己能做点什么。
天空已经微微暗下来，他回到家时，深绘里正坐在地板上，一个人听着唱片。是年长的女朋友留下的老爵士乐唱片。屋里地板上散落着艾灵顿公爵、贝尼·古德曼、比莉·荷莉黛等人的唱片袋。当时转盘上旋转着的，是路易·阿姆斯特朗演唱的Chantez-lesBas，一支印象深刻的歌。一听到它，天吾就想起了年长的女朋友。在两次做爱之间，两人经常听这盘唱片。在这支曲子最后的部分，演奏长号的特朗米·杨兴奋之极，忘记了按照事先商量的结束独奏，把最后的主题乐段多演奏了八小节。“听听，就是这个部分。”她说明。唱片放完一面后，赤身裸体地爬下床，走到隔壁房间里给密纹唱片翻面，是天吾的任务。他充满怀念地忆起这段往事。他当然从未指望过这种关系能天长地久，但也从未设想过会以如此唐突的方式结束。
看着深绘里认真地听着安田恭子留下的唱片，他觉得不可思议。
她眉头紧锁、聚精会神，似乎要在那旧时代的音乐中，听出某种音乐之外的东西。或是定睛凝视，要从那声响中看出某种影子。
“你喜欢这张唱片吗？”
“我听了好几遍。”深绘里说，“不要紧吧。”
“当然不要紧。不过你一个人有没有觉得无聊？”
深绘里轻轻地摇头。“有事要想。”
关于两人昨夜在雷雨声中发生的事，天吾想问问深绘里。为什么做了那样的事？他并不认为深绘里对自己抱有性欲，因此那肯定是和性欲无关的行为。果真如此的话，那究竟意味着什么？
但如果当面问这种事，很难得到像样的回答。而且在九月一个极为和平宁静的夜晚，直接搬出这种话题来，天吾也觉得不合适。这按理说是在黑暗的时刻与场所，在狂烈的雷鸣包围之中偷偷进行的勾当。
在日常场景中提出，含义恐怕就会变质。
“你没有月经？”天吾试着从别的角度提问。先从可以用Yes或No回答的问题开始。
“没有。”深绘里简洁地回答。
“生来一次都没有过？”
“一次都没有。”
“也许我不该多嘴，但你已经十七岁了，从来没有月经，这可不是正常的事。”
深绘里微微耸了耸肩。
“你为这件事去看过医生吗？”
深绘里摇摇头。“去也没用。”
“怎么会没用呢？”
深绘里没有回答，就像根本没听见天吾的提问。也许，她的耳朵里有一个区分问题恰当还是不恰当的阀门，像半鱼人的鳃盖一般，根据需要忽而开启忽而闭合。
“小小人是不是也和这事有关？”天吾问。
仍然没有回答。
天吾叹了口气。他再也找不到可以提问的问题，好弄清昨夜发生的事情了。细窄模糊的道路到此中断，前面是幽深的森林。他确认脚下，环顾四周，仰头看天。如果是吉利亚克人，也许没有路仍然能继续前行。但天吾不行。
“我在找一个人。”天吾开口说道，“一个女人。”
对着深绘里提起这种话题，没有什么意义。这不用说。不过天吾很想和谁谈谈这件事。和谁都行，他想把自己对青豆的思念说出声来。
似乎不这么做，青豆又会远离自己一点。
“已经二十年没见过面了。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十岁的时候。
她和我同岁。我们是小学时的同班同学。我用了各种办法去查，还是没搞清她的行踪。”
唱片放完了。深绘里把唱片从转盘上拿起来，眯起眼睛，嗅了好几次塑料的气味。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纸袋，注意不让指纹印到唱片上，再把纸袋装进唱片袋。简直像把睡熟的小猫搬到睡床上去，充满了慈爱。
“你想见到那个人。”深绘里抽去了问号问。
“因为对我来说，她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人。”天吾说，趁寻找后续的话语之际，在桌面上把双手的指头交拢，“说实话，是今天才开始找她的。”
深绘里脸上浮出不解的神情。
“是今天才开始。”她说。
“那么重要的人，为什么直到今天为止，一次都不去找她呢？”
天吾代替深绘里问道，“问得好。”
深绘里默默地看着天吾。
天吾把脑中的思绪整理一番，然后说：“我大概走了一段很长的弯路。那个叫青豆的女孩，该怎么说呢？长期以来始终不变地在我的内心深处，对我这个人起了重要的镇石的作用。尽管如此，因为它的位置太靠近中心，我反而没能好好把握它的意义。”
深绘里笔直地凝视着天吾。这位少女是否多少理解了他的话，从表情中无法判断。不过这无所谓。天吾一半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终于明白了。她不是概念，不是象征，也不是比喻。而是一个现实的存在，拥有温暖的肉体和跃动的灵魂。而且这温暖和跃动，本该是我不会迷失的东西。可弄懂这样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居然花了二十年的时间！我这个人思考问题算时间花得多的，但就算这样，花得也太多了。说不定已经太晚，但我无论如何都想找到她。哪怕现在为时已晚。”
深绘里跪坐在地板上，挺直了身体。在杰夫·贝克的公演T恤下，Rx房的形状又鲜明地浮现出来。
“青豆。”深绘里说。
“对。青色的青豆子的豆。很少见的姓。”
“你想见到她。”深绘里抽去问号，问。
“当然想。”天吾说。
深绘里咬着下唇，沉默着想了片刻，然后抬起脸，深思熟虑似的说：“她也许就在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