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很小，一扇窗也没有。比我寒伧的公寓里那间浴室还小。一只日光灯被四面白墙反射，光线过剩。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长方形口子，室内的人能否得到足够空气就看它的了。你别想逃，不信你逃逃看。我像所有嫌疑者一样，对这间八平方米审讯室的头一个条件反射是：逃跑有多大的成功率？就算逃出这个门，还有门外长长的走廊，然后是个四通八达的大办公室，在那里你马上会失去东南西北。即使你走运，找到了出路，你也会在接待室被截住。接待室是一间明亮宽敞的大厅，公正而森严，架子摆得很大，挂着星条旗和联邦调查局的徽记。你最远能逃到那里。再远，大厅门口那个彪形卫士就会马上翻脸，叫你“站住！举起手来！”他会拔出手枪，叫你“到墙根那儿去！”然后枪口逼着你后脑勺，空闲的那只手便上来抄你身。那个场面比较没面子，我就真成了反面人物。
我此刻当然不是正面人物。从天花板上的方形口子里那监视器镜头里看，我大概有不少疑点。镜头中我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且脑筋迟钝，如同大部分刚着陆这块国度的中国人。在镜头里我的白色羽绒服，大红围脖，冒牌“Levis”牛仔裤使我大致混得过去：一个超龄留学生，像大多数亚洲女学生一样，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不过，你别想轻易混过去，没那么简单。
我看了看手表，十点半。那么就是十点二十分。我的表总比正确时间快，是增加紧迫还是虚设从容，我也搞不清。我在那张坐过杀人纵火抢劫强奸贩毒嫌疑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一张丑陋的椅子，一坐上去便让你陷入被动和劣势。它的扶手上包着假皮革,上面有一道道划痕。是那些窘迫不安的手干的。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手，坚硬肮脏的指甲在上面刻划，同时是谎言、狡辩、不得自圆其说，这上面或许将添上我的指甲割划。我的手也什么都干得出来：一小时前，在书店里把一本课堂急用的书塞进了羽绒服的大口袋。我买这件不合身的羽绒服，就图它有两个巨大的口袋，使我的书本开销大大减少。我的落网很可能和我在书店的不良表现有关。
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我有什么破绽。
门开了，进来个男人，一个标致的小伙子，头发火红，梳成保守、可靠的偏分，脸色新鲜，带一股得当的科隆香气。他向我伸出手：“对不起，让你久等。”他的京腔一点儿调也不跑。我把手给他握，我的微笑不太好，有点魂飞魄散。审讯者的漂亮是个冷不防。他比我认识的所有美国男人都漂亮，声音纯净，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而且他很年轻，最多三十岁。不过，你别忘了你在哪里。我看不透：是因为他牙齿特别整齐，才使他的笑容格外健康呢，还是由于一副健康的笑容而使他的牙显得异常整齐。你别忘了他是你的审讯者。
我接过他递上来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职务是“特别侦探”。更准确的称号应该是“特务”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脱下羽绒服，接过我的红围脖。这套动作他做出一些体贴来，像个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别这样想，他这是在缴我的械。我目送他抱着我的衣服出了门，两分钟后回来了，告诉我：“替你挂到衣架上了。我办公室里。”
我说：“谢谢你。”你就是不剥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开深蓝西装的纽扣，松了松黄地黑点的领带。对我说：“这里热得不像话。你热不热？很无聊——冬天比夏天热，夏天这里要穿件毛背心。有什么必要？夏天这屋里非常冷，豪华的冷，奢侈的冷！”
“是吗。”你夏天在审谁？
“你该看到芝加哥的夏天。为了它一个夏天，我们情愿忍受它三个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个月，其余三个季节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这样，在这屋里一团和气地坐在审讯者的位置上。他的审讯都是从东拉西扯开始。从很好的笑容开始。这是个年轻的笑容，很高兴自己活着的年轻的笑。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档案夹，目光从左往右扫，一趟一趟扫下来。然后他合上它，两个小臂压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轻轻弹动。开始是一个节奏，渐渐，成了另一个节奏。气氛迅速改变了。这段沉默并不长，顶多几十秒钟，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针毡。
我如坐针毡地一动不动。突然我意识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进了椅子扶手的假皮革。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请你到这里来。”他略略偏着脸。他让我感到，他非常喜欢自己正做的这桩事。他弹着手指说：“要我，我就会很好奇。”他开始从这桩事里得到娱乐。
“我的确很好奇。”我一共偷窃过十二本书，一瓶阿斯匹林和一个针线盒。半年中，一共就这些。
理查又笑了。这笑从蓓蕾到彻底绽放的整个过程都给我看见了。他说：“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说什么吗？”
“安德烈？”我当然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安德烈·戴维斯。没错吧？”
“噢，你是说安德烈·戴维斯。”有人叛卖了他？还是他叛卖了我？这是一场怎样的麻烦？
“他眼光不错。”理查说。他稳稳地看着我，身体却不很老实。他坐的原来是把转椅，他向左边转二十度，再向右边转二十度。不管他是怎样个角度，他的目光始终把我罩住。他的蓝色目光。他在档案夹上轻弹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的。“安德烈·戴维斯和你是什么关系？”
“朋友。”你以为呢？当然不只“朋友”。
“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维斯先生说，你们是正儿八经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趋向，在美国被看成正儿八经的恋人关系。”
我看着他，说：“噢。”
这个特务的意思是，美国的男女关系多种多样，通奸之外、不伤风化、发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这种，叫正经的。除此之外，都是胡来。
“你们真的相爱？”他一下子停止了转椅的动作。面色有了些焦虑。在这种地方，说这样的话题，他也觉着别扭。
我想了想：说：“嗯。”我能说什么呢？
我突然发现不对劲了：便衣福茨像个真正操心我进步，关注我操行的团支书。我曾花出去七年时间和一个团支书作对。我将两臂往胸前一抱，说：“怎么了？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轻轻晃了晃。从天花板的镜头里看下来，我或许有一点儿放荡。
“就是说，你承认你和我们的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正式开始了有婚姻趋向的恋人关系？”
“嗯。”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有想过给它定义。你到底想拿我怎样？十二本书的偷窃和安德烈有什么相干？“我不知道你对中文里‘恋爱’这词的理解，是否和我完全一致。”
“可以再给你一个定义，”他说，“你在和美国外交官安德烈·戴维斯的交往过程中，是否谈到过结婚？”他口气一粗，“谈到过，是吧？”
“好像是。”
“是，还是不是？”
审讯是这样开始的。特务福茨是这样笑眯眯地开始审讯的。
“是的。”
他的笑一下变得松弛了。他体内也是一阵松弛：得到了我的第一步供认。“好。这就明确了。你看，我们指的正式恋人就是指的这个。”
我还是看不出我的祸闯在了哪里。
“不可以和安德烈·戴维斯谈恋爱吗？”
“呕，”他说，“欢迎你和他谈恋爱！我给你错觉了吗？你怎么会觉得我反对你们的恋爱呢？”他肩膀耸起，两手张开。他的肢体充满表达。“戴维斯先生是个杰出的外交官，二十三岁刚出学校苗头就很好。当然欢迎你和他恋爱。他的中文怎么样？比我的怎么样？”
“他能背古文。你知道，中国古文。”别以为我想拿他镇住你。你脸上有了轻微的酸意，极轻微的。
理查忍着妒忌笑了笑说：“我听说他会唱不少墨西哥情歌。”他说着拉开抽屉，眼睛在里面略一搜索，然后又回来，看着我。抽屉里一定有安德烈·戴维斯的资料，他刚才显然来了个紧急补习。“你听他用德文朗诵过《浮士德》吗？”
“当然。”从来没听过。即便安德烈乐意对牛弹琴，我也无从知道那便是《浮士德》。
“对了，他一定告诉了你，他当过兵。”
“没有。”他当然告诉过我。
“他居然没告诉你这件事？”理查的肢体语言表示他大致不相信。“他当过兵！在上大学之前，他当了三年步兵。美国军队提供上大学的费用……”
“军队付学费？！”
我此刻的兴趣很真切。就是从天花板的镜头一眼看下来，也看得出我对“学费”二字的敏感，劲头很大。我对和钱有关的信息都劲头很大。
理查说：“你们中国军队没有给你一笔钱吗?哦，是说，你退伍的时候？”
我的心跳错了一个节拍。原来他在这儿埋伏我；他句句话都不是闲话。我告诉他，中国军人退伍会得到一笔钱，一个美国人不屑的数目。我还告诉他，我们是穷人的队伍。
“不过你不同啊，你是军官。军官会有一笔不小的钱吧？”
“记不太清了。”我记得很清楚：一千四百块，叫做“安家费”。
他看着我，眼睛很快乐。他说：“够买五辆自行车。”他挖苦成功了，快乐变得明目皓齿。
“六辆自行车。”
他说：“那得看什么官了。”
我说：“那得看什么自行车了。这算不算你有兴趣的情报。”
“别叫它情报嘛，纯粹是我个人的兴趣。可能你猜出来了，我是个中国迷。”
“这不用猜。”在人自我吹捧的时候，我一向比较合作。
“中国军队是个特殊的部队。自给自足。”
我说他对极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一点儿也用不着我帮忙。他又来个明目皓齿的快乐。即便是特务，他也是个心地明澈的特务。他无非让我明白，蒙骗他不大容易，甚至是相当艰巨的一桩事。假如我蒙骗他，我可不是故意的。我喜欢对陌生人口是心非。尤其对一个上来就是对立面的陌生人，尤其是，他很可能发展成一个对立面的老熟人。
二十分钟了，这个人到底想拿我怎样？