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夜的月亮。这些年来它一直明晃晃的悬在我记忆中的某一个地方。那一夜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明亮，没有风，也没有云。碎小的星星在遥遥闪亮。苍穹在淡黑色中透出一点幽幽的蓝，久久凝望着，又似乎泛着白色的微光。月亮的边缘非常清晰，并没有我记忆中那种毛茸茸的潮湿的感觉，它白白大大，在窗口缓缓移动，象有一只神奇而无形的手在艰难地推着。我忽然就强烈地感到它是有灵性的，正默然注视着人间多少正在展开的故事。我记起了今天是中秋节，白天上课时想起来后来又忘记它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而白的月亮，我奇怪地想着家乡的月亮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为什么看去不同？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清楚。也许因为这是遥远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是这样陌生而凄凉。
这么多年以后我有时还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天晚上，思文不用那么冷漠的声音镇住了自己，或者，如果我的心不是那么脆弱，而执着地请求她原谅哪怕一直到天明，以后的一切会不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如果我是学的其它专业，在北美能够如鱼得水，我和她的结局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如果……
但是，人的一生是用偶然的碎片组合起来的拼花图案，每一块碎片都不会有第二次安排，却又决定着图案是否完美的最终结局。没有如果……但是，如果不是我在前年记不清的哪一天，随口说了一句，要思文写信给已经回国的外籍教授贝克，请他寄三十美元考托福，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一切。那时她的同学一个个都赶赴北美，由于我没有兴趣，她也没动过心。那时候，我的话对她来说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那三十美元，作为最初的动力，推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如果，贝克寄回的那封信，偶然地被别人拿走或退回……思文怕寄到她的系里引起议论，要贝克回信到我们系里。信封上有人在英文名字旁批了一个“凌”字，搁在办公室桌子上起码有两个月，我天天看见却毫无感觉。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思文也从不提起。当有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醒悟到这封信是写给她的，拆开来看里面夹着三十美元的时候，我的心怦怦跳了好半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美元，那暗绿色的图案引起人的多少幻想。几天之后，我陪着她南下广州，怕只是写信会报考不上托福。如果，思文的托福考试再多错一道题……纽芬兰大学是当时唯一考虑提供奖学金的学校，最初发出的三十多封信经过几个回合，只剩下这最后一线希望。学校要求托福成绩过六百分，而思文是六百零一分。真的好悬。以后每当她说起这件事，就说冥冥中有个看不见的上帝在保佑，这使她对一切总是充满信心，从不退缩。她的信念是，是困难就可以被克服。很多小事中暗含着生命的转折，它恢宏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在很久以后才会呈现出来。如果……还有很多。一切生命的谜底都潜藏在这两个字之中。但是，没有如果。如果有的话，每一个生命都会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如大江东去无可逆转无法挽回。
那一夜的月亮很亮很圆，在那个圆月之夜我想得很远。
跟思文认识的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在找女朋友的问题上，我有着所向披靡的自信。思文虽然无可挑剔，但我还是有几分犹豫。我没有把握她是不是自己所想象所渴望的那种女性。有一次她说：“Husband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husband。”正是这一句话彻底地征服了我，使我消除了最后的犹豫。对女性我需要有一点精神优势，需要她对我有一点小崇拜，这使我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尽管有时我也想到这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人想自我证实的愿望，是幻想中的附加抚慰，是一个自己设置的人生骗局。但既然人一生都在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自欺中度过，并在这种幻觉中维持着心灵的平静，那么这种幻觉就不必残忍地打破。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往深处细想。当我的一个熟人，也是思文的中学老师告诉我，林思文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随之又付之一笑。我觉得他们并不理解她，认真考虑一下这话的念头在我头脑中一闪就过去了。婚后的生活似乎也证实着我的判断。思文多次说到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事业只是附带的追求。反而是我多次督促她不要无所作为。在家庭中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这种感觉持续了两年直到出国之前。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判断，思文在结婚前所作的姿态到底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还是她的确真心实意地打算扮演一个柔顺的妻子的角色。可以肯定的只是，她的确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如果没有出国这件事，她的这种素质也许永远不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
出国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我和思文在几年的生活中形成的种种默契倾刻瓦解。随着目标的逐步靠近，出国在她心目中由一个淡漠的概念变成一种狂热的奋不顾身的追求。从收到奖学金通知书那天开始，思文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状态。在她的面前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克服。那时她正在读研究生，而研究生按规定不能出国，她必须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退学。她又是从本系考上的研究生，退了学回到本系，这时申请出国，马上会暴露出退学的理由是一场骗局，所以又必须立刻调动工作，这又要得到系领导和校组织处的同意。然后，还要找到一个接收单位，这个单位不但要同意接受她，而且还要同意她马上办理出国手续。还有，她的奖学金只有六千加元，而签证至少要八千五百加元，她必须另外找人作经济担保。而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多月之内完成。
一开始我就和她发生了矛盾。我建议她对校研究生处说明退学的真实理由，这样就不存在同意调走和找接收单位的问题，直接在本校办出国手续。在我看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办好调动根本不可能。但她要一步步走，宁可麻烦也要稳妥。她毫不迟疑地否决了我的建议。几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另外一个研究生想退学去日本，对研究生处说明真实理由，遭到坚决的拒绝，还找了文件给他看。得到这个消息思文拖了我连夜拜访了他，那研究生直赞扬思文精明，骂自己糊涂，不懂世事，又说自己能变个女的就好了，装作有了身孕就可以退学。思文说：“这一点早就想到了。”出了门思文说：“看到了吧！听了你的我就完了，你的话真的信不得。本来我想靠你，看起来是靠不住的。以后你最多只能建议，不能作决定。”我的威信从此开始破灭。
思文从一个怀孕的女友那里弄到了尿，要我填了她的名字去化验。然后取了证实怀孕的化验单，找到一个与她有一面之交的副校长，请他帮助说服研究生处同意退学。她说：“我都快三十岁了才怀了孕，想去做掉他又不同意，”说着指一指我，我马上硬了脸上的肌肉做出坚决反对的神态。“想读下去又实在无法兼顾……”她说着这些的时候神色凝重，讲到研究生学位丢了太可惜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声音哽咽，掏出手绢侧了脸去擦眼泪。副校长显然被感动了，答应明天就打电话给研究生处。我木偶似的呆在一旁，如此生动的表演使我如坐针毡，我万没想到思文还有这么一手。我相信在那一瞬间她自己一定也动了感情，连我这个知情人也看不出丝毫的做作，细想之下就甚至感到些许恐怖。出来我说：“思文凭你这张嘴，说水上能点灯我也会相信的。你去加拿大怎么学民俗学呢？”她望了我不知什么意思。我又说：“你应该学电影表演才是，你肯定有天赋，得奥斯卡奖也没问题。”她说：“你在心里笑我了吧，被逼成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倒是心里放得下架子做得出来！”她说：“不做有什么办法你倒告诉我！你当我是有表演欲呢。活这个世界上只能按达到目的的需要去做，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做。算了算了，你心里的傲慢先收拾好了，要不你有本事把路都走通了什么都不要我管。”第二天中午她说副校长电话已经打了，要我陪她到研究生处处长家去，我知道她心里想着我在场可以加强现场效果。想到她又要把那番表演重新来一遍，我忙不迭地推辞。她说：“好，你在外面等我。下次到组织处长家你一定要去。”我只求当时脱身，一口就答应了。半天她从里面出来说：“有希望了。”我看她眼眶湿湿的，说：“又伤心一场，白死了一批细胞。”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果然过几天就办了退学手续。办了手续她说：“现在学也退了，只有背水一战，不是死就是活。万里长征才走了一步呢。”我说：“你别吓我，死死活活的！”她瞪了眼说：“吓你？现在谁有心思吓你！”看着她的眼神我心里一惊，说：“你是林思文不呢？”她又瞪了眼说：“别开玩笑，现在刀都架在脖子上命都去半条了，你还开玩笑。”看她那陌生的眼神我心里恐惧着不再做声。
下一步要去找组织处长，请求调动。她认识处长先生的女儿但没有深交，找上门去要求帮忙够不上交情，也太突兀。她设计好了，在处长家附近路上等着，装作在外面碰到，再谈拢了到她家去玩，这样去接近处长，等了几次没有等到，回来就找我发脾气，我稍一反抗她就表现出失去控制的疯狂，说：“别跟我吵了，你，你！我会背刀砍会放火的！”我只好摇头叹气不再吭声。这天她回来说：“到戴处长家去了，在外面碰了他女儿，说上路就跟着去了。今晚你陪我去。”我说：“我去干什么，我去一点用都没有，我最不喜欢求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我说着抱拳作揖打拱。她马上沉了脸说：“我喜欢求人，我最喜欢求人，这是我的爱好！我是求人的专业户！高力伟我跟你说，现在学也退了，死路一条，不成功则成仁，不成功我会发疯，你总不愿有个神经病妻子吧？”我说：“又吓我了，你这个人命最要紧，不会神经。”她“嘿嘿”笑两声，我心里直发凉。她笑了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不会，不会。”我怕她的神态，说：“主要是我去了也没有用。”她说：“戴处长凭什么帮我的忙？有内容呢！她女儿只比我小一岁，在市政府工作，还没有对象。我们学校找遍了没有合适的，现在要把范围扩大到你们学校去，所以你非去不可。”我吓一跳说：“我们这里自己还有很多大姑娘呢，我到哪里去找？要不我们先离了婚，你把我介绍给她。”她说：“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做是一定要做的。”我还想找理由推托，她叫起来，“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谁叫你开始叫我写信要美元考托福，把我推到水里你想袖了手站在岸上不管我？”我只好答应了陪她去。走到戴处长家门口我站了不肯进去，她也不做声，直了双眼盯着我，一只手抓着我的肩，指甲深掐进去。我痛得想叫又不敢叫出声来。她忽然又松开手，“扑哧”一笑轻声说：“求你还不行吗？一辈子我又能求你几回呢？”她那一笑惊得我打了个哆嗦，一身起了鸡皮疙瘩。我心软下来，点点头，抱着豁出去的心情看她按了电铃。里面人应了来开门，她又匆匆吩咐我说：“表情自然，笑。”进了门她象老朋友久别重逢笑得生动，并不提出国调动的事，也不提他女儿的事，和处长天南地北扯得热火朝天。处长女儿娴静地坐在一边竟插不上嘴，只是含笑听着。扯了好久又很自然地转到他女儿的婚事，指了我似乎是不经意地随口说：“他们学校还有一些不错的小伙子，要他去说。”我连忙点头应和。要走了站起来到门口，思文才说到调动的事要请戴处长帮助。戴处长一口应了说：“组织处放你没问题，你们系里肯不肯？”思文说：“系里的工作我会去做。”处长送出好远，分手时思文又把话题转到他女儿身上，说：“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处长说：“把漂亮放在第一位的年轻人没有出息，还是要找有出息的。”我想笑又不敢笑。
处长去了，我说：“思文你胆子太大了，怎么敢说这几天就有消息的话！”她说：“那归你负责。”我急得出汗搓着手说：“我没有办法，他女儿又长得不漂亮。”她说：“漂亮还劳驾你，早抢跑了。”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我自己的堂妹我还……”她猛地一推我，我说：“你打人？”她说：“打人？明天杀不杀人还不知道，放火不放火也不一定。你这样实在的人，那是应了我爸爸一句话，吃屎还没有人开茅厕。谁规定了一定要搞成呢，你现在的责任就是找几个去见面。”
只好硬了头皮上了。说真的我自己找对象都没有用过这份心思。辗转托朋友物色到一个，思文把处长女儿夸成一朵牡丹。（以下略去1000字……）
最困难的还是找到一个同意思文马上出国的接收单位。我和她每天骑了车在太阳底下跑，找遍了全市二十多所高校和中专，没有一家愿接收。第一次就在我所在的学校碰了钉子，以后连续地碰钉子，几乎要绝望了。思文完全变了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晚上刚入睡就惊醒，再也睡不着，还要把我也叫醒了陪她整夜的讨论。听我把那些空洞的安慰之辞说了一遍又一遍，她才安心一些。她的神经特别脆弱而敏感，我一句说不好，她就会发脾气。我疑惑着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那个温柔的思文到哪里去了。又担心这种局面以后无法改变，那我真不知怎样跟她生活下去。为了使她那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有所中和，我尝试着不动声色的抵抗，但这种抵抗除了引起她发泄式的激动之外再也没有意义。我在几次尝试之后无计可施，便采取了完全退让的态度。对这种家庭角色的急遽转换我根本不能适应，把希望寄托在事成之后回到原来的状态。面对冲动的思文我压抑着自己，心情沉重。有天晚上，我一句话说得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激动起来，冲到我面前和我吵。我觉得她实在太没道理如此冲动，回了几句嘴，她就做了拼命的姿态把我挺到墙上搡揉着，说：“到今天我还要命干什么，把这条命拼死算了。”我只好垂了头不再做声，再要记起引起这一场冲突的那句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心里叹息着世事的荒诞。沉默着经过一片废墟，我躲到一堵墙后解了手。看见周围一片空旷，我一股气从心底涌出来，忍不住拼命吼了几声，象野狼的嚎叫回荡在旷野。我回到马路上，路灯下思文露出嘲讽的笑，自言自语似地轻轻吐出几个字：“蠢气，别丢人了。”这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伴随着一种耻辱感我心底漂移着一阵憎恨。
那个月思文身上又来得特别迟，超期一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思文劈头劈脑骂我说：“叫你不要碰我，你要！你图了自己痛快又不顾我的死活。”我想来想去实在记不起自己何曾犯过错误，申辩了几句她哪里肯听，声称“你要负全部责任。”逼急了我说：“不可能，除非你自己在别的地方……”她象一只小兽似的扑过来，伸了五指抓我的脸，我吓得推开门就跑。她追出来站在楼梯上，怕邻居听见，用手势比划着打的动作，我在楼梯下，嘴张合着不发出声音，一次一次地摊开双手，比划自己没有错。两人手比划着演哑剧式的好一会，楼上有人下来，她马上回屋去了。那人过去了，我上到楼梯中间，看着没有动静正想走上去再解释。她突然冲了出来，我转身就跑。她站在上面说：“男子汉，男子汉呢。”我在下面昂了头说：“我不跑你要打我呀！”后来拿尿去化验了，并没有怀孕。她看了化验单还不信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都过有十天了。我说：“那你从来没有这样忧虑激动过。”又过了一个星期，她高兴地告诉我说：“怪你怪错了，你别生我的气，要是平时我也不会那样呢。”我叹息说：“出国都把人折磨成什么了，北美有钱捡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接收单位还是没有希望，思文需要的只是一纸证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但就是没有哪个单位愿盖这个章。我们的亲友全部出动，活动了一个月也没有进展，思文几乎就要疯了。有一天我开玩笑说：“不就是一个章吗，实在没办法，自己刻一个算了。多出点钱找街上那些流动的刻章人。”她说：“那怎么行，到公安局开玩笑。露了馅我这个国就出不成了，还要判刑。”我说：“说笑话呢，谁真的敢？”她沉默一会，象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又下决心似的说：“最后没有办法了，判刑也要试一试，我反正是不要命了。找人刻也要坐了火车到别的城市去找，万一出了事也不连累到他。”我看她认真起来，想得这么细，心里怕了说：“开玩笑的啊，你当真什么！你想要我坐几年牢吧。”她说：“你自己说出来的，那自己去做，我不管你怎么做，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出了事我就说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坐牢也是我去坐。”看她那神态我心里想，出国不成恐怕要闹出人命来的。
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之际，事情忽然轻易解决了。我的一个朋友一天来访，知道后自告奋勇说，他在一个研究所有熟人，关系不太密切但可以试试。我说：“早就试过了，想送东西也送不进去。”思文却马上提出陪他一起去，当天就得到消息同意接收，几天后派人去思文学校拿了档案，又开出了接收调令。两天之内办完了调动手续，马上又开出了申请护照的证明。有些事情真是想都想不到。拿到护照那天思文捧了在嘴上亲得“啧啧”有声说：“为你这鬼东西我都差点死了。”又贴在面颊上摩挲。我说：“还不是靠了我，我的朋友。”她说：“靠你我还有今天，以后你讲的话我要多想几想。”以后我再说什么，她也不反驳，只是从喉咙里哼出一声冷笑，那轻轻的一声象刀片子一样刮得我心里生疼，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压抑着的绝望叹息。
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没来得及仔细体会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思文就去了圣约翰斯。
那天夜里的月亮又白又大又圆。我在天快亮的时候才沉沉睡去。我在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丝印象是，那冷冷的圆圆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窗口消失。
十八
和思文的感情一旦开始走下坡，就以加速度下滑。这是一种难以扭转的恶性循环，我和她都无意出于理智的考虑作出妥协，把发展引向另一个方向。对事情的危险前景我有了模糊的意识，却没有情绪去补救，倒象自己是个听之任之的旁观者。我并没有在内心精心计算过利弊得失，只是凭着直感去行事，这种直感是理智不能驾驭的强大心理力量，连自己也无法解释。后来想起来，当时我潜意识中有一种破坏性的恶意，它裹挟着任性、固执和些许残忍向前滚动。不知思文对事情的前景有怎样的认识，她并不是缺乏想象的人。
于是很小的冲突也有了很强的破坏性。这一天思文说，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妹妹思华弄到圣约翰斯读语言学校。我说：“自己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再背上几十几百斤。思华外语不懂几句，体力又没有，娇娇的弱不禁风，来了干什么。”她说：“思华是做工人的，没有你这么多麻烦，只要能赚钱就行。她端盘子总端得起吧。”我说：“你想清楚，林思文！我工作还找不到她找得到？读语言学校工作许可证也申请不到。”她说：“打黑工，总比中国赚得多。”我说：“来了还不是天天闲在这里，起码房子你要给她租一间。”她说：“这你别怕，不要你养她，不要你拔一根毫毛，不要你去找工作，都归我包圆。”我说：“你能负责包圆，你能负责我还会落到这一步！你只能负责一个屁！”她马上说：“我就能负责你这个屁，不是我你这个屁能放到北美历史系来？”我一次次鞠躬说：“感恩戴德，感恩戴德。”又说：“那我的弟弟也要来。”她说：“那也可以，等思华来了再说。”我说：“他是男的先来。”她说：“我先来思华先来。”争了半天她不再理我，到楼下去做饭，我心里静不下来，又追到楼下去说，她把饭锅往电炉上一顿，水溅起来在烧红的电热盘上“滋滋”地响，腾起一股白气，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要再商量了，你再说我也懒得听了。我一天到晚忙得一踏糊涂，哪里有精神来听这些闲空话。跟你我口水都讲枯了。”说着吐了舌子给我看，我气得腿直抖，一恨一恨地咬了嘴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说：“害了我们自己还要害思华。”她冲过来说：“我害了你是吗，我害了你！你良心都喂给狗猫吃去了！”又瞪了我咬牙切齿说：“固执的人，固执的人！你这个人真的不是人！”我说：“那你找了我这个不是人的人！”她嚷道：“是我自己瞎了眼！做个男人就这么狭隘，你什么时候才会象个男人！”我浑身的血燃烧着，把冰箱踢了一脚说：“放屁！”冰箱的门开了，她把它关上，笑一笑说：“踩着了你的痛脚是吧！”我说：“放屁，放狗屁！”她说：“你再骂，你敢再骂一句，我拳头都捏得叫了。”我笑起来说：“嘿嘿，你还想打人！放──”话没说完她一掌打在我脸上，我痛得一叫说：“真的你打了，你打了！被你打了脸我还是个男人！”我用手挡了第二掌，她又朝我身上打。我从后面抱住她，抓住她的手，她弓着身子挣不开，就踩我的脚。我松开她说：“你打，让你打！”她不再打我的脸，使劲打我的身上。我闭了眼站在那里不动。她又打了几下说““没有劲了，手打痛了。”我的神经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痴呆呆地站在那里象一尊木偶，无法理解身外的一切。她喘息着，坐在椅子上呆望着我。我一时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痴呆着不知多久，时间似乎也停止了。突然一滴泪从眼角沁出来，缓缓流过面颊带来一点微痒。这痒痒的感觉唤醒了我的意识，我回到了现实，想起了刚才那一幕，鼻子一阵酸痛，抿了嘴眼泪默默地流，一颗颗挂在下巴处，再滴下去。思文开始木然地望着我，象是看一个陌生人。这时看到我流泪，她似乎省悟到了什么，低了头避开我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双手，不断地用力去擦手背那碰破了皮出血的地方。她的动作中带着一种自虐的残忍，象是要平衡一下刚才对我的粗暴。我装作不理解她这动作的意义，麻木地望了她不做声。这样持续了很久，直到我站得有点累了，才长长地叹息一声，颓然地倒在肮脏的地毯上。我听到她开始轻轻地啜泣，又不住地抹去眼角的泪，这也没有引起我心里的那种爱怜的感情。
平生第一次，我拒绝了女人的眼泪。
要是我对痛苦的体验不那么敏感，那就好了，那样我会活得轻松得多。有时候我遗憾自己情绪的触角那么脆弱，轻微的伤害也会引起强烈的难以摆脱的痛苦。我经常在内心说服自己，“这是一件小事”，可深心又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这种说服是一种善意的自欺。我甚至对自己有着一种痛恨，在心里责骂自己是“没有用的东西”，“狭隘的小男人”，但内心的沉重仍然无法消除。这种责骂成为了徒劳无益的挣扎，反而提醒自己更尖锐地意识到那种沉重，在里面越陷越深。在这次事情之后，我忽然感到思文脸上说不清楚的一点什么是那样难以忍受，潜意识中那种生理性排拒忽然明确化了。四年多前，我和思文认识的时候，这一点使我有一点犹豫，我无法装作视而不见，人唯一不能欺骗的就是自己。好多次我下决心想咬紧牙关冲过去，心想结了婚就不会再想那么多，但又怀着一种很深的恐惧，怕结婚以后那样的感觉更加强烈。人人都说思文长得漂亮，连我那些挑剔的朋友也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这使我想与他们交流一下感受也难于启齿。我在心里叹息着，自己这么敏感可怎么得了。有一次我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到这一点，朋友马上反驳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真的十全十美又轮不到你了。他的话马上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这话真是太对了真是无法反驳。思文的柔顺消除了我最后一点心理抗拒，我告诉自己这种弥补已经足够。她对我那样爱那样痴心，我不忍也舍不得叫她失望。何况我周围也没有几个姑娘经得起那样近距离的仔细审视。结婚以后我几乎忘了这一点，偶然有点感觉也没有觉得那就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这种排拒的感觉又强烈起来，它阻挡着我从内心去接受思文暗示性的和解信号。对思文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再在内心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对自己长时间的装聋作哑。“离婚”这样一个念头一旦在心里闪过，就再也不能抹去，它在内心看不清的什么地方发出诱人的遥遥召唤。
思文对那天情绪的失控显然很后悔。她也许没有料到我根本就不回手，也不遮挡，这样使她的冲动找不到合理性的借口，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安抚自己的内心。如果我还手，她心里反而会舒服一些。她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木然的态度比粗暴的反抗更加可怕。我对那天的事并没有特别计较，没有提及一句，只是用一种淡漠来回答她表示悔意的暗示。那几天我无心看书，上课也集中不起精力，整天的神思恍惚。我知道思文需要一个台阶，使她得到我的谅解而又不至于太突兀羞于出口。我在一种阴暗的心理支配下，以一种刻意的冷漠来阻挡她和解的意愿。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还是说还是做，可是语气和神态中却渗透着一种拒绝。晚上睡觉时我说一声“瞌睡了”，就熄灯背对了她，在黑暗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嘴角那一丝冰冷的笑。
思文对我有意的拒绝已经理解，这使她羞于再做出和解的姿态。于是她换了一种方式。那天晚上她吃饭只吃了几分钟，一碗饭还剩下一大半，就推了饭碗，懒懒地倚在沙发上。推开饭碗的时候调羹掉在桌子上“当”地一响，这响声使我领悟了这一举动的特别用意。我想问一声，犹豫着还是装着没注意到，沉默不语。这种沉默使我非常痛苦，我已经完全体会不到自己的冷漠带来的报复的快意。整个晚上我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内心冲突，想着是不是该放弃这种冷漠。好几次我几乎就要换一种口气去问她，为什么只吃这一点饭，是不是病了，但总是在心里害羞着鼓不起勇气。又想到前几天的事对自己来说甚至是一次机会，它使我有被良心允许的充分理由保持这种冷漠。于是我装作没有意识到她的自虐，说几句平平常常的话，大多数时候用漫不经心的阅读来掩饰沉默中包含的残忍。睡觉之前我几乎要崩溃了，不经意似地问她：“我肚子又饿了，煮了牛奶你也吃一杯好不？”她淡然地说：“算了。”得不到回应我马上退了回来，默然的睡了。
半夜我突然醒来，象心里有什么在提醒着自己。我伸了脚慢慢的朝身后探过去，空空的使我吃了一惊，睡意顿消。装着翻身侧了身子我发现思文裹了什么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偷偷移了胳膊看着夜光表，是凌晨三点。我在黑暗中等了约有十分钟，她还是一动不动象一尊塑像。我眯着眼仔细观察了一下，她只裹了一件单衣。我缩在毯子里顿时感到一阵凉意，心里震颤着，再也没有力量坚持，再也无法装作无动于衷。我咳嗽几声，轻轻翻了几次身，又睡意蒙蒙地呻吟几声，她还是一动不动。我用含含糊糊的声音说：“睡觉了，半夜了。”说了几遍她还是象塑像一样在黑暗中沉默。我支起身子，用力把她按下去，说：“有点蠢吧！”她说：“睡不着。”还想坐起来。我伸了胳膊搂了她说：“有什么心事睡下来想，要感冒了发烧了好些罢！你是最爱惜身体的人呢。”她呜呜地哭起来，哭着就气喘吁吁身体抖动。我说：“你还在想那天的事情呀？算了，连我都忘记了。”她缩在我怀中说：“你没有忘记，你记仇，你心里记仇。”我说：“我真的没放在心上，谁老放在心上呢，不就是打了几下吗，这点小事。”她说：“我知道，我心里知道。”我知道那些空空泛泛的话再也含混不过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在异国他乡天涯海角，好难好难的啊！同心协力还应付不了，还要互相折磨。我们心里苦了在流泪滴血有谁会知道呢？加拿大好是好，但不是对我们的好，特别是我，人都是个废人了。我们还是按原来想的。赚点钱，生个儿子是加拿大公民，给他多留一条路，你再拿了学位，回去算了，好不？”她止了哭说：“好。”又说“那你不记我的仇了？”我说：“不记。”她说：“要是你得健忘症还好些。其实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多心，我只是没有耐心。外面压力这么大，几千几万斤压在身上，我都觉得腰要折了神经要断了。我没有耐心你原谅我一点，心里知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就别跟我计较，你是男子汉心怀宽广。在这茫茫的世界你再不理解我还有谁理解我呢。我抱了好大的希望，苦苦等一年把你等来，谁知又是这样，我有什么想头？”说着又哭起来，肩在我胳膊中一耸一耸抖动。我感动着，却再也说不出什么，摸了她的头说：“睡吧，睡吧。”
第二天早上她情绪很好，去学校之前说：“高力伟，那天是我不对，是我犯了错误，你真的不记我的仇好不？我保证下次再不这样了。”又羞涩地笑起来。我说：“好好，我忘都忘了你还老是提起！”她说：“知道你是男子汉胸怀海一样辽阔，怎么会跟我这样的人计较呢。”我说：“别拍我的马屁，拍也没有用，我不要你说好听的，下次别这样就没事了。”她说：“不会了，哪里还会呢，我又不是疯子。”她去了，我心里惆然若失。这种感觉如此明显地在心中凸出来一块，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一定有什么原因，坐在那里想了很久，把所有的事都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这种感觉的来由。我干脆抛开了去，拿起教科书一句一句的读下去，但那种感觉依然在意识的边缘飘荡，让人感到它的阴影。我放下书，下楼从冰箱里取了一听可乐来喝。在嘴唇触到冰凉的可乐那一瞬间，一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我明白了自己。原来我在深心已经把这件事当作了一个机会，一个通向解脱的起点，而现在这个机会却失去了。明白了这一点我有了一种懊恼，怨恨着自己没有足够硬的心肠把冷漠坚持下去。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产生了分手这样可怕的想法，而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唯一明确的是，我现在本能地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牵挂的人，这想法连我自己也感到了恐惧。
在寂寞的时候，我常常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我觉得在深心自己也看不清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他把我当作另一个人来审视。我想了好久，试图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可怕的想法。有些男人在结婚以后，会因为生活的平淡缺乏预期的浪漫而对妻子失望，这也许并不因为妻子有什么不好，而只是对平淡感到厌倦。他们在深心渴望着奇迹，有时单独赶赴舞会，想有意料不到的艳遇使乏味的日子富于新鲜的刺激。在思文出国以后，当舒明明以稚气的崇拜昏头昏脑地闯入我的生活时，我没有拒绝这种热情。在惶惑中我安慰自己，想着这并没有超出人性允许的胡度。对舒明明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最后的距离，这不是因为有多么道德，而是没有勇气承担那么沉重的良心责任。好多次我在激动中想做那种我渴望着而又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这时那种畏惧就提醒着我就此止步。我还不至于为了追求刺激的渴念去凿沉家这条小船。舒明明好几次对我说：“给我一点希望，给我一点希望。”我坦白地告诉她，我不能那样做，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勇气。我心里喜欢着她，又觉得自己虚伪透顶。到加拿大之后，我想着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可近来我又开始了有意识的回忆。在自己的想象中，我已经把和舒明明在一起的情景温习过许多遍了，那些平平淡淡琐琐细细的事情，忽然都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每次与思文发生冲突之后，对过去的回想就特别活跃，舒明明的幻象就更生动地浮现在眼前。那怯生生的羞涩，那迷迷惘惘的询问眼神，使我的心感到快意的安慰。这样的安慰我从思文那里也曾得到过，但现在已经很遥远，出国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我需要这种感觉，当我在现实中得不到，就到回忆中去寻找。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中，舒明明那小鸟依人般的身影就显得更加珍贵，更加执着地在我心中闪现。犹豫着我给她写了一封信，非常平淡，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只字不提，这时我明白了自己对她的真实感情，明白之后更加小心谨慎。我不知道自己的前景，我怕她造成幻觉而作前途渺茫的等待，那样会害了她对她太不公平。生活中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想念一个人就越是不敢表达。人真的是很怪，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珍贵，所有的心神都集中到了那一点，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把它看成了幸福的全部。在这万里之外，地球的另一面，我想起舒明明那信赖的轻轻一点头，那求助的微微一笑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多么领当不起的生活恩泽。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连我自己也看不透也说不清楚，难道因为这些我竟动了离婚的念头？在这种种回想的映衬下，思文的种种优越都失去了色彩。在国内时，听见别人说思文是女性中的出类拔萃者，我心里还很得意，觉得她真的是无可挑剔。而在这里，当其它留学生，还有她的老板等人众口一辞这样说的时候，我却感到了沮丧。我总觉得这些话的后面的意思就是，你高力伟配不上她。那天去化学系一个博士家里玩，他太太对我说：“高力伟你真是幸运，有了这样的太太还有什么可complain的呢？”我当时点头微笑称是，心里却是一声苦笑。人有时对自己就是不理解也看不透。为什么离婚的念头一旦产生，就这么强烈，我说不出充分的理由。这是一种直感，我相信这种直感一定有着充分的理由，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
十九
纽芬兰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几乎还没有感觉到秋天，冬天就来了。
（以下略去3000字……）
二十
我要思文从化学系搞来一个温度计，用桶在水房里接了冷水热水兑在一起，测了水温，把上次买的绿豆分一半泡了，又把房子里的电暖气开大一些。过一天绿豆吐出一点小小的白芽。我把绿豆倒入那只塑料大桶中，用湿毛巾压好，每天从水房提了温水浇几次。水流到底下一个大桶里，快满了就舀出来提到水房倒了，一天几次。晚上把水准备好，半夜也起来浇一次，怕烧坏了。豆芽一天天长上来，四天后竟长满了一桶。我抽了几根看了，长长的一根根，白嫩嫩脆生生的惹人爱。我说：“好了。”便和思文把塑料桶抬到水房里，闩上门，在浴池放了半池水，把豆芽倒进去，再一把一把捞起来，这样洗掉绿豆壳儿。洗了两遍洗干净了，有一大桶，称了有四十多磅。我心里高兴着，多搞几桶就来钱了。
我给顾老板打了电话，问他要不要。（以下略去250字）
回去我把钱掏出来给思文看，她也很高兴，又耽心我误了学习。我说：“学习学不学都行，钱可不是赚不赚都行。”她又说，赵教授已经通知了她，到明年一月助教工作就没有做了。我说：“刚可以多赚几块钱，又一个洞，豆芽的钱也填不满。不过也好，舍了那点钱你论文就快马加鞭了。早点到多伦多去赚是一样的。”她说：“不做了也好，做了我心里好紧张的，生怕一点没做好。”我说：“下个星期豆芽再多发一桶，什么地方有那种大桶呢？”她说：“学校教学楼有，有些都空在那里。”我说：“那今晚去拿一两个来。”她说：“还是买吧。”我说：“拿一个算了，买一个也要到超级市场跑一趟，还远些。今晚没有机会拿到，买也要买一两个。”她犹豫一下同意了。说：“十点钟你到赵教授实验室来找我，十点钟以后教室里就没有人了。”
晚上我骑了车到赵教授实验室找她，她说：“我有点怕。”我说：“怕什么呢，我真的当这是偷，我又不去拿了。我只当家里没有垃圾桶，顺手拿一个。”她说：“如果碰了人问你，你就说，Ithinkituseless.”她要我复述一遍，我又复述了。她说：“有人了我就唱歌。”我说：“干什么呢这么紧张，自已吓自己吧。有人来了又怎么样，我当他的面也拿了。”她说：“小心，去吧。”
上了楼我查看了教室都空着，便熄了走廓里的灯，教室里的灯射到走廓来，静静的反而有了一种紧张气氛。我轻声自言自语壮胆说：“自己吓自己呀。”又把灯开了，心里反而坦然起来。我提了两只垃圾桶，把里面的垃圾倒到另一只桶里去，又把两只桶叠起来拎着。
快走到转弯的地方思文忽然站在那里唱起了歌，背对着我一只手在后面摇着。我马上把桶靠墙放了，手插在口袋里慢慢踱着步。一对男女学生牵着手下楼，望也没望这边一眼。下了楼我拎了桶在前面走，她推着单车远远跟在后面。到了马路上她跟上来了，我说：“进了安全地带了。赵洁为了八块钱上了法庭，这两只桶要三十块钱呢。”她说：“那不一样。”我也笑了说：“那不一样。”我要她上车，她说：“风这么大，又拿这么大两个桶，会吹倒的。”我说：“我骑车你还怕，你搭我的车也有几年了，出过事没有？”她说：“出事还用两次！”却一边在车后坐了，一只手拎了两只桶。我骑起来，她说：“小心啊，两条命！”我说：“死也不是你自个去死。”后面来的小车经过我们的时候都放慢了速度，鸣着喇叭小心地开过。有辆小车开得很慢经过，一个妇女摇下车窗说：“Toodangerous，becareful！”思文说：“我还是下来。”我踩得更快说：“外国人命要紧，没有事也说危险。他们又没有骑过单车，知道什么。”
这一次发出来的豆芽有七十多磅。我和思文在水房里洗了半个上午。听见三楼有人下来，脚步声在水房门口徘徊，知道有人等着解手，我急得汗都出来。外面的人等不及了敲了，我们又不敢开门怕他进来看见这种场面。
匆匆洗完一遍，听听外面人走了，开了门赶快把豆芽抬到自己房里。等啤酒老倌解了手，再抬进去洗一遍，俩人累得直喘，怕水房占得太久，别人不高兴了报告了房东。洗完后思文翻着电话簿打了十几个电话，有两家超级市场要我们一袋袋装好，拿去试试。我又临时去买了塑料袋，一磅一袋装好。下午我送过去，有的说包装还不行，有的说质量差点，总还是接受了。最后剩下十几磅，我说：“算了，留着自己吃，这个星期不要买小菜了。”思文不肯，又抓起电话去联系，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餐馆要十磅。我说：“我送去了，你在家做饭。”她说：“反正今天是没心看书了，一起去吧，当它是散步。”在地图上找到位置，俩人一起送过去。谁知走起来比想象的远得多，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拿了八块钱又往回走，思文说：“脚又走痛了。”我说：“这八块钱坐出租车回去不知够不够？”她说：“来得这么苦的钱，真的舍不得用。”走到半路她说：“肚子饿痛了。”我说：“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家了。”她说：“我饿不得，饿了头就发晕。”花一块钱买了一包炸土豆片。我说：“俩人跑这一趟赚了七块钱。”她说：“肚子饿痛了那没办法。”
回到家一算，得了六十多块钱，除了成本赚了五十块钱。思文拿着钱呆呆地看了一会，忽然哭了起来。我说：“哭什么呢，你买土豆片我又没有说你。”她只是哭不说话。我说：“怎么我又得罪你了？”她用衣袖擦着泪说：“下次别发豆芽了好不？”我说：“好不容易找一条缝能赚几块钱，又不搞了！”她说：“两个人忙这一整天，那几天天天要浇水还不算，半夜还要起来，算起来两块钱一个小时也没有。我想起我们自己，真的好可怜啊。国内的亲戚朋友，只以为这里有钱捡，我妈妈知道我们这样，真的会哭的。我们有苦也说不出来。”我说：“有办法谁愿这样？没有办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哪天有好办法了我们按那个办法去做，现在没有办法还是按没有办法的办法去做。”她说：“我知道没有办法说服你，没有办法。”我说：“一大袋绿豆还剩几十磅呢，吃得完不？扔了它不？你不想搞你就不搞，我反正要搞。”她说：“你反正不会听我的，我也没抱希望说服了你。没有办法。”
二十一
这天思文告诉我说，她大概是怀孕了。我的心一跳，身上紧张着感到了燥热，一时不知是惊是喜。我马上镇定下来说：“到医院验了没呢？”她说：“还没呢，我想就是的。”我说：“怕又是情绪波动作怪了，要不我明天陪你去医院。”她说：“也可以吧。这次感觉不一样。”我说：“也好，也好，既来之，则安之。”她马上说：“什么叫也好也好，生个加籍公民不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目的吗？”说着眼睛直望着我。我避开她的目光说：“很好，很好”。”她说：“你心里不太高兴？”
我心里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情绪体验明白，被她这一问，倒真象心里不高兴被她发现了，便昂了头迎了她的目光说：“怎么不高兴，怎么会不高兴？怎么会呢？”她冷冷地说：“我倒真的看不出你有多么高兴。”她这一说我倒象在商店行窃被现场抓获，已经无可抵赖非得找一个说明的借口了。我机械地说着：“很好，很好，很好。”我说得很慢，拖延着时间，自己也感到很虚假在掩饰什么。当说到最后一个“很好”时，我忽然想到了便有了勇气，说：“只是我们现在太难太大压力了，我简直就不敢想象……不敢想象再有个孩子怎么应付得过来。”说了这句话我觉得轻松了，又想起赵洁在法庭上说手里拿了一把伞。可是我并没有做贼的心态怎么神态却象个贼！思文听了这句话，脸上却柔和了，说：“怕什么呢，这么多人都生了，也没见有谁就过不去。没想到他会来，可来了就来了，还等到什么时候呢。我都快三十岁了，难道不成去把这孩子做了他！苦也要熬，难也要熬，都是熬过来的。人一辈子就这么回事，没个容易那么一说。”听她说“这孩子”的时候，我心里也泛起一阵温柔，仿佛一个赤裸的胖大小子的影子在眼前一闪。
晚上我感到心神不定，想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情的意义，又怕思文看出我有心事的样子。我拿了教科书说：“我到楼下客厅里去看。”把书翻了几下，就那样打开了捧着下楼去了。下了楼我把一张沙发移动一下，背对了楼梯坐了，又把书摊了放在膝上。我坐在那里心里乱七八糟，一会想会有个孩子了，加拿大公民，又完成一件事；一会又想这一来跟思文的关系就板上钉钉再也无法改变，要她改变现在的性格几乎不可能，一辈子感情生活就这样没希望了，怎么甘心！我心里还萌发着一种新的期望呢。想过来想过去总想不清楚，在心里对自己发狠说：“想什么想呢，想！想也罢不想也罢，你想他生下来他会生，不想也会生，想不想都是一样，想也是空想了，干脆别想！”这样想了心中一阵轻松，用力合上书站起来准备上楼去。书合上时“叭”地一响，一瞬间我忽然感到一种沮丧，脚再不敢迈动，仿佛跨一步就是作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决定。我站在那里呼吸紧张，胸口感到了巨大的压迫感，渐渐的沮丧变成了恐慌和绝望。我喉咙里哼着“怎么得了怎么得了”，声音含糊，只有我自己能懂得那声音的意义。这样哼着我又颓丧地坐下去，这时心里已经明白，这件事对自己是一个确定的打击。
第二天我骑单车搭了思文去了医院。我对自己心中的阴冷感到害怕，可又没有办法很自然地做出兴奋的样子。我那愁苦的心情一定被她看出来了，她说：“难道你真的怕到这样的程度，我一个女人还不怕呢！孕是我怀，生是我生，你实在要怕还有几个月呢。”我放宽了心，象是被她说中了心事，做出愁苦的脸说：“我真的怕，真的生下来怎么办，自己也顾不过来呢。”我不会扮演一个假面的角色，内心的高傲也使我不屑于这样去做。现在勉强做着，自己也觉得不自然，心里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反抗。幸好思文转了身去问护士小姐什么问题，没有注意我的表情。
在服务台我们交了社会保险卡和医疗保险卡，领一张卡片填了。护士叫我们等着。为了掩饰自己不安的神态，我拿了桌上的《TIMES》来看。上面报道苏联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发生大规模冲突，这对戈尔巴乔夫民主化进程是个巨大考验。又有麦当娜在多伦多演出，全城轰动。我想着现在在多伦多的话，说不定有机会一睹麦当娜的风采，但还没想得太明白又否定了，门票起码几百元一张，我进得去吗？正胡思乱想，护士叫她，思文就进去了。我想跟进去，护士微笑着扬手挡住了我。我不断地来回踱着，脚根本停不下来。心里祈祷着，希望此事非真，又是一场虚惊。又想着当年母亲怀了我去看医生，父亲的心情不知如何？这时候我对自己的心看得特别清楚，甚至觉得，如果没有这个事实，自己和思文的分手已成定局。这样想着我更加感到了这个事实对我的残酷性。在内心我并不是一个硬心肠的人，我很怕伤害了别人，哪怕无意中给了别人轻微的伤害，我会感到非常不安，这种不安可能还会持续很久，我甚至没有力量去拒绝别人的意愿。
但是这一次，天啊，我真的没有办法！如果这个念头对思文是残忍的，那么也请上帝原谅我在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我在走道里来回地走着，心被撕成了碎片。这一刻与思文分手的愿望是这样强烈，简直在这一瞬间成为了铁一样的决心。我这时觉得痛苦绝对不只是一种精神感受，也一定是一种肉体的感受，不然它为什么这样具体到可以触摸，使我的心如此沉重？我不能解释这时自己这种愿望为什么会这样强烈，以至对于钱的愿望也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了。我感到了害怕，我想在心里向自己证明，这不过是一时的冲动，是由于要接受一个新的事实而激发出来的过分恐惧，由于人的那种难以实现的意愿就更加强烈的可悲天性。但这种证明不幸却是乏力的，内心的呼声是那样清晰强烈无可回避。我觉得过一会如果这个事实得到最后的证明，我这一生就再也没有幸福可言。
这时思文从诊室里出来说：“医生叫你。”我从她脸上看出，怀孕的事已经确证。我心往下一沉，马上又恢复了冷静，反而有了一种痛苦的顶点已经度过的轻松。医生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笑容满面向我祝贺，我也微笑着点头回应。他的话我听不明白，知道是在吩咐做丈夫的要注意什么。出了门思文问：“医生说的你都听懂没有？”我说：“半懂不懂。”她又把医生的话转述给我听，我都应了。单车搭了她往回走，走不多远我停了说：“不知单车能搭不？有震动。”她说：“没有事，医生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和平时一样。”继续骑了车走。思文在后面说：“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要是个男的就好了。”我说：“加拿大分什么男的女的，又不是中国，中国城里人也不分了。加拿大女人权利还大些。”她说：“是个男的呢，幸福操在自己手里，女的呢，幸福操在别人手里。还是男的好。”她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出来，我真没想到。看起来她已经领悟了男女之间的另一种奥秘，想起来也是我伤了她的心。
我敷衍着说：“有出息呢，幸福都在自己手里，没出息呢，幸福都在别人手里。你看我不是个男的，工作机会和奖学金都操在别人手里。”她说：“你是特殊情况，不算。我说的是男人女人的区别，你别打岔。毕竟三十岁的男人和三十岁的女人就不一回事，老天爷设计人的时候就没有特别公平。”我说：“那我们生个男的。”她说：“已经都定了，你这都不懂。”又说：“如果生了就把我妈妈接过来带，满一岁了让她带回国去，我们再好好干几年。”我说：“连怀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又说了很多，我心里正痛苦着，没听清她说什么，她说一句，我“嗯”一声。她忽然提高声音说：“高力伟！”我吓一跳，回头望她一下说：“怎么，又犯错误了？”她说：“你不高兴？”我说：“没有啊，就是想起有点怕，这两年差不多就完了。”她说：“问你什么都是一个‘嗯’，‘嗯’什么呢？”我说：“我想着总有点怕。”她说：“谁知道你想什么呢，你的心思我永远不懂。”
那几天我心事重重，总想着“怎么办”这几个字，却想不出一点办法来。有时候人在某种处境中想挣扎一下，可就是用不上力，眼看了自己的余地越来越小，这时才明白了人也只能如此，他生存的空间就是那么一点，已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规定好了，并不因为这个人是自己，老天爷就作出一种特别的安排。
这样想着我试图豁达起来，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内心活动，想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总是越注意就越不自然，内心的清高也在反抗着这种矫作，反而显出一副遮遮掩掩做贼心虚的神态。思文显然已经有所察觉，“处境太艰难”这样的理由开始被她怀疑。有时她以审视的目光望着我，或者，在我做着什么的时候，她静静地坐在那里，双手悠闲地交叠着放在小肚前，以冷冷的目光追随着我的行动。这种沉默使我感到了沉重的压力，我想说几句轻松的话使气氛不要这么凝重，可思维特别的迟顿，勉强笑着说几句，思文也不象平时那样感兴趣，只是淡淡地反问一句：“是吗？”这简直就是在表示说，你的表演蹩脚透了，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这更加强了我那种心虚的感觉。有几次我真的差不多就下了决心要和她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免得这样相互折磨，但总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事到如今，谈一次除了彻底打破幻想之外，又还能有什么结果？
那几天的内心挣扎使我简直要发狂，我感到了神经由于过度紧张而快要崩裂。我想象着大脑中那根细细的肉质的线，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想到这里我打一个冷颤，拼命摇一摇头似乎想把烦恼甩开。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还要勉力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有时候拿起书来看，在书的掩护下尽情地沉思默想。虽然书上写了些什么却全然不知，但我还是过一会把书翻动一下书页，翻得很响似乎证明着一种事实，并不时地悄悄转悠了眼去观察思文，看她是否已经相信我沉浸在书中了。
终于我彻底意识到这种挣扎毫无意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必须面对现实，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缓和与思文的关系，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当“别无选择”几个字在我心中一闪而过，我感到了一阵痉孪性的痛楚，想着人生这唯一的过程竟如此可怜，在自己最关注的问题上受到如此的制约，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我把“别无选择”这几个字含在口中啧啧有声反复品味，从没有想到过这样的处境在某一天竟会轮到了自己。既然别无选择，那就不必多想，不必任性地放纵了内心的痛苦，徒然增添自己的烦恼。正如走向衰老走向死亡，这事实又何等残酷，但既然别无选择，也就不必焦虑，真的，人不能为别无选择的事情焦虑。命运已经作了这样的安排我没有力量反抗。这样想了我在内心推卸了责任，心境也开朗了一点。
沿着这个方向想到了极限之后，我又回过头来想。毕竟，思文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人，她变了这不是她的错，在这个陌生的国度什么都要自己去争取，什么都是从零开始，要她在外面应付裕如而在家中温柔谦顺，这种要求也太不现实，她不可能随时完成这种角色的转换，毕竟女人不是上帝为了谁的需要造就出来的。我能够理解她但却仍然难以接受她。在这里我们在家庭中的角色已经转换，我想不清楚这种家庭角色随着环境变化而转换是不是必然的。别人都羡慕她，称赞她，我却从这些话中听到了一种别的意味，一种判断，一种嘲讽，这使我的心更加敏感。我心里伏着一只反抗的兽，等待着，窥视着，渴望着一切反击的机会，让这个机会给自己一种力量的证明。世界上也许真的就有那种强干而温顺的理想女性，这是奇迹，奇迹培养了人们的幻想。但谁去设想奇迹就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这个人将是注定了的悲剧人物。尽管如此我也不能就这样承认了我们关系眼下的格局，我总还是个男人，这一点无法改变。我在心里设计着，要软硬兼施想办法改变了她，回到从前。不然我不能想象以后几十年该怎么度过。
我平静下来再也不愁眉苦脸，也能够看一点书了。“历史分析方法”这门课的期中考试，我居然也通过了。试卷发下来逊克利尔在上面批道：“YourEnglishisbetterthanIexpected。”他不会知道，这是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把重要的地方硬背下来，考试时机械地抄上去的。要我临场去组织文字，我恐怕写不出成句的话来。通过期中考试并没有增强我对学习的兴趣，我的心象散沙一样收也收不拢。我还在想着有机会了还是去找份工作，而不能想象这样再过两年直到毕业，那样我在精神上会拖得精疲力尽。圣约翰斯，这个天涯海角的城市，曾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想象，我现在对它却已经完全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