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
3月，出发去旅行。夜航飞往布达佩斯。
因为买的是土耳其航空的机票，航班是到伊斯坦布尔转机。到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黑夜将尽，天还是一片灰暗。坐在候机厅里的两个小时，看着整座城市在天光里慢慢浮现，好像一层覆盖的黑幔被揭开，天地苍茫广阔。知道将会在伊斯坦布尔停靠，一路莫名兴奋，对它的好感来自帕慕克和007，印象中它应该是神秘细碎的，此时看起来干燥得发白。
登机离开时，我望着舷窗外想，也许是这里低矮的楼房让它显得辽阔沉静吧。想起马友友的《丝绸之路》专辑里面有一首《飞马之夜》，大概就是描绘中东一夜，那个在凌晨抵达的干燥而古老的城市，不正是我想象中的伊斯坦布尔？
一边探头看窗外慢慢缩小的伊斯坦布尔，一边品尝飞机上的土耳其家常早餐，黏稠的蜂蜜甜得酣畅，橄榄酱色拉的味道又纯又美。窗外，圆圆绿绿的小山头，房屋一丛一丛围绕着河流散布，一条条白线似的公路交错伸展。这些事物勾画了人们的日常活动。在空中看起来，住在这个山头或那个山头，都是一个式样的人生。但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觉得身边的几条马路几个店铺就像是全部生活一样。
远处深深浅浅的绿色山峦，山顶的褐色树木，自然界的色彩搭配令人呼吸顺畅。更远处，绿色与褐色被笼罩上一层雾岚，变成浅蓝色。一层一层撞色的神奇自然，竟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
窗外的流云像冷气一样飞过来，大地越来越远，飞机再移过来，就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可是视线很快被浓云遮蔽，只看到涨潮时分的礁石海岸。后来返航回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为了等航道，飞机竟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空盘旋三圈，迟迟没法降落。身边的老外中年男有些坐不住了，而我睁大眼睛眺望远远的海湾忘了时间。在河流与海的交汇处，海面被微风吹皱，正午阳光下，银色波光微微刺眼。它如此开阔而温柔，光线流淌，波浪歌唱。它和别的海湾应该也没什么不同吧。而我望着它，就像望着我的年少时光，读着《直布罗陀水手》和《英国病人》度过的那些漫长下午。
吃完早餐，翻了小半本书，就到了布达佩斯。窗外阴天，草木潮湿。飞机上看起来， 城郊没有太多水泥和工厂，让人感觉亲密，小溪边的冬季烟树和泼散开的一丛一丛枯草竟然让我想起童年时的家乡。这就是欧洲么？
多瑙河和旧房子
乘商务车去酒店。车窗外飘着细雨，忧郁星期二，刮大风。这样的天气正适宜来看布达佩斯。车没开出多远，就看到了多瑙河。眼前掠过冷雨中的多瑙河，伊丽莎白桥，链子桥，旧铁轨，破旧的黄色小火车。Gloomy Sunday 的曲调在心里叮叮咚咚。
这里是多瑙河中游，河面开阔，河谷纵深。因坡度适宜，多瑙河节奏匆匆，依旧年轻，没有受污染。雨中的多瑙河是青色的，但“蓝色多瑙河”太著名了，人们以为多瑙河必定是浪漫的蓝色，其实哪有河流是蓝色的。据说有一位指挥家是约翰·施特劳斯的脑残粉，他专门做过一份详细记录：“多瑙河在一年里面会发生8次变色，6天是棕色的，55天是浊黄色的，38天是浊绿色的，49天是鲜绿色的，47天是草绿色的，24天是铁青色的，109天是宝石绿色的，37天是深绿色的。”
看起来是“绿色多瑙河”比较准确。可是另一位大师儒勒·凡尔纳写过一本书，叫作《美丽的黄色多瑙河》。多瑙河那么长，流经中欧和东欧的10个国家，每个在它身边长大的人心里都有一条多瑙河。多瑙河，这个名字翻译得多美，总是让我想起夏季的浆果饮品，气泡水下面有一颗颗珠宝那样饱满的果实在浮动。在我的印象里，多瑙河就是这样流淌着珠宝的河流，它的古老而华丽的光泽时时折射到水面上。
它让一座城市流转和生动起来。如果没有河流灌溉，城市会枯萎，会寂寞。
我对布达佩斯并没有情结，但这些破破的华丽建筑立刻把我迷住了，城市因为它们弥漫着无言的沧桑感，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没落贵族气息吧，只属于欧洲的优雅。各种古老建筑，巴洛克式、洛可可式、古典式、维多利亚式。中世纪末期和巴洛克早期是匈牙利的黄金时代，大部分华丽建筑、古堡和哥特式教堂都是当时留下的。这些普通的街边楼房，浅黄色、白色、粉色、砖墙的，一间间毗邻，拼在一起竟都很和谐，装饰着精细雕塑的华丽墙面上，尽是脱落的外墙，露出褪色的红砖，有些好像着过火似的，留下一大片黑。
大概是因为穷，没怎么修缮。过去的繁华荣耀，如今的破败，时间侵蚀，水灾，人为破坏，全都细腻地暴露在建筑物的表面，让繁琐的美忽然变得动人起来。照理说，这种气质极富戏剧性，但却让它更接近如今的日常生活了。布达佩斯，是可以用来生活的。
Gloomy Sunday
记得很多年前的夏天，看过这部电影《布达佩斯之恋》，围绕Gloomy Sunday 这首曲子发生的故事，根据同名小说Gloomy Sunday 改编。小说比电影丰富，有不少细节叫人欲哭无泪，而我对电影印象更深刻，尤其是那位瘦削的音乐家，好像自杀神曲的秘密，就藏在他的幽暗眼眸。
故事发生在二战前后的布达佩斯。一个复杂的爱情故事。一位犹太人与他的美丽女友一起经营一个匈牙利传统小餐馆。餐馆招聘来了一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师，女友与钢琴师一见钟情。后来钢琴师写了一首乐曲Gloomy Sunday ，犹太人把他经营成了成功的音乐家。两个男人都离不开这个美丽的女人，也离不开彼此，于是三人决定一起生活。下班之后轮流带这个女人回家。
她第一次撞到钢琴家的时候，手里正抱着一大捧紫色的鸢尾花。蓝紫色的鸢尾花，就像这个故事和布达佩斯这座城市一样神秘美丽。人想要填饱肚子，又想要激起食欲，而她是美人，美可以帮她满足更多欲望。这样不可思议的爱或许是合理的，给予你这种暗示才是小说与电影的高明之处。
音乐，竟是比人的情欲更神秘更不可解释。后面的故事大家一定听说过。音乐家写了一首Gloomy Sunday ，奇迹般地畅销，离奇的是这首乐曲居然让人听后忧郁，让140人自杀身亡，成了传说中的“自杀圣曲”、“魔鬼之歌”。在二战来临之前的阴霾情绪中，它仿佛一个预感。
在链子桥上散步，想起在电影中，绝望的人曾跑到这里跳河，音乐家也望着多瑙河伫立良久，那个被女人拒绝的德国人，被餐馆老板救下，“活下去，为了牛肉卷”。
我一直想，这个女人究竟爱谁？她总是望着音乐家，却与老板更亲昵。她一定是爱着音乐家，而老板是可以为牛肉卷活下去的世俗人，有生活的温度。那个音乐家当然也爱她，但他心里的另一重幽暗世界是她没法触及的。
一直觉得这位女主角是最美的欧洲女子，与莫妮卡·贝鲁奇并列。一头乌发，身材饱满，脸上一半童真一半柔媚，看到这样美好的女人，让你爱上她的同时还想赞美生养她的土地。这里土地蜿蜒，河流荡漾，才会生出风情自然的女人，自然质朴的风韵，流畅的身体节奏，天生柔美，温暖，懵懂，贪婪爱欲却毫无罪恶感，一派天然繁茂如盛夏的花园。
城堡
先去看城堡。
城堡的顶楼，如今是一座知名酒店的套房。房间里没有窗，只有墙上三道细缝，每一道仅五厘米宽，让阳光倾泻进来，照着亚麻色的松软床铺，照着灰尘在一道道光线里跳舞。酒店领班告知我们，这里原来是城堡的射击口，细缝窗是为了挡箭而设计。
窗太少，又小，城堡终年昏暗。在德彪西的歌剧里，梅丽桑德独自在黑暗的城堡里，受惊吓，总是莫名其妙地哭。她太需要男人的阳气和温暖，太需要年轻的佩利亚斯的爱。可是德彪西不给她。他喜欢这个女人的仙气，喜欢她苍白悲伤，她与她的故事是他的宿命之梦，他用一生在这个虚无缥缈雾气氤氲的梦境里寻找分辨着光线。他甚至不想让她知道，她孩子的爸爸究竟是谁。这是宿命，城堡里的女人终究要背叛。
如果女人真的想了解城堡，那可就糟了。城堡是属于男人的，那里有他的美好、温柔、邪恶与欲望。如果你趁他熟睡的时候，偷取钥匙，一扇一扇打开他的心，发现那里有高山、大海、钱财、刀枪，有焚烧你的烈火，还有初恋情人。你看到之后，也就会死在他心里。你最好只是抱着他睡到天亮，直到温暖的阳光把你叫醒，夜里他是一棵树，白天他就会变成一阵风。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是用来爱的，而不能用来了解。
这就是欧洲最著名的吓小孩故事《蓝胡子公爵的城堡》，写这部歌剧的是20世纪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只是大众没怎么听说过他。
说到匈牙利的音乐家，大家都会说，有李斯特啊。
是啊，到处都有李斯特。从酒店后门走15分钟，路过小天主教堂，路过铺满小石头的亲密的小广场，路过小圆喷泉，就到了李斯特音乐学院，不远处还有李斯特故居。音乐学院正在召开学术会议，错过了参观时间，没法进去。大楼外面就是李斯特大雕塑，坐在金色的轿子上被人扛着。那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时代，钢琴之王征服了整个欧洲。他把情妇扔在意大利，一个人跑回布达佩斯开独奏会，又为这里的水灾赈灾募捐。演奏会完毕，大群市民举着火把簇拥着大师，把他扛起来在布达佩斯的街头游行。匈牙利皇帝亲自授予他佩剑和贵族封号。成为真正的贵族，这是李斯特一生的向往。
如今李斯特的故居也是他的博物馆，里面有好多钢琴，各种型号和品牌，还有专为他定制的钢琴。在李斯特之前，维也纳的钢琴家们用手指弹琴，声音灵巧典雅，而李斯特是个大神，他一上台就是一顿狂奏，他发动肩背力量，发动身体所有关节的弹性来弹琴，可以把钢琴弹成高山大海，喷泉鸟鸣，他可以弹奏出一个管弦乐队，因此他也就不再和管弦乐队分享一场音乐会了，他搞独奏会。当然被他砸坏的钢琴也有不少，逼得钢琴制造商为他加固琴体，多添几块钢板。在李斯特之后，piano已经接近现代钢琴了。
在故居里，除了钢琴，还有为他定制的结实的原木书桌，拉开抽屉就是一排钢琴键盘，很像现代作曲家的电脑工作台，下面可抽出一副MIDI键盘，在当时一定很前卫。真皮座椅已经磨破，层层脱皮，露出里面的白纱布，在华丽的房间里破得惊人又很有艺术感。琴房后面的起居室很简朴，简单的餐桌，床很小，情妇的照片很少。后人总是要小心地保护它的。有意思的是，瓦格纳的照片醒目地挂在家人中间，若是给李斯特知道，一定会气得想再死一遍。
寂寞高手
除了李斯特，匈牙利的现代音乐非常著名，李斯特音乐学院就培养了不少现当代音乐大师，如上面提到的巴托克，还有当代音乐的代表人物里盖蒂和库塔格（György Kutág），还有柯达伊（Kodály Zoltán），他是作曲家，也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如今柯达伊音乐教学法已经传播到了中国。
巴托克生活在20世纪初，1881年到1945年。他的音乐现在听来也是很硬的，不和谐，不讨喜，几乎比后来的先锋音乐更酷，像一根大圆木直直撞开了现代派的大门。而我是在巴托克和里盖蒂的故事中了解匈牙利的，这个国家对待他的天才们并不仁慈。巴托克生活的时代，匈牙利政局动荡，奥匈帝国解体，之后成立民主共和国，1919年变成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之后又是大战来袭……巴托克关注邻国罗马尼亚的音乐被骂成卖国贼；以左派流亡分子的脚本编写的舞剧上演时遭受暴力威胁；出版的罗马尼亚民谣被标上“禁书”；各种被批评嘲笑挖苦都是家常便饭。
我站在布达佩斯音乐学院的大厅里，看着墙上白色镶嵌金色的马赛克女神像，这里到处是褪色的大理石，绿色大理石地面，巨大的绿色大理石圆柱上一颗一颗金色钉子排成几何图案。整个格局庄严里有精细，褪色中保存气势。布达佩斯是华丽的，沧桑的，如今有些黯淡低落，等你了解它的变故之后，发现那不仅是时间的消磨。生命不息，折腾不止。人们总是要不停争吵、要挟、互相攻击、挣扎，把美好的事物和人生弄得乌烟瘴气，再一点点遗憾、老去。城市大概也如此。
巴托克是这个城市的异类。他瘦削、生硬、易老，青年时代就像个倔强的小老头，脸上的五官立体干脆，让表情看起来无一点回旋的余地。他身上没有一丝布达佩斯的华丽气质，他属于书斋与山崖。如今我们知道作为作曲家的巴托克，其实他还是李斯特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还是民族音乐学家。最让他头疼的是没完没了的钢琴课，为了谋生的巡回独奏会，最让他开心的除了作曲，还有去乡村采风。
他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的乡间土路上徒步旅行，背着笨重的留声机。在偏远的村落里才能听到最纯正的乡村音乐。如今这些村落都造了公路，低矮的房屋，红红黄黄的屋檐，院子前的花篱，洁白风车，鲜亮的招牌，点缀在青翠麦田里。空气好，生活物品都不同于我们常见的颜色与尺寸，看着尤其新颖喜人。对于一位20世纪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如此天分的作曲家，去做这些乡村音乐的改编整理，貌似有些不务正业啊。但是在巴托克那时，铁路已经修到了乡间，现代主义的扩张很快会让民间音乐失传，这大概就是催他上路的理由。
我和朋友们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乱逛，听街头艺人拉琴，吃甜到头晕的面包圈，花掉剩下的几千块福林。十字路口有一个巨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找不到路只要回头看看它就能给自己定位。从布达佩斯剧院出来的时候，马路对面一阵喧闹，有跳舞的人群！人在异国容易兴奋，我们混到跳舞的人群里面，高兴地跳起广场舞。原来是吉普赛人，只有十几人，舞一阵跑一阵，女人们娴熟地跳着，裙摆像黑色矢车菊绽放。男孩打着象脚鼓，吼一个欢快的劳动号子，很快就跑远了。他们人不多，不知道在庆祝什么，在越来越安静的城市里，多少有些突兀。民间音乐是跟着生活方式流传的，有劳动的歌，敬酒的歌，哭丧的歌，嫁人的歌，而如今生活方式已经全球化，我们在世界的每个角落里吃一样的麦当劳早餐和星巴克下午茶，古老的民间音乐还能流传多久？
巴托克写了不少民间小曲子，《六首罗马尼亚舞曲》《八首匈牙利民谣即兴曲》《小宇宙》《粗野的快板》，这些小曲子差不多都是采风的记录。
15年前，这些乐曲是我的作业，作曲老师说，回去把它们分析分析。那时，我住杭州，一个朝阳的小书房，钢琴边上有一张原木的折叠小书桌，两个大笔记本，上面都是我写的乐曲分析。现在想想，如果分析音乐过分认真，日后会成为一位音乐作家，而不是作曲家，作曲家都是凭直觉分析。巴托克的民间乐曲，看起来和声笨笨的，老是闷在一个音上不走，为了还原民间的淳朴。后来我发现，那就是他个性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完全不会周旋和讨好的人。
每个人都必须努力看穿一切；没有什么能打动他；他必须完全独立，漠然不动。只有这样，他才能与死亡和解，与无意义的生活和解。
喜欢俄罗斯小提琴家慕洛娃（Viktoria Mullova）演奏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慕洛娃身上也有一种倔强，她还有如水的灵气。乐曲中好多民间节奏，歌谣的句法，始终持续，可是曲调极其游离，远行和冲破界限的冲动不可遏制，表现在音乐中，如今听来也有些令人费解。
二战时期，巴托克背井离乡去了美国。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适应新环境并不容易，就像一个人到中年之后去整容，整得再好看也会一直不习惯自己的新模样。60多岁的巴托克来到美国之后，重新开创事业，开独奏会，谋求大学教职，倔强内向的性格让他没少吃苦头，而那里都是大厦、汽车和人群，不再有苍茫的土路给他游走。后来他患了白血病，依旧倔强得要命，不肯接受朋友接济，最后朋友们只好以委约乐曲的方式为他支付医疗费，委约的就是他的最后一首乐曲《乐队协奏曲》。
毕业之后，我好久没听巴托克。那时课堂上的内容都被我塞回青春时代，没人想把烦闷失落的青春再来一遍。可是我再搜出来重新听的时候，发现那些曲调，居然就是我平时瞎哼哼的那些。《乐队协奏曲》，他终于愿意温暖一些了，和声圆满，曲调浑厚，与过去讲和，与命运融合。民间音乐的节奏感依旧存在，那些执拗的持续音，居然给他写成了一种经典的旋律风格，这是他对自我的成全。
我最初听到匈牙利民间音乐，是在电影《英国病人》里面。其实那个烧伤的病人奥尔马希爵士并不是英国人，而是匈牙利人。电影一开始那段匈牙利民谣已经暴露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位地理学家、探险家，隐藏了名姓和国籍，在没有地图没有边界的撒哈拉沙漠里寻找消失的绿洲，随身只带一本希罗多德的《历史》。
凯瑟琳在他的床上醒来时，听见一段音乐。他用留声机放一段歌谣给她听，就是电影一开始那一段女声吟唱的匈牙利民谣。这首歌里有他匈牙利贵族的身份，有他的过去，男孩的成长。可是这段歌曲一点也不像欧洲的歌谣，它妖媚沧桑，倒让我想起东方，想起神秘的巫言。大概是这首神秘的歌召唤他远行，去远方寻找故乡。后来他在一个金发女人身上找到了。凯瑟琳成了他的港湾，他把她优雅的颈部凹陷处命名为：博斯普鲁斯海峡。
顿时理解了这位英国病人，以及巴托克。原来他们都来自匈牙利，都有一个游牧民族的灵魂。我从古老的渔人堡走下来，风很大，一路见到很多青铜的骑士雕像，大部分已经生锈发绿。他骑马站在广场上，一个矫健的黑色身影映在蓝天上，好像踩着祥云跋涉而来。在千年纪念碑的广场上，古老的国王们也都骑在马背上。
布达佩斯的士兵们，穿草绿色笔挺制服，看起来有一种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朴素耿直，却都穿一双资产阶级的质地精良的黑色皮长靴。这是骑士的靴子。讲究的靴子好像也是骑士传统之一。以前看过朱丽叶·比诺什主演的《屋顶上的轻骑兵》，年轻英俊的骑士在瘟疫肆虐的村庄里穿行。他从她家屋顶跳下来的时候，全身褴褛，像个要饭的，却把一双昂贵的靴子绑起来挂在肩上。他心想，这双靴子会让她相信，他是拥有贵族封号的骑士。
匈牙利的历史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早期。公元9世纪，马扎尔人游牧部落向西迁徙，定居在多瑙河盆地；1241—1242年，在蒙古金帐汗国的攻击下，匈牙利曾经遭到沉重打击。2、匈奴帝国时期。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各民族陆续迁移到这里，首先到来的是匈奴人，在阿蒂拉的领导下建立了强大的匈奴帝国……
在酒店读到旅行手册上的文字。
在古代，有一个生活在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人们称之为“匈人”。他们从4世纪开始西迁，入侵东罗马和西罗马，策马沙场，如乌云压境席卷大半个欧洲，因此引发欧洲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民族大迁徙。这里的旅行导读把匈人当作中国古代的匈奴帝国，大部分学者也都这么认为，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北匈奴西迁和欧洲的匈人进攻正好处在同一时间。只是一直尚无定论，DNA测试也测不出结果。
中国的音乐学家杜亚雄教授却在两地民歌研究中得出结论：匈人就是匈奴人！
杜教授写了一部厚厚的著作《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裕固族人口不足1.5万，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部和祁连山北部，虽说是小民族，却有三个分支和语系，在元朝时其中一支最重要的部落曾被一位蒙古王子统治，讲蒙古语。经过20年的搜集、整理和钻研裕固族民歌，杜教授发表了一篇震惊海内外的论文《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指出它与匈牙利古代民歌存在大量相同之处，认为匈奴音乐文化就是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渊源之一，从而确认了匈人即中国汉代的北匈奴部落。这项研究引起世界性的轰动，匈牙利、美国、日本、阿根廷纷纷邀请杜教授举办学术演讲会。有一位匈牙利记者采访他的时候，听了一段裕固族西部民歌的录音，居然可以分辨个别词句，而且还知道这首歌曲，连匈牙利人和这位记者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可能是因为两地民歌的语言、音阶、调式、结构都十分类似。
“你是人类的天谴，但这里是上帝之城”
在旅行手册里面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阿蒂拉”，匈牙利历史上的“匈人帝国”之王。人们称他“上帝之鞭”，形容他在战场上风卷残云一般勇猛残暴。我知道他竟是因为威尔第的歌剧《阿蒂拉》。
阿蒂拉生活在公元406—453年，活了47岁。即使所向披靡，将士的命运终是早逝。在欧洲史诗的有关插图里面，阿蒂拉穿蒙古裘皮长袍，戴皮帽子，一张高颧骨国字脸，像中年版的郭靖。
他的故事也很传奇。
条条大路通罗马，阿蒂拉竟是被捉去罗马做人质的。那时他12岁，已是匈奴王。他在宫廷里面读书、学习，被灌输各种古罗马文化习俗，罗马人希望他以后回去多多传播大罗马帝国的文明。阿蒂拉尝试逃跑，却老被捉回来。不知道这一传说是否属实，若是在罗马教育长大，他那匈奴人的战斗力又是从何而来呢，12岁之前他就能弯弓射大雕么？
那些令人闻风丧胆的战绩都已镌刻入欧洲历史，成为欧洲文明形成中亡命般的传奇。
入侵东西罗马，杀到巴尔干半岛，包围君士坦丁堡，远征高卢，直至意大利，把西罗马的皇帝赶跑。差不多整个欧洲都在匈人铁蹄之下：东起咸海，西至大西洋，南起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但是在这位伟人去世之后，他的帝国也速速覆没了。
威尔第的歌剧《阿蒂拉》就是关于他的死亡故事。对于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人们给予他一个传奇之死。可见他虽然残暴，但在人们心目中却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公元425年，阿蒂拉率军入侵意大利，杀死阿奎利亚城的国王，俘虏了公主欧达贝拉，公主发誓替父报仇。“你可以拥有整个寰宇，但把意大利留给我。”罗马的将军这样对他说。可是风头正健的勇士如何听得进去？后来他一路攻到罗马城外，教皇对他说：“你是人类的天谴，但这里是上帝之城。”阿蒂拉觉得这句话如此熟悉，仿佛梦境里听谁说过。他心里升起敬畏，宣布停战，双方和平欢庆。但就是在那天夜里，公主欧达贝拉用阿蒂拉赠她的剑杀死了他，罗马军队也攻入匈奴阵营。
英雄最后死在了女人手里。
这传说当然是杜撰的。但阿蒂拉的死确实是和女人有关，据说他当时新娶了一位勃艮第少女，新婚之夜喝高了，在睡梦中鼻腔血管破裂导致窒息而死。英雄没有战死沙场已经令人扼腕，而他居然是这样不小心死的。现实如此嘲弄戏剧。
威尔第写《阿蒂拉》的时候33岁。那时他已经写出了第一部代表作《纳布科》，但还没到日后写《游吟诗人》和《茶花女》的那个黄金时代。《阿蒂拉》在威尔第的目录中并不算重头戏，那几年他还在风格摸索期，但在中国它却是时常上演的，毕竟这是一位匈奴将领，值得大演特演。
我看的那一场是匈牙利和中国的联合演出，在上海大剧院，为了庆祝威尔第大师200周年诞辰。
相比后来那些成熟之作，这里剧情显得拼凑，人物看起来模糊，好像还未从破旧历史书里面走出来。政治因素超越了剧情和人物，在戏剧中如此安排显然是不明智的。威尔第的才情在写歌剧中逐步摸索和积累，后来的《阿依达》就扭转了这种局面。
但是从前奏曲开始，我就被它的激情点燃了，一直觉得这个意大利式荡气回肠的主题曲是最激励我的音乐之一。有这样一种激情牵引着，剧情就算是老远的欧洲老故事，也令人振奋。除了主题曲，合唱的烘托也感人至深，还有重唱，安排妥帖，句法成熟。
威尔第的早期作品几乎都是政治性的，英雄、家国、复仇、压迫、解放、权力争夺，古老的正歌剧成分居多，因而那些作品难以像《茶花女》那样流传。让人惊异的是，在这里威尔第年轻时代的热情呼之欲出，在这样一部政治题材的作品里面，居然爆发出如此感人肺腑的热情，让人想到威尔第的雄心和他生活时代的社会风貌。在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复兴运动兴起，独立主权意识觉醒。威尔第确实不同于那些不理政治的艺术家，他后来参政做了国会议员。
教堂里的音乐会
你一定要看看欧洲的教堂。
我们去看圣伊什特万圣殿，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天主教堂。漫步在96米高的宽阔穹顶下面，仰望隐没在阴影中的壁画，感受主的恩惠，觉得自己原来一直是被某些信念引领着，没有堕入时间的深渊，在圣殿里面依旧有深深敬畏，虽然那并不是我的神。
平时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中世纪的圣咏，台下听得昏睡，我自己也草草。可是在这里，那些平时记不住乐谱的圣咏，自己从耳畔轻轻响起来，飘浮在头顶。独唱的男声，诵唱一段拉丁文，女声像风一样，忽而飞上了天空。那女声合唱原来如此赤诚，如同追问不休，为什么，为什么活着要承受苦痛、分离、欲望的折磨，为什么人们要相互争夺、彼此仇恨？
石头是死的，画中人是假的，但什么在吸引你、感动你？你看见石头被打磨得光滑匀称，一块一块整齐叠置至高朗开阔的穹顶。顶部的构造精细饱满，每个棱角都有手工的繁复装饰，每段装饰都似而不同。还有那一幅一幅壁画，所有人物都安详、纯洁而生动，所有色彩也都安详、纯洁而生动，细腻到看不见笔触。当它们一点一点在巨壁上绵延，延展至远处，你发现那就是一部史诗。你在这里看到的不只是艺术，还有信仰及热情，如果没有信仰，人能够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而不懈怠、不厌倦？
所有的细节都让你发现，这里有神存在。
人们对待那神灵也不全是敬畏，还有一种孩童似的珍爱在里面。色彩丰美的绘画、鲜艳的彩绘玻璃窗、花岗石、蓝色的大理石、金箔，把好看珍贵的宝贝都收藏在教堂里，每次来做弥撒都细细观赏不忍离去。就像小孩子们收藏在半岛铁盒里的玩具，丢失一件是会伤心很久的，任何金银财宝都比不上。
教堂门口有一个摊子，写着音乐会售票处。原来教堂里每天晚上还有一场管风琴音乐会上演。于是和朋友们兴致勃勃地买了当天晚上的票。
从圣伊什特万教堂出来，走过几个路口，就到了布达佩斯歌剧院，一座新文艺复兴风格混搭巴洛克元素的歌剧院，建于1875—1884年，里面的华丽穹顶和壁画，让我想起刚才看过的教堂。在上上个世纪的欧洲人心里，音乐也是一种信仰。我在宽阔的大厅里，轻轻哼唱喜欢的咏叹调，听它在华丽的壁画间流淌，在声音流淌中感知它的开阔与静谧。
在街头磨蹭到傍晚，吃匈牙利油饼，喂肥胖的鸽子，在广场上玩自拍。等到天黑之后，我们回到了大教堂。
在门口抽了一张节目单，曲目写在简简单单一张白纸上。
灯火微暗，一架不起眼的管风琴出现在讲经台上。然后管风琴音乐会开始了。由管风琴家主奏，时而邀请他的朋友合作，一位长笛家和一位年迈的男歌手。都是熟悉的曲目：巴赫改编的维瓦尔第作品BWV593；阿尔比诺尼的《g小调柔板》；莫扎特的《C大调行板》K315；舒伯特的《圣母玛利亚》；最后是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与赋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