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休怀粉身念”

  进了饭厅,饭刚摆好。饭是高粱米混小米,北京普通人不常吃大米饭,因为太贵。菜只三盘,二大一小,大盘一盘是素烧白菜豆腐、一盘炒蛋,小盘是酱瓜。和尚请康有为入座,坐的是直角的硬木椅,人坐在这种椅子上,除了正襟危坐,不容易有第二种坐法。饭桌是方的,是普通的、不怕烫的红漆桌,简单而干净。正面墙上挂着一幅横幅,上面写着:
  西汉有臣龚胜卒,
  闭口不食十四日;
  我今半日忍饥渴,
  求死不死更无术。
  精神时与天往来,
  不知饮食为何物。
  若非功行积未成,
  便是业债偿未毕……
  是谢枋得的绝命诗。把这位不食而死的烈士的遗诗,这样挂在食堂里,倒是一种含意深远的对比。
  和尚等康有为看完墙上的横幅后,请康有为用饭:
  “刚才有言在先,不为康先生特别准备,我们吃什么,康先生就吃什么,请用饭吧。在世俗标准,绝不好意思拿这样菲薄的菜请客,但康先生不同,所以我也不觉得失礼。”
  “法师是真人。”
  三个人就吃起来。和尚没吃以前,把蛋分做双份,说:“蛋由康先生和普净合吃,我不吃蛋。刚才康先生看的横幅,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康先生是行家,这字写得怎么样?”
  康有为看都没再看一眼,随便答道:“字是写得不错,写了一手好赵字,只可惜用赵孟頫的字体,写谢枋得的绝命诗,未免太不相称了。”
  “这……我一时想不起来为什么?”
  “他们是同时候的人哪!赵孟頫投降了元朝,谢枋得跟元朝不合作,谢枋得死而有知,发现他的绝命诗竟是赵体字,不是太可笑了吗?”
  “啊!康先生说得是。我们浅学,都看不出来,真荒唐、真荒唐。”
  康有为笑着,有一点自得的神色。和尚问:
  “为什么一百年前这位和尚写了这手赵体字呢?这有什么道理吗?”
  “可有道理呢,一百年前正是乾隆时候,乾隆皇帝喜欢赵体字啊!所以流行赵体。再往前,乾隆的祖父父亲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喜欢董其昌,所以当时又流行董其昌的字。一切都是上行下效,这是中国的特色。这也说明了,中国的许多事情,要办,都得从上面来。”
  “像乾隆皇帝喜欢赵孟頫的字,喜欢以外,大概也有政治作用吧?”
  “政治作用是很明显的。元朝是蒙古人,在汉人眼里是胡人。赵孟兆页不但是汉人,而且是宋朝的皇族,元朝统治中国,有这么一个人来捧场,当然是很好的号召。乾隆皇帝是满洲人,在汉人眼里也是胡人,他当然也会援例利用赵孟頫,何况他真的喜欢赵孟頫的字呢。”
  “那么赵孟頫是汉奸了?”
  “奸不奸的问题要看用哪一种标准,如果用的是汉满蒙藏等各族都是中国人的标准,对中国人自己的种族来说,并无所谓好。并且,忠奸问题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那么黑白立刻分明。在一个人阅历较多一点以后,他有时难免会发现,人间许多对立的问题,如是非、正邪、善恶、好坏等等,并不都是很草率就能断定的。同时对立的情况,往往并不如想象中那样明显,对立的双方,可能有混同的成分、相似的成分,甚至还有完全相反的尴尬场面发生。中国正史中,从宋朝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开始,有所谓‘奸臣’传,后来的正史,像《宋史》、《辽史》、《元史》、《明史》,纷纷援例,于是忠奸之分,在历史上和观念上,也就愈发显明。正史以外,中国的小说戏剧,对忠奸的判决,影响极大。尤其在戏剧里,为了帮助观众有‘忠奸立判’的效果,‘红脸’和‘粉白脸’,也就应运而生。忠肝义胆的自然是勾红脸,如关公;权奸误国的自然是勾粉白脸,如曹操,这种分法利落,固然给了观众不少方便,于施展爱憎之间,少掉了不少麻烦。但是一旦分错了,就对不起人了。试看《宋史》‘奸臣’传中被戴上奸臣帽子的,有的根本不算奸臣,像赵嗣!而该戴奸臣帽子的,像史弥远,却又逍遥于‘奸臣’传之外!由此可见,忠奸问题,并不像书上和民间传说上所说那么简单。例如曹操,不但不是奸臣,并且是大英雄。曹操不是奸臣,还属容易翻案的。像冯道,就复杂得多了。冯道在五代乱世里,他不斤斤于狭义的忠奸观念上,不管是哪朝哪代、不管是谁做皇帝,只要有利于老百姓,他都打交道。宋朝时候,唐质肃问王安石,说冯道‘为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此得为纯臣乎?’王安石认为当然是纯臣、是刮刮叫的了不起的大臣。王安石以伊尹为例,反驳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贤者伊尹在商汤、夏桀间游走,目的不在对谁忠、对谁奸,而在照料老百姓。王安石认为冯道能委屈自己,‘屈身以安人’,这种行为,‘如诸佛菩萨行’,简直和佛和菩萨一样伟大呢!例如契丹打进中国,杀人屠城,无恶不作,中国的英雄豪杰,谁也保护不了老百姓,但是冯道却用巧妙的言词、大臣的雍容,说动了契丹皇帝,放中国人一马。欧阳修写《新五代史》虽然对冯道殊乏好评,但也不得不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冯道能够以‘一言之善’,从胡人手中,救活了干千万万中国百姓,这比别的救国者对老百姓实惠得多了。冯道这样与胡人合作,骂他是汉奸,通吗?公道吗?”
  “用这种标准,谢枋得死得不是没有意义了?”和尚问。
  “谢枋得死的意义有他更高的价值标准,这种标准,是人为他信仰而死,这就是意义。至于他信仰的对不对,或值不值得为之一死,那是另一个问题。那种问题,往往时过境迁以后,可能不重要,甚至可能错。例如谢枋得忠于宋朝,但宋朝怎么得天下的,宋朝的天下,得之于欺负孤儿寡妇之手,谢访得岂有不知道?所以,宋朝的开国之君,十足是篡位的不忠于先朝后周的大臣,不能不说是奸臣。这么说来,忠臣谢枋得,竟是为奸臣所篡夺到的政权而死,这样深究起来,不是死得太没意义了吗?”

《北京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