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唤醒了所有的美梦。写作激活了所有的情感。写作调动了所有的记忆。写作生发了所有的趣味。同样写作使自己显得力不从心，千疮百孔，无一是处。如果你要写作，那么不论你曾经自以为或被认为多么丰富，仍然会显得贫乏，不论你自以为或曾经被认为多么聪明，仍然是太拙笨，不论你自以为或者被认为是多么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你仍然是太平庸，太容易走在别人的已有的辙印里，而不论你怎么样自认为或者被认定是天生的福将，你仍然发现前景是十分地没有把握，甚至是带几分凶险。
我知道我并非不能够成功。但是通向成功的路途险恶坎坷。我知道我与众不同，但是不同之处尚未得到权威的认可。我知道写作会使我大露头角，但是我知道我为此要付出不知什么样的代价。我知道从此我的一切经历经验，喜怒哀乐，阴晴圆缺，伟大渺小，风雨雷电，鸡毛蒜皮都有了色彩，有了意义，从此生命的一切都不会糟贱，从此生命的强音奏响了，生命的琴弦震动着王蒙的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从此王蒙做了唯有王蒙做得出来的事情。我挽留了伟大的时代，我挽留了美好的青春，我挽留了独一无二的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人的激越，我挽留了生命的火焰与花饰。但是我为此要放弃，放弃，放弃许多我的最爱的许多实实在在的生活与快乐。而正是我的最爱，我的实实在在的生活与快乐促使我拿起笔来，正是拿起笔来以后我只能面壁凝思，秃笔挥舞，神经兮兮，呆气十足，疏离我所最钟爱的生活、实际工作与群体。甚至于，写作会使我疏离领导，不论多么开明多么惜才，没有哪个干部科长处长局长书记会欢迎自己的部属一个又一个沉溺于文学写作。一个我所敬爱、许多国人所敬爱的领导人，曾经在私下场合说过：那么多青年都爱文学创作，中国会亡国的！我完全理解他的话，我并非不同意他的话。
周末晚上，与我们同址办公的区工会组织了露天舞会，《步步高》与《大学生圆舞曲》（苏联歌曲）的调子迷人，人们在跳，在体味新生活的开放与快乐，然而我不能去，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写。
一次我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的集会，过去我会选择参加，把自己这一滴水珠投入到人民的青年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骄傲。但是我无法把写作的想法过分地与群体分享，我必须悄悄地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从事我的有点像冒险家的尝试。
我已经是团区委副书记，我有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我在办公桌上摆着各式卷宗，中央、团中央、华北局与市委团市委区委的文件，各基层团总支部（那时成立团委的基层还很少）的汇报、总结、计划与请示，各种报批表格。我的桌子上摆满了那时候常用的办公纸头：一种劣质价廉的片艳纸，以及复写纸、薄而软的美浓纸，以及钉书机、钉书钉、曲别针、胶水和纸夹。我拿起片艳纸写我的伟大的小说，门一响我就用其他卷宗把小说草稿纸盖上。我觉得我的神色有点不自然，说话有点魂不守舍，希望结束谈话，越快越好，我有点不合群，起码与过去不太一样，我无法判断旁人的反映。
只是在动笔以后才知道写一部书有多么伟大、艰难、捉襟见肘、黔驴技穷、殚精竭虑、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你要考虑人物，你要考虑人物间的关系。你要考虑事件。你要考虑天气、场景、背景、道具、声响、树木、花草、虫鱼，日光和月光，朝霞和夕照，一年四季，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是非功过……你是在创造一个世界，你成了你的世界的上帝。
（后来到了1958年，是敬爱的吴伯萧老师写了一篇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作家上帝”论，因为我的交代材料里坦白了这个思想。）
而你只有1米68的身高，50多公斤的体重，营养不良发育不良的身躯，19岁的年龄，18级的待遇，高中一年级肄业的学历，300字报道、800字短文的发表积累……事业总是那么伟大，文学总是那么崇高，革命总是那么无私，感情总是那么火热，而从事这一切的你总是那么涉渺小乃至于卑微！
而且你东想西想，一分钟一个主意，你徘徊犹豫，时刻站在十字路口。任何一段都有几十种上百种可能的选择，每一句话都有几十种上百种说法，每一个标点符号你也可以想上一次两次八次十八次。文学的自由使你变成了自由落体，落到了太空之中，什么都可能，什么都可以选择，什么都有可能成功，什么也都有可能不灵……这是多么恐怖，多么伤神撕肺！
你没有经验。你从来不读指导写作的书。你很少读文学月刊与新出的书。比你小两岁的刘绍棠已经名声大噪，紧随其后的丛维熙已经崭露头角。你佩服感动得五体投地的邵燕祥已经巍然矗立。“在满天的繁星中我寻找着你，我凝视着你，你知道吗？”，“一只歌吹得小河涨水，一只歌吹得彩虹出现”，燕祥的《地球对着火星说》与《芦笛》已经写入了我的心，写出了我的梦，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的最最要命的失眠症又光顾了，我经历的是光明的进击，但也是一场真正的精神危机，我为写作的可能的成功前景而躁狂，为写作可能的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而焦虑，为每阵风雨，每个声响，每个色彩，每个细节的触动而过敏，为每个失误，每个别扭，每个不胜其难其苦的畏难心理而悲伤。所有我曾经多次分析过批判过的“思想意识”毛病：患得患失，个人英雄主义，梦想一鸣惊人，不踏实，不甘心当螺丝钉，名利思想，自以为是，孤芳自赏，孤家寡人，脱离群众……都向我扑上来了，我变得脆弱了，病态了。
我写作的举动至少有点别别扭扭，有点影响我的和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影响我的“进步”。1954或1955年，一批我这个级别的干部都提了一级，然而，没有我的事。当然。
毕竟我在写，白纸上写下了黑字，写下了记忆和心绪，思想和梦幻，写下了诗意和柔情，编织着过往的和可能的一个个最珍贵的日子，岁月留痕，友谊长在，时代交响，一份自己的与伟大祖国伟大时代的见证将有可能完成和保持下来，年龄并没有徒增，干饭并没有白噇，头脑并没有白长，聪明并没有浪费，劳动能够开花也能够结果。
我的写作初稿越来越接近完成，我渐渐透露出了风声，我给几个要好的中学团委书记朗读我的初稿，我受到了一些赞扬，但也有人向上反映我的某些神经质的表现，我受到了团市委办公室一位负责同志的一点批评。
但我越来越破釜沉舟。我甚至想，如果我的小说成功，也许我能够被选派参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操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去一趟，经过一趟苏联，这辈子也不算白活。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了，我写过一首诗叫做《斯大林还会回来》。我常常流着泪唱“阳光普照美丽的祖国原野，原野成为光明的地方，我们编了一首美丽的歌曲，来把挚友和领袖歌唱……”这词也是苏尔科夫写的，他担任苏联作协的第一书记，法捷耶夫是主席。
我开始读一些谈写作的文章了，我记住了萧殷讲的“从生活出发”。我看到曾经担任夏伯阳的政委的富尔曼诺夫在写作日记里说什么成名的想法使他疯狂，我也深有同感，同时感到写作需要非常坚强的神经，它的风险和机会都是太超常了。
是福还是祸？我似乎已经走上了写作的不归之路。在契诃夫剧本《海鸥》里老作家特里果林谈到写作，说是每个具体的东西都是写作的源泉，比如一个玻璃瓶子……这个说法如同天启，如同曙光一闪。而另一个背兴的青年作家特里波列夫，追求女演员败给了老特里果林（后来曹禺甚至对我说他的印象特里果林是一个老流氓），写作也永远赶不上那个老家伙，他使我同情，乃至同病相怜，虽然我并未有情场文坛双失意的痛苦。
我一遍又一遍地读《青年近卫军》，画出它的结构图。我想弄清那么多人物，作者是怎么样结构他的宏篇钜制的。在一个星期天有一次我去南池子中苏友协去听新唱片的音乐会，好像是肖斯塔科维奇的一部新的交响乐。我突然发现：这就是结构，这就是组织长篇小说的法门。第一主题，小提琴和双簧管，第二主题，大提琴和大号，变奏，和声，不谐和音，突如其来的天外绝响，打击乐开始发疯，欢快的小鼓，独奏，游离和回归，衔接和中断，遥相呼应和渐行渐远，淡出，重振雄风，威严与震颤……我知道怎么写长篇小说了，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