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末以降，所谓“竹林七贤”，每成历代文人之心结，近当代亦然。古时文人，近当代文化知识分子的延种也。规律乃是——倘世道开明，文化知识分子处境适焉，所议便少。反之，所议则频。禁议，心耿耿然。
“七贤”无非七位不愿入仕为官的文人而已。
“不愿”并不客观，主观上都是愿的。文人以文为特长，这特长古代无法养活自己，更遑论“齐家”了。所以古代的文人，若当不成官，也非富家子弟，娶媳妇都不容易。曹魏政权末年，天下有了两个“中心”。这肯定不会是常事，两个“中心”必有一个终将瓦解，于是文人都面临选边站队的局面。以当时情况看来，曹魏政权虽是正统“中心”，但气数已颓不可撑。司马家族取而代之的野心昭然若揭，但行径上肯定属于篡位。
篡位者，古之首逆也。当时的文人如果选择效力于正统，下场肯定可悲，甚至会很惨。若预先投靠向司马集团，虽属识时务的决定，但又会背上无节的历史污点。
“节”与利不可得兼，于是“隐”成为明智之举，其实也是无奈选择。而所谓“林”，并非真的深山老林，城乡接合部偏于乡的地方而已。
对于文人，“节”关乎名誉。名誉非一己之事，影响着子孙后代的前途。说到底，不仅是德怎样的问题，也是眼前利和长远利的问题。
曹家篡位，结果也轮到了自己将被打翻在地。即使司马家族篡位成功，彼们的下场也难逃规律——看分明了此点，“隐”几乎也是自保的唯一策略。经济条件优渥的，过隐逸的生活，未尝不是另一种享受；缺乏经济保障的，只有自食其力，自给自足，那叫遁隐，主语是“遁”，逃避行为。所幸当时的士人大抵因为当不成官就娶不起妻，没家庭拖累，所以隔三岔五地凑个饭局还不是件难事。对于他们，饭局要求也不高，有酒就成。后世的画家，画到他们，或是一齐醉卧竹林，或是谈诗话文——即使后一种情况，画面上也少不了酒具。酒、诗和女人，是他们的生活常态。画“竹林七贤”的画中并未出现过女人，乃为贤者讳也。
嵇康是“七贤”之首。他本是曹氏王朝的贵婿，当过养闲处优的中散大夫；那时他还是美食家、养生学者，对诗文的爱好，反而在养生之下；对玄理的热衷，反而在事理之上。
司马昭杀嵇康，使嵇康垂名于史。
司马昭本有用康之念，若两相融意，司马昭在当时史上，留一段佳论耳。但于嵇康，名声就太不好了——人家灭了你丈祖的朝廷，杀了你妻的许多族人，你反倒去对方的新朝廷当官，太忘恩负义了吧？太不是东西了吧？
所以，嵇康的不能归顺，实在也是考虑到担骂名的严重后果。何况，以他的出身问题而论，当官也当不大，当了也仍存凶险。他便只能写不做麻烦制造者的保证书，没勇气写表忠信——那无疑也需大勇气。
嵇康也罢，陶渊明、李白也罢，都是当时后来文人们“层累地造出”的神话。文人阶层需要此种神话，如民间需要侠的传奇。
嵇康、陶渊明们的人生，从来不曾真的是古代文人的理想。恰恰相反，山涛与王戎的人生，才真的是古代文人们的夙愿。凡那作诗赋词撰文颂扬嵇康的文人，大抵是想入仕而久拂其愿的文人。一有机会，十之八九都想走山涛与王戎的路——这与文人们的普遍道德关系不大，实乃社会形态所决定。若古代文人可像近代的文人一样，当不成官还可当教授、作家、编辑家、出版家，所谓“竹林七贤”当时也就不存在了。即或存在，也不构成一个历史话题了——那还有什么值得论道的呢？
嵇康的死，只有一点仍具有现实社会启示性——一个好社会，应如尊重人的隐私一样，尊重人的立场选择。进言之，在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对嵇康们的同情文章少了些，肯定意味着政治开明了些；对李白的热捧文章少了些，意味着政治又开明了些；对杜甫的崇敬文章少了些，则不但意味着政治开明，而且意味着社会祥和了；而文化知识分子都带头学陶潜了，则不但意味着社会祥和了，还证明乡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美好了——斯时，中国梦大致成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