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快下班时，我并不急于离开事务所。家不过是一间空空的小阁楼，面积充其量有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三个小单间中任何一个那么大。卧室中没有床，客厅中只有一台电视机，厨房中没有冰箱，只有一张牌桌。买点家具，再装修一下自己的住处，这对我来说只是遥远而模糊的计划。
像往常一样，索菲亚一到五点就准时下班了。她住的小区不太安全，所以宁愿早点回家，锁紧家门。莫迪凯与我谈了半个小时当天的工作，六点左右才离开。他警告我说，不要呆得太晚，回家时尽量结伴同行。他知道亚伯拉罕-莱博要工作到九点，就建议我们一起走。他一再叮嘱说，把车停在离家近的地方，走快一点儿，凡事小心。
“那么，你感觉如何？”他走到门边时突然止步问道。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引人入胜的工作，与人打交道真令我振奋。”
“它有时会使你感到伤心。”
“我尝到那种滋味了。”
“很好。什么时候你变得心如止水，不为所动时就可以洗手不干啦。”
“我刚开始。”
“我知道，有你加人真是太好啦。我们一直想要一名白人律师。”
“我很高兴能够加入。”
他走了，我重新关上门。我已体会到一种心照不宣、开诚布公的气氛。索菲亚负责对外。整个一下午她在电话上一个接一个地训斥着那些官僚们，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全事务所的人都听得到。我感到很开心。莫迪凯打电话时就像一头野兽，他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发出各种各样的命令和恶狠狠的威胁。亚伯拉罕显得安静些，他的门一直敞开着。
我手头的事还没一点眉目，我宁愿关着门。我想他们会暂时容忍我这么做的。
我按照电话号码簿，依次给三个赫克托-帕尔马打电话。第一个不是我要找的；第二个电话号码是空号；第三个没人接，但有电话留言：“我们不在家，请留言。我们会回电话。”语气很不耐烦。
确实是他的声音。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神通广大。他们有许多方法和地方隐藏赫克托-帕尔马。它拥有八百名律师，一百七十名律师帮办，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波特兰、棕榈滩、伦敦、香港均设有分部。他们都是明白人，不会因为他知道得太多而解雇他。相反地，他们会给他加薪提职，提供更大的住房，让他去另一个城市工作。
我从电话号码簿上抄下他的地址。如果这个电话留言仍然有效的话，他很有可能还没搬家。凭着我最近在街头的一番经历，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他。
门上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随即门打开了。门上的锁簧和球形把手都已破旧而且松动了，门虽然能关上但锁不住。进来的是亚伯拉罕。“有空吗？”他边说边坐了下来。
这就是他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他是一个寡言的令人难以接近的人，浑身透着一股机灵气。要不是我曾在一个大公司里与四百名形形色色的律师共事过七年，还真会被他镇住呢。我曾经与各种各样的鲁莽的亚伯拉罕们打过交道，他们有的冷淡，有的热切。
“欢迎你加入我们事务所。”他说，随即发表了一通激情洋溢的长篇大论，为公众利益法辩护。他出身于布鲁克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华尔街一家公司里有过三年痛苦的工作经历，在亚特兰大为一个反对死刑的组织工作过四年，在国会山上的两年从政生涯依然是郁郁不得志。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份律师杂志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他才成为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法律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说，“而不仅仅是赚钱。”接着他又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指责那些搜刮了巨额钱财的大公司和律师们。他的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律师朋友通过起诉各地的乳这是房整形公司挣得一千万美元的年薪。“一年挣一千万！这笔钱能给整个华盛顿的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
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看到我弃暗投明，并对我与那位持枪的“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
“那么你究竟做些什么呢？”我问道。我很喜欢与他谈话的感觉。他言辞犀利，机智聪敏，那一长串一长串的词句使我应接不暇。
“两件事。第一件是制订法律。我和其他律师一起参与立法。第二件是指导诉讼，通常是集团诉讼。我们起诉了商务部，因为在九十年代的这次人口普查中，无家可归者的数目被大大压低了；我们起诉了特区的教育当局，因为当地学校将无家可归的儿童拒之门外；我们进行了集团诉讼，因为特区当局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就终止了几千项建房资金计划；我们抨击了使无家可归非法化的法案。只要无家可归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
“这些案子真够棘手。”
“是的。可幸运的是，在华盛顿有很多好律师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问。我是他们的教练，负责制订比赛计划，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开始比赛。”
“你不见你的客户吗？”
“偶尔也见。但当我独自一人在那间小房间里工作时，效率最高。这就是我对你能来感到高兴的原因。我们需要有人帮着联络。”
他忽地一下站起来，谈话结束了。我们约好准九点离开，然后他走了。在他滔滔不绝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手指上没戴婚戒。
法律就是他的生命。法律是一位善妒的女主人，这条古老的箴言现如今已被像我和亚伯拉罕这样的人赋予了新的含义。
法律是我们的一切。
市警察局的警察们直等到将近凌晨一点，才像突击队员那样开始猛击起门来。他们先是拉响了门铃，随即又用双拳擂打门板。还没等克莱尔回过神来，下床找件衣服披在睡衣上，他们就开始踢门了，准备破门而入。当克莱尔用颤抖的声音询问他们是什么人时，他们大声吼道：“警察！”她慢慢地打开门，又吃惊地直往后退。闯进来四个男人——两个穿制服，两个着西装——看他们那架势，好像情势万分危急。
“退后！”其中的一个命令道。克莱尔口不能言。
“退后！”他歇斯底里地吼道。
他们砰的一声关上门。为首的是少尉加斯科，穿一身廉价紧身西服。他向前走了几步，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文件。“你是克莱尔-布罗克？”他用冷冰冰的声音问道。
她点点头，张着嘴。
“我是加斯科少尉。迈克尔-布罗克哪儿去了？”
“他不再住这儿了。”她努力挤出几个字来。另三名警察在房间里四处逡巡着，仿佛要扑向任何可能出现的目标。
加斯科怎么会相信她的话，可惜他没有逮捕令，只有搜查令。“我有一张基斯勒法官今天下午五点签发的搜查令，搜查这座公寓。”他展开文件在她眼前晃了一下，似乎要让她欣赏一下那上面漂亮的字体。
“闪开。”他说。克莱尔又向后退了几步。
“你们在找什么？”她问道。
“搜查令上写着呢。”加斯科边说边把搜查令扔到厨房的长条桌上。四名警察成扇状对整个房间进行搜查。
手机就放在我睡袋开口处的枕头旁，当时我正睡在地板上。这是我第三个晚上睡地板了，我这样做部分也是为了体验一下我的新当事人的生活。我现在吃得少，睡得更少，试图获得一种露宿街头的体验。我的左半个身子从膝盖往上又红又肿，又酸又疼，所以我只好采取右侧卧的姿势。
这是必须付出的一点小小的代价。我有遮风挡雨之处，有取暖设备，有可以锁上的门，有一份工作，不必为明天的生计发愁，不必为自己的未来担忧。
我抓起手机：“喂。”
“迈克尔！”是克莱尔低低的急促的声音，“警察正在搜查我们的房子。”
“什么？”
“他们在这儿，总共四个人，带着搜查令。”
“他们要搜什么？”
“他们在找一份档案。”
“我十分钟内赶到。”
“快来。”
我如疯了一般冲上楼去，迎面恰好撞上加斯科：“我就是迈克尔-布罗克，你究竟是谁？”
“少尉加斯科。”他答道，语气中略带讥讽。
“让我看看你的证件。”我转身看见克莱尔正倚着冰箱，手中端着一杯咖啡，“拿张纸给我。”
加斯科从他的外套口袋中摸出他的警徽，在我的眼前高高举起。
“拉里-加斯科，”我念了一下他的名字，“我会第一个起诉你，明天上午九点。还有谁？”
“还有另外三个，”克莱尔道，同时递给我一张纸，“我想他们在卧室里。”
我向房间里面走去，加斯科随后，克莱尔跟在加斯科身后。我看见一名便衣警察正四肢着地，趴在卧室的地板上朝床底下张望。“让我看看你的证件。”我向他咆哮道。他慌忙站起身来，做好了打仗的准备。我向前逼近，咬牙切齿道：“身份证，混蛋！”
“你是谁？”他问道，边向后退了一步，边向加斯科望去。
“迈克尔-布罗克。你是谁？”
他飞快地出示了他的警徽。“达雷尔-克拉克，”我大声念道，一边迅速地记下，“第二被告。”
“你告不了我。”他说。
“听着，小子，八个小时后，我们联邦法庭见。我要告你们非法搜查，索赔一百万。我肯定赢。拿到法庭裁决后，我会穷追不舍，直到你倾家荡产。”
另两名警察从我的卧室中现身出来。我被他们团团围住。
“克莱尔，”我叫道，“拿摄像机来，我要把这录下来。”她一闪身进了客厅。
“我们有法官签署的搜查令。”加斯科用略带辩解的口吻道。他的三位同伴向前逼近一步，收缩了包围圈。
“你们的搜查是非法的，”我忿忿不平道，“批准这次搜查的人也要吃官司，你们每个人都要吃官司。你们很可能要受停薪离职检查的处分，你们要被民事起诉。”
“我们有豁免权。”加斯科说，眼光掠过他的同伙。
“要是那样才真叫见鬼呢。”
克莱尔拿着摄像机回来了。“你告诉过他们我不住这儿吗？”我问。
“是的。”她说着举起了摄像机。
“有种就接着搜，小子们。这下该明白了吧，这是非法的。你们早该住手，当然你们不愿意。顺手牵羊、小偷小摸更对你们的胃口。本来你们还有救，这下就等着瞧吧。”
“胡说八道。”加斯科反驳道。他们极力装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但一想到我是律师，心中不免惴惴不安。他们并未发现我住在公寓，也许我说的会歪打正着，但我心中没底。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只好那样说了。
从法律的角度讲，我的理由未必站得住脚。
我不理加斯科。“你们的姓名？”我问那两个着制服的，他们出示了警徽，分别叫做拉尔夫-利利、罗伯特-布洛尔。“谢谢，”我故作胸有成竹状，“你们是第三、第四被告。还不快滚？”
“那份档案在哪儿？”加斯科问。
“我不住这里，档案怎会在这里？这正是你将被起诉的理由，加斯科警官。”
“起诉不起诉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好。谁是你的律师？”
他一时答不上。我向书房走去，他们不情愿地跟着。
“出去，”我命令道，“档案不在这里。”
克莱尔用摄像机把他们一一摄下来，使他们收敛了许多。他们——地向门边退去，布洛尔的嘴里嘟哝着律师什么的。
他们走后我看了看搜查令。克莱尔靠着厨房的长桌啜饮着咖啡，打量着我。搜查引起的恐慌过去了；她又变得安静，甚至有点冷若冰霜。她不愿承认心中的恐惧，极力掩盖她的柔弱无助的感觉；很显然，她不想让我看出她需要我。
“文件里写些什么？”她问。
她其实并不想知道，她所要的是保证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说来话长。”换句话说，最好别问。她懂我的意思。
“你真要起诉他们吗？”
“不，起诉理由不充分。我只是想赶走他们。”
“你做到了。他们会回来吗？”
“不会。”
“太好了。”
我将搜查令折起来塞进口袋。那上面只提到了河橡公司和TAG公司的卷宗，而此时它和它的副本正安静地躺在我新公寓的墙壁里。
“你告诉过他们我现在的住处吗？”我问。
“我不知道你现在的住处。”她答道。接下来我俩都没说话，我满以为她会问我的新住处，可她没有。
“我为今晚发生的事感到抱歉，克莱尔。”
“没什么，只是要保证它不再发生。”
“我保证。”
道别时没有拥抱，没有吻，没有身体间的任何接触。我只是道了一声晚安，就走出了她公寓的大门。这正是她所愿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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