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元
有人说力拔山河不幸事件，拔掉了陈水扁台北市“江山”，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些夸张，但如能透视此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原来陈水扁就是这样丢掉“江山”的。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这一天，“力拔山河——台北市秋天万人角力”的宣传旗帜，还飘扬在台北市街头巷尾，在基隆河河滨运动公园轰动登场的万人拔河比赛，惊传血淋淋的断臂事件。
在这个事件中，有多达五十三位参与者轻重伤。其中最严重的陈铭国、杨炯明，都是左手臂断肢；蒲清旁肝裂伤出血。另有朱永川右手撕裂伤；洪俪玲左锁骨骨折、胸部挫伤、头部外伤；张忠厚右手腕开放性骨折、孙柑林头部淤血肿胀等。
这个悲剧鲜血淋漓的呈现在媒体上，吓得有的民众一段时间内不敢吃猪脚肉。
当然，参加力拔山河的受伤民众受到照顾与理赔，是市府应迅速去做的事，问题出在担任市长的陈水扁以违乱法纪的方式，来处理善后。
首先出现的大问题，是慰问金、补偿金及医疗、复健、看护等费用的支付过程。
从事发的一九九七年十月到陈水扁卸任的一九九八年十二月，陈水扁为了解决此事，动用人民的纳税钱高达新台币三千九百四十六万七千余元，而马英九接任市长后，基于法人延续原则，接续陈水扁曾经向受害者协议的承诺，在一九九九年持续动用第二预备金四百零五万元，支应受害者的医疗、复健费用，市府的支应须永远承担，因为陈水扁以白红黑字承诺在医疗、复健，甚至工作上，要照顾他们一辈子。
不明就里的人会觉得陈水扁的做法很对，很有“爱民如子”之心，愿意挺身以违乱法纪的做事风格，来完全满足受害民众的要求。
而实际上显非如此。比如，顾问金的发放标准不一，两位最严重的断臂民众，各获发二十万元，但颈部淤血肿胀的孙柑林获发二十五万元。而另外获发二十万元的有蒲清旁、朱永川、洪俪玲。其余受害者都获发五万元。
违法发放补偿金杜悠悠众口
补偿金的发放过程可就惹人争议了，陈水扁为了立刻塞住民众的口，甚至希望受害者能美言陈水扁，便以逾越法令规范的方式恣意发放补偿金。其实“依法行政”的做法，陈水扁应积极协助受害者申请政府赔偿，但申请政府赔的时间较久，陈水扁怕日久生变，惹来更多批评，便极力扩大市长的权限“便宜行事”起来。再者，如申请政府赔，受害者依法获赔后，相关市府官员，包括陈水扁，依法得负起行政疏失及被政府求偿的责任。也就是说，陈水扁如协助民众走政府赔的路，等于是在搬砖头砸自己的脚。因为受害人政府赔成功时，陈水扁市府团队可能会为了负起行政及偿付责任垮台。
于是，陈水扁选择了“非法”的途径，动用自己的第二预备金（俗称市长零用金），支付大笔的补偿金。
其中，断臂的陈铭国、杨炯明各获赔六百万元，肝裂伤内出血的蒲清旁获补偿八百万元，右手撕裂伤的朱永川获赔四百五十万元。
当然，除了这笔补偿金外，陈水扁满口答应他们为其医疗、复健一辈子，并将其中某位在区公所任职的受伤公务员连升三级，严重破坏政府人事制度，公务员如为执行其本身职务上的公务，不幸受伤，理应大加叙奖升级，但公务员参加公余拔河活动受伤，就能快速升官，岂不怪哉。
问题是，陈水扁发放补偿金基本上是毫无标准的。比如慰问金发放最高的孙柑林，就没有另外得到半毛补偿金。因毫无标准，便惹来另外一位右手腕开放性骨折的受伤民众张忠厚不满，把陈水扁及事发时担任新闻处长的罗文嘉等一干人，一状告进台北市地方法院。
这一状可能会把陈水扁告得“破功”，因为陈水扁好不容易以柜面下运作的方式耗了三千多万元，眼见事情就要摆平，却在一九九八年市长选战开打时，杀出了张忠厚这个“程咬金”。
在一切为胜选，视人民纳税钱如无物的情况下，请假参选中的陈水扁指派时任副市长的林嘉诚，与张忠厚签下“哀的美敦书”（即降书），协议的时间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距离市长投票日只剩一个礼拜。
同时，陈水扁等人也在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四日市长投开票前夕，获得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检察官不起诉处分书。
牺牲纳税人一切为胜选
陈水扁与张忠厚协议的内容主要分四点：
一是陈水扁拿人民纳税钱五百万元，补偿张忠厚。
二是市府全额负担张忠厚未来一切必要的医疗、复健费用。
三是市府协助张忠厚就业，并保障张忠厚工作的继续，直到张忠厚自行离职或依法令规定必须离职为止。
四是张忠厚撤回原告诉。
社会大众如理性来看待这份协议书，就会发现陈水扁居然可以为了一己市长之胜选，就偷偷地、恣意地牺牲纳税人的权益，签下这样完全不合常理的协议书，如果手腕开放性骨折的伤害，市府就须赔偿五百万元，还得保障其一辈子工作，那么政府的现行法令可以完全停摆。如陈水扁真的有诚意，为何不拿出他自个儿“福尔摩沙基金会”的钱来支付呢？用“荒唐至极、为所欲为”八个字来形容陈水扁的做法，应不为过。
谁敢想象，哪一天陈水扁不会为了成就一己的名利，偷偷以一纸协议书牺牲掉整体台湾人民的权益？
令人不平的是，另有一位左锁骨骨折，伤害比张忠厚严重的洪俪玲，只因不懂得去告陈水扁，结果前后只获发二十万元慰问金。这就是陈水扁平日常挂嘴边的公平、正义吗？
原住民为公死亡不值钱
尤其是，“力拔山河”事件发生后，在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有两位参加市府龙舟队的阿美族原住民，积极练习准备代表台北市参加中国内地所举办的福州市龙舟赛，不幸赛前在新店碧潭演练落水溺死，结果每人只获发一百万元的救助金，市府采用的善后赔偿法令是所属员工因公伤亡慰问金发放标准。这个标准与市府处理“力拔山河”事件的模式比较起来，前后标准严重不一，为公而死还远不如受伤者。陈水扁口口声声重视原住民权益，是真情，还是假意？清楚得很。
陈水扁以市长的身份，创下“力拔山河”这样的补偿先例及模式，宣称“依法行政”的市长马英九，始终不敢跟进。如二零零四年一月发生的信义国小不当施工，小山猫铲土机碾死学童不幸事件，马英九只一再宣称愿积极协助学童家长申请政府赔偿。但依“法人延续”原则，马英九应延续陈水扁的作风，但马英九敢吗？一个学童的生命代价比不上一个成人的手腕骨折或断臂吗？马英九只敢说今后市府举办活动，将为参与人员加保二百万意外险。
陈水扁举办“力拔山河”发生不幸的责任，在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的不起诉书中略有言及：“被告等应注意事先聘请专家检测绳索结构安全，确保参加拔河比赛民众不受意外伤害，并能注意而疏未注意，于事前对拔河绳索未为任何检测即贸然使用，致该拔河绳索因抗拉强度不足，于比赛中断裂，导致多人受伤……因认被告等均涉有业务过失伤害……”（注：因张忠厚撤回原告诉，所以不予起诉。）
其实，陈水扁涉及的业务过失岂止于未于事前检测绳索，还包括事前未为参赛民众加保公共意外险，这本是市府主办部门应注意的常识。而这也导致市府在事发后被批疏失，而被迫额外支付更高额的人民纳税钱来善后。
最后，采用《中国时报》在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一则短评《“力拔山河”兮又出事》作结：“真正应该检讨反思的……它凸显了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动辄以大手笔、大规模办活动的作秀心态，结果造成大而无当不说，同时也增加意外的出现几率……普通的拔河一下子膨胀到万人拔河，人数规模确实是空前，但发生起意外来也是吓人的。”
从“力拔山河”拔掉陈水扁台北市“江山”的过程观之，作秀的代价是很昂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