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节 分尸

  “分尸?你是说——”
  “我是说我的‘死事’会有多重的意义、多种的解释。你到海外以后,会同所有的维新党举出我是维新的烈士,说我为维新走了一大步、走了最光荣的第一步,变法开始了,中国人民必须踏着谭嗣同的血前进。”
  “是,我是要这样说,因为这是真的。”
  “真的?真的在革命党眼里,就不再真。他们会说:看吧,还妄想和满洲鞑子搞变法吗?连在满洲皇帝前面得了君,你们都行不了道,都要被老太婆翻掌一扑,所有什么新政,都烟消云散,人人头挂高竿。还妄想与虎谋皮吗?死了心吧,这就是谭嗣同血的教训,血淋淋的证明了中国前途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可别再妄想走改良的路了!想想看,卓如,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一死,反倒帮了革命党?如果这样,我的声名岂不被双方来抢,给分尸了?”
  “我倒没朝这个方向想过,经你这么一说,那你到底该不该这么牺牲掉,倒真要再考虑、再考虑。”
  “我早考虑过了。”
  “你还是要走绝路?”
  “这不是绝路,这是生路、这是永生的路。”
  “你用死来证明生?”
  “有什么不好?卓如,刚才我告诉了你,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来这里并不是来做感情的诀别,而是交给你稿本,告诉你我心底的话。如果纯粹做感情的诀别,我不会来,这也就是我离开这里以后,到我死前,我不想再见大刀王五他们的原因之一。我来这里找你梁卓如,因为你我之间有特殊因缘,你有大慧根,能够了解我,也能够了解我不能了解的,也了解康先生,也了解并且不断了解中国的前途、中国的路。现在,我告诉你,我死了,人人知道我为变法而死,不错,我是为变法而死,但为变法我也可以不死,不死也有不死的价值和理由,我也相信这种价值、这种理由,所以我赞成你不死,你走。但我为什么要死?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我为什么‘伤勇’而死?为什么?因为我有另一个想死的原因,这原因几年来,一直像梦一样缠着我,使我矛盾,使我难以自圆,使我无法解脱,这个缠着我的梦,就是革命。有多少次、多少次,我认为中国的路是这一条、是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改良这一条,是别人走的革命这一条,而不是我自己走的改良这一条。有多少次,这个梦在我心里冒出来;有多少次,我用力把这个梦压下去、压下去。我到北京来以前,我云游名山大川,结交五湖四海,我的成分是革命的多、改良的少,直到我看了康先生的书,听说你们的活动,遇到了你,我才决心走这条改良的路。现在,改良已走到这样子,我有一种冲动,想用一死来证明给革命党看、给那些从事革命而跟我分道扬镳的朋友看,看,你们是对的,我错了。从今以后,想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革命。我倒在路上,用一死告诉后来的人:不要往这条路上走,此路不通。”
  “哎哟!复生,你在说什么?你这些话太可怕了,就算你真的否定改良的路线,肯定革命的路线,那你也不该用死来证明你的否定和肯定,你为什么不去加入、不去革命,为革命贡献一份力量,为什么你要死?”
  “死就是贡献力量的一种方式,当我发现,风云际会,多少种原因配合在一起,而自己的表现方法竟是一死最好的时候,我就愿意一死。”
  “你认为现在就正是这时候?”
  “现在就正是这时候。因为,实在也不瞒你说,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本来可走革命的路,认识了你,你和康先生正走改良的路,要帮手,所以我过来。如果当时你走的是革命的路,我会毫不考虑地过来同你一起这样走,你看了我发表的书,你早就认那些是激烈的革命里子,你和康先生在湖南保中国不保大清,何尝不也是革命里子?我们很苦,我们都知道中国要救,可是谁也不敢断定改良与革命两条路到底哪一条行得通,或哪一条最近最快,或哪一条损害最小效果最好。这次政变,本质上是一种战场上探路的性质,我们探路,证明了改良之路走不通,我决定陈尸在那里,告诉大家猛回头。告诉所有的中国仁人志士,以谭嗣同为鉴,别再有任何幻觉。所以我的死,在这种意义上,有牺牲自己和苦肉计的意味。希望你能留意。我做的,不但告诉改良者不走他们的路,告诉了革命者走他们的路,也告诉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该走哪条路。”
  “如果你为了告诉革命者走他们的路而死,你不必死,革命者无须你告诉,他们就走那条路。”
  “革命者是无须我告诉。但有些参加革命的朋友们,知道我用死告诉了他们是对的,我是错的。也许,我真正死的心情,没有人知道。别人从表面上只知道我为变法而死,却不知道我为变法可以不死。从高远博大的角度来说,我不是为变法而死,我是为革命而死。”
  “为革命而死?谁会这么想?谁会承认?革命党也不会承认。”
  “所谓为革命而死,意思是一死对革命有帮助、有大帮助。我的死,使改良者转向革命者、使广大的中国人民倾向革命者,等于我在为他们推荐革命的将是正路,我为他们做了一种血荐。”
  “革命党不承认,也不领情。”
  “我何必要他们领情、承认?革命行动像花一样,有显性的、有隐性的,我做的是隐性的。他们是显性。我无须经他们承认我是革命党,我才是革命党。”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去革命?也去做显性的?”
  “我做显性的,到了海外我是什么,人家说我,我只是一个改良未成愤而革命的家伙,甚至说我是投机分子也不一定。我加入革命,不过是一个生员、一个生力军。但如我做隐性的,情况就完全不同。我觉得死比生效果大得多。因为死可以血荐。”
  “你要血荐,你不说你转向革命,谁知道啊?你何不先到海外,你那时要血荐,你可以发表大家支持革命的宣言,然后当众切腹自杀,这不也是很好的血荐吗?总比你这种一言不发大家猜谜式的好。”

《北京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