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分钟之后，他们还在找史本赛·胡弥医师，我们知道一定是什么事出了问题。我看到H.M.把两手交握在一起，不过他再没有什么别的表示。韩特利·劳顿站了起来。
“庭上，证人似乎是——呃——不见了。”
“这点我也注意到了，劳顿先生。我想你是不是要提出休庭的申请，等证人找到之后再开庭呢？”
律师们开起会来，其间好几次望向H.M。然后华特·史东爵士站了起来。
“庭上，检方的立场是，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节省审讯的时间，略过他的证词，依正常顺序继续传唤证人。”
“华特爵士，这个决定必须由你负责。同时，既然证人收到了传票，他就应该到场。我想这件事应该加以调查。”
“当然，庭上……”
“传佛德瑞克·约翰·哈德卡瑟。”
佛德瑞克·约翰·哈德卡瑟警员，作证说明发现尸体的经过。傍晚约六点四十五分时，他正在格鲁斯维诺街上当班巡逻，一个他现在知道是戴尔的男人从屋子里出来，说：“警官，进来；出了可怕的事。”他走进屋子的时候，一辆车开了过来；车子里坐着的是史本赛·胡弥医师，还有一名妇人(乔丹小姐)，她似乎昏倒了。他在书房里看到被告和一个自称是傅来明的男子。哈德卡瑟警员向嫌犯问道：“这事是怎么发生的？”被告回答说：“我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就什么也不肯多说。证人于是打电话到他所属的分局去，然后守在那里等到警探到场。
辩方并未提出交互讯问。控方接着传菲力浦·麦克南·史托京医师作证。
史托京医师是个消瘦而满头乱发的男子，一张嘴抿得很紧，但带着一种很奇怪的感伤表情，他抓紧了证人席的栏杆，始终不曾放开。他用一条不怎么整洁的领带打了个领花，一身黑西装很不合身。可是他的两手干净到好像特别洗刷过。
“你的姓名是菲力浦·麦克南·史托京，是伦敦大学的法医学教授，也是大伦敦警局C分部的医学顾问吗？”
“是的。”
“一月四日那天，你是不是被派往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于七点四十五分到达？”
“是的。”
“到达现场之后，你在书房里有什么发现呢？”
“我发现一具男性尸体躺在窗子和书桌之间，脸朝上，非常接近书桌。”证人的声音很含糊，不容易听清楚。“在场的有胡弥医师，还有傅来明先生和嫌犯。我说：‘他有没有移动过？’嫌犯回答说：‘是我把他翻过来仰面躺着的。他原先朝右侧卧，脸几乎贴在书桌上。’死者的两手已经冷了；上臂和身躯还相当温暖，左臂上端和颈部已有死后僵直的现象，我判断他已经死了一个小时以上。”
“不可能更精准一点吗？”
“我认为死亡时间是在六点到六点三十分之间，不能再精准了。”
“你给这具尸体进行过解剖验尸吗？”
“是的。死亡原因是一支箭的铁制箭头插入胸腔内八吋而刺穿了心脏。”
“是立即死亡吗？”
“是的，绝对是当场毙命，就像这样，”证人加上一句，突然啪的一声用手指打了个榧子，像在变魔术一样。
“之后他还能不能动弹，或是往前走一步呢？——我想要问你的是，”华特爵士追问着，把手伸了出来，“他在遭到刺杀之后还有没有足够的力气去闩门或窗子？”
“绝对不可能。他几乎是立即倒地而亡。”
“你由伤口的情形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我的结论是那支箭让人当做匕首来用，由一个孔武有力的人给予有力的一击。”
“像被告这样的人？”
“是的！”史托京医师用犀利的目光很快地看了安士伟一眼。
“你得出这结论的理由是什么？”
“伤口的方向、入口很高——在这里，”他比划着说明，“然后斜向下方剌入心脏。”
“你是说，角度很小？由上往下刺？”
“是的。”
“你对于说箭是射向他的这种说法有什么想法？”
“如果你是要我表示我个人的意见，我会说不是那种情形，几乎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呢？”
“如果说那支箭是射向他的，那我觉得箭应该是多多少少会笔直地射进他身体里；以那支箭现有的角度来说，当然不可能。”
华特爵士伸出两根手指。“换言之，如果那支箭是射向他的话，那射箭的人必须站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朝下瞄准。”
在我听来，似乎他只差没再加上一句“像爱神丘比特？”，华特爵士的声音充满了不用说也清楚的讽刺意味。我敢发誓至少有一位陪审员的脸上露出一丝一瞬即逝的怀疑的笑容，这些陪审员平常都像是填充的假人似的坐在那里。整个气氛变得更冷了些。
“不错，大概会是这种情形，否则被害人必须向前把腰弯得很低，好像他在向凶手深深一鞠躬似的。”
“你有没有发现挣扎打斗的痕迹？”
“有。死者的领子和领带都弄皱了，他的上装在颈部拱了起来，两手很脏，而且右手掌心还有一道小小的伤痕。”
“那道伤痕可能是什么造成的？”
“我说不准。可能是箭头造成的。”
“你的意思是说，好像他伸出一只手去防卫自己似的吗？”
“是的。”
“死者手上有从那个伤口流出来的血吗？”
“伤口流了点血。不错。”
“在你检查的过程中，是否发现房间里有任何其他沾有血迹的物件？”
“没有。”
“所以，很可能那个伤口事实上就是由那支箭造成的啰？”
“我的推论正是如此。”
“你能不能告诉我说，医师，你第一次在书房里检查过尸体之后，接下来又怎么样了呢？”
那个首如飞蓬的证人又看了被告一眼，他的嘴巴露出厌恶的表情。“和我相识的史本赛·胡弥医师问我是不是能看看嫌犯。”
“看看他？”
“检查他一下。胡弥医师说：‘他跟我们说了个什么吞了安眠药之类的荒谬故事；我们刚检查了他一下，可是找不到什么可以支持他这个说法的东西。”
“在这段时间里，被告的态度如何呢？”
“很安静，太过于镇定和安静了；只不过他不时地会用手梳理头发，像这样子。他还不像我那样感到震惊呢。”
“你有没有检查他呢？”
“我大略地检查了一下，他的脉搏很快而不规则，并不像吞服了麻醉剂之后那样消沉。两眼的瞳孔也很正常。”
“以你的看法，他有没有服药呢？”
“以我的意见，他并没有吃什么药。”
“谢谢你；没有其他问题了。”
(“这下驳倒了，”艾芙莲说。被告苍白的面孔露出困惑的表情；他一度在椅子上半欠起身子，好像要出声抗议，押着他的两名法警立刻警觉起来。我看到他的嘴唇无声地动着。现在猎犬都吠叫着逼近前来，如果他真的清白无辜，那他现在的感觉一定很恐怖。)
H.M.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站在那里瞪着证人整整看了一分钟。
“原来你‘大略地’检查了他一下，是吧？”
H.M.的口气让法官也抬起头来。
“你对你所有的病人都是‘大略地’检查的吗？”
“这完全是两回事。”
“是说除非他们会死，是吧？你觉得一个人的生死就只靠‘大略的’检查来决定吗？”
“不是。”
“还是说在法庭上宣誓之后的证词靠那个决定呢？”
史托京医师的嘴抿得更紧。“我的责任是验尸：不是给被告验血。我认为史本赛·胡弥医师是相当知名的权威人士，让我可以接受他的意见。”
“原来如此。所以你本人并不能提供第一手的证据喽？一切只是根据胡弥医师的看法——对了，胡弥医师现在还不在这里啊？”
“庭上。我必须抗议这样的暗示，”华特·史东爵士叫道。
“亨利爵士，请你只谈证人的证词。”
“请庭上见谅。”H.M.咆哮道，“据我了解这位证人几乎只谈胡弥医师所说的话呢……你能以你自己的看法发誓说他没有服药吗？”
“不能，”证人忿忿地说，“我不会发誓，我会表示我的意见；而我可以发誓说我所给的意见是很真实的。”
法官轻柔平和的声音插了进来。“我还是不明白，你认为被告吃了药这件事是不可能的吗？这是我们在问的问题。”
“不是的，庭上，这样就太过臆测了。”
“为什么这样会太过臆测呢？”
“庭上，嫌犯告诉我说那个药，不管那到底是什么。他吃下去的时间是六点十五分左右。我一直到将近八点的时候才对他做检查。如果说他真吃了什么药的话，药效也大部分消退了。不过，胡弥医师是在七点之前检查他的——”
“胡弥医师的意见并没有提出来给我们，”法官包德金大人说，“因为这件事很重要，我希望这点要讲清楚。如果说那个神秘的药物药效会大部分都消退了的话，我想你也没有立场来多谈这一点吧？”
“庭上，我刚说过我只是提出一个意见。”
“很好，请继续，亨利爵士。”
H.M.显然非常高兴，转到其他问题上。
“史托京医师，这里还有一件事你也说不会是那种情形，几乎完全不可能：我是说关于那支箭可能是射出的说法。我们来谈谈尸体所在位置的问题。你接受被告的说法，也就是说最初尸体是向右侧卧，面对书桌的侧面吗？”
那位医师冷笑道：“我相信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检验被告的说法，而不是加以接受。”
“看来不见得是所有情况下都如此。没错。可是你是不是能勉强自己同意特定的那一点呢？”
“可能。”
“你知道任何与这个说法矛盾的证据吗？”
“没有，我不能说有这类情形。”
“那，纯粹只是讨论一下。假设死者原先站在书桌的旁边——这样也就是(请看你手里的平面图，在那里)面对着房间那边的小柜子。假如他弯下腰来看书桌上的什么东西。如果，就在他弯身向前的时候，那支箭从小柜子那边朝他射了过来，会不会像这样射进他体内？”
“有极少的可能。”
“谢谢。没有别的问题了。”
H.M.使劲地坐了下来。检察总长再度提问时相当简略。
“如果事情发生的经过真像我这位饱学的朋友所说的那样的话，”华特·史东爵士说，“那还会有挣扎打斗的迹象吗？”
“我想不会有。”
“你想就不会发现有弄皱了的领子领带，弄乱了的上装，弄脏了的手，还有右手掌上的伤口了？”
“不错。”
“我们能相信手掌上的伤是由于想在空中抓住向死者射来的箭而造成的吗？”
“以我个人的看法，这种说法太荒谬了。”
“你认为有可能是一个凶手，配了一把很大的十字弓，藏身在小柜子里吗？”
“不可能。”
“最后一点，医师。关于你是否够资格来谈论被告有没有吃药这件事：你曾经在普瑞德街的圣普瑞德医院任职二十年吧？”
“是的。”
医师获准离开证人席，接下来检方传唤了他们最重要的证人——哈利·恩奈斯特·莫特伦。
莫特伦警探起先一直坐在律师席上。好几次我注意到他，却不知道他是谁。莫特伦警探脚步缓慢却很稳健，在态度和言词两方面都很小心谨慎。他比较年轻，最多不过四十岁；可是他答话时的平顺，从来不显匆忙地太快说出回答的话，在在显示他有过出庭的经验。他笔挺地站着，神态好似在表示：“我并不特别喜欢把绞索套在谁的脖子上；可是我们也不要听什么胡说八道的事；谋杀就是谋杀，越早消灭一个罪犯，就对社会越有好处。”他有一张国字脸，鼻子很短，整张脸有些平板，而他两眼的表情看来如果不是非常凌厉，就是他需要配戴眼镜了。一副干干净净顾家男人的神气，在保护社会，深入法庭。他以响亮有力的声音宣了誓，然后用他那凌厉或是近视的两眼盯着律师。
“我是伦敦大都会区警局的分局警探，一月四日那天在听到报案之后，就动身前往格鲁斯维诺街十二号，于傍晚六点五十五分抵达。”
“接下来的情形如何？”
“我被引进到一个称为书房的房间，见到了被告和傅来明先生，管家，还有哈德卡瑟警员。我问了后面那三个人，他们把现在已经在庭上所做的证词告诉了我，然后我问被告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道：‘要是你肯把这些残忍的家伙弄出房间去的话，我就会试着把经过情形告诉你。’我请其他的人离开房间，然后我关上房门，在被告面前坐了下来。”
警探所引用的被告供词几乎和检察总长在开场白时所宣读的一模一样。在莫特伦用平淡的语气重复说出的时候，听来更加空洞而简略。在说到威士忌酒里下了药时，华特爵士插进话来。
“嫌犯告诉你说死者给了他一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说他喝了一半，然后把杯子放在地下吗？”
“是的，放在他的椅子旁边。”
“我想，莫特伦警探，你是个绝对戒酒主义者吧？”
“是的。”
“那，”律师非常温和地说，“嫌犯的呼吸里有没有任何的酒味呢？”
“一点也没有。”
这件事情这么明显，这么简单，使得我相信检方一直保留着当做是会语惊四座的重点。这果然有效，因为这是个很实际而平常的论点，让每位陪审员都能了解。
“请继续，警探。”
“他做完供词之后，我对他说：‘你知道你告诉我的这些话不可能是真的吗？’他回答道：‘这是个陷阱。警探，我可以向天发誓我遭到了陷害；可是我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所有的人都那么坏，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冲着我来。’”
“你明白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据我所知，他说的是屋子里其他的人。他和我说话并不困难；我觉得他很友善，甚至很热切。可是看来好像他对那一家里的每一个人，或是这一家人的朋友，只要接近他的，他都抱有强烈的怀疑。然后我对他说：‘要是你知道门是从里面闩住的，窗子也都上了锁，那怎么可能有谁做得了你说的那些事呢？’”
“他听了这话之后怎么说？”
证人似乎有些困扰。“他开始谈起侦探小说来，还有怎么样可以从外面把门窗锁上的方法——用一根绳子或是铁丝，这一类的事。”
“你也看侦探小说吗？警探。”
“是的，先生。”
“你知道任何像他说的这些方法吗？”
“呃，我是听说过一两个；如果运气很好的话，也可能可行。”莫特伦警探看来有些迟疑，也有点抱歉。“可是在这个案子里，全都不可能用得上。”
在律师的手势下，用做证物的那两扇窗子的遮板又给拿到了前面，这回连门也拿上来了：一块结实的橡木板，装在一个门框上。
“我知道就在那天晚上，在警佐雷伊的协助下，你把遮板和门都拆了下来，带回警局去做实验，是吧？”
“是的。”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那些方法在这里都用不上？”
这还是那套老话，可是在莫特伦说明之后，却像“老贝利”本身一样，不但实在，而且难以打破。
“在你问过他有关门和窗子的问题之后，警探，你又做了些什么事呢？”
“我问他会不会反对我搜他的身。我在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间都一直坐着——注意到他大衣底下右边后面的口袋里鼓鼓的。”
“他怎么说呢？”
“他说：‘没有这个必要，我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他打开大衣，伸手到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拿出来交给我。”
“把什么交给你？”
“一把点三八口径的自动手枪，装满了子弹，”证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